《色·戒》背后的中日暗战
　　《色·戒》没有也不可能讲述故事的全部。
　　1937年，发生在上海、北平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的中日特工战，
　　并不都如张爱玲和李安讲述的那样有着女人、性与情感纠葛，更多的是血雨腥风。
　　戴笠将军领导的中国刺客，与日伪手下的汉奸特工，
　　在暗夜与街头进行着城市游击战。
　　同志并不永远是同志，敌人也并不永远是敌人。
　　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
　　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从历史角度看，该片展示的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的复杂抗战画卷，以往在国内较少为人所道。可以说，该片填补了中国抗战史的某种空白，为国内观众补了一课。
　　与共产党一样，国民党在沦陷区也开辟了敌后战场，开始比共产党还大，不过后来逐渐衰落。但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则不如国民党强大。因为抗战之前十年，共产党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力量受到很大摧残，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武装力量几乎荡然无存。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和抗战初期，共产党的组织刚刚在这些地区得以恢复或重建，这些地方却又很快沦陷了，所以共产党在城市的武装力量是有限的。国民党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是他们的中心和重心，控制较为严密，力量较为强大。故在沦陷前夕，他们有条件做出较为充分的潜伏布置。抗战时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4年多，除了初期苏联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国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为了鼓舞士气，国民党经常在城市采用扰乱、暗杀、爆炸、恫吓、策反、反间等方式打击日伪，似可称之为“城市游击战”。
　　关于破坏活动，国民党在城市和交通沿线，破坏日军机场、兵营、仓库、粮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铁路、公路、水路等各种交通设施，不计其数。关于暗杀活动，亦有很多“大案要案”。例如，军统追杀汪精卫，从国内杀到国外，又从国外追到国内，屡次失手，仍坚持不止，牺牲了多位勇士；虽未成功，但吓得汪精卫及大小汉奸头目寝食不安。华北的军统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战初期，先后组织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动，其中有的成功了（如成功刺杀了张敬尧），有的失败了（如石友三、殷汝耕），有的误杀了别人（如刺杀王克敏时错杀了王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刺杀汪精卫时错杀了其副手曾仲鸣）。在华东的上海，凭借外国租界的掩护，更是涌现了一批惊天动地的大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底至 1941年底的4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 150余次。刺杀对象，开始主要是各类汉奸，少数是租界里与日伪勾结的高级警探，后来发展到不管军衔高低、对身着军服的日本现役军人“格杀勿论”。例如军统在大年初一的夜晚，潜入戒备森严的私宅，刺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又如，军统在市长官邸，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军统还先后刺杀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籍副总监赤木亲之，以及在马路上行走的日本现役军人60多人，杀得驻沪日军单枪匹马不敢上街。除北平、天津和上海之外，南京、武汉、广州等沦陷的大城市，也时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针对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军和汉奸的制裁行动，日本人以牙还牙，支持汉奸李士群、丁默邨之流以及其他汉奸流氓组织（如常玉清的“黄道会”等），以暗杀对暗杀，镇压国民党的抗日力量。
　　毋庸讳言，军统、中统是特工组织，但在抗战时期，他们在反共的同时，也开展过抗日的特别工作，完成不少抗日的特别任务，对敌后抗战做出了贡献，自身也付出代价。尤其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城市，军统、中统这种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机构，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国民党包括其特工组织的城市游击战，和其正规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史迹一样，应当予以客观承认、充分肯定。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