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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洛阳与南宋临安私家园林存在诸多不同点。以两地私家园林的代表富郑公园和南园为主要实例，先从自然条件、人文传统、政治环境三方面分析其造园背景的不同；再从社会风尚、审美观念对比其营造思想的差别；最后从掇山置石、园林理水、建筑布局、植物造景四方面阐述其园林风貌的差异。
关键词 洛阳私家园林；临安私家园林；富郑公园；南园
中图分类号 S-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20-0232-05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private gardens between Luoya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Lin’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king Fuzheng Garden and Nan Garden， which are respectivel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ivate gardens in Luoyang and Lin’an， as a prime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background of garden mak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natural condition， humanistic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n it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architectural thought in terms of social customs and aesthetic ideas； and finally it elaborat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tyle and feature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hill making and stone arrangement， water system layout，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nd plant landscaping.
Key words Private gardens in Luoyang；Private gardens in Lin’an；Fuzheng Garden；Nan Garden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园林推向了成熟的境地，同时也促成了造园的繁荣局面[2]。北宋的西京洛阳是汉唐旧都，历代名园荟萃之地，为当时私家园林营造的代表，有“天下名园重洛阳”[3]之称；而宋室南渡后，临安作为南宋的“行在”和江南最大的城市，“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天下”[4]，其私家园林的盛况比之北宋的洛阳犹有过之[2]。但是，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在造园背景、营造思想方面的差异，也使得两地私家园林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故在此加以比较。又由于两宋故园已不可见，在此选取园主身份背景相近、史料文献记载较多的洛阳富郑公园与临安南园为代表，作为主要实例进行对比分析，以管窥当年之盛景。
1 造园背景
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的繁盛，皆依托各自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适宜的现实政治环境而营造，故两地私家园林的造园背景存在差异。
1.1 自然条件
洛阳自然环境优越，“泉甘土沃，风和气舒”，非常适宜人们生活和植物生长，也宜于造园。宋邵雍有诗赞曰：“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皆入看”[3] 。同样，洛阳地理环境佳，“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蘤茂”[5]，山水环境优美。其“平种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6]，营造园池，有景可借；又“伊洛瀍涧，流出平地”[6]，穿土凿池，有水可依，使得洛阳私园营造，可以“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也使得北宋一代的官员们在洛阳治园怡乐、致仕养老者比比皆是[7]。时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8]之说。富郑公园为富弼致仕后归洛阳，辟园逸老。
临安气候宜人，很早即有人生活居住，其又西邻西湖，三面环抱群山，东临钱塘江，山水形胜，历来就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城市。天目山自西北逦迤而来，南抵钱塘江，如翠屏一般环绕杭州城的南、西、北三面，其南北两支，隐起于西湖两岸[9]。《淳熙临安志》引用晋郭璞诗赞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10]。其中，位于临安城内的凤凰山是天目山南支余脉，为历代衙署和南宋皇宫所在地，形势尤胜。西湖是临安山水形胜的核心，天竺山耸峙西南，是西湖第一高峰。与天竺山依次相连的凤凰山、吴山等总称南山。天竺山以北有灵隐、宝石诸峰，总称北山。其山环水抱，岩壑清幽，“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写”[11]。这些，都使临安私家园林的营造有胜景可借，有山水可依。南宋时期，以南园为代表，凭西湖山水营园者比比皆是[12]。
1.2 人文传统
洛阳为汉唐旧都，有“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13]的赞誉。历史上多有名园，如汉权臣梁冀诸园，晋巨富石崇金谷园。至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与东都（洛阳）者，号千有余邸”[14]，其中，牛僧孺归仁园、裴度集贤园、白居易履道里园、韦嗣立龙门北溪、李德裕平泉别墅等私家园林留名后世，其遗迹宋时尚可见，有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14] 的说法。至北宋，洛阳又承汉唐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6] 。又加之其西京陪都的地位，大批官宦退居洛陽置宅邸园池。除富弼外，文彦博、司马光等名臣都曾在洛阳筑园闲居；而范仲淹在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就“乘间请治第洛阳，营园圃，以为佚老之地”[15]。上述诸种情况，终使北宋洛阳“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6] 。 先秦时期，临安所在地杭州是海潮出没的沙洲。秦时置钱唐县，在灵隐山下。东汉华信修筑钱塘后，原武林湾与海隔绝，西湖由此形成。隋初，置杭州。炀帝时，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在名臣李泌、白居易等的治理下，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五代时，钱镠吴越建都于此，其地成为东南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至北宋，其已成为“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第一州[16]。杭人建造园林在北宋时就已经非常流行，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写道：“钱塘物盛人众，环以湖山，左右映带，故临是邦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17]。宋室南渡，升杭州为临安府，建行在所，此风更盛。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曰：“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煌，丰媚极矣”[18]。西湖绿水黛山之间，园林过百。《淳祐临安志》卷六亦载：“中兴以来，名园闲馆，多在西湖”[19]，南园即在其中。
1.3 政治环境
宋初，太祖赵匡胤为王朝长久计，于建隆二年（961年）秋“杯酒释兵权”，言“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20]。交出兵权的将领多有治良田美宅营园自娱者，客观上助长了宋代造园之风。洛阳作为陪都，文化荟萃，城市繁华，地近汴京，遂成官员筑园闲居的首选之地。如赵韩王园，“国初诏将作营治”，赵普即“以太师归是第”[14]。北宋中后期，因党争而暂时失势的官员，也大多选择洛阳筑园闲居。如熙宁二年（1069年），富弼因与王安石“新法”异议，罢相，“燕息”富郑公园，“凡二十年”，直至去世[21]。其余如文彦博东园，司马光独乐园等，皆是如此。
自南宋初期“苗刘之变”以后，高宗赵构对宰相过分信任和依赖，遂形成南宋权相迭出的局面。前有秦桧，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直到政权灭亡。权相多以恩荫入仕。例如，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曾孙，为高官之后，其母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又为外戚[22]；史弥远则是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子[22]。这些人自小生活优渥，对物质生活有极高要求，掌权以后更是穷奢极欲，如韩侂胄寿辰，百官争贡珍异。又因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思想的影响，上行下效，整个社会沉迷于崇尚奢侈的风气之中。更加之江南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官员们纷纷依托西湖的秀美山色，营宅造园，以为耀富之地，享乐之所。其中，犹以南园为代表，韩侂胄“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似宫闱”[23]。陆游称其“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23]；其更有诗“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24]句，描绘了南宋权贵营园享乐的奢靡生活。
2 营造思想
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在特定的造园背景下，依各自社会文化风尚、园林审美观念的不同，在营造思想上存在差异。
2.1 社会风尚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士人普遍的人生际遇，共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风尚。而社会文化风尚经文人园主的匠心独运，升华为营造思想，最终物化在园林中。因而，两地私家园林营造思想的差异也体现在两宋不同的社会文化风尚中。
北宋虽有强敌环伺，但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更是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但是，北宋中后期党争频繁，著名的文人官员无一例外都被卷入其中。人生的高峰和低谷朝夕而至，面对政治抱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进行建构，希望通过心灵世界的改变来摆脱、忽略外在的不适。于是，唐代流行“中隐”思想在宋代被广泛接受，成为一时之风尚。苏东坡谪居杭州时有诗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25]。文人官员由以前向外的政治追求转而走向内在的精神探索，而园林则为其提供了心灵的栖居之所。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园主在其中以人工之景，模仿自然山水空间，以彰显自己的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并在朴素的贴近自然的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富郑公园的“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14] ，成自然之景。元丰五年（1062年）正月，富弼邀集“士大夫老而贤者”，如文彦博、司马光等，于园中“置酒相乐，宾主凡十一人”，诗酒相欢，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洛阳耆英会”[21]。
江南安定的环境、宜人的气候、秀丽的山水，使得南宋权贵们醉心于偏安一偶的生活，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只顾日日“翠帘锁幕，绛烛笼纱。编呈舞队，密拥歌伎，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26]。他们既不舍远离繁华的物质生活，又向往安顿心灵的隐逸之所，因而，南宋士人延续了“中隐”的思想，并成为其更好的实践者。只是与洛阳不同的是，此时的“中隐”多了一份“世俗气”，变迁为“市隐”。其要求园林能够被喧闹的城市空间包围，从而便于满足人们“隐”“居”“游”的追求。受此影响，临安私家园林的创作原则再也不是如实地模山范水，而是更加注重园林艺术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在南园的营造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始成就其“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23]。
2.2 审美观念
我国造园首先从属于绘画艺术[27]。造园与绘画同理，园林不过是一幅立体图画[27]。故我国特定时代的园林审美往往受同时代山水画理的影响，并决定作为实体艺术的园林的表现形态和发展[28]。因而，两地私家园林营造思想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山水画理影响下的园林审美观念中。
北宋文化繁盛，绘画经唐、五代的发展，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峰的境地。其中，山水画尤其受到重视而达到最高水平。自五代而至北宋的山水画为“以大观小”的全景山水，并形成了以董源、李成、关全、荆浩四大家为代表人物的创作群体。他们均以师造化、重丘壑、尚气势作为“写真”造景的审美取向，以自然山水作为画面内容。从他们的全景式画幅上，可以看到崇山峻岭、溪壑茂林，点缀着野店村居、楼台亭榭。画家以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方法，表现出“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使人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沉漾夺目”[29]。同时，山水画既是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与渴望，也是营造私家园林的理想蓝图。在此影响下，洛阳私家园林的营造也多偏向以全景山水的形式，“写意自然不取琢饰”[30]，园林要素的布置平铺直叙，体现出平远、疏朗的審美特征。如富郑公园，以山水、花木结合园林建筑组景，布局平远、疏朗；有可望者如赏幽台、天光台，可行者如通津桥、荫樾桥，可游者如横洞一（土筠）、纵洞三（水筠、石筠、榭筠），可居者如卧云堂、四景堂；登台远眺，或清幽、或疏淡、或开朗、或闭锁，在洛阳诸园中“景物最胜”。 “郁郁乎文哉”的山水审美情趣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但园林还未走进“壶中天地”的写意境界。这种审美到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山水画中出现了和北宋“大山水”“大场面”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小美”“玲秀”的意境[31]。画面一改北宋的雄壮悲怆而转向精致柔媚，从“以大观小”的全景式布局转变为“以小见大”的边角小景，呈现出“穷幽极微”式的发展趋势；画家追求含蓄的诗意和精巧的细节，以拳石勺水、一斋半亭，给欣赏者以无限的遐思，真正进入了“壶中天地”的境界。如马远、夏圭一派，简练的画面构图偏于一角，留出大片空白，使观者的眼光随之望入那一片空虚之中顿觉水天辽阔，发人幽思而萌生出无限的意境[2]。临安私家园林多依湖山而建，开阔的湖面空间与多变的地形变化形成对比，天然呈现出山水画般的“留白效果”；园林的审美较前代更为自觉，“壶中”艺术手法更加完善，建筑与山石、花木虚实相映，景观营建细微精致。南园建于西湖边，“因高就下，通塞去蔽”，造广厦、营观阁，借助广阔的湖山而成无限之景；其还利用“小中见大”的手法营造“西湖洞天”等景观，使园林可见变化丰富。
3 园林风貌
园林风貌是特定造园背景下，当时当地园林营造思想的物质形态与外在表现。两宋洛阳和临安私家园林风貌的不同最终体现在掇山置石、园林理水、建筑布局、植物造景各方面的差异中。
3.1 掇山置石
山石为体现园林风貌的重要因素。山是园林的骨架，也是构成园林主景的要素，其肇始于秦汉，发展于魏晋，造极于唐宋，大成于明清。园林中的山初为土山，隋唐时，开始出现石山或土石结合的假山；园中置石也自其时开始普遍，后蔚为风气，甚至成为山的代称。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中，掇山置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材料上。
北宋洛阳私家园林有山无石，聚土为山。《洛阳名园记》通篇未有叠石为峰岭的描述。明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亦云：“盖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桧柏，无石，文叔《记》中，不称有垒石为峰岭者，可推己”[21]。对此，张家骥在《中国造园艺术史》中也指出：“北宋的私家园林，……也非无山，只是山为土筑，体量较小。……在北宋时期，对‘山’的定义与后世有所不同，具有山的高峻之势，体量较大的，被称之为‘山’；稍微平缓，不太高的，称之为‘岗’”[32]。可见，洛阳造园多用土山，且不做大的地形改造，顺乎自然。这固然由于洛阳地处中原，佳石难寻；更因为崇尚平远、疏朗的园林审美观的影响，对平坦地形不事繁杂的改造。如富郑公园中，“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即是于平坦地形上营造的起伏地貌，以为览“一园之胜”，成平远之美。直到北宋末年，“园囿皆效江浙”[33]的“艮岳”兴建后，叠石为山才方成气候[28]。
与洛阳不同，临安所处的江南，山水波折，取石便宜；且出于对“艮岳遗风”的继承，又加之园林审美的精致化，“叠石为山”成为其私家园林中的重要内容，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造园者巧妙地将天然美石置于园林之中，顽石一跃成为通灵的艺术品，起到缩地点景的作用，增强了山林之情趣，可谓慧心独运。《园冶》之“掇山”篇云：“独立端严，次相辅弼，势如排列，状若趋承”[34]。韩侂胄南园即依地势，“因高就下”“凿山为园”，园内“清流秀石，若顾若揖”，并且“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23]。《癸辛杂识》之“游阅古泉”亦载：“山环皆秀石，绝类香林、冷泉等处，石多穿透，山斩绝，互相附丽。其石有如玉色者，闻匠者取为环珥之类”[35]。此外，韩侂胄宅园阅古堂在“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似伏龟，径如惊蛇。大石磊磊，或如地踊而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23]，奇峰怪石，变化莫测。
3.2 园林理水
水所具有的美学特征和哲学内涵，以及园林理水要素的作用和功能，与园林风貌是不可分的。水是园林的灵魂，园林有水则活。园林出现之初即依水而建，古代多有以“池亭”“园池”代指园林[36]。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中，前者多将河湖池沼之水引入园中，经巧妙设计而成景；后者则依山傍水而建，纳河湖池沼于园景之中。
洛阳地处中原，相较于周边地区，水资源丰富，但仍不如江南地区有大面积的湖沼。故其私家园林的理水多援引河流之水入园，并经巧妙设计，使形态富有变化而成景。富郑公园即凿渠引水入园中，涓涓细流曲径通幽，在园子的中心汇成一水池。园中还将水竹结合，搭建水洞，形成水景；其“皆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14]。又有“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形成山与溪流相依之势。故富郑公园内虽无叠石之胜，但水与竹的搭配也形成一幅自然式园林景观，颇有野趣。其他如文彦博东园则凿大池，引水入其中，有“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14]的感觉。司马光独乐园引水入园后，“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中，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饶有“弄水”的意趣[21]。
临安河湖密布，私家园林多依西湖分布，故可直接将山水之景纳入其中。南园“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23]。除借西湖之景外，临安私家园林还多将理水与叠石相结合，在咫尺山林中“堆垛峰峦，构置涧壑”[37]，使之形成各种形态，作为园景一部分。南园中即积石为山，结合水之意境，名为“西湖洞天”。韩侂胄阅古堂则以“危峰稳石”，辅以“浅湾曲沼”，使水“窈窕渟深”之态，“疑为洞天福地之居，不类园亭也”[23]。其他如南山贾似道水乐洞园则有“伏流飞注喷薄，如崖瀑然”。可见，临安私家园林之理水较洛阳私园形式更为多样，与叠石结合，为潭、为池，或成瀑、成漱，在有限空间内表现出更深远、更丰富的意境，增添了园林的幽深之美。传统的理水手法经南宋的发展也趋于完善。
3.3 建筑布局
两宋是我国木构建筑的顶峰，出现了《木经》《营造法式》等建筑著作，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38]。在形式上，北宋建筑处于唐宋之间的过渡，大方严谨；而南宋建筑则受审美风尚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精致、柔美，与唐代建筑的雄浑、干练形成鲜明对比。园林营造思想以及建筑形式的差异决定了园林建筑的布局，进而影响园林的风貌。 北宋洛阳地势平坦，私家园林建筑平铺直叙，布局疏朗，少有庞大建筑群作为园林主景；园林中的主要建筑往往点缀于其中，作为点睛之笔，自可成景，且功能多样。富郑公园内建筑较少，分布较为稀疏，主要建筑四景堂与卧云堂处在南北轴线上，其他如紫筠堂、重波轩、方流亭、赏幽台等建筑，随游览路线分散于园中各处。其中，四景堂既是宴宾客、燕息处，又可登远眺、览盛景。洛阳私家园林也多建台型建筑，作登临远眺，借景园外，是平远审美观的典型体现；台本身也可成景，点缀园林中，丰富城市天际线。富郑公园内即有“赏幽台”“梅台”“天光台”等多个台，随意分散掩映于花木之中，充满自然之趣。其他如环溪之风月台，点缀于疏朗的园林中，“北望，则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户，岧峣璀璨，延亘十余里”，洛阳山川城郭，“瞥目而尽也”[14] 。
临安地势崎岖，多丘壑湖沼，私家园林建筑或依山而建，或傍水而居，往往依地形以亭台楼阁构成复杂多变的建筑群作为主体景观；主体建筑高大宏伟，常立于高台之上，回廊、腰檐、栏杆等与其相连，整体布局主次分明、高低错落有致。建筑还多以花木、流水为陪衬，共同形成精致、柔美的园林景观。南园最初属皇室所有，赐给韩侂胄后“葺为南园”。园内建筑繁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飞观杰阁，虚堂广厅，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必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蜕尘埃，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23]。其有名者如“许闲”堂、“和荣”厅、“寒碧”台、“藏春”门、“凌风”阁等近20处。《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亦载：“（南园）秀石为上，内作十样锦亭，并射圃、流杯等处”[26]。《四朝闻见录》则曰：“奇石为十洞，洞有亭，顶画以文锦”[23]。建筑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其他如后乐园“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39]，可见临安私家园林建筑规模之繁，设计之妙。
3.4 植物造景
宋代园艺技术发达，花木的观赏较之唐代也更普遍地进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领域[2]。故而，花木造景在两宋私家园林中颇为盛行，北宋洛阳甚至出现了以植物闻名的私家园林，如《洛阳名园记》所载的李氏仁丰园，“人力甚治，洛中花木无不有”[14] ；松岛，“数百年松也。其东南隅双松犹奇”，故“独以其松名”[14]。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在种植形式、植物种类等方面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了园林风貌上的差异。
北宋洛阳私家园林中，花木造景尚松、竹、梅等，多采用行列式、自然式、成片种植等方式，布局疏朗；并通过题咏等形式，在赏其姿态的同时，物化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于其中。富郑公园中多有竹、梅，与园林建筑结合，片植园中而成景。在“四洞之北”，有5座亭子错落布置在竹林中，“曰：‘丛玉’，曰：‘披风’，曰：‘漪岚’，曰：‘夹竹’，曰：‘兼山’”[14] 。竹林之南又有“梅台”，梅映台之侧，台处梅之中。其南又有“天光台”，台处竹林之中，高“出竹木之杪”。竹、梅烘托了富郑公园清雅别致的氛围，也体现了时所流行的“中隐”风尚。其他如董氏西园有堂“竹环之”，归仁园“有竹千亩”，苗帅园有“大松七”，吕文穆园“木茂而竹胜”等。
临安气候适宜，植物资源较洛阳更胜，因而其私家园林中花木种类繁多，多以成片种植方式创造深邃深迷的园林景观。韩侂胄南园即有“奇葩美木，争效于前”；其宅园阅古堂则“名葩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又左顾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23]。临安私家园林借花木题咏较前人更富于诗意和想象，也使植物造景的文化意蕴进入更高的层次。南园种植菊花数百种，“取祖诗意”将亭子命名“晚节香”。其他如张镃的桂隐林泉之“玉照堂”，得名于梅花盛开时，辉映如玉，仿佛月照堂前。
此外，临安私家园林还种植稻谷果蔬于其中，甚至喂养牲畜以成“野店村庄，装点时景”[11]。南园即“潴水艺稻，为囷、为场，为牧牛羊、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23]。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曰：“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田家景象”[40]。其他如蒋苑使园内亦有桃村、杏馆、酒肆，一派村舍之景色[11]。临安私家园林借稻蔬造景，是其区别于洛阳私园风貌的独特之处。
4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两宋洛阳和临安私家园林在造园背景与营造思想方面有所不同。洛阳私家园林之营造上迄汉唐，且多有“因隋唐之旧者”，平地起园，布局疏朗；多是退隐官员为筑园闲居而营造的可居、可游之所，模仿自然，取其真而少雕饰。而临安私家园林至南宋时方鼎盛，凭山水筑园，空间变化丰富；多是当朝权贵营造的享乐之处，通过“小中见大”的手法营造华丽景觀，进了“壶中天地”的境界。
造园背景和营造思想的不同，使两地私家园林在园林风貌上存在差异。其一，洛阳私家园林有山无石，聚土为山，地貌改造小，体现了平远的审美观念。而临安周围多佳石，又由于园林审美的精致化，其私家园林多“叠石为山”，巧妙地以石造景。其二，洛阳私家园林多从园外引水，在园中营造形态各异的水体，多与花木结合而成景。临安私家园林则依山傍水而建，纳河湖池沼于园景之中；另外，还与山石等结合构景，形式较洛阳更加多样。其三，洛阳私家园林建筑平铺直叙，布局疏朗，少有庞大建筑群为主景；建筑散置于园林中，功能多样。临安私家园林则多依地形构成复杂的建筑群作为园林主景；且多以花木、流水为陪衬，景色柔美。其四，洛阳私家园林尚松、竹、梅等植物造景，布局疏朗；并通过题咏等形式，物化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于其中。临安私家园林中花木种类繁多，植物景观幽邃深迷；其花木题咏较洛阳更富于诗意和想象，文化意蕴更高；另外，其还借稻蔬造村舍景，为最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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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洛阳私家园林；临安私家园林；富郑公园；南园
中图分类号 S-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20-0232-05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private gardens between Luoya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Lin’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king Fuzheng Garden and Nan Garden， which are respectivel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ivate gardens in Luoyang and Lin’an， as a prime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background of garden mak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natural condition， humanistic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n it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architectural thought in terms of social customs and aesthetic ideas； and finally it elaborat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tyle and feature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hill making and stone arrangement， water system layout，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nd plant landscaping.
Key words Private gardens in Luoyang；Private gardens in Lin’an；Fuzheng Garden；Nan Garden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园林推向了成熟的境地，同时也促成了造园的繁荣局面[2]。北宋的西京洛阳是汉唐旧都，历代名园荟萃之地，为当时私家园林营造的代表，有“天下名园重洛阳”[3]之称；而宋室南渡后，临安作为南宋的“行在”和江南最大的城市，“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天下”[4]，其私家园林的盛况比之北宋的洛阳犹有过之[2]。但是，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在造园背景、营造思想方面的差异，也使得两地私家园林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故在此加以比较。又由于两宋故园已不可见，在此选取园主身份背景相近、史料文献记载较多的洛阳富郑公园与临安南园为代表，作为主要实例进行对比分析，以管窥当年之盛景。
1 造园背景
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的繁盛，皆依托各自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适宜的现实政治环境而营造，故两地私家园林的造园背景存在差异。
1.1 自然条件
洛阳自然环境优越，“泉甘土沃，风和气舒”，非常适宜人们生活和植物生长，也宜于造园。宋邵雍有诗赞曰：“洛阳最得中和气，一草一木皆入看”[3] 。同样，洛阳地理环境佳，“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蘤茂”[5]，山水环境优美。其“平种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6]，营造园池，有景可借；又“伊洛瀍涧，流出平地”[6]，穿土凿池，有水可依，使得洛阳私园营造，可以“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也使得北宋一代的官员们在洛阳治园怡乐、致仕养老者比比皆是[7]。时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8]之说。富郑公园为富弼致仕后归洛阳，辟园逸老。
临安气候宜人，很早即有人生活居住，其又西邻西湖，三面环抱群山，东临钱塘江，山水形胜，历来就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城市。天目山自西北逦迤而来，南抵钱塘江，如翠屏一般环绕杭州城的南、西、北三面，其南北两支，隐起于西湖两岸[9]。《淳熙临安志》引用晋郭璞诗赞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10]。其中，位于临安城内的凤凰山是天目山南支余脉，为历代衙署和南宋皇宫所在地，形势尤胜。西湖是临安山水形胜的核心，天竺山耸峙西南，是西湖第一高峰。与天竺山依次相连的凤凰山、吴山等总称南山。天竺山以北有灵隐、宝石诸峰，总称北山。其山环水抱，岩壑清幽，“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摹写”[11]。这些，都使临安私家园林的营造有胜景可借，有山水可依。南宋时期，以南园为代表，凭西湖山水营园者比比皆是[12]。
1.2 人文传统
洛阳为汉唐旧都，有“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13]的赞誉。历史上多有名园，如汉权臣梁冀诸园，晋巨富石崇金谷园。至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与东都（洛阳）者，号千有余邸”[14]，其中，牛僧孺归仁园、裴度集贤园、白居易履道里园、韦嗣立龙门北溪、李德裕平泉别墅等私家园林留名后世，其遗迹宋时尚可见，有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14] 的说法。至北宋，洛阳又承汉唐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6] 。又加之其西京陪都的地位，大批官宦退居洛陽置宅邸园池。除富弼外，文彦博、司马光等名臣都曾在洛阳筑园闲居；而范仲淹在杭州时，“子弟以公有退志”，就“乘间请治第洛阳，营园圃，以为佚老之地”[15]。上述诸种情况，终使北宋洛阳“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6] 。 先秦时期，临安所在地杭州是海潮出没的沙洲。秦时置钱唐县，在灵隐山下。东汉华信修筑钱塘后，原武林湾与海隔绝，西湖由此形成。隋初，置杭州。炀帝时，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在名臣李泌、白居易等的治理下，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五代时，钱镠吴越建都于此，其地成为东南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至北宋，其已成为“参差十万人家”的东南第一州[16]。杭人建造园林在北宋时就已经非常流行，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写道：“钱塘物盛人众，环以湖山，左右映带，故临是邦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17]。宋室南渡，升杭州为临安府，建行在所，此风更盛。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曰：“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煌，丰媚极矣”[18]。西湖绿水黛山之间，园林过百。《淳祐临安志》卷六亦载：“中兴以来，名园闲馆，多在西湖”[19]，南园即在其中。
1.3 政治环境
宋初，太祖赵匡胤为王朝长久计，于建隆二年（961年）秋“杯酒释兵权”，言“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20]。交出兵权的将领多有治良田美宅营园自娱者，客观上助长了宋代造园之风。洛阳作为陪都，文化荟萃，城市繁华，地近汴京，遂成官员筑园闲居的首选之地。如赵韩王园，“国初诏将作营治”，赵普即“以太师归是第”[14]。北宋中后期，因党争而暂时失势的官员，也大多选择洛阳筑园闲居。如熙宁二年（1069年），富弼因与王安石“新法”异议，罢相，“燕息”富郑公园，“凡二十年”，直至去世[21]。其余如文彦博东园，司马光独乐园等，皆是如此。
自南宋初期“苗刘之变”以后，高宗赵构对宰相过分信任和依赖，遂形成南宋权相迭出的局面。前有秦桧，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直到政权灭亡。权相多以恩荫入仕。例如，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曾孙，为高官之后，其母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又为外戚[22]；史弥远则是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子[22]。这些人自小生活优渥，对物质生活有极高要求，掌权以后更是穷奢极欲，如韩侂胄寿辰，百官争贡珍异。又因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思想的影响，上行下效，整个社会沉迷于崇尚奢侈的风气之中。更加之江南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官员们纷纷依托西湖的秀美山色，营宅造园，以为耀富之地，享乐之所。其中，犹以南园为代表，韩侂胄“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似宫闱”[23]。陆游称其“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23]；其更有诗“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24]句，描绘了南宋权贵营园享乐的奢靡生活。
2 营造思想
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在特定的造园背景下，依各自社会文化风尚、园林审美观念的不同，在营造思想上存在差异。
2.1 社会风尚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士人普遍的人生际遇，共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风尚。而社会文化风尚经文人园主的匠心独运，升华为营造思想，最终物化在园林中。因而，两地私家园林营造思想的差异也体现在两宋不同的社会文化风尚中。
北宋虽有强敌环伺，但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更是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但是，北宋中后期党争频繁，著名的文人官员无一例外都被卷入其中。人生的高峰和低谷朝夕而至，面对政治抱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进行建构，希望通过心灵世界的改变来摆脱、忽略外在的不适。于是，唐代流行“中隐”思想在宋代被广泛接受，成为一时之风尚。苏东坡谪居杭州时有诗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25]。文人官员由以前向外的政治追求转而走向内在的精神探索，而园林则为其提供了心灵的栖居之所。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园主在其中以人工之景，模仿自然山水空间，以彰显自己的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并在朴素的贴近自然的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富郑公园的“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14] ，成自然之景。元丰五年（1062年）正月，富弼邀集“士大夫老而贤者”，如文彦博、司马光等，于园中“置酒相乐，宾主凡十一人”，诗酒相欢，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洛阳耆英会”[21]。
江南安定的环境、宜人的气候、秀丽的山水，使得南宋权贵们醉心于偏安一偶的生活，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只顾日日“翠帘锁幕，绛烛笼纱。编呈舞队，密拥歌伎，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26]。他们既不舍远离繁华的物质生活，又向往安顿心灵的隐逸之所，因而，南宋士人延续了“中隐”的思想，并成为其更好的实践者。只是与洛阳不同的是，此时的“中隐”多了一份“世俗气”，变迁为“市隐”。其要求园林能够被喧闹的城市空间包围，从而便于满足人们“隐”“居”“游”的追求。受此影响，临安私家园林的创作原则再也不是如实地模山范水，而是更加注重园林艺术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在南园的营造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始成就其“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23]。
2.2 审美观念
我国造园首先从属于绘画艺术[27]。造园与绘画同理，园林不过是一幅立体图画[27]。故我国特定时代的园林审美往往受同时代山水画理的影响，并决定作为实体艺术的园林的表现形态和发展[28]。因而，两地私家园林营造思想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山水画理影响下的园林审美观念中。
北宋文化繁盛，绘画经唐、五代的发展，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峰的境地。其中，山水画尤其受到重视而达到最高水平。自五代而至北宋的山水画为“以大观小”的全景山水，并形成了以董源、李成、关全、荆浩四大家为代表人物的创作群体。他们均以师造化、重丘壑、尚气势作为“写真”造景的审美取向，以自然山水作为画面内容。从他们的全景式画幅上，可以看到崇山峻岭、溪壑茂林，点缀着野店村居、楼台亭榭。画家以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方法，表现出“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的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使人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沉漾夺目”[29]。同时，山水画既是文人士大夫对美的追求与渴望，也是营造私家园林的理想蓝图。在此影响下，洛阳私家园林的营造也多偏向以全景山水的形式，“写意自然不取琢饰”[30]，园林要素的布置平铺直叙，体现出平远、疏朗的審美特征。如富郑公园，以山水、花木结合园林建筑组景，布局平远、疏朗；有可望者如赏幽台、天光台，可行者如通津桥、荫樾桥，可游者如横洞一（土筠）、纵洞三（水筠、石筠、榭筠），可居者如卧云堂、四景堂；登台远眺，或清幽、或疏淡、或开朗、或闭锁，在洛阳诸园中“景物最胜”。 “郁郁乎文哉”的山水审美情趣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但园林还未走进“壶中天地”的写意境界。这种审美到南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山水画中出现了和北宋“大山水”“大场面”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小美”“玲秀”的意境[31]。画面一改北宋的雄壮悲怆而转向精致柔媚，从“以大观小”的全景式布局转变为“以小见大”的边角小景，呈现出“穷幽极微”式的发展趋势；画家追求含蓄的诗意和精巧的细节，以拳石勺水、一斋半亭，给欣赏者以无限的遐思，真正进入了“壶中天地”的境界。如马远、夏圭一派，简练的画面构图偏于一角，留出大片空白，使观者的眼光随之望入那一片空虚之中顿觉水天辽阔，发人幽思而萌生出无限的意境[2]。临安私家园林多依湖山而建，开阔的湖面空间与多变的地形变化形成对比，天然呈现出山水画般的“留白效果”；园林的审美较前代更为自觉，“壶中”艺术手法更加完善，建筑与山石、花木虚实相映，景观营建细微精致。南园建于西湖边，“因高就下，通塞去蔽”，造广厦、营观阁，借助广阔的湖山而成无限之景；其还利用“小中见大”的手法营造“西湖洞天”等景观，使园林可见变化丰富。
3 园林风貌
园林风貌是特定造园背景下，当时当地园林营造思想的物质形态与外在表现。两宋洛阳和临安私家园林风貌的不同最终体现在掇山置石、园林理水、建筑布局、植物造景各方面的差异中。
3.1 掇山置石
山石为体现园林风貌的重要因素。山是园林的骨架，也是构成园林主景的要素，其肇始于秦汉，发展于魏晋，造极于唐宋，大成于明清。园林中的山初为土山，隋唐时，开始出现石山或土石结合的假山；园中置石也自其时开始普遍，后蔚为风气，甚至成为山的代称。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中，掇山置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材料上。
北宋洛阳私家园林有山无石，聚土为山。《洛阳名园记》通篇未有叠石为峰岭的描述。明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亦云：“盖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桧柏，无石，文叔《记》中，不称有垒石为峰岭者，可推己”[21]。对此，张家骥在《中国造园艺术史》中也指出：“北宋的私家园林，……也非无山，只是山为土筑，体量较小。……在北宋时期，对‘山’的定义与后世有所不同，具有山的高峻之势，体量较大的，被称之为‘山’；稍微平缓，不太高的，称之为‘岗’”[32]。可见，洛阳造园多用土山，且不做大的地形改造，顺乎自然。这固然由于洛阳地处中原，佳石难寻；更因为崇尚平远、疏朗的园林审美观的影响，对平坦地形不事繁杂的改造。如富郑公园中，“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即是于平坦地形上营造的起伏地貌，以为览“一园之胜”，成平远之美。直到北宋末年，“园囿皆效江浙”[33]的“艮岳”兴建后，叠石为山才方成气候[28]。
与洛阳不同，临安所处的江南，山水波折，取石便宜；且出于对“艮岳遗风”的继承，又加之园林审美的精致化，“叠石为山”成为其私家园林中的重要内容，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造园者巧妙地将天然美石置于园林之中，顽石一跃成为通灵的艺术品，起到缩地点景的作用，增强了山林之情趣，可谓慧心独运。《园冶》之“掇山”篇云：“独立端严，次相辅弼，势如排列，状若趋承”[34]。韩侂胄南园即依地势，“因高就下”“凿山为园”，园内“清流秀石，若顾若揖”，并且“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23]。《癸辛杂识》之“游阅古泉”亦载：“山环皆秀石，绝类香林、冷泉等处，石多穿透，山斩绝，互相附丽。其石有如玉色者，闻匠者取为环珥之类”[35]。此外，韩侂胄宅园阅古堂在“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似伏龟，径如惊蛇。大石磊磊，或如地踊而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23]，奇峰怪石，变化莫测。
3.2 园林理水
水所具有的美学特征和哲学内涵，以及园林理水要素的作用和功能，与园林风貌是不可分的。水是园林的灵魂，园林有水则活。园林出现之初即依水而建，古代多有以“池亭”“园池”代指园林[36]。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中，前者多将河湖池沼之水引入园中，经巧妙设计而成景；后者则依山傍水而建，纳河湖池沼于园景之中。
洛阳地处中原，相较于周边地区，水资源丰富，但仍不如江南地区有大面积的湖沼。故其私家园林的理水多援引河流之水入园，并经巧妙设计，使形态富有变化而成景。富郑公园即凿渠引水入园中，涓涓细流曲径通幽，在园子的中心汇成一水池。园中还将水竹结合，搭建水洞，形成水景；其“皆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14]。又有“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形成山与溪流相依之势。故富郑公园内虽无叠石之胜，但水与竹的搭配也形成一幅自然式园林景观，颇有野趣。其他如文彦博东园则凿大池，引水入其中，有“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14]的感觉。司马光独乐园引水入园后，“疏水为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阶，悬注庭中，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绕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饶有“弄水”的意趣[21]。
临安河湖密布，私家园林多依西湖分布，故可直接将山水之景纳入其中。南园“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23]。除借西湖之景外，临安私家园林还多将理水与叠石相结合，在咫尺山林中“堆垛峰峦，构置涧壑”[37]，使之形成各种形态，作为园景一部分。南园中即积石为山，结合水之意境，名为“西湖洞天”。韩侂胄阅古堂则以“危峰稳石”，辅以“浅湾曲沼”，使水“窈窕渟深”之态，“疑为洞天福地之居，不类园亭也”[23]。其他如南山贾似道水乐洞园则有“伏流飞注喷薄，如崖瀑然”。可见，临安私家园林之理水较洛阳私园形式更为多样，与叠石结合，为潭、为池，或成瀑、成漱，在有限空间内表现出更深远、更丰富的意境，增添了园林的幽深之美。传统的理水手法经南宋的发展也趋于完善。
3.3 建筑布局
两宋是我国木构建筑的顶峰，出现了《木经》《营造法式》等建筑著作，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38]。在形式上，北宋建筑处于唐宋之间的过渡，大方严谨；而南宋建筑则受审美风尚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精致、柔美，与唐代建筑的雄浑、干练形成鲜明对比。园林营造思想以及建筑形式的差异决定了园林建筑的布局，进而影响园林的风貌。 北宋洛阳地势平坦，私家园林建筑平铺直叙，布局疏朗，少有庞大建筑群作为园林主景；园林中的主要建筑往往点缀于其中，作为点睛之笔，自可成景，且功能多样。富郑公园内建筑较少，分布较为稀疏，主要建筑四景堂与卧云堂处在南北轴线上，其他如紫筠堂、重波轩、方流亭、赏幽台等建筑，随游览路线分散于园中各处。其中，四景堂既是宴宾客、燕息处，又可登远眺、览盛景。洛阳私家园林也多建台型建筑，作登临远眺，借景园外，是平远审美观的典型体现；台本身也可成景，点缀园林中，丰富城市天际线。富郑公园内即有“赏幽台”“梅台”“天光台”等多个台，随意分散掩映于花木之中，充满自然之趣。其他如环溪之风月台，点缀于疏朗的园林中，“北望，则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户，岧峣璀璨，延亘十余里”，洛阳山川城郭，“瞥目而尽也”[14] 。
临安地势崎岖，多丘壑湖沼，私家园林建筑或依山而建，或傍水而居，往往依地形以亭台楼阁构成复杂多变的建筑群作为主体景观；主体建筑高大宏伟，常立于高台之上，回廊、腰檐、栏杆等与其相连，整体布局主次分明、高低错落有致。建筑还多以花木、流水为陪衬，共同形成精致、柔美的园林景观。南园最初属皇室所有，赐给韩侂胄后“葺为南园”。园内建筑繁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飞观杰阁，虚堂广厅，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必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蜕尘埃，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23]。其有名者如“许闲”堂、“和荣”厅、“寒碧”台、“藏春”门、“凌风”阁等近20处。《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亦载：“（南园）秀石为上，内作十样锦亭，并射圃、流杯等处”[26]。《四朝闻见录》则曰：“奇石为十洞，洞有亭，顶画以文锦”[23]。建筑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其他如后乐园“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39]，可见临安私家园林建筑规模之繁，设计之妙。
3.4 植物造景
宋代园艺技术发达，花木的观赏较之唐代也更普遍地进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领域[2]。故而，花木造景在两宋私家园林中颇为盛行，北宋洛阳甚至出现了以植物闻名的私家园林，如《洛阳名园记》所载的李氏仁丰园，“人力甚治，洛中花木无不有”[14] ；松岛，“数百年松也。其东南隅双松犹奇”，故“独以其松名”[14]。两宋洛阳与临安私家园林在种植形式、植物种类等方面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了园林风貌上的差异。
北宋洛阳私家园林中，花木造景尚松、竹、梅等，多采用行列式、自然式、成片种植等方式，布局疏朗；并通过题咏等形式，在赏其姿态的同时，物化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于其中。富郑公园中多有竹、梅，与园林建筑结合，片植园中而成景。在“四洞之北”，有5座亭子错落布置在竹林中，“曰：‘丛玉’，曰：‘披风’，曰：‘漪岚’，曰：‘夹竹’，曰：‘兼山’”[14] 。竹林之南又有“梅台”，梅映台之侧，台处梅之中。其南又有“天光台”，台处竹林之中，高“出竹木之杪”。竹、梅烘托了富郑公园清雅别致的氛围，也体现了时所流行的“中隐”风尚。其他如董氏西园有堂“竹环之”，归仁园“有竹千亩”，苗帅园有“大松七”，吕文穆园“木茂而竹胜”等。
临安气候适宜，植物资源较洛阳更胜，因而其私家园林中花木种类繁多，多以成片种植方式创造深邃深迷的园林景观。韩侂胄南园即有“奇葩美木，争效于前”；其宅园阅古堂则“名葩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又左顾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23]。临安私家园林借花木题咏较前人更富于诗意和想象，也使植物造景的文化意蕴进入更高的层次。南园种植菊花数百种，“取祖诗意”将亭子命名“晚节香”。其他如张镃的桂隐林泉之“玉照堂”，得名于梅花盛开时，辉映如玉，仿佛月照堂前。
此外，临安私家园林还种植稻谷果蔬于其中，甚至喂养牲畜以成“野店村庄，装点时景”[11]。南园即“潴水艺稻，为囷、为场，为牧牛羊、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23]。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曰：“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田家景象”[40]。其他如蒋苑使园内亦有桃村、杏馆、酒肆，一派村舍之景色[11]。临安私家园林借稻蔬造景，是其区别于洛阳私园风貌的独特之处。
4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两宋洛阳和临安私家园林在造园背景与营造思想方面有所不同。洛阳私家园林之营造上迄汉唐，且多有“因隋唐之旧者”，平地起园，布局疏朗；多是退隐官员为筑园闲居而营造的可居、可游之所，模仿自然，取其真而少雕饰。而临安私家园林至南宋时方鼎盛，凭山水筑园，空间变化丰富；多是当朝权贵营造的享乐之处，通过“小中见大”的手法营造华丽景觀，进了“壶中天地”的境界。
造园背景和营造思想的不同，使两地私家园林在园林风貌上存在差异。其一，洛阳私家园林有山无石，聚土为山，地貌改造小，体现了平远的审美观念。而临安周围多佳石，又由于园林审美的精致化，其私家园林多“叠石为山”，巧妙地以石造景。其二，洛阳私家园林多从园外引水，在园中营造形态各异的水体，多与花木结合而成景。临安私家园林则依山傍水而建，纳河湖池沼于园景之中；另外，还与山石等结合构景，形式较洛阳更加多样。其三，洛阳私家园林建筑平铺直叙，布局疏朗，少有庞大建筑群为主景；建筑散置于园林中，功能多样。临安私家园林则多依地形构成复杂的建筑群作为园林主景；且多以花木、流水为陪衬，景色柔美。其四，洛阳私家园林尚松、竹、梅等植物造景，布局疏朗；并通过题咏等形式，物化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于其中。临安私家园林中花木种类繁多，植物景观幽邃深迷；其花木题咏较洛阳更富于诗意和想象，文化意蕴更高；另外，其还借稻蔬造村舍景，为最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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