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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经历了从中共五大至中共十四大共10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过程。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期间，陈云主持召开了很多专业会议。在这个过程中，陈云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开好会议的观点，并通过参加会议、主持会议、准备会议、贯彻会议精神等一系列重要实践活动而逐步形成独特的会风建设思想。他的这些论述及实践经验至今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陈云；会议；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4-0030-04
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经历过从中共五大至中共十四大共10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深入参与了中共七大、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陈云经历了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过程，并做过多次发言。陈云还主持召开了如上海财经会议等的很多专业会议。陈云关于会风建设的思想，是建立在他本人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历程基础上，并通过准备会议、参加会议、主持会议、贯彻会议精神等一系列重要实践活动而逐步形成、丰富和成熟的。他关于开好会议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今天贯彻落实“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精神，祛除会议中存在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陈云曾指出：“开会，出文件要解决问题，否则无结果。”[1]陈云利用开会，起到了解决问题的作用。
首先是加强信息政策的传递。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会议的形式逐层传递给广大的党员、群众的。凡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事，要召集群众开会，大家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在短短几个月内集中举行多次专业会议，对财经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说：“十一月五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2]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陈云认为“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換意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他说：“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3]
其次是解决思想的分歧。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急迫和信息沟通的局限，有些紧急状态下的上层决策不能或者不便及时传达到各个基层干部、党员，就会给全力贯彻政策精神带来一定的阻力。有时也会因为认识的深浅致使一些决策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比如在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之时，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困难的加大和离根据地越来越远，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增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陈云“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4]。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于该不该、能不能、要不要坚持南满就是一个充满争执的难题。陈云主动请缨去南满，针对“领导干部思想不统一”这个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召开七道江会议，形成了坚持南满、敌后“大闹天宫”与正面战场作战相结合的重大决策，统一了干部的思想，为此后四保临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是找到解决的办法。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过程中，陈云经常通过召开会议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在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云主张各地应该召集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分别举行会议，收集意见，进行教育，解决他们在处理公私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有时还召集公私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议，商量问题。[5]又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搞水利建设时，陈云也是建议“水利部和各地区要开会研究”[6]。他“下决心搞粮食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专门开会，上下午全开会”[7]。对于会议中涉及到的问题“能解决的就加以解决”，有些问题应该作为研究参考，“有些问题可以暂时议而不决”。[8]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提出：“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9]
第四是总结经验。开好会的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总结经验。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使皖南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和处理。陈云在会上指出：“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树敌越少越好，决不恢复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政策。”[10]1952年底，全国地质部召开了一次工作计划会议，陈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好：“总结经验教训，在每一工地上，每一工作岗位上，也应该这样做。”[11]“半年或几个月开一次会，谈谈这一个时期的经验是什么。”[12]陈云一直非常重视经验总结，多次在多种场所提倡“应随时开会总结”[13]。
陈云认为：“匆匆忙忙开会，是开不好的。”[14]因此，开会前要做充分准备。领导参会前要准备好讲什么，如何讲，要解决什么问题，摸清情况，想好对策。否则，“一开会便提出许多要求，使支部同志不知如何做起”[15]，自然就起不到有效的领导作用。参会者要准备好发言，或提问题，或提意见。为了让参会的各方都有充分的准备，陈云指出，任何一次座谈会都必须预先通知，预告座谈内容，让各方面参会者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意见。召集会议者要全面考虑，全面准备，确保会议的顺利有效推进和有序安排。明确开会方法与时间，确定会议怎么开法，用多少时间，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等等问题，然后据此做好准备。[16]甚至可以为了开好会专门召开准备会议，使“大家可以互相熟悉了解，这对彼此都有帮助”[17]。
（一）开会议题要明确。开会的议题一定要明确，而且不要太多，最好一事一议。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发现，很多基层党支部会议存在议题不明确的问题，致使党员发言没有针对性，从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又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陈云指出：“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18]议题要与参会者最紧迫的需求密切联系起来，也是保证开好会的前提之一。“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19]同时，不能一次提出很多问题，不分先后，不分轻重，让参会者不知该做哪一件，先做什么。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这很大程度得益于1950年2月13日至2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在陈云的领导下，会议主题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各方与会人员围绕明确的议题进行准备，最终形成比较有效的决策和解决方案。 （二）动员广泛参与。与会人员广泛参与是会议取得好效果的前提，也是发挥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因此，参与人员不仅要层次多，而且要敢于参与讨论和发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说：“我从1944年起做财经工作，时间不比你们长，缺点不比你们少，主要是只找自己业务部门开会，偏听一面，现在证明这是不行了。”[20]针对业务部门普遍存在开专业会议时只找本系统干部的现象，陈云建议，每个大问题开四个方面（一是业务部门、二是工人、三是党委、四是资本家）的会。同时，还要注重吸收第一线业务人员参加。为了动员参会者积极发表意见，陈云指出要切忌“一般地讨论口号政策，而是从实际斗争的例子联系到原则办法，一切好坏经验都加以比较分析”[21]。总之，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能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22]
（三）会要少而精。会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要有听的时间，想的时间，还要有做的时间，要留出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过程。如果总是开会，就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想工作。因此，陈云认为：“会要少开。”[23]“领导干部就不必天天跑来跑去在党内开会，而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和指导党外活动。”[24]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干部年龄阶梯的脱节，陈云提出“开会不要开死人”[25]。他指出，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会议少而精，也可以减少在事业费和临时费上的浪费。[26]
开会是为了凝聚大家的智慧，共商重大议题，得出科学决议。由此，与会者的发言态度和质量，对待批评的立场和做法，参与报告撰写的程度，就构成了开好会的重要因素和坚实基础。
（一）陈云履行参会义务和带头认真发言。体现在：一是陈云的发言观点受到重视和认可。由于党的七大研究了准备城市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对陈云发言中提出的“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非常重视，两次在大会上予以强调。[27]这反映出陈云对工作的深谋远虑。不仅如此，陈云这次发言的其他内容还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在改革开放时期被重新印发，被要求在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党组成员中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因为“陈云的发言生动地、深刻地阐述了怎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个人的功劳和错误”[28]，有助于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切实改进党的领导作风。二是陈云的发言是经过调研深思熟虑的。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三次会议上就有关统购统销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和解决办法皆受代表们认可和支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并在全国落实。这与陈云重视会议平台，重视履行参会责任与义务，并开展富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密不可分。三是“不发言”。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之所以没有讲话，主要是他感到“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另外，“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29]。
（二）陈云作为主要领导虚心接受会议代表批评。“只有互相讨论，才能使方案更加合理，使工作前进一步。”[30]陈云强调：“发现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各方面的人来开会。”[31]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局对全东北土改的结论是，成绩是主要的，个别县区错误是主要的。陈云针对“辽东土改中错误与责任”，光明磊落地说：“我负这个错误之责任。”陈云不仅虚心接受批评，而且做了深刻的检讨，在大会上进行宣读，然后传达到各县。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上海工商界人士王性尧、刘靖基、荣毅仁、胡子婴、胡厥文、郭棣活、汤蒂因、魏如八位代表在联合发言中批评商业部门在向公私合营工厂加工订货的时候对有些商品的数量、品种、质量的规定不合实际情况，对合营工厂核定的工缴、货价一般偏低等，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办法。对于代表们的意见，陈云诚恳地接受，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提出具体的改正办法。会后，陈云又及时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传达人大会上代表们的意见，并要求以后这些部门要定期召集工商界开座谈会，做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心理准备。陈云强调，对于那些“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32]。
（三）陈云亲自动手写会议报告和讲话。陈云认真对待每一次会议报告和讲话，亲自撰写并不断修改文字。“陈云的文字说不上漂亮，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能准确达意，没有空话套话。”[33]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统购统销的发言，经历了四个修改阶段：首先总结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综合分析各方面来信的情况。其次是专门到南方巡视，掌握大量真实、全面的材料和典型案例。三是通过试行提取经验。四是再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于会前把最新修改的发言稿基本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征求修改意见。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发言，是陈云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汇报会议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形成之前，陈云也进行了反复多次的修改与补充。每改一次，内容就更加丰富，认识更前进一步。这样反复比较、多次讲解，所以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上上下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认识，从而保证了解决问题的决策的顺利制定和贯彻执行。这个发言稿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
认真落实会议精神是党和国家改善工作作风，有效推进方针政策，提高为民服务效能的重要载体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陈云丰富的开会经验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无疑对解决当前“四风”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力戒官僚主义。陈云始终重视发挥会议的作用。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34]陈云总结开好会议的经验教训，身体力行开好每一次会议，倾心指导每一次会议。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设备的普及，举行会议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也随之提升。但是，事情越来越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开不开会、如何开会、开会干什么，哪些会必须开，哪些会可以省，等等，也就成为比较现实的急迫课题。因此，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开好会的重要性。一是必须明确实现目的是开好会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开展政治动员，解决思想分歧，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必须正视改进不良会风是开好会的客观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关注开会的规模、频率、内容、长短等问题，力戒会多、会空、会高、会偏、会长。三是必须认识到坚持唯物史观是开好会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杜绝以唯心史观为基准的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坚持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二）操作上合理有序，力避形式主义。要在规范会议流程的前提下，形成一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会议风气，形成一种开短会、开实会、开正会的良好氛围。要注重宏观规划，做好顶层设计，甚至建章建制，使开好会的规律得到巩固继承和发扬。首先，明确目的导向，没有目的的会不开，目的尚未明确的会缓开，偏离目的的会议坚决不开。一切以达成既定目的为准，以便与会者紧紧围绕会议目的进行充分准备。第二，明确开会议题和中心任务，使与会者都避免讲假话、大话和套话，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第三，要根据会议性质设定会议形式和会议地点、会议规模。一切以能服务会议为目的。第四，主要发言人要事前准备发言稿，做好调查研究。“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一定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甚或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35]第五，要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集思广益，加强监督。既使参与会议的层次明晰化，又要让参会的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献计献策，敢于表达观点。“这样就会使干部看问题更锐敏一些。”[36]第六，要设定贯彻会议任务的具体时间、目标并加强监督执行。
（三）贯彻上讲求实效，立足于取信于民。贯彻执行会议决策，达成会议目的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开好会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加强贯彻执行力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一是慎重做出决议或决定。比如，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审议平台，陈云一直主张重大方针政策在拿去审议之前进行反复论证。历史上有些事情决定得太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陈云对此非常痛心。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决定大量种橡胶树是一个教训。再比如，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陈云指出：“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一切好的意见，都应该吸收过来。二是对做出的决议或决定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保证为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全面领悟和接受。陈云指出：“现在只开会是不够的，要依靠报纸，充分利用报纸进行工作。”[37]利用报纸大量、迅速、正确传达政令的特点，多组织几篇文章连续报道，可以把重要问题向干部、群众说清楚。1950年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陈云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了宣传和解释政务院决定的精神，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对统一思想、使统一财经工作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生了重要作用。”[38]
[1][16][18][19][22][23][24]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2.175-176.167-168.23.115.222.210.
[2]陈云的一次报告记录[R].1950-03-20.
[3][29]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589.1292.
[4][10][27][34][38]陳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58.306.398.310.680.
[5][11][30][31][32]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5.185-186.186.331.231.
[6][9][25]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213.270-271.
[7][8][14][20][35]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92.58.58.53.53.
[12][13][21][36]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93.509.551.515.
[15]陈云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40.
[17][26][37]陈云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326.209.
[28]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81.
[33]王梦奎.编选陈云著作的回忆[J].中国发展观察，2012（6）.
作者单位：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陈云；会议；思想；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4-0030-04
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经历过从中共五大至中共十四大共10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深入参与了中共七大、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陈云经历了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过程，并做过多次发言。陈云还主持召开了如上海财经会议等的很多专业会议。陈云关于会风建设的思想，是建立在他本人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历程基础上，并通过准备会议、参加会议、主持会议、贯彻会议精神等一系列重要实践活动而逐步形成、丰富和成熟的。他关于开好会议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今天贯彻落实“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精神，祛除会议中存在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明确开会目的是加强会风建设的前提
陈云曾指出：“开会，出文件要解决问题，否则无结果。”[1]陈云利用开会，起到了解决问题的作用。
首先是加强信息政策的传递。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会议的形式逐层传递给广大的党员、群众的。凡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事，要召集群众开会，大家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在短短几个月内集中举行多次专业会议，对财经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说：“十一月五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2]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陈云认为“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換意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他说：“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3]
其次是解决思想的分歧。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急迫和信息沟通的局限，有些紧急状态下的上层决策不能或者不便及时传达到各个基层干部、党员，就会给全力贯彻政策精神带来一定的阻力。有时也会因为认识的深浅致使一些决策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比如在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之时，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困难的加大和离根据地越来越远，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增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陈云“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4]。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于该不该、能不能、要不要坚持南满就是一个充满争执的难题。陈云主动请缨去南满，针对“领导干部思想不统一”这个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召开七道江会议，形成了坚持南满、敌后“大闹天宫”与正面战场作战相结合的重大决策，统一了干部的思想，为此后四保临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是找到解决的办法。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过程中，陈云经常通过召开会议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在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云主张各地应该召集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分别举行会议，收集意见，进行教育，解决他们在处理公私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有时还召集公私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议，商量问题。[5]又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搞水利建设时，陈云也是建议“水利部和各地区要开会研究”[6]。他“下决心搞粮食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专门开会，上下午全开会”[7]。对于会议中涉及到的问题“能解决的就加以解决”，有些问题应该作为研究参考，“有些问题可以暂时议而不决”。[8]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提出：“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9]
第四是总结经验。开好会的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总结经验。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使皖南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和处理。陈云在会上指出：“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树敌越少越好，决不恢复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政策。”[10]1952年底，全国地质部召开了一次工作计划会议，陈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好：“总结经验教训，在每一工地上，每一工作岗位上，也应该这样做。”[11]“半年或几个月开一次会，谈谈这一个时期的经验是什么。”[12]陈云一直非常重视经验总结，多次在多种场所提倡“应随时开会总结”[13]。
二、科学设计开会流程是加强会风建设的关键
陈云认为：“匆匆忙忙开会，是开不好的。”[14]因此，开会前要做充分准备。领导参会前要准备好讲什么，如何讲，要解决什么问题，摸清情况，想好对策。否则，“一开会便提出许多要求，使支部同志不知如何做起”[15]，自然就起不到有效的领导作用。参会者要准备好发言，或提问题，或提意见。为了让参会的各方都有充分的准备，陈云指出，任何一次座谈会都必须预先通知，预告座谈内容，让各方面参会者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意见。召集会议者要全面考虑，全面准备，确保会议的顺利有效推进和有序安排。明确开会方法与时间，确定会议怎么开法，用多少时间，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等等问题，然后据此做好准备。[16]甚至可以为了开好会专门召开准备会议，使“大家可以互相熟悉了解，这对彼此都有帮助”[17]。
（一）开会议题要明确。开会的议题一定要明确，而且不要太多，最好一事一议。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发现，很多基层党支部会议存在议题不明确的问题，致使党员发言没有针对性，从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又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陈云指出：“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18]议题要与参会者最紧迫的需求密切联系起来，也是保证开好会的前提之一。“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19]同时，不能一次提出很多问题，不分先后，不分轻重，让参会者不知该做哪一件，先做什么。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这很大程度得益于1950年2月13日至2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在陈云的领导下，会议主题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各方与会人员围绕明确的议题进行准备，最终形成比较有效的决策和解决方案。 （二）动员广泛参与。与会人员广泛参与是会议取得好效果的前提，也是发挥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因此，参与人员不仅要层次多，而且要敢于参与讨论和发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说：“我从1944年起做财经工作，时间不比你们长，缺点不比你们少，主要是只找自己业务部门开会，偏听一面，现在证明这是不行了。”[20]针对业务部门普遍存在开专业会议时只找本系统干部的现象，陈云建议，每个大问题开四个方面（一是业务部门、二是工人、三是党委、四是资本家）的会。同时，还要注重吸收第一线业务人员参加。为了动员参会者积极发表意见，陈云指出要切忌“一般地讨论口号政策，而是从实际斗争的例子联系到原则办法，一切好坏经验都加以比较分析”[21]。总之，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能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22]
（三）会要少而精。会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要有听的时间，想的时间，还要有做的时间，要留出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过程。如果总是开会，就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想工作。因此，陈云认为：“会要少开。”[23]“领导干部就不必天天跑来跑去在党内开会，而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和指导党外活动。”[24]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干部年龄阶梯的脱节，陈云提出“开会不要开死人”[25]。他指出，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会议少而精，也可以减少在事业费和临时费上的浪费。[26]
三、认真对待发言是加强会风建设的基础
开会是为了凝聚大家的智慧，共商重大议题，得出科学决议。由此，与会者的发言态度和质量，对待批评的立场和做法，参与报告撰写的程度，就构成了开好会的重要因素和坚实基础。
（一）陈云履行参会义务和带头认真发言。体现在：一是陈云的发言观点受到重视和认可。由于党的七大研究了准备城市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对陈云发言中提出的“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非常重视，两次在大会上予以强调。[27]这反映出陈云对工作的深谋远虑。不仅如此，陈云这次发言的其他内容还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在改革开放时期被重新印发，被要求在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党组成员中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因为“陈云的发言生动地、深刻地阐述了怎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个人的功劳和错误”[28]，有助于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切实改进党的领导作风。二是陈云的发言是经过调研深思熟虑的。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三次会议上就有关统购统销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和解决办法皆受代表们认可和支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并在全国落实。这与陈云重视会议平台，重视履行参会责任与义务，并开展富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密不可分。三是“不发言”。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之所以没有讲话，主要是他感到“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另外，“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29]。
（二）陈云作为主要领导虚心接受会议代表批评。“只有互相讨论，才能使方案更加合理，使工作前进一步。”[30]陈云强调：“发现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各方面的人来开会。”[31]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局对全东北土改的结论是，成绩是主要的，个别县区错误是主要的。陈云针对“辽东土改中错误与责任”，光明磊落地说：“我负这个错误之责任。”陈云不仅虚心接受批评，而且做了深刻的检讨，在大会上进行宣读，然后传达到各县。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上海工商界人士王性尧、刘靖基、荣毅仁、胡子婴、胡厥文、郭棣活、汤蒂因、魏如八位代表在联合发言中批评商业部门在向公私合营工厂加工订货的时候对有些商品的数量、品种、质量的规定不合实际情况，对合营工厂核定的工缴、货价一般偏低等，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办法。对于代表们的意见，陈云诚恳地接受，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提出具体的改正办法。会后，陈云又及时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传达人大会上代表们的意见，并要求以后这些部门要定期召集工商界开座谈会，做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心理准备。陈云强调，对于那些“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32]。
（三）陈云亲自动手写会议报告和讲话。陈云认真对待每一次会议报告和讲话，亲自撰写并不断修改文字。“陈云的文字说不上漂亮，但干净利落，要言不烦，能准确达意，没有空话套话。”[33]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统购统销的发言，经历了四个修改阶段：首先总结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综合分析各方面来信的情况。其次是专门到南方巡视，掌握大量真实、全面的材料和典型案例。三是通过试行提取经验。四是再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于会前把最新修改的发言稿基本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征求修改意见。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发言，是陈云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汇报会议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形成之前，陈云也进行了反复多次的修改与补充。每改一次，内容就更加丰富，认识更前进一步。这样反复比较、多次讲解，所以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上上下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认识，从而保证了解决问题的决策的顺利制定和贯彻执行。这个发言稿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
四、启示及现实意义
认真落实会议精神是党和国家改善工作作风，有效推进方针政策，提高为民服务效能的重要载体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陈云丰富的开会经验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无疑对解决当前“四风”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力戒官僚主义。陈云始终重视发挥会议的作用。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34]陈云总结开好会议的经验教训，身体力行开好每一次会议，倾心指导每一次会议。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设备的普及，举行会议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也随之提升。但是，事情越来越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开不开会、如何开会、开会干什么，哪些会必须开，哪些会可以省，等等，也就成为比较现实的急迫课题。因此，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开好会的重要性。一是必须明确实现目的是开好会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开展政治动员，解决思想分歧，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必须正视改进不良会风是开好会的客观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关注开会的规模、频率、内容、长短等问题，力戒会多、会空、会高、会偏、会长。三是必须认识到坚持唯物史观是开好会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杜绝以唯心史观为基准的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坚持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二）操作上合理有序，力避形式主义。要在规范会议流程的前提下，形成一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会议风气，形成一种开短会、开实会、开正会的良好氛围。要注重宏观规划，做好顶层设计，甚至建章建制，使开好会的规律得到巩固继承和发扬。首先，明确目的导向，没有目的的会不开，目的尚未明确的会缓开，偏离目的的会议坚决不开。一切以达成既定目的为准，以便与会者紧紧围绕会议目的进行充分准备。第二，明确开会议题和中心任务，使与会者都避免讲假话、大话和套话，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第三，要根据会议性质设定会议形式和会议地点、会议规模。一切以能服务会议为目的。第四，主要发言人要事前准备发言稿，做好调查研究。“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一定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甚或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35]第五，要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集思广益，加强监督。既使参与会议的层次明晰化，又要让参会的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献计献策，敢于表达观点。“这样就会使干部看问题更锐敏一些。”[36]第六，要设定贯彻会议任务的具体时间、目标并加强监督执行。
（三）贯彻上讲求实效，立足于取信于民。贯彻执行会议决策，达成会议目的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开好会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加强贯彻执行力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一是慎重做出决议或决定。比如，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审议平台，陈云一直主张重大方针政策在拿去审议之前进行反复论证。历史上有些事情决定得太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陈云对此非常痛心。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决定大量种橡胶树是一个教训。再比如，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陈云指出：“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一切好的意见，都应该吸收过来。二是对做出的决议或决定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保证为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全面领悟和接受。陈云指出：“现在只开会是不够的，要依靠报纸，充分利用报纸进行工作。”[37]利用报纸大量、迅速、正确传达政令的特点，多组织几篇文章连续报道，可以把重要问题向干部、群众说清楚。1950年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陈云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了宣传和解释政务院决定的精神，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对统一思想、使统一财经工作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生了重要作用。”[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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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梦奎.编选陈云著作的回忆[J].中国发展观察，2012（6）.
作者单位：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