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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榆林、延安地区的城乡，广泛地流传着一种脍炙人口的歌曲，它就是驰名中外的陕北民歌。
千百年来，在陕北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广大劳苦群众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日子。他们要昭示自己的生存价值，要同大自然进行抗争，要作生命的呐喊，要倾诉心中的喜、怒、哀、乐。于是，经过长时期的口头创作以及口头流传，逐渐形成了风格独特、感染力极强、艺术价值颇高的陕北民歌。
据史料记载，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且与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这些民歌语言朴实生动、节奏自由、旋律优美，有的高亢激昂、粗犷豪放，有的清新典雅、悠扬动听。它们经久不衰地回响在黄土高原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坡坡梁梁、峁峁畔畔。
陕北民歌的内容反映的多是平常人的平常事。如吹鼓手迎亲，大姑娘盼出嫁，小媳妇想娘家，出门人思家乡，年轻人搞对象，小两口吵嘴逗趣，等等。陕北民歌是当地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匠们用民歌来装饰那单调的石锤声，脚夫们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小媳妇们用民歌来倾吐心中的烦恼哀怨，农民们用民歌驱逐劳作时的苦累和寂寞，货郎用歌声来叫卖，干旱时人们用歌声来祈雨，逢年过节用歌来庆祝，喝酒时用酒歌来猜拳，社交时用歌来联络，老人们用歌来讲述历史，青年男女用歌来谈情说爱，好人好事用歌来赞颂，丑闻陋习用歌来讥讽，甚至连上坟祭祀也以歌代哭。
陕北民歌不光在当地和西北地区流行，广为传唱，而且在全国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比如，曾经响彻神州大地的《东方红》，就是由陕北民歌《芝麻油》和《骑白马》改编而来的。而我国现行的《哀乐》，也是由米脂县的唢呐曲牌信天游《粉红莲》改编的。
陕北民歌是由一代又一代的陕北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发自肺腑地“吟哼吼喊”出来的山野之声、里巷之调。因而，充满了“土气、大气、美气”。
陕北民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初创者几乎都是劳苦群众。比如，创作《东方红》的李有源，是佳县的羊倌；创作《赶牲灵》的张天恩，是吴堡县的脚夫；创作《三十里铺》的常永昌，是绥德县的木匠；创作《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的李思明，是佳县的黄河船夫。他们基本上都不识谱，有的甚至还不识字。但是，他们有着丰富的生活实践和情感体验。他们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一种生命的呐喊，思想的呼唤，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倾诉。正因为如此，这些经久不衰的民歌才能震撼心弦、催人泪下、永久流传，虽然土得掉渣，但却大得雄奇、美得撩人！
陕北民歌的歌词以七言为主，双句并列，虚实结合，“比”“兴”对应。歌词有一显著特点，即多用叠字、重字，如“一面面”“一道道”“一座座”“一杆杆”“红格丹丹”“白格生生”“兰格莹莹”等。
“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陕北民歌也不例外。据统计，在现存的8000多首陕北民歌中，反映爱情和婚姻的占全部民歌的80%，其中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而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就是情歌。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摧残、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不能自主。为了能够幸福地结合，男女青年往往要作出顽强的抗争，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他们常常会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当地人们又把这些情歌俗称为“酸曲”，而这些“酸曲”恰恰就是他们真挚感情的宣泄和真实生活的写照，把陕北人民的大爱大恨、大喜大悲、大苦大乐、大情大义揭示得淋漓尽致。所以说，这“酸曲”酸得自在、酸得甜蜜、酸得开心、酸得淳朴。在这些撩拨人心的歌词中，饱含着一种罕见的原始美、自然美、野性美，充满了火辣辣的情，滚烫烫的意。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的、高尚的，并不以金钱、地位作为择偶的标准，而是十分注重感情和人品，如民歌中唱道：“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你穷……”
也有人说：“陕北民歌土气得很！”从表面上看，陕北民歌似乎是“土气”。但这“土气”中却深深地蕴藏着纯真和高雅。只有真挚的东西才能打动人，而陕北民歌正是用这种真挚打动了陕西人，打动了中国人，并且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1953年，无伴奏合唱《三十里铺》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一唱，立即就引起了轰动；2007年10月，西安高校的教授合唱团应邀在莫斯科演唱了《兰花花》，引起极大反响。
当然，受时代的局限，陕北民歌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粗糙和低俗的东西，从20世纪30年代起，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就对一些旧的陕北民歌进行了加工、整理和改编，从而推出一批新民歌来，如《秋收》《绣金匾》《拥军秧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值得一提的是，大伙熟悉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是由陕北民歌《种洋烟》改编而来的，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由人民群众创作并传承的陕北民歌，充分展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神韵，把陕北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与恨、苦与乐、喜与悲、情与义推向了极致，听之令人心旌摇荡，心灵震撼！任凭岁月流转，陕北民歌依旧能够一辈一辈地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唱下去，写人性之美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则是艺术上的大众化、民族化、生活化、形象化。
千百年来，在陕北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广大劳苦群众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日子。他们要昭示自己的生存价值，要同大自然进行抗争，要作生命的呐喊，要倾诉心中的喜、怒、哀、乐。于是，经过长时期的口头创作以及口头流传，逐渐形成了风格独特、感染力极强、艺术价值颇高的陕北民歌。
据史料记载，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且与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这些民歌语言朴实生动、节奏自由、旋律优美，有的高亢激昂、粗犷豪放，有的清新典雅、悠扬动听。它们经久不衰地回响在黄土高原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坡坡梁梁、峁峁畔畔。
陕北民歌的内容反映的多是平常人的平常事。如吹鼓手迎亲，大姑娘盼出嫁，小媳妇想娘家，出门人思家乡，年轻人搞对象，小两口吵嘴逗趣，等等。陕北民歌是当地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匠们用民歌来装饰那单调的石锤声，脚夫们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小媳妇们用民歌来倾吐心中的烦恼哀怨，农民们用民歌驱逐劳作时的苦累和寂寞，货郎用歌声来叫卖，干旱时人们用歌声来祈雨，逢年过节用歌来庆祝，喝酒时用酒歌来猜拳，社交时用歌来联络，老人们用歌来讲述历史，青年男女用歌来谈情说爱，好人好事用歌来赞颂，丑闻陋习用歌来讥讽，甚至连上坟祭祀也以歌代哭。
陕北民歌不光在当地和西北地区流行，广为传唱，而且在全国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比如，曾经响彻神州大地的《东方红》，就是由陕北民歌《芝麻油》和《骑白马》改编而来的。而我国现行的《哀乐》，也是由米脂县的唢呐曲牌信天游《粉红莲》改编的。
陕北民歌是由一代又一代的陕北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发自肺腑地“吟哼吼喊”出来的山野之声、里巷之调。因而，充满了“土气、大气、美气”。
陕北民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初创者几乎都是劳苦群众。比如，创作《东方红》的李有源，是佳县的羊倌；创作《赶牲灵》的张天恩，是吴堡县的脚夫；创作《三十里铺》的常永昌，是绥德县的木匠；创作《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的李思明，是佳县的黄河船夫。他们基本上都不识谱，有的甚至还不识字。但是，他们有着丰富的生活实践和情感体验。他们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一种生命的呐喊，思想的呼唤，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倾诉。正因为如此，这些经久不衰的民歌才能震撼心弦、催人泪下、永久流传，虽然土得掉渣，但却大得雄奇、美得撩人！
陕北民歌的歌词以七言为主，双句并列，虚实结合，“比”“兴”对应。歌词有一显著特点，即多用叠字、重字，如“一面面”“一道道”“一座座”“一杆杆”“红格丹丹”“白格生生”“兰格莹莹”等。
“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陕北民歌也不例外。据统计，在现存的8000多首陕北民歌中，反映爱情和婚姻的占全部民歌的80%，其中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全是这方面的内容。而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就是情歌。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摧残、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不能自主。为了能够幸福地结合，男女青年往往要作出顽强的抗争，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他们常常会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当地人们又把这些情歌俗称为“酸曲”，而这些“酸曲”恰恰就是他们真挚感情的宣泄和真实生活的写照，把陕北人民的大爱大恨、大喜大悲、大苦大乐、大情大义揭示得淋漓尽致。所以说，这“酸曲”酸得自在、酸得甜蜜、酸得开心、酸得淳朴。在这些撩拨人心的歌词中，饱含着一种罕见的原始美、自然美、野性美，充满了火辣辣的情，滚烫烫的意。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的、高尚的，并不以金钱、地位作为择偶的标准，而是十分注重感情和人品，如民歌中唱道：“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你穷……”
也有人说：“陕北民歌土气得很！”从表面上看，陕北民歌似乎是“土气”。但这“土气”中却深深地蕴藏着纯真和高雅。只有真挚的东西才能打动人，而陕北民歌正是用这种真挚打动了陕西人，打动了中国人，并且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1953年，无伴奏合唱《三十里铺》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一唱，立即就引起了轰动；2007年10月，西安高校的教授合唱团应邀在莫斯科演唱了《兰花花》，引起极大反响。
当然，受时代的局限，陕北民歌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粗糙和低俗的东西，从20世纪30年代起，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就对一些旧的陕北民歌进行了加工、整理和改编，从而推出一批新民歌来，如《秋收》《绣金匾》《拥军秧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值得一提的是，大伙熟悉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是由陕北民歌《种洋烟》改编而来的，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由人民群众创作并传承的陕北民歌，充分展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神韵，把陕北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与恨、苦与乐、喜与悲、情与义推向了极致，听之令人心旌摇荡，心灵震撼！任凭岁月流转，陕北民歌依旧能够一辈一辈地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唱下去，写人性之美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则是艺术上的大众化、民族化、生活化、形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