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不少国外的朋友欲回国工作。最近广东等地不断推出吸引留学人员的措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广州等地不仅为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提供支持条件，且提出了“招才引智重于招商引资”的口号。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反映了广东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必然途径。
　　过去30年，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迫切需要从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从资源主导型转向创新主导型，从“中国制造”发展为“中国创造”，从初步工业文明转向现代城市文明。目前广东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尤为重要。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各国经济衰退及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创造了人才流动的条件。正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现在的确是引进人才的难得机遇。
　　历史上每次社会经济的大调整，都会使各种战略资源重新分配，最终形成新的政经格局。现代社会中，人才是战略资源中的核心资源。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对纳粹德国的资源进行瓜分和争夺。苏军攻进德国后，报复性地大肆劫掠粮食、金银珠宝和先进的机器设备并大肆掠夺、强暴妇女，美军则到处搜寻德国的顶尖科学家，包括德国原子弹计划的带头人、火箭工程师、导弹制造者等，这些人日后成了美国军事、科技领域的重要力量。后来，苏联人如梦方醒，1946年底，把德国导弹生产设备转移到东方后，马上按照苏联情报机关列出的名单追捕德国技术人员。大量的科技精英流到美苏，使两国的军事和科技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冲击，带来金融贸易、民用科研乃至基础研究等领域人才的大范围流动，而这些领域正好是我们的软肋。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时，不少人建议趁机大量吸纳欧美优质的金融资产，逐步夺取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人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需要把人才资源提高到战略资源的高度，进行吸纳和储备。
　　在这个问题上，长三角虽然没有提出“招才引资”的概念，但行动上似乎比珠三角快一步。在珠三角还在奋力抗击金融海啸之“危”时，长三角已率先看到金融海啸中引进人才之“机”。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及20多家金融机构赴英美举办三场“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招聘会”，其中原计划只邀请30名海外人才的“海外金融高管浦东行”活动，最终来了70多名海外金融高管，其中包括多位拥有在花旗、摩根大通等欧美知名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才。
　　珠三角虽然慢了一拍，但如果条件更好，也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把人才吸引过来。广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运用引才的“后发战略”：
　　首先是创造优质的环境。人才来不来，首先看你的创业环境，比如招商政策、制度环境等，但后续的则会注重生活环境。在欧美，不少中高端人才往往因为中国空气质量差、人多嘈杂而不愿来华工作。由此不难发现，要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绿色环保、优雅舒适的人居环境不可或缺。因此，广东需要把人居环境的建设提到与引进人才并重的战略高度。
　　其次是要完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生态体系，即不仅仅引进高端人才，还要引进或留住与之配套的中低端人才。其实珠三角在这方面已有较好基础，但近年来中低端人才的生存状态急转直下，这与房地产价格飙升有直接关系，如果连住房都买不起，他们对广东的“向心力”自然减弱。没有中低端人才，高端人才也难做事。
　　最后是要加强引进人才的后续服务，包括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这些政策各地都有，但谁做得更好，就看地方政府的本事了。
　　
　　（作者系香港《亚洲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