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收入失衡。在这场大讨论中，以下几个因素被提及最多，被认为是收入失衡的主因：
　　一是政府挤占。认为政府权力过大，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存在严重失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与政府有关系的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比如享有垄断地位的央企，在几万亿的红利中，上缴国家的最高也不到10%。
　　二是劳动所得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
　　三是税制不健全。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歧视。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如果考量一下以上的四大原因，其实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贫富差距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失衡。
　　以上中国导致贫富分化的四大原因，普通劳动者、农民、中小企业主在公共权力上的弱势，才是他们收入贫瘠的根本原因。而看看那些这些年收入高涨的人群，无不是政治上的强者。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谁说了算谁自然得的多，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早有过清晰而详细的论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分配都向穷人有所倾斜，甚至一些国家在分配上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政客们用劫富济贫的竞选纲领拼命讨好中下层民众，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这倒不是那些政客们多有同情心和平等意识，实在是底层民众手中的选票起了作用。穷人手中没钱，但却握有选票，这是他们争取利益的根本。
　　为了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有人提出要开征一些奢侈税，用稅收等手段调控高收入。最近争论很热闹的物业税、房产税也被很多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实现劫富济贫的功能，把房价降下来，让更多的穷人住得起房子。
　　可遗憾的是，想用这种收富人税的方式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注定是一种妄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决定经济分配的实际是政治权力，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再搞出多少新政策，都只不过是一些花架子而已，受益的总是话事的那一部分人，充其量只是他们变换一种商业模式而已。这种情形，已经被多年来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改革结果所证实。如果还有人期望一些什么新的税费能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能让房价降下来，这得需要何等的幼稚！
　　如果有某个群体想要在收入分配上有所改善，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凭什么？”要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少干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能力。
　　而要真正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就必须从政治改革上下功夫，提升收入弱势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解决社会各群体在影响公共政策上的权力失衡的问题，才是解决收入失衡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