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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是二十世纪第一年，也是中国传统纪年的“庚子年”。面对一个全新世纪，全世界都在思考着怎样应变，怎样发展。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只是让人奇怪的是，中国的发展在那个时候确实不顺利，一场突如其来的义和团战争给中国的新世纪蒙上了厚厚阴影。
按照过去几十年的说法，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因为帝国主义入侵，是因为“文明冲突”，是中国农民自发的爱国反帝运动。最近若干年，研究者转向，又以为这是一场愚昧的排外主义运动，与中国現代化走向相背离。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无疑都忽视了引发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直接因素，即震动中外的“大阿哥事件”。
皇上确实有病
“大阿哥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現任皇帝”光绪爷病了，而且很严重。在过去一百年，由于我们普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供的叙事框架，普遍以为清廷内部存在着一个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一个以光绪帝为首的革新派，进而将1898年的政治变动看作是保守派对革新派的镇压，进而将那年秋天事变结束后光绪帝“瀛台养病”解读成“瀛台泣血”，于是将后来发生的许多故事都放在这样的框架中进行解读。最近若干年的研究，已经证明康有为、梁启超的叙事框架并不真实，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他们这些政治流亡者的現实期待。
按照康有为等人传播的故事框架，由于皇太后与光绪帝有冲突，因而所谓“戊戌政变”就是皇太后剥夺了皇上的权力，进而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就废黜皇上，另立新主。这个说法在1898年秋天流传甚广，再加上皇上不时休假不理朝政，中外各界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
根据清宫档案，这些传言当然是假的。
1898年10月15日，庆亲王奕劻率总理衙门大臣召见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希望通过窦纳乐向西方世界传递真实消息，平息这些无根传言。庆亲王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证实，外面的这些传言都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皇上确实生了一点小病，经过调理，現在已经好多了，皇上已经开始恢复大部分工作了，开始与皇太后一起听政，处理国务。至于两宫关系，庆亲王是这样解释的，皇太后与皇上在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冲突，皇太后从来不反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只是皇太后以为政治改革要谨慎对待，要准备条件，不宜操之过急，不能规模过大，速度过快。
那时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远超現在，列强对中国政治稳定因而也就比较看重，西方国家因清廷镇压“戊戌六君子”非常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接受光绪帝“瀛台泣血”的传言，相信光绪帝或许真的将不久于人世，中国政治还会发生巨大变动。
对于这些传言，窦纳乐当然也很关心，所以他推心置腹给出一个这样的建议：假如中国政府没有什么阴谋的话，那么不妨让公使馆外国医生进宫为皇上作个全面检查，外国医生的证明一定会让全世界相信，“谣言止于知者”。信息公开了，中立了，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窦纳乐的建议被庆亲王欣然接受。10月20日，法国公使馆多德福医生入宫为皇上作了一个全面检查，结论是皇上突发肾炎，但病情并不太严重，只要在饮食上善加调理，辅助一些药物治疗，病情就会好转。言下之意，皇上的病情并不影响继续履行职责。
大阿哥预案
外国医生的诊断证明在西方世界确实有用，此后很长时间，中外之间并没有因此再起风波。只是突发肾炎在当年也确实并不那么好治，光绪帝的病情几经反复，时好时坏，有时他能参与朝政处理，有时又显得连一些礼仪性活动都没有力气参加，特别是到了1899年下半年，皇上的肾病似乎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現了病情危机的情形。
在高度集权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关乎国家稳定。面对这种情形，清廷并没有刻意将皇上的病情列为绝密，而是以上谕方式适时向外界公布。这种公布当然具有正面效果，中外大臣毕竟由此知道朝廷中的消息，知道皇上病情。然而随着公布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内外大臣中也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建议，一种最盛行的看法是，即便皇上的病情没有大碍，但皇上的这种病，来时如山倒，去时若抽丝。其愈后究竟怎样真的不容乐观，因此他们建议从大局考虑，从大清前途及稳定考虑，应该有一个预案，应该让国内外对未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期待。
说白了，这些内外大臣的考虑蕴含着另外一个问题，即皇上大婚至今已经十几年了，尚无龙子，現在又是肾病复发，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光绪帝生养皇子的可能性非常小。皇上马上就到而立之年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他们暗中酝酿着计划，就是为皇上过继一个孩子，用心培养，以为将来的接班人，以此稳定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的预期。
皇上没有孩子当然可以过继一个，就像光绪帝本人一样，就是过继给慈禧太后作为养子继承皇位的。然而由于1898年政治转折后铺天盖地的传闻总在说两宫之间恩怨情仇，現在突然说起为皇上过继皇子，无疑引起海内外无端猜疑。
毫无疑问，作为周边族群的满洲贵族真的没有弄明白中国文明的精华，中国文明早在周公时代就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不必像满洲贵族烦恼了好几代人。长子继承的原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期待，如果没有皇子，依然可以按照顺位的原则解决皇位继承中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汉人政权很少因此发生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寻找大阿哥
满洲贵族始终保留着军事部落的民主原则，他们依然像满洲人过去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那样，通过自己独特的民主手段进行海选。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0年1月23日），清廷发布一道上谕，命令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濂、载滢、载澜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中央部院满汉尚书等于明日侍候召见。这么一个庞大的贵族、高官群体，就是海选大阿哥的“小圈子选举团”，大阿哥就是由他们选举产生的。
据说，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慈禧皇太后，还有光绪帝等皇室成员就约满洲贵族领袖人物谈过话，并一起连续数天考察了皇族中溥字辈幼童数十人，从中物色出备选名单，然后再将这些备选名单提交到那个规模宏大的贵族及高干会议上去讨论去决定。
经过漫长且复杂的程序，也肯定经过充分而详细的讨论，清廷终于在1900年1月24日御前会议上做出重大决定，宣布由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这样一来，这个大阿哥就不是光绪帝的皇子，而是光绪帝的弟弟。换言之，清廷的意思似乎准备由这个大阿哥继续奉慈禧皇太后为“亲爸爸”，继续保持一个中央权力核心的大致稳定。
光绪二十五年又为“己亥年”，所以这一次“海选大阿哥”又被称为“己亥建储”。己亥建储对国内外原本都是一个好意，是为了稳定国内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预期。
“己亥建储”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清廷的好意是要为未来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预期，然而由于清廷政治处在一个单边的不对称不透明状态，因此其所有的好意都被各界从相反方向去解读。
康有为、梁启超等因“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而流亡海外的政治人物自然竭力夸张大阿哥事件的负面意义，一再猜测和宣扬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对光绪帝下了黑手，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宫廷政变，预言中国政治必将由此发生逆转。
三人成虎，谣言可畏。康有为等人的这些猜测被一些“智者”分析加工之后越说越像，各国公使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大阿哥事件可能真的反映了清廷内部两股势力的角力和冲突，因而他们的对应策略是冷静观察，不动声色，不祝贺不反对。这种态度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个态度撩拨起了中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
其实，如果从同情立场去看待“大阿哥事件”，不难感到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阴谋。第一，虽然为皇上选择了一个大阿哥，但皇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皇上还是皇上，大阿哥只是储君，只是预防万一的顺位接班人；第二，皇上严重肾炎或其他不便言说的疾病已经注定不能生儿育女，过继一个养子是注定的，至于何时过继，只是一个时机问题；第三，大阿哥毕竟只是大阿哥，可以是储君，但如果在后来发現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了更好选择，这些事情还可以调整；第四，大阿哥的功能或最紧迫的事情，只是在皇上生病期间分担一些礼仪性活动，并不触及实际的朝政，大阿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是培养一个接班人。
然而这些理性分析无法影响社会各阶层和各国公使，一个流传很久的政治谣言就在宣布大阿哥“海选”出来的一刹那悄然流传，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就这样毫无迹象地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直到現代。
按照过去几十年的说法，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因为帝国主义入侵，是因为“文明冲突”，是中国农民自发的爱国反帝运动。最近若干年，研究者转向，又以为这是一场愚昧的排外主义运动，与中国現代化走向相背离。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无疑都忽视了引发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直接因素，即震动中外的“大阿哥事件”。
皇上确实有病
“大阿哥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現任皇帝”光绪爷病了，而且很严重。在过去一百年，由于我们普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供的叙事框架，普遍以为清廷内部存在着一个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一个以光绪帝为首的革新派，进而将1898年的政治变动看作是保守派对革新派的镇压，进而将那年秋天事变结束后光绪帝“瀛台养病”解读成“瀛台泣血”，于是将后来发生的许多故事都放在这样的框架中进行解读。最近若干年的研究，已经证明康有为、梁启超的叙事框架并不真实，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他们这些政治流亡者的現实期待。
按照康有为等人传播的故事框架，由于皇太后与光绪帝有冲突，因而所谓“戊戌政变”就是皇太后剥夺了皇上的权力，进而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就废黜皇上，另立新主。这个说法在1898年秋天流传甚广，再加上皇上不时休假不理朝政，中外各界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
根据清宫档案，这些传言当然是假的。
1898年10月15日，庆亲王奕劻率总理衙门大臣召见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希望通过窦纳乐向西方世界传递真实消息，平息这些无根传言。庆亲王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证实，外面的这些传言都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皇上确实生了一点小病，经过调理，現在已经好多了，皇上已经开始恢复大部分工作了，开始与皇太后一起听政，处理国务。至于两宫关系，庆亲王是这样解释的，皇太后与皇上在政治理念上并没有冲突，皇太后从来不反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只是皇太后以为政治改革要谨慎对待，要准备条件，不宜操之过急，不能规模过大，速度过快。
那时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远超現在，列强对中国政治稳定因而也就比较看重，西方国家因清廷镇压“戊戌六君子”非常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接受光绪帝“瀛台泣血”的传言，相信光绪帝或许真的将不久于人世，中国政治还会发生巨大变动。
对于这些传言，窦纳乐当然也很关心，所以他推心置腹给出一个这样的建议：假如中国政府没有什么阴谋的话，那么不妨让公使馆外国医生进宫为皇上作个全面检查，外国医生的证明一定会让全世界相信，“谣言止于知者”。信息公开了，中立了，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窦纳乐的建议被庆亲王欣然接受。10月20日，法国公使馆多德福医生入宫为皇上作了一个全面检查，结论是皇上突发肾炎，但病情并不太严重，只要在饮食上善加调理，辅助一些药物治疗，病情就会好转。言下之意，皇上的病情并不影响继续履行职责。
大阿哥预案
外国医生的诊断证明在西方世界确实有用，此后很长时间，中外之间并没有因此再起风波。只是突发肾炎在当年也确实并不那么好治，光绪帝的病情几经反复，时好时坏，有时他能参与朝政处理，有时又显得连一些礼仪性活动都没有力气参加，特别是到了1899年下半年，皇上的肾病似乎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現了病情危机的情形。
在高度集权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关乎国家稳定。面对这种情形，清廷并没有刻意将皇上的病情列为绝密，而是以上谕方式适时向外界公布。这种公布当然具有正面效果，中外大臣毕竟由此知道朝廷中的消息，知道皇上病情。然而随着公布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内外大臣中也在酝酿着各种各样的建议，一种最盛行的看法是，即便皇上的病情没有大碍，但皇上的这种病，来时如山倒，去时若抽丝。其愈后究竟怎样真的不容乐观，因此他们建议从大局考虑，从大清前途及稳定考虑，应该有一个预案，应该让国内外对未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期待。
说白了，这些内外大臣的考虑蕴含着另外一个问题，即皇上大婚至今已经十几年了，尚无龙子，現在又是肾病复发，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光绪帝生养皇子的可能性非常小。皇上马上就到而立之年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他们暗中酝酿着计划，就是为皇上过继一个孩子，用心培养，以为将来的接班人，以此稳定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的预期。
皇上没有孩子当然可以过继一个，就像光绪帝本人一样，就是过继给慈禧太后作为养子继承皇位的。然而由于1898年政治转折后铺天盖地的传闻总在说两宫之间恩怨情仇，現在突然说起为皇上过继皇子，无疑引起海内外无端猜疑。
毫无疑问，作为周边族群的满洲贵族真的没有弄明白中国文明的精华，中国文明早在周公时代就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不必像满洲贵族烦恼了好几代人。长子继承的原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期待，如果没有皇子，依然可以按照顺位的原则解决皇位继承中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汉人政权很少因此发生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寻找大阿哥
满洲贵族始终保留着军事部落的民主原则，他们依然像满洲人过去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那样，通过自己独特的民主手段进行海选。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0年1月23日），清廷发布一道上谕，命令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濂、载滢、载澜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中央部院满汉尚书等于明日侍候召见。这么一个庞大的贵族、高官群体，就是海选大阿哥的“小圈子选举团”，大阿哥就是由他们选举产生的。
据说，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慈禧皇太后，还有光绪帝等皇室成员就约满洲贵族领袖人物谈过话，并一起连续数天考察了皇族中溥字辈幼童数十人，从中物色出备选名单，然后再将这些备选名单提交到那个规模宏大的贵族及高干会议上去讨论去决定。
经过漫长且复杂的程序，也肯定经过充分而详细的讨论，清廷终于在1900年1月24日御前会议上做出重大决定，宣布由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这样一来，这个大阿哥就不是光绪帝的皇子，而是光绪帝的弟弟。换言之，清廷的意思似乎准备由这个大阿哥继续奉慈禧皇太后为“亲爸爸”，继续保持一个中央权力核心的大致稳定。
光绪二十五年又为“己亥年”，所以这一次“海选大阿哥”又被称为“己亥建储”。己亥建储对国内外原本都是一个好意，是为了稳定国内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预期。
“己亥建储”是晚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清廷的好意是要为未来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预期，然而由于清廷政治处在一个单边的不对称不透明状态，因此其所有的好意都被各界从相反方向去解读。
康有为、梁启超等因“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而流亡海外的政治人物自然竭力夸张大阿哥事件的负面意义，一再猜测和宣扬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对光绪帝下了黑手，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宫廷政变，预言中国政治必将由此发生逆转。
三人成虎，谣言可畏。康有为等人的这些猜测被一些“智者”分析加工之后越说越像，各国公使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大阿哥事件可能真的反映了清廷内部两股势力的角力和冲突，因而他们的对应策略是冷静观察，不动声色，不祝贺不反对。这种态度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个态度撩拨起了中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
其实，如果从同情立场去看待“大阿哥事件”，不难感到这一事件并没有什么阴谋。第一，虽然为皇上选择了一个大阿哥，但皇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皇上还是皇上，大阿哥只是储君，只是预防万一的顺位接班人；第二，皇上严重肾炎或其他不便言说的疾病已经注定不能生儿育女，过继一个养子是注定的，至于何时过继，只是一个时机问题；第三，大阿哥毕竟只是大阿哥，可以是储君，但如果在后来发現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了更好选择，这些事情还可以调整；第四，大阿哥的功能或最紧迫的事情，只是在皇上生病期间分担一些礼仪性活动，并不触及实际的朝政，大阿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是培养一个接班人。
然而这些理性分析无法影响社会各阶层和各国公使，一个流传很久的政治谣言就在宣布大阿哥“海选”出来的一刹那悄然流传，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就这样毫无迹象地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直到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