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统计局8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和整个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环比下降了0.2%，而今年一季度为零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欧元区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跌0.4%和0.2%。
　　尽管目前还未得到所有国家的有效数据，但至少已经有包括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8个欧盟国家陷入衰退。所谓衰退，被宽泛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产值减少。西班牙经济第二季度环比下降0.4%，此前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0.3%。
　　在接受救助的国家中，希腊和葡萄牙出现了衰退，爱尔兰的数据还未出炉。已经向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救助申请的塞浦路斯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0.8%，连续4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罗马尼亚则摆脱了衰退的困扰，在第二季度取得了0.5%的小幅增长，前几个季度GDP环比降幅在0.1%至0.2%之间。芬兰在第一季度增长0.8%的良好势头下，出人意料地在第二季度出现了1.0%的经济萎缩。比利时饱受危机困扰，第二季度已无望出现第一季度0.2%的增长态势，环比下跌了0.6%。瑞典的数据最为乐观，以1.4%的增幅拉动着欧洲经济。德国和法国的数据均好于预期。德国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3%，虽然低于第一季度的0.5%，但好于市场预期。法国经济零增长，虽已连续3个季度停滞不前，但并未像众多机构预测的那样陷入萎缩。问题在于德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不足以使整个欧元区经济保持在零水平之上，且在欧元区和整个欧盟经济衰退的大潮中，德国已渐渐难以独善其身，开始走下坡路了。纵观德国的GDP态势，其曲线呈现反弹后回落的走势。目前德国制造业订单减少，工业产出量减少，进出口总额减少，预示着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陷入衰退。整个欧元区经济由停滞转向萎缩。
　　英国施罗德公司欧洲经济专家阿扎德·赞盖纳表示：“欧洲主要经济体的承受力将在未来几个季度经受考验，因为先行指标显示市场需求将继续下降，企业家信心将日渐走低。”欧洲的前景仍非常“不确定”，“预计在年底出现转机之前，第三季度的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受欧债危机持续升级、欧元区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中国2012年的贸易前景出现问题。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出现了自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外来投资减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2012年1～7月份，来自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7%，降至40亿美元。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欧盟出口的急剧下降，是影响中国当前出口增速的第一大因素。中国2012年的目标是贸易平均增长10%，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出口一直很不稳定。7月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下降16.2%，降至294亿美元。7月份的出口增速几乎停滞，仅比一年前增长1%，远低于平均预测值8.6%；进口同比增长4.7%，低于平均预测值7.2%。
　　国际环境的严峻和复杂，是中国未来几年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要有打长久战的准备。为此，中国的应对策略不仅要防止风险传染，如前面已提及的贸易，当然还有资本流动及危机应对，更要化危为机，主动调结构和转方式，提前有序释放风险，始终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但具体到针对欧债危机及欧元区经济衰退，则必须首先要对此有一准确明晰的基本判断。欧债危机不是单纯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诸多矛盾和缺陷的体现。目前，欧元区面临着“转型”和“危机”的艰难平衡。其实欧元区不缺资源，缺的是机制。2011年，欧元区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分别为4.1%和87.2%，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赤字率分别为9.6%和10.1%，债务率分别为102.9%和229.8%。欧元区这两年的经常收支顺差分别为409.5亿和374.7亿美元。欧元区的银行资本缺口较大，但欧洲存量财富巨大。因此，欧洲缺乏的是有效的资源（银行资本、社会资金）配置机制和国家间的协调机制，需要在现实中调整认识。它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资源总量问题，简单的输血解决不了欧元区问题。在欧元区机制转变之前，中国对此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欧元区的风险相对可控，但仍不能排除极端情形出现的可能性。目前，欧元区短期流动性风险已大幅缓解。一定程度的市场紧张，既是必然，也是必要。欧元区借助去杠杆的周期性因素和资本市场压力，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改善欧元区治理机制及提高长期竞争力，如社会福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等。欧元区已开始为极端情形做准备，这反而降低了极端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政策会更加务实。希腊虽然反对财政紧缩，但不会轻易退出欧元区。德法已开始接受在增长中解决问题，促进良性循环的解决思路。但同时必须看到，经济特别是金融去杠杆化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存在临界点和加速过程。欧元区二季度PMI开始跳水，6月份欧元区综合PMI初始值仅44.8，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为44.7、42.0和44.8。随着欧元区经济衰退和市场压力加大，民族情绪日益激烈，各国应对短期风险的政策空间有限，并且逐步减少，协调机制短期内无法建立并发挥作用，国家间的政治搏弈，并不能完全排除极端情形的出现。目前欧洲的防火墙并不足以应付极端情形，如虽然市场对希腊退出已有相当的预期，但当希腊退出风险加大时，金融市场仍会出现急剧下跌。
　　欧元区的紧张和低迷，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过程。截至目前，欧洲领导人尚未找到欧元区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多个民主国家选择可行方案的过程，是在市场和社会压力下不断搏弈的过程。欧元区提高长期竞争力的转型和危机中的去杠杆，都将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长期过程。
　　当对欧元区的问题有了一个准确清晰的基本判断后，如何化危为机、有所作为的谋略才会有基础实在可靠，有办法科学可行，有利益双盈可为。欧元区政策重点从紧缩转向增长，一方面，推出了1200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以补充已通过的“财政契约”。在坚持单个国家财政纪律的同时，开始考虑欧元区整体的经济增长，提供财政风险的分担机制。另一方面，原来坚持紧缩的国家和机构有所放松，不再过分强调以财政紧缩来恢复信心。同时，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力度，鼓励和帮助民间资本到欧元区寻找机会。可将部分外汇储备加配套人民币资金，设立专门基金，加强与欧元区的国家、公司及个人合作。以资本投入、补贴等方式，购买欧洲的技术，引入欧洲的专业人才，提高对国内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空气及水的环境治理力度。将外汇储备投资到30年快速发展需要补课的环境保护方面，既有利于缓解外汇储备的潜在风险，又不至于扩大现有产能地，刺激本国经济。给欧元区带来一定的外需，加强与欧洲在环保上的合作，也为未来的可能谈判增加筹码。
　　从实体经济来看，欧债危机的恶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大幅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攀升，影响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此，在欧债危机尚未失控的时期，可适当引导汇率在更大幅度的双向波动，在美元升值背景下，这反而会有利于中国保持实际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进一步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提前释放欧元区极端情形下的汇率和资本流动风险，提高金融市场承受风险波动的能力，扩大汇率工具空间。
　　欧元区的动荡，不仅影响中国与欧元区间的资金流动，还将影响新兴市场甚至中美之间的资金流动。既存在回流欧元区，满足流动性需求的资金流动，也存在规避风险，重新进行资产组合配置的资金流动。中国不能因国际环境不稳定而延缓资本账户的必要开放，但当前对跨境资本流动应加强管道管理，对资质和规模保留必要的管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形成必要的威慑力。
　　当前的欧债危机是系统性的，极端情形下更会产生全球影响。尽管这种情况是小概率事件，但目前并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应充分借鉴IMF等危机处理经验，建立中国的应急机构及危机处理预案，对欧债危机的极端情形防范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