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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现代性进程中超越其同质性弊端，以每个人的自由和个性为目标的解放学说。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现代性的必由之路，而民族国家所弘扬的民族文化是抗衡现代性的同质化因素的有效力量。马克思在人类解放视域下来审视民族复兴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既提供了现代性的全新选择，它所带来的中华文化的勃兴也将为全人类超越现代性的弊病提供中国智慧。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构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民族复兴;文化自信
【作 者】彭玉峰，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部讲师，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杭州，311121。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018-007
马克思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视域下审视民族复兴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复兴都理解为在现代性进程中超越其同质性弊端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理论，而且在实践中成为后发国家加速推进现代性的重要模式。但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理念，它旨在消解现代性中的泯灭自由和个性的同质化力量，追求一种超越异化和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前提，民族文化又是平衡现代性带来的同质性的重要因素。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是建构一种体系化的民族复兴理论的重要来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及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对民族国家及民族理论都构成了新的挑战。例如以色列政治学家阿维纳日（Shlomo Avineri）提出“有必要根据20世纪的历史经验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1]。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学者蒙克（Ronaldo Munck）在《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面临在信息化的全球化时代构造一种民族理论的任务。如果说西方学者主要面临的是理论构造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则同时面临着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双重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和社会主义格局的最重要变量，建构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既需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又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实践中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中国崛起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上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构建不断贡献出理论和实践智慧。
一、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马克思民族复兴思想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复兴两种力量从一开始就难分难解。在实践上，民族复兴是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抗争、求得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有力工具，这种反抗和解放属性使得民族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天然的亲近性。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进行。民族复兴成为共产主义运动难以跨越的必由之路。阶级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两个相互交织，有时又相互冲突的因素。不管是居于何种立场，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任何政党都必须要同时借助于民族和阶级的力量，才能够获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一种体系化的民族国家理论，但他在论述法国和东方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对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充分的估计和重视。因而马克思一贯强调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革命。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除了先发的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在国家富强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关键前提是他们都具有较为坚实的民族认同，阶级动员与民族动员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相得益彰。
正如蒙克所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不可分割地绑定”[2]，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后发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而加速赶超的现代性理论。马克思对现代性同质力量的论述可谓是无出其右，《共产党宣言》对大工业吞噬一切传统组织、习俗、观念的破坏性力量的描述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片面强调这一层面会使得马克思主义中超越性的因素和文化、价值向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事实上，现代性的同质化与超越同质化的个性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着马克思的思想创作。现代性当然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但现代性的同质化力量不能一统天下，马克思思想中始终存在着超越同质性的要求。从早期对于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的集中批判，到《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解析，马克思始终想要寻求一种能够使所有人的自由和个性得以实现的路径。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所具有的价值，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后现性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民族问题上，马克思思想中强调大工业所具有的消除民族性的作用受到充分关注。在这条思想主线被高扬的同时，马克思同情弱小民族及其优秀文化，承认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反同质性思想被遮蔽。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解放的视域下来审视民族复兴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够为民族的复兴创造前提条件，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于波兰和中国、印度等民族的解放事业的论述和呼吁之中。《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指出，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3]24，而波兰的复兴同时关系到全欧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当每个民族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国际合作。恩格斯也指出，“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4]630，因為只有一个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及开始了内部发展过程之后，它才能够以民族的力量来促进世界革命的进程和文明的进步。关于印度的民族解放，英国人所推动的一系列现代性的举措为印度文明的复兴准备了物质条件。但只有民族独立才能够真正地带来自由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5]250，在印度人民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之后，“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5]251。印度人民的文雅、勇敢、沉静的高贵品格会得到显现，而作为西方语言和宗教发源地的印度也将会迎来其文化的再次繁荣和文明的复兴。 马克思希望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来破除现代性的同质化力量，他对于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成功过渡被认为过于平滑，因而共产主义过渡期间的反同质性问题没有充分的论述。实际上，现代性的同质化力量始终受到特殊的民族性的顽强抵抗，后者能够有效缓解现代性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这也是各种民族文化的优势所在。即使是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幸福的实现，同样离不开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发扬。关于民族性，马克思在1866年的一封书信中指出，在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时候可以把批判民族特性作为一种论辩策略，但并不能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6]230，不能想象由一个主导性的模范民族来解放全人类，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实际上提出了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在推动人类自由和解放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包含着现代性的同质化与民族特异性文化间的区分，他既有批判同质性的思想，也有论述民族复兴和民族特殊性的思想。即使马克思没有明确将这两者相结合，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这一问题，但面对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及民族文化对现代性缺陷的平衡作用，将马克思上述两方面的思想相结合，成为今天建构和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时代召唤我们在这个主题上进行深入挖掘和耕耘。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蕴含了民族复兴理论丰富素材，提出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物质力量的条件下，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推动全人类文明进步和解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认同建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前提，阶级动员和民族动员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交织，而具有强大组织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扮演了一种新型的中央集权的作用，能够为现代性的进程扫清各种国内的障碍。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论述的民族复兴最终通向的是全人类解放，在现代性的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力量之下，民族国家所能够保护的民族文化被证明是抗衡这种同质化力量的强有力、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未来理想社会的人都是来自各个民族、浸染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带有民族文化烙印的人，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超越当今社会的各种异化力量，具有永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马克思民族复兴思想及其理论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试图建构一种系统的民族复兴学说，但在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析和评论贯穿于他们理论创作的始终。无论是《论犹太人问题》、各种报纸上的时评等公开性的著作，还是散落在他们书信中的各种论述，都构成了马克思民族复兴思想的宝贵素材。不过，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建构也存在着某种难题。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在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尽管斯大林模式在短时间内能够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但它被证明是一种僵化的、代价昂贵的和难以持续的现代性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不足，这导致了苏联在推广其模式的时候过于依赖武力的作用，从而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来为苏联的一些沙文主义战略辩护，诸如“有限主权论”等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声誉。
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克思思想遗产成为一些民族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工具。除了像汤姆·奈伦（Tom Nair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代民族主义学说两大巨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在他们的民族主义名著中充分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都并非马克思主义信徒。安德森指出《想象的共同体》离不开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吸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懂马克思为何不深究民族问题”[7]。盖尔纳也从马克思处吸取了很多思想资源，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从而常常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论辩对象，“他的所有政治和思想都因为严谨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打上了印记”[8]104。盖尔纳试图在批判吸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犁、剑和书：人类历史的结构》一书中，他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诸多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其宏大历史理论的具体应用。
安德森和盖尔纳都是民族主义理论中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都认为民族主义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产物，政治力量借助于工业化的同质性力量成功地打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安德森重点论述了印刷资本主义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盖尔纳则强调工业化为民族国家文化同一性的打造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两个人的论述各有侧重，安德森主要是想要解释为什么民族能够激发起最广大人民如此强烈的情感认同，他试图解释民族特性和文化在平衡现代性的弊端中所起的作用。而盖尔纳则试图解释，为什么工业化带来的同质化力量导致的并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上述两人都试图解释在现代性进程中，民族与阶级这两种政治认同或政治动员工具之间的复杂关系。
安德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分析逻辑，认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相互交织。他指出，民族主义的缘起主要涉及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尊严问题，民族主义者主要由较为富有、渴望尊重的资产阶级构成。盖尔纳也认为，在现代政治动员之中，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当一个阶级碰巧是一个民族，它才能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或自为的民族”[9]121，即只有阶级与民族合体时才能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政治行动主体。总之，两人都认为受到良好教育的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上受到殖民者的剥削，在尊严上受到殖民者的侵犯，这使得民族认同和阶级认同在现代政治动员之中成为相互促进的两种力量。
既然阶级动员和民族动员在实践中常常并肩而行，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尝试去构建一种完善的民族复兴理论？安德森和蓋尔纳等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初只有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重要议题并加以讨论”[10]32，但这种创造性的讨论并没有得到持续的更新。“国家消亡”的前景时常徘徊在建构一种系统的国家理论的上空，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难以充分肯定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因而盖尔纳指出，马克思主义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政治，而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这种政治消亡论严重限制了民族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实讨论过‘民族国家问题’，但他们的理论创作受到严重的意识形态束缚”[11]7。 这种束缚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丰富的、创造性的论述。他们对于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对国家在调和阶级利益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都有论述;同时，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或现代性进程中的国际竞争问题，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政治动员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越来越对工人阶级的民族性问题感到担忧，批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所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英国工人与资本家构成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整体民族，恩格斯在1882年悲观地写道，英国工人及其政党在殖民政策上与英国资产者及其政党持有同样的立场，“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12]480。他们充分意识到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间的冲突是困扰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还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文化在超越现代性弊端中的历史意义等论述，上述创造性的思想不同程度地被遮蔽。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掀开笼罩在上面的黑纱而让被湮没的珍珠得以重现。
马克思主义中从来都不缺乏构造一种鲜活的民族复兴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素材。马克思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诸多民族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的民族复兴思想还有待继续发挥完善。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族复兴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不容忽视，这也是中华文明在推进人类解放事业上的价值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实践，成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背景。
三、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论述了現代性、民族复兴与共产主义三者之间的关联，形成了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通向人类解放的思想萌芽。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3]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员和整合力量，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同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种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奋斗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依托。它是一种以文化繁荣和复兴为导向“民族”现代化，又是通向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为全人类超越现代性的同质性，超越没有个性的无名社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践的展开也呼唤着理论的跟进，相伴随的是发展一种更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209对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的思考和鼓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接纳，从一开始就与民族救亡与国家复兴的理想相结合。李大钊指出，应该深入思考马克思的思想怎样具体指导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15]517。要实现中国人传统的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中华民族“站起来”是前提，以周恩来为代表那一代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接纳是顺理成章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激发他们奋斗的崇高信念和目标，而中华民族饱受宰割的命运则是激励他们奉献和牺牲的直接动力来源。这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6]的真实含义所在。
当然，一种外来思想的融入并不会那么顺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大体上都是“冲击—回应”的结果，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成型。最早的论述也许可以溯源到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赫尔德是浪漫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先驱，理解赫尔德的思想需要从反对启蒙思想中的同质化着手。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大多数人都是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赫尔德希望诉诸德意志文化，来抗衡英法现代性中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技术统治等观念。这开启了后来德国思想界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传统，通过诉诸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来批判技术-物质层面上的文明，在推动技术、制度现代化的同时，保存和发扬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遗产。这一思潮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俄国、日本和中国等都有其特有形态。它可以表现为现代化与西化间的张力，现代与传统的张力或者线性历史与民族特性间的张力。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既需要通过现代性来冲击和破除国家前进中的各种思想和制度障碍，又要在这一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拯救优秀传统文化。
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认为，儒学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长期无解的张力是西方文明输入的主要背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以降的儒学学者对于传统的孔孟儒学进行了大量的改造，经典儒学与当下儒学、儒学理念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冲突贯穿中国古代社会。西方文明的输入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中来理解，士大夫似乎在西方发现了某种克服困境实现理想的具体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元素的输入，很大程度上是契合了中国人一贯具有的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远远超过狭隘的专注于财富和权力的工具性的现代化。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下观是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文化主义，一种以优越的文化来引领外族的大同思想，从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国际主义能够得到和解。既然他们秉持的是一种高扬文明进步的文化民族主义而非政治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不过，理念上的契合还是需要通过话语的本土化才能够发挥作用，以民众所能理解的话语来成功实现政治动员，从而确立一种基于传统文化并能够引领时代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重要原因是用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讲述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信仰。胡适对于毛泽东的一个评价需要放在这一背景中来考察，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发起者胡适而言，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倡导以鲜活通俗、平民式的白话文来代替复杂难懂的、贵族式的文言文，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工具和文学媒介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教育和动员，而他强调“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17]194。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通过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马克思强调，民族解放使得无产阶级能够直接掌握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为民族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在承担起国富民强重任的基础上，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和人类文明的前进。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逐步向前迈进的体现。笔者认为，如果说“站起来”侧重于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富起来”侧重于民生和经济上的崛起，那么“强起来”则更多地意味着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的增进。
冷战结束之后，东西方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费孝通开始谈论“文化自觉”，提出通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格局。亨廷顿谈论文明的冲突，但他指出自己的本意是通过刻画冲突的可能性来提醒人们避免冲突，他对于“文明的冲突”的预测本身能够作为影响国际政治走势的观念力量，“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8]3。福山则提出，冷战结束初期，为两极格局所压制的一些民族矛盾和冲突会被释放，在短时间内会有某种民族主义复兴的现象，但长远来看，具有攻击性的政治民族主义会逐渐让位于包容性的文化民主主义，“民族群体可以保留各自的语言和认同，但这种认同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19]272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国际社会的主题，越来越走向一种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的文化民族主义。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文化上的美美与共成为二十一世纪国家竞争与合作的主要特征。我们不難理解，为什么习总书记会一再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等提法构成民族复兴内涵的基本内容。中华文明要对于人类朝着理想社会的前进作出自己的贡献。民族文化的复兴既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的保证，又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要求。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体的，旨在推动“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最终通向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
结 语
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源源不断向外输出先进的技术、制度、文字和思想，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经历了近代一个多世纪的沉沦之后，中国崛起必然对世界文明格局的重组乃至重塑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人类解放和文明进步的视域下审视民族的复兴，他认为当民族向世界贡献出某种制度或文化要素时，“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20]257。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接续世界文明史进程中国人所一直扮演的角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持续对话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问题。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构建，来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对于世界进步和人类解放的贡献。能够抑制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无形之手，而只能是依靠人类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调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不断创新，在增进世界各个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既能够推动一种“文明增进论”来打破“文明冲突论”的预言，又有助于构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为通向人类解放和世界大同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由此得到绽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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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民族复兴;文化自信
【作 者】彭玉峰，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部讲师，文化发展创新与文化浙江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杭州，311121。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018-007
马克思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视域下审视民族复兴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复兴都理解为在现代性进程中超越其同质性弊端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理论，而且在实践中成为后发国家加速推进现代性的重要模式。但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理念，它旨在消解现代性中的泯灭自由和个性的同质化力量，追求一种超越异化和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前提，民族文化又是平衡现代性带来的同质性的重要因素。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是建构一种体系化的民族复兴理论的重要来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及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对民族国家及民族理论都构成了新的挑战。例如以色列政治学家阿维纳日（Shlomo Avineri）提出“有必要根据20世纪的历史经验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1]。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学者蒙克（Ronaldo Munck）在《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面临在信息化的全球化时代构造一种民族理论的任务。如果说西方学者主要面临的是理论构造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则同时面临着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双重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和社会主义格局的最重要变量，建构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既需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又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实践中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中国崛起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上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构建不断贡献出理论和实践智慧。
一、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马克思民族复兴思想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复兴两种力量从一开始就难分难解。在实践上，民族复兴是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抗争、求得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有力工具，这种反抗和解放属性使得民族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天然的亲近性。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来进行。民族复兴成为共产主义运动难以跨越的必由之路。阶级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两个相互交织，有时又相互冲突的因素。不管是居于何种立场，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任何政党都必须要同时借助于民族和阶级的力量，才能够获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一种体系化的民族国家理论，但他在论述法国和东方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中，对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充分的估计和重视。因而马克思一贯强调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革命。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除了先发的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在国家富强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关键前提是他们都具有较为坚实的民族认同，阶级动员与民族动员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相得益彰。
正如蒙克所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不可分割地绑定”[2]，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后发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而加速赶超的现代性理论。马克思对现代性同质力量的论述可谓是无出其右，《共产党宣言》对大工业吞噬一切传统组织、习俗、观念的破坏性力量的描述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片面强调这一层面会使得马克思主义中超越性的因素和文化、价值向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事实上，现代性的同质化与超越同质化的个性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着马克思的思想创作。现代性当然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但现代性的同质化力量不能一统天下，马克思思想中始终存在着超越同质性的要求。从早期对于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的集中批判，到《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解析，马克思始终想要寻求一种能够使所有人的自由和个性得以实现的路径。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所具有的价值，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后现性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民族问题上，马克思思想中强调大工业所具有的消除民族性的作用受到充分关注。在这条思想主线被高扬的同时，马克思同情弱小民族及其优秀文化，承认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反同质性思想被遮蔽。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解放的视域下来审视民族复兴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够为民族的复兴创造前提条件，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于波兰和中国、印度等民族的解放事业的论述和呼吁之中。《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指出，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3]24，而波兰的复兴同时关系到全欧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当每个民族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国际合作。恩格斯也指出，“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4]630，因為只有一个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及开始了内部发展过程之后，它才能够以民族的力量来促进世界革命的进程和文明的进步。关于印度的民族解放，英国人所推动的一系列现代性的举措为印度文明的复兴准备了物质条件。但只有民族独立才能够真正地带来自由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5]250，在印度人民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之后，“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5]251。印度人民的文雅、勇敢、沉静的高贵品格会得到显现，而作为西方语言和宗教发源地的印度也将会迎来其文化的再次繁荣和文明的复兴。 马克思希望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来破除现代性的同质化力量，他对于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成功过渡被认为过于平滑，因而共产主义过渡期间的反同质性问题没有充分的论述。实际上，现代性的同质化力量始终受到特殊的民族性的顽强抵抗，后者能够有效缓解现代性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这也是各种民族文化的优势所在。即使是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幸福的实现，同样离不开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发扬。关于民族性，马克思在1866年的一封书信中指出，在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时候可以把批判民族特性作为一种论辩策略，但并不能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6]230，不能想象由一个主导性的模范民族来解放全人类，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实际上提出了各个民族及其文化在推动人类自由和解放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包含着现代性的同质化与民族特异性文化间的区分，他既有批判同质性的思想，也有论述民族复兴和民族特殊性的思想。即使马克思没有明确将这两者相结合，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这一问题，但面对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及民族文化对现代性缺陷的平衡作用，将马克思上述两方面的思想相结合，成为今天建构和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时代召唤我们在这个主题上进行深入挖掘和耕耘。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蕴含了民族复兴理论丰富素材，提出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物质力量的条件下，通过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推动全人类文明进步和解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认同建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前提，阶级动员和民族动员在这一过程中相互交织，而具有强大组织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扮演了一种新型的中央集权的作用，能够为现代性的进程扫清各种国内的障碍。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论述的民族复兴最终通向的是全人类解放，在现代性的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力量之下，民族国家所能够保护的民族文化被证明是抗衡这种同质化力量的强有力、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未来理想社会的人都是来自各个民族、浸染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带有民族文化烙印的人，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克服现代性的弊端，超越当今社会的各种异化力量，具有永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马克思民族复兴思想及其理论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试图建构一种系统的民族复兴学说，但在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析和评论贯穿于他们理论创作的始终。无论是《论犹太人问题》、各种报纸上的时评等公开性的著作，还是散落在他们书信中的各种论述，都构成了马克思民族复兴思想的宝贵素材。不过，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建构也存在着某种难题。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在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尽管斯大林模式在短时间内能够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但它被证明是一种僵化的、代价昂贵的和难以持续的现代性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不足，这导致了苏联在推广其模式的时候过于依赖武力的作用，从而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来为苏联的一些沙文主义战略辩护，诸如“有限主权论”等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声誉。
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克思思想遗产成为一些民族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工具。除了像汤姆·奈伦（Tom Nair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代民族主义学说两大巨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在他们的民族主义名著中充分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都并非马克思主义信徒。安德森指出《想象的共同体》离不开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吸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懂马克思为何不深究民族问题”[7]。盖尔纳也从马克思处吸取了很多思想资源，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从而常常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论辩对象，“他的所有政治和思想都因为严谨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打上了印记”[8]104。盖尔纳试图在批判吸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犁、剑和书：人类历史的结构》一书中，他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诸多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其宏大历史理论的具体应用。
安德森和盖尔纳都是民族主义理论中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都认为民族主义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产物，政治力量借助于工业化的同质性力量成功地打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安德森重点论述了印刷资本主义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盖尔纳则强调工业化为民族国家文化同一性的打造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两个人的论述各有侧重，安德森主要是想要解释为什么民族能够激发起最广大人民如此强烈的情感认同，他试图解释民族特性和文化在平衡现代性的弊端中所起的作用。而盖尔纳则试图解释，为什么工业化带来的同质化力量导致的并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上述两人都试图解释在现代性进程中，民族与阶级这两种政治认同或政治动员工具之间的复杂关系。
安德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分析逻辑，认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相互交织。他指出，民族主义的缘起主要涉及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尊严问题，民族主义者主要由较为富有、渴望尊重的资产阶级构成。盖尔纳也认为，在现代政治动员之中，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当一个阶级碰巧是一个民族，它才能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或自为的民族”[9]121，即只有阶级与民族合体时才能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政治行动主体。总之，两人都认为受到良好教育的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上受到殖民者的剥削，在尊严上受到殖民者的侵犯，这使得民族认同和阶级认同在现代政治动员之中成为相互促进的两种力量。
既然阶级动员和民族动员在实践中常常并肩而行，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尝试去构建一种完善的民族复兴理论？安德森和蓋尔纳等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初只有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重要议题并加以讨论”[10]32，但这种创造性的讨论并没有得到持续的更新。“国家消亡”的前景时常徘徊在建构一种系统的国家理论的上空，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难以充分肯定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因而盖尔纳指出，马克思主义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政治，而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这种政治消亡论严重限制了民族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确实讨论过‘民族国家问题’，但他们的理论创作受到严重的意识形态束缚”[11]7。 这种束缚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丰富的、创造性的论述。他们对于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对国家在调和阶级利益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都有论述;同时，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或现代性进程中的国际竞争问题，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政治动员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越来越对工人阶级的民族性问题感到担忧，批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所形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英国工人与资本家构成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整体民族，恩格斯在1882年悲观地写道，英国工人及其政党在殖民政策上与英国资产者及其政党持有同样的立场，“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12]480。他们充分意识到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间的冲突是困扰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还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文化在超越现代性弊端中的历史意义等论述，上述创造性的思想不同程度地被遮蔽。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掀开笼罩在上面的黑纱而让被湮没的珍珠得以重现。
马克思主义中从来都不缺乏构造一种鲜活的民族复兴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素材。马克思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诸多民族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的民族复兴思想还有待继续发挥完善。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族复兴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不容忽视，这也是中华文明在推进人类解放事业上的价值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实践，成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背景。
三、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论述了現代性、民族复兴与共产主义三者之间的关联，形成了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通向人类解放的思想萌芽。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3]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员和整合力量，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同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种在现代性中超越现代性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奋斗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依托。它是一种以文化繁荣和复兴为导向“民族”现代化，又是通向自由和解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为全人类超越现代性的同质性，超越没有个性的无名社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践的展开也呼唤着理论的跟进，相伴随的是发展一种更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209对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的思考和鼓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接纳，从一开始就与民族救亡与国家复兴的理想相结合。李大钊指出，应该深入思考马克思的思想怎样具体指导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15]517。要实现中国人传统的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中华民族“站起来”是前提，以周恩来为代表那一代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接纳是顺理成章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激发他们奋斗的崇高信念和目标，而中华民族饱受宰割的命运则是激励他们奉献和牺牲的直接动力来源。这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6]的真实含义所在。
当然，一种外来思想的融入并不会那么顺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大体上都是“冲击—回应”的结果，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成型。最早的论述也许可以溯源到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赫尔德是浪漫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先驱，理解赫尔德的思想需要从反对启蒙思想中的同质化着手。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大多数人都是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赫尔德希望诉诸德意志文化，来抗衡英法现代性中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技术统治等观念。这开启了后来德国思想界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传统，通过诉诸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来批判技术-物质层面上的文明，在推动技术、制度现代化的同时，保存和发扬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遗产。这一思潮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俄国、日本和中国等都有其特有形态。它可以表现为现代化与西化间的张力，现代与传统的张力或者线性历史与民族特性间的张力。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既需要通过现代性来冲击和破除国家前进中的各种思想和制度障碍，又要在这一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拯救优秀传统文化。
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认为，儒学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长期无解的张力是西方文明输入的主要背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以降的儒学学者对于传统的孔孟儒学进行了大量的改造，经典儒学与当下儒学、儒学理念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冲突贯穿中国古代社会。西方文明的输入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中来理解，士大夫似乎在西方发现了某种克服困境实现理想的具体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元素的输入，很大程度上是契合了中国人一贯具有的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远远超过狭隘的专注于财富和权力的工具性的现代化。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下观是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文化主义，一种以优越的文化来引领外族的大同思想，从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国际主义能够得到和解。既然他们秉持的是一种高扬文明进步的文化民族主义而非政治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不过，理念上的契合还是需要通过话语的本土化才能够发挥作用，以民众所能理解的话语来成功实现政治动员，从而确立一种基于传统文化并能够引领时代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重要原因是用农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讲述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信仰。胡适对于毛泽东的一个评价需要放在这一背景中来考察，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发起者胡适而言，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倡导以鲜活通俗、平民式的白话文来代替复杂难懂的、贵族式的文言文，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工具和文学媒介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教育和动员，而他强调“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17]194。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通过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马克思强调，民族解放使得无产阶级能够直接掌握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为民族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在承担起国富民强重任的基础上，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和人类文明的前进。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逐步向前迈进的体现。笔者认为，如果说“站起来”侧重于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富起来”侧重于民生和经济上的崛起，那么“强起来”则更多地意味着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的增进。
冷战结束之后，东西方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费孝通开始谈论“文化自觉”，提出通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格局。亨廷顿谈论文明的冲突，但他指出自己的本意是通过刻画冲突的可能性来提醒人们避免冲突，他对于“文明的冲突”的预测本身能够作为影响国际政治走势的观念力量，“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8]3。福山则提出，冷战结束初期，为两极格局所压制的一些民族矛盾和冲突会被释放，在短时间内会有某种民族主义复兴的现象，但长远来看，具有攻击性的政治民族主义会逐渐让位于包容性的文化民主主义，“民族群体可以保留各自的语言和认同，但这种认同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19]272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国际社会的主题，越来越走向一种文化之间相互吸收借鉴的文化民族主义。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文化上的美美与共成为二十一世纪国家竞争与合作的主要特征。我们不難理解，为什么习总书记会一再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等提法构成民族复兴内涵的基本内容。中华文明要对于人类朝着理想社会的前进作出自己的贡献。民族文化的复兴既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政权合法性的保证，又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要求。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体的，旨在推动“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最终通向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
结 语
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源源不断向外输出先进的技术、制度、文字和思想，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经历了近代一个多世纪的沉沦之后，中国崛起必然对世界文明格局的重组乃至重塑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人类解放和文明进步的视域下审视民族的复兴，他认为当民族向世界贡献出某种制度或文化要素时，“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20]257。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接续世界文明史进程中国人所一直扮演的角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持续对话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问题。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的构建，来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对于世界进步和人类解放的贡献。能够抑制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无形之手，而只能是依靠人类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调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不断创新，在增进世界各个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既能够推动一种“文明增进论”来打破“文明冲突论”的预言，又有助于构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理论，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为通向人类解放和世界大同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由此得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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