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26年（1761年），江西武宁县发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文字狱。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武宁县有个杨店村，村里的余廷正、余豹明为田界的事发生纠纷，这两个人都没念过书，不知道如何打官司。为了胜诉，双方都想找读书人帮忙。佘豹明找的是举人余文璧，余廷正找的是进士余腾蛟，余腾蛟在邢部做过主事，虽然因事革职回乡，依然余威赫赫。而清代的司法是出名的黑暗，两家一斗，结果不言而明：余豹明败诉。
　　余豹明是个粗人，败了也就败了，官府很腐败，他也不是头一次听说，但给他帮忙的余文璧不服气，加上平时非常嫉妒族兄余腾蛟的“好运”，他设法找到了余腾蛟所写的五首诗的手稿，加上自己对这几首诗的批注，整理成—个材料，叫余豹明送给武宁县衙。余文璧知道，清政府最喜欢搞文字狱，现在自己整了余腾蛟的黑材料，余腾蛟死期至矣。
　　武宁县衙收到这个材料，半分钟也不敢怠慢，赶紧派人送给江西巡抚胡宝瑔。胡宝瑔认真读了余腾蛟的几首诗，又仔细看了余文璧的批注，觉得佘文璧完全是东拉西扯，比如余腾蛟的《与盛仲子夜歌》中有两句诗是：“南山兴云北山苦，雨中路回徨不知。”余文璧批注道：“所处当今太平盛世，全国到处坦坦荡荡，和和平平，怎么会无路可走、无处安身呢？是何居心？”再比如余腾蛟的《舟中感怀》里有这样的句子：“寂寞向古人，谁是同心者？范蠡与张良，空行若天马。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出世不须臾，咄嗟辨王霸。”余文璧指责说：“古代名人多得很，为什么偏偏要与范蠡、张良结同心呢？张良复韩，范蠡复越，你余腾蛟莫非想复明朝的天下吗？这是什么样的黑心肠啊？”
　　明知余文璧、余豹明是挟私报复，但事关“悖逆诗词”，胡宝瑔不敢驳回，怕政敌找岔子。他率领南昌知府连夜奔赴武宁县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余腾蛟家里，进行搜查，搜出诗稿、已刻诗稿、杂稿各一本，连同其他可疑物品，并且马不停蹄地审稿、讯问。办完这一切之后，他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先是将此案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然后告诉皇帝自己拟判余腾蛟斩立决，并将其所有诗稿恭呈御览。
　　奏折是8月26日送上去的，9月底，皇上的圣谕才发出，圣谕同时下给即将离任赴河南做巡抚的胡宝琼和即将接任江西巡抚一职的常钧。内容大致是：胡宝琮的奏折和余豹明首告的五首诗、胡宝琼从其他诗稿中挑出的12首有问题的诗，自己都一一看过了，认为这些诗作大都是蹈袭前人旧调，根本谈不上悖逆……不能抓住余腾蛟的一些不成样子的诗词，生拉硬扯地罗织罪名，判以死刑。假若这样办案，不但叫余腾蛟本人难以服气，也叫其他写诗的人再也不敢提笔了。接着，皇帝下令：停办有关余腾蛟的所谓“悖逆”案，查处他“武断乡曲”的恶行。最后，余腾蛟因“欺凌族党，武断乡曲”，革除顶戴，流放云贵川广烟瘴之地；余豹明属诬告，依律反坐，杖100，流放3000里，加徒役3年。
　　清代文字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虽然自古崇尚专制，然而在唐宋以前文字狱是比较少的，明代相对多了些，清代则达到了顶峰。这与清政权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时刻担心汉人反抗不无关系。不过，仔细想來，清代的文字狱虽然有许多是由皇帝刻意促成，但也与某些汉人的火上浇油不无关系。就拿余腾蛟一案说事吧，余诗虽然有点个人的感慨，但与悖逆朝廷完全无关，这一点连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乾隆都看出了。然而，余文璧、余豹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胡宝琮为了保位邀赏，却要千方百计将其往“悖逆”上靠，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生态啊！
　　明知别人没有悖逆之语，却为了个人的小算盘刻意构陷，反映了人性的某些黑暗。在清代，写悖逆诗词轻则掉脑袋，重则灭族。我们不难设想，只要余文壁、余豹明有一点起码的良知，有一点基本的对他人的悲悯心，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封建时代，构陷者之所以敢于上窜下跳，更与当时的制度对民权的极端漠视相关。如果一个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判决，不看领导意志，一切以法律行事，对别人的恶意构陷行为就会失去基本的支撑。
　　（摘自《钟山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