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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关的真谛?吴友富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为“三意识”，即诚信意识、沟通意识和互惠意识
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的吴友富教授，在公关领域的专著、译著和编著已达20本左右，论文也近50篇。采访完后，一个学语言出身的热血青年在公关领域默默耕耘的足迹清晰地展现出来，而这条路他一走便是20多年。
翻译引发公关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公关业还未正式起步。刚刚毕业不久的吴友富，当时并不知晓“公关”为何物。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吴友富的兴趣以及研究方向，这就是《公共关系与实践》原版书的出现。
当年，吴友富是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当自己的老师应出版社要求，打算将《公共关系与实践》一书译成中文时，对翻译比较感兴趣的吴友富也热心地参与进来，承担其中关于媒体关系、危机公关以及企业形象塑造三个章节的翻译工作。整个翻译的过程，让吴友富对公关有了初步的了解，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走上了公关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因翻译而钟情于公关的吴友富开始关注与此相关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专业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钱维藩教授(已去世)。钱维藩不仅是我国英语界的资深教授，同时也是国际新闻学的知名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代公关专业人员。与通常认为中国公关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观点不同，钱维藩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将公关在中国的起源定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看法也被吴友富传承了下来，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此观点。
自从开展公关教学研究以后，吴友富将公关归属到管理学之中，这是吴友富研究的独特之处。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尝试探索公关最本质、最深层次的因素。
“三意识”诠释公关真谛
吴友富认为，直到今天，公关依然是被误解的一个概念，即便在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员那里，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直观、表面化地理解公关的现象，比如把公关简单地理解为临时救火等等。
什么是公关的真谛呢?吴友富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为“三意识”，即诚信意识、沟通意识和互惠意识。
他说诚信便是要做好事(DO some-thing Good)，这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组织的实质所在，公关要帮助组织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诚信体系。唯其如此，才能为组织赢得顾客和信誉，才能拥有良好的组织形象，这是一个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沟通在公关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公关的工作有很多，比如传播工具如何选择，媒介关系、政府关系、社区关系、公众关系、消费者关系如何管理等。如果没有很好的沟通，则难以理顺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吴友富认为，要想理清这些关系，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讲究沟通的艺术，否则在如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系统上难以生存。关于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吴友富形象化地理解为善待人、理解人、帮助人和包容人。如果真正地对“人”了解透彻，沟通起来则轻而易举，相反，沟通难以达到有效。
互惠意识是针对如今仍然存在大量单向传播的现象而提出的，吴友富说，公关的目标应该是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如果一个组织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没有将对方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则可能自身利益也难以实现，“共赢”是如今公关秉持的原则。
在吴友富的眼里，一个组织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关战略，而不能临时抱佛脚。这套战略不仅包括事前的预防，还包括事中的应对以及事后的善后工作，此外，还应该涉及相关的典型活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等。而这套公关战略是在整个上述三个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违背其中任何一项，则战略可能走偏，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热点课题给力中国公关发展
吴友富主持完成了许多公关类的课题。比如有一个省部级课题——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在此课题中，吴友富提出了国家形象的战略性问题。他认为，首先，要明白国家形象的战略框架。在我国，这个框架并不清晰，这是制约我们国家形象传播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制定出清晰而科学的战略框架，在这个框架的指导下开展公关活动，才能真正取得效果。其次，在传播工具和方法上要整合。国家形象的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传播工具不能单一，方法也不能盲目，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外交如何利用，国家品牌如何塑造，形象传播如何进行，都需要有效整合。最后，要善于运用国家公关。吴友富认为，政府发言人制度建设、国际公关的开展、国际游说的进行以及公共外交的使用都是国家公关的手段，如果将这一系列的国家公关体系建立起来，则对国家形象的传播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友富介绍，他正在主持进行的一个课题暂定题目为“全球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国际环境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有两个并行的团队在具体执行。一个是由6人组成的团队，成员是吴友富所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另一个是由在职教师组成的团队。之所以提出这一课题。原因无非是中国以前走出国门的企业失败太多。在吴友富看来，原因如下：一是战略具有盲目性。很多企业到海外市场主要通过并购等手段进行，而他们却不一定知道自己并购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战略不清晰。一般来说，海外并购主要包括资源性并购、品牌性并购、市场拓展性并购等。只有明白自己并购的目的，并制定出相应的战略，才能够为自己走向国外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风险评估不够。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比如在文化风险部分，许多企业对有些国家的工会性质及功能不太了解，所以栽在工会反对上的不在少数。三是沟通缺少。在中国很多企业领导人的眼里，一直信奉身正不怕影子斜，公关上讲究后发制人，这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是不可行的。应该对目标国的公众以及国家、媒体等提前讲清楚，中国的企业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同时，立足目标以后，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的发展做出努力。针对这些，吴友富的这一课题便对美国、西班牙、印度、越南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做了比较研究，希望这个课题是对接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智力支持。但吴友富强调，我们国家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服务，还应该成立多种形式的智库为走出去的企业制定战略策略方案等。
对于中国公关业的未来的发展制，吴友富表示，中国公关人要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诚信形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做好跨文化沟通，为外国进入中国的公司以及中国走向国外的公司做好服务。做好危机管理，制定合理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使公关不能沦为虚构的东西，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加快人才的培养，满足行业的需求。公关还应该介入到管理中，真正为国家战略和政策服务。吴友富最后建议，公关本身要对自身进行一次宣传，以提高公关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誉度。
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的吴友富教授，在公关领域的专著、译著和编著已达20本左右，论文也近50篇。采访完后，一个学语言出身的热血青年在公关领域默默耕耘的足迹清晰地展现出来，而这条路他一走便是20多年。
翻译引发公关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公关业还未正式起步。刚刚毕业不久的吴友富，当时并不知晓“公关”为何物。一次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吴友富的兴趣以及研究方向，这就是《公共关系与实践》原版书的出现。
当年，吴友富是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当自己的老师应出版社要求，打算将《公共关系与实践》一书译成中文时，对翻译比较感兴趣的吴友富也热心地参与进来，承担其中关于媒体关系、危机公关以及企业形象塑造三个章节的翻译工作。整个翻译的过程，让吴友富对公关有了初步的了解，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走上了公关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因翻译而钟情于公关的吴友富开始关注与此相关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专业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钱维藩教授(已去世)。钱维藩不仅是我国英语界的资深教授，同时也是国际新闻学的知名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代公关专业人员。与通常认为中国公关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观点不同，钱维藩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将公关在中国的起源定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看法也被吴友富传承了下来，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此观点。
自从开展公关教学研究以后，吴友富将公关归属到管理学之中，这是吴友富研究的独特之处。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尝试探索公关最本质、最深层次的因素。
“三意识”诠释公关真谛
吴友富认为，直到今天，公关依然是被误解的一个概念，即便在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员那里，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直观、表面化地理解公关的现象，比如把公关简单地理解为临时救火等等。
什么是公关的真谛呢?吴友富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为“三意识”，即诚信意识、沟通意识和互惠意识。
他说诚信便是要做好事(DO some-thing Good)，这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组织的实质所在，公关要帮助组织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诚信体系。唯其如此，才能为组织赢得顾客和信誉，才能拥有良好的组织形象，这是一个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沟通在公关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公关的工作有很多，比如传播工具如何选择，媒介关系、政府关系、社区关系、公众关系、消费者关系如何管理等。如果没有很好的沟通，则难以理顺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吴友富认为，要想理清这些关系，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讲究沟通的艺术，否则在如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系统上难以生存。关于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吴友富形象化地理解为善待人、理解人、帮助人和包容人。如果真正地对“人”了解透彻，沟通起来则轻而易举，相反，沟通难以达到有效。
互惠意识是针对如今仍然存在大量单向传播的现象而提出的，吴友富说，公关的目标应该是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如果一个组织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没有将对方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则可能自身利益也难以实现，“共赢”是如今公关秉持的原则。
在吴友富的眼里，一个组织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关战略，而不能临时抱佛脚。这套战略不仅包括事前的预防，还包括事中的应对以及事后的善后工作，此外，还应该涉及相关的典型活动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等。而这套公关战略是在整个上述三个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违背其中任何一项，则战略可能走偏，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热点课题给力中国公关发展
吴友富主持完成了许多公关类的课题。比如有一个省部级课题——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在此课题中，吴友富提出了国家形象的战略性问题。他认为，首先，要明白国家形象的战略框架。在我国，这个框架并不清晰，这是制约我们国家形象传播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制定出清晰而科学的战略框架，在这个框架的指导下开展公关活动，才能真正取得效果。其次，在传播工具和方法上要整合。国家形象的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传播工具不能单一，方法也不能盲目，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外交如何利用，国家品牌如何塑造，形象传播如何进行，都需要有效整合。最后，要善于运用国家公关。吴友富认为，政府发言人制度建设、国际公关的开展、国际游说的进行以及公共外交的使用都是国家公关的手段，如果将这一系列的国家公关体系建立起来，则对国家形象的传播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友富介绍，他正在主持进行的一个课题暂定题目为“全球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国际环境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有两个并行的团队在具体执行。一个是由6人组成的团队，成员是吴友富所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另一个是由在职教师组成的团队。之所以提出这一课题。原因无非是中国以前走出国门的企业失败太多。在吴友富看来，原因如下：一是战略具有盲目性。很多企业到海外市场主要通过并购等手段进行，而他们却不一定知道自己并购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战略不清晰。一般来说，海外并购主要包括资源性并购、品牌性并购、市场拓展性并购等。只有明白自己并购的目的，并制定出相应的战略，才能够为自己走向国外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风险评估不够。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比如在文化风险部分，许多企业对有些国家的工会性质及功能不太了解，所以栽在工会反对上的不在少数。三是沟通缺少。在中国很多企业领导人的眼里，一直信奉身正不怕影子斜，公关上讲究后发制人，这对于走出去的企业来说是不可行的。应该对目标国的公众以及国家、媒体等提前讲清楚，中国的企业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同时，立足目标以后，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当地的发展做出努力。针对这些，吴友富的这一课题便对美国、西班牙、印度、越南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做了比较研究，希望这个课题是对接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智力支持。但吴友富强调，我们国家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服务，还应该成立多种形式的智库为走出去的企业制定战略策略方案等。
对于中国公关业的未来的发展制，吴友富表示，中国公关人要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诚信形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做好跨文化沟通，为外国进入中国的公司以及中国走向国外的公司做好服务。做好危机管理，制定合理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使公关不能沦为虚构的东西，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加快人才的培养，满足行业的需求。公关还应该介入到管理中，真正为国家战略和政策服务。吴友富最后建议，公关本身要对自身进行一次宣传，以提高公关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