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一些冠冕堂皇的报道文章里，看到一些知名作家说其如何呕心沥血，如何笔耕不辍，动辄百十万言，或是几天功夫便写一部长篇！如今还有写微博的，每天“围脖”不止，身后跟随着数万哭着喊着的粉丝，呼啸山林不亦乐乎。
　　通常情况下这是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文人，他们却是闲散得出奇：油瓶子倒了不扶且不说，众人喊叫天要塌了，你看他，管也不管，自顾散淡他自己的。这种文人，看似自甘隐没，貌似不近情理，不过坦率地说，却是这种文人，常在特殊的时期，支撑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
　　法国著名作家、《情人》的作者杜拉斯女士就非常懂得这点。她说，“不写作就是写作。”
　　当然，这是指一些特殊的，有头脑、会思想的文人。
　　思想者其实多是极闲散的人。
　　文人在闲散这方面，最过分的当属魏晋时期那些散淡闲野的文人。那一时期的文人，极讲究个人的闲适和散漫：身体经年不沐浴，衣服亦经年不换洗，走哪儿卧哪儿；每每谈诗论文，谈着谈着，不经意间便从怀里摸出一把鲜活的虱子，放在坐下的席子上，啪啪地摁着听响声。此所谓扪虱夜谈，是一种极其高级文雅的享受，一般人是不大能理解的。
　　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从普通社会层面上说，不缺那种埋头苦干的人，也不缺那种拼命硬干的人，单缺的就是这样和时代保持一段儿距离，远远站在一边儿，深沉而冷静地，带几分闲散，眼睛半睁，斜睨着，思想着的人。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做文人是好文人，做画家亦是好画家。闲至极，则文章至极。不闲是做不好文章的。
　　那些个洁衣素行、谨小慎微的君子，那些个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老实人，很难想象写出什么自在的文字。魏晋的文人，文章何等好。现在的文人与他们相比，简直差太远了。因为我们既不敢想象，当今一位什么作家能在千人的作家大会上当众扪出一把虱子来，也不敢想象他们能有什么有悖常规的乖癖的举止。仅有悖常规这一点，便使人不得不对当今作家的水准产生大的疑问。当今有些作家写得多，但不能说明他写得好。或者说这种作家干脆就是一头牛。它辛勤劳动的目的，无外乎槽头那一把子干草。当然，这“干草”也不简单，现实里它是洋房别墅，是宝马豪车，是嘎嘎作响的钞票，是万众仰望的某个奖项。只是这和文人特立独行的思想品性，远离世俗的自由精神，差了点儿火候。虽然，鲁迅先生也有将自己比作牛的时候，为此还受到不少褒扬。但他曾将自己比作“孤狼”，这一比，才符合了他狂放不羁、立足民间的精神。
　　所以说，好文章不是单靠勤奋就能写得出来。恰恰相反，好文章是自由性情的产物。历史上那些好诗好文，许多时候是作者心里死磨活磨的结果。这情形很像是得了肺痨的病人，终日闲闲地想、懒懒地等，搜索各式稀有的药物与补品，对写作者来说，是各种知识，不断地调摄和蕴化。当然也包括现实里的风霜雪雨，不断地折磨和摧残，总是不见好转，终于有一日，抗不住了，一团鲜血喷口而出，好作品出来了。分析他的病理，大概其实也并不就想闲着，只是他没有那么强的体力罢了。
　　所谓闲散，说到这里，可以给个结论：那就是面对现实的，世俗的，尤其是在狂热消费时代，一些个看上去紧要光鲜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不上心，不追捧，用一种骨子里的自信和孤傲，更加专注、更为勤奋地紧盯着自己的内心——其实只一点儿：自己的精神，是否自在。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