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宁林:不求大紫但求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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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她的名字,真的是不少人摇头。但提起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中的“狗剩儿媳妇”,很多人会说:“哇,就是她呀,知道,知道。”口气保证充满赞叹和喜悦。
  1988年,杜宁林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她的影视艺术生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她从饰演话剧《桑树坪记事》中的青女、《社会形象》中女主角埃唯丽亚,从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中的狗剩儿媳妇、《离别广岛的日子》中的女主角高娃,《爱有多深》中的母亲赵桂荣,到电影《上梁大吉》中的徐三娘,至今已经塑造了上百个性格各异、特点分明、鲜活,给观众留下极深印象的人物形象。
  但是,杜宁林获奖并不多,用通俗的话说甚至没有大红大紫过。说到这儿,杜宁林先是点头笑了,然后认真地说不求大紫,但求长青。
  想想,这8个字,其实就是杜宁林对自己艺术生涯的最好写照和总结。她虽然没有“一炮走红”,但观众都清楚,她直踏实、平稳地活跃在话剧、电影和电视上,演技、品行越来越被观众所接受和喜欢。她说,在演艺圈里,重要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2009年6月7日晚,杜宁林高兴地接受了采访。下面是记者了解到的有关她的
  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主持节目的“尴尬”
  
  观众可能没有感觉,但与杜宁林合作演出过的演员都知道,什么时候上台,她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从没有中途卡过壳。
  说来,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呢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杜宁林随煤矿文工团下矿演出。那是次大型活动的开幕式,地点在体育场,由她担任节目主持。那次演出,是两个单位共同组织,单位名称很不好记,体育场两侧的看台上各挂着一幅有这两个单位名称的大红横幅。开演之前杜宁林像往常一样熟悉台词,可背了几遍总是记不下来。正在关键之时,她抬头看见了横幅,心想:不背了,现场边看边说。可她没想到的是,开幕的钟声一响,整个舞台的灯光一下子全部熄灭,一束雪白刺眼的追光灯打到她的脸上,她什么都看不见了……杜宁林后来说,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是怎么应付下来的。虽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但这件事把她吓出一身冷汗,让她再也不敢投机取巧和有任何侥幸心理。从此,接了戏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精心研究剧本,谢绝来访,尽量少参加外出活动。另外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任务,不管台词是多是少,是难是易,她都认真对待,从不敢有丝毫马虎,甚至动手抄下来,直到背熟记牢。有时时间太紧,她宁可不睡觉不吃饭,也要先把台词“拿下”。比如汶川大地震到灾区演出时,因来不及背台词,很多演员都是现场拿稿子。但只要杜宁林参加,她一定想法子背好台词。杜宁林认为,在台上念稿子,是对观众的一种不尊重。可为了整齐划一,她也只好带稿子上台,但决不看,所以每次诗朗诵什么的,她表演得都是出神入化、声情并茂。有人开玩笑说,别人是名人朗诵,她是朗诵名人。杜宁林说,一定不要放任自己,演员好好演戏,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你想糊弄观众,观众还能喜欢你?
  
  饰演“垃圾女”的启示
  
  杜宁林演的戏,自己往往不敢看,但是好是坏心里最明白。她最希望听到观众的真实评价。
  在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中,杜宁林客串了一个收废品的“垃圾女”,总共排了一天戏。那次,她头天晚上从北京赶到石家庄,第二拍摄了一天,当晚就回家了。在客串“垃圾女”时,杜宁林把破草帽的顶部撕掉,脸上和衣服脏兮兮的,弄双布鞋趿拉着,把自己对“垃圾女”的理解全部加进去。几个月后,她在外地演出,一位当地老百姓对她说,在那部电视剧中,我就记着您了,演得太像。杜宁林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她至今连这部电视剧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只几个镜头,就让观众记住了,这让杜宁林想了很多。一些演员认为,大戏大作为,小戏小作为,客串之类的凑合凑合就行了。因此对重要角色的戏就格外重视,对角色不重要的戏,特别是客串之类的戏,认为既耽误功夫又不挣钱,就不上心、不重视。这件事儿,让杜宁林感到,戏份无多少,角色无大小,都应该认真对待。往往你没有当回事的戏,观众却记住了你。杜宁林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她无论大戏小戏,只要接下,就视同仁。在刚刚完成的《黄土女女》的电视连续剧中,杜宁林从50岁演到80岁,年龄悬殊大,时间跨度大。整整工作了三个月,但演得非常好。同样,很多又都是小作品,没几个镜头,她也从不放过,一样重视。她珍惜每一次机会,珍惜每个“镜头”。这样,很多导演都愿意与她合作,说她认真、踏实、能吃苦。尤其是近几年,她经常出现这部戏没拍完,第二部第三部戏早等在那了。也正因为这样,杜宁林在影视圈里,口碑越来越好,人缘越来越大,戏越接越多。用同行的话说,她艺术生涯之“火”越烧越旺。
  
  值得记一辈子的台湾老太太
  
  如果说干什么都不容易的话,那么,演戏的确是一个苦差事。无论拍雨戏还是拍打戏,无论酷暑严冬,一切都得服从剧情需要。
  一次,宁林在拍《乡野传奇——大黑娥》时,有一场被人推下水的戏。制片部门烧好姜汤、抱着被子、拿着保鲜膜,作好各种准备。以前,她很怕拍下水的戏,虽然水性不错,能游2000米,可那是在游泳池。那天拍戏,当时天冷不说,一池死水还漂着青苔,看着就让人恶心。“这怎么下啊?”杜宁林正在犹豫时,已近60岁的台湾导演苏月娥,翻过栏杆就跳进水中。苏导在水中探试深浅,还垫好石头。杜宁林当时傻了一般站在那里,脸红了个透。她突然觉得啥都不怕了。那场戏,她先后下了3次水,戏拍得非常成功。
  台湾老太太——导演苏月娥的敬业精神,让杜宁林敬佩不已。从此,她知道了什么叫“敬业”,也懂得了应该怎样“敬业”。
  一次在大连拍摄《爱有多深》电视连续剧,30集中有她240场戏,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但咬牙坚持,她珍惜每个镜头、每一句台词和每一次机会。
  一次拍外景戏,天气非常热,加上最后一场淋雨的戏,3个小时下来后,杜宁林头昏沉沉的,浑身很疲倦。不巧,她又从楼梯上不慎滑下来,脚踝骨两处裂缝,肿得像个馒头不能落地。她很着急,怕因为自己而影响整个剧组拍摄进度。为了尽快恢复,杜宁林每天仰卧起坐60次,小俯卧撑30次,侧踢后踢各30次,空中蹬伞60次,单腿蹦200个。每次都练得衣服裤子湿漉漉的,头发、脸上的汗水把洁白的床单都湿透了。她鼓励自己:还要演戏呢,一定要坚持啊!就这样,她一直没有耽误拍戏,有时一天拍5场。一条腿不方便了,拍戏时她就把坏的腿跪在凳子上,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好腿上,一会儿就麻了,4个小时站得她满身大汗。
  在拍摄现场,最痛苦的是上厕所。满地的电线既不能架拐也不能推轮椅车。剧组拍戏就像打仗,为了节省时间她的助理在冰箱后面拉上布帘,用可乐的瓶子剪成尿壶,口上粘上橡皮膏。但是毕竟在一间房子里所以 杜老师上厕所时大家就唱歌。后来组里就有了“唱歌”的时间。但是杜宁林依然谈笑风生、精神抖擞,时刻像个冲锋的战士……“演员好了来!”有个镜头,需要她“飞”出去。腿都这样了,能行吗?导演等现场的人都为她涅了把汗。她让一同需要“飞”出去的演员拽着,咬紧牙关,一下就冲过去了,导演还有些没缓过神来,任务就完成了,在场的人一片欢呼。
  随着人物塑造越来越出色,邀请杜宁林演戏的导演越来越多,都说她好合作,不斤斤计较,只要她认为能够胜任的,就爽快答应。杜宁林说,当演员的,永远没有老本可吃。导演请你,那是信任。既然热爱这个行当,就要不怕付出。干啥不吆喝啥,就永远干不好啥。
  
  不舍得改自己的名字
  
  杜宁林的名字,有些拗口,不容易被人记住。比如经常被人说成“杜明林”,或被人写成“杜守林”。
  有时,她不得不拿出笔耐心地写下来,人们才恍然大悟。
  演艺界的人都爱起艺名,为的是好出名,这已经不是新闻了。近些年,很多演员甚至不惜重金请懂周易的人或“八卦”先生,按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未来发展目标起名。还别说,有的演员,人们至今不知道其真实姓名,满世界飞的都是后来改的艺名。
  名字拗口,很难出名。不止一位朋友劝杜宁林改名。在演艺界打拼了这么多年的杜宁林,也深知要想出名,没有一个好名字,太难
  但是,她至今没改。说来,“杜宁林”这个名字,还有故事哩。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拗口,同学们叫她时,不是叫她“杜宁”就是“杜林”,总是少说一个字。上大学时,同学干脆叫她“肚肚”或是“老杜”。结婚后,丈夫及他的家人都管她叫“小杜”,要好的异性朋友叫她“宁林”,感觉都在躲着绕嘴的字。
  杜宁林10月出生。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了整个世界,新中国的国庆日也是十月。她父亲给她起名“宁林”,“宁”字是纪念列宁,“林”字是纪念斯大林。从两位“伟人”名字中各取宇,以示纪念,老人认为非常有意义。加上“杜”姓,便组成了拗口的“杜宁林”。
  杜宁林终归没有改名。现在想想,她的名字也有很多优点:邮箱不会重名,网址好注册,上“百度”好查询,连建“博客”都不用担心麻烦。全国没有一个重名的,到剧组一提大家都知道是她。随着演戏的增多,过去拗口的名字,现在反而越来越令人记忆深刻了。
  
  每年为中小学生义务演出近百场
  
  八十年代初,杜宁林成为北京朗诵团特邀演员,只要不演戏,只要在北京,她就经常去中小学校朗诵。
  到学校朗诵,是公益性演出,基本没有报酬。最早时,每天2.5元饭补,现在是每天百十元车马费,大家从不计较。杜宁林更是一样,她认为能为孩子们作点事,心里感到欣慰和满足。
  杜宁林回忆说,当初与她一起参加演出的,很多都是国家剧院的优秀演员,如青年艺术剧院当年的台柱子冯福生,国家话剧院梅花奖的获得者周玲,国家一级演员、总政话剧团的狄凤荣,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洪流,总政歌剧团的高楠苑等。她说大家都那么热心、热情,自己更应义不容辞。
  这是件很辛苦的事儿。每次,他们都是按朗诵团的安排,事先约好在地铁站集合,或共同乘一辆大巴车开赴延庆、密云、房山、门头沟等郊区学校。有时天要演两三场,早上5点多出来,晚上8点多才回到家。中午就吃盒饭、喝白开水或自带的水。大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
  尽管是义务演出,杜宁林也一点不马虎。接到任务,她都先把稿子背下来,来的演员也从不带稿子上场。她说,背熟悉了,好发挥,好表达情感,最重要的是尊重观众。
  这样的演出,杜宁林多时年上百场,少时也有数十场。20多年了,到底为孩子们义务演出了多少场,她自己也说不清。杜宁林说没必要统计这些,为孩子演出,是我的幸福是大事是好事。我是在16岁的时候才知道诗歌,才有人给了我一把钥匙领我进入艺术的殿堂。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就加强了古诗词的欣赏,真的不能让孩子们再做精神上贫瘠的人。
  
  演艺界少有的自豪妈妈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在演艺界,子女能考上著名大学的,不能说没有,但实在是寥若晨星。说到这些,杜宁林脸上都是自豪的笑容。
  “我不是一位称职妈妈,但我会帮他把握大方向。”杜宁林说。由于长年在外演出,对儿子的照顾远不如别的行业的妈妈那么周到细致。从3岁上幼儿园起到上初中、大学,儿子都是全托,有了较强的自我约束和独立生活能力。平时回到家,杜宁林过问最多的是学习。儿子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但是,初中考高中时,他没有考好,成绩不够本校高中录取分数线。朋友帮助找到学校,让交5万元赞助费。儿子非常想在本校上学,希望妈妈给交钱,何况5万元对她这样的家庭又不算什么。杜宁林不同意。她对儿子说,咱们学的是真本事,考不上,就不上,不弄虚作假。最后,儿子去了连区重点都不是的一所学校上高中。对此,儿子不理解,郁闷了很长时间。杜宁林就用自身言行现身说法,教育儿子一切都得靠自己努力。摔倒了不可怕,关键是要勇敢地站起来。生活在世界上不能靠任何人,一切要靠自己。儿子很争气,考大学时,以540分的成绩被山东大学法学系录取,经过几年的拼搏,现已研究生毕业,并考取了律师证书,被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以年薪10万元聘请为律师。
  今年,她的儿子又接到通知,他被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博士专业录取。这所大学在亚洲排行第二。
  杜宁林为此感到很欣慰。因为,儿子用行动告诉她,当年不交赞助费上高中的事儿他理解了,母子关系非常融洽。
  “还求什么呢?”杜宁林笑得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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