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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球工程包含大量会持久存在的不确定性，鲁莽地实施地球工程可能会加剧气候的不稳定性，成为一场新噩梦的开始。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项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的地球工程？支持地球工程的论证背后隐藏的哲学根源是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在此世界观基础上的地球工程注定是征服性的科技，它需要实现向生态学的价值转向，由说明性、预测性的科学向理解性的科学转向，由只重分析不重综合的科学向分析与综合并重的科学转向，由还原论的科学向说明和理解整体的科学转向，由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向调适性的技术转向。
关键词：地球工程；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哲学批判；价值转向
中图分类号：P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21-05
一、什么是地球工程？
“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又被称为“气候工程”（climateengineering），是一种为限制气候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而采取的行动或干预行为，是为了消除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即减少全球变暖，而对地球的气候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干预。地球工程是减缓和适应之外，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种方式。
马切蒂（Marchetti）在1977年最早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①，逐渐在美国学术界获得认可，并体现在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中②。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德国气候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气候变化》杂志上发文呼吁人们重视地球工程③，从而使地球工程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2007年，美国《时代》杂志还将地球工程列为“正在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之一。
地球工程包含的原理有：提高海洋或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率或封存率，折射或反射大气层中的阳光，以及将使用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封存在水库中。④从广义上看，地球工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duction，CDR），即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或者工程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从而有效减缓地球增温。二氧化碳移除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捕获二氧化碳（直接从空气中提取出二氧化碳或将碳封存在海洋中等）；化学反应捕获二氧化碳（通过二氧化碳与岩石、矿物进行化学反应，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改变土地利用（通过增加森林覆盖率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海洋施肥，等等。第二类为太阳辐射管理（solar-radiation management，SRM），即通过工程技术减少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减少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从而抵消大气中温室气体导致的气温变暖。太阳辐射管理的主要方法包括：太空“散热”（如在太空2000公里处放置25万平方公里的“太阳伞”，可以减少太阳辐射1%—2%）；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如在平流层中喷射气溶胶，增加大气的反射率）；云层反射（如在海洋覆盖白色泡沫，在海洋上空注入海盐气溶胶）；地表反照率变化；卷云变薄，等等。人们寄予太阳辐射管理的希望最多，因为这可能是快捷、廉价的方案，并且可以由一个国家或组织单方实施，但同时也是存在争议最多的，因为它存在着缺陷。
地球工程充斥着危险，哪怕是实施希望最大的地球工程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副作用。“大规模修补地球所带来的未知伤害可能会比所预料的影响要严重得多。”⑤因此，我们必须谨慎看待地球工程，因为操纵地球气候系统的做法可能会激发出难以预测的风险。所以，在采用地球工程之前需要从哲学层面进行反思。
二、风险与不确定性
地球工程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地球工程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人类社会及其回应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些不确定性会持久存在，因此，鲁莽地实施地球工程可能会加剧气候的不稳定性，成为一场新噩梦的开始。从伦理上看，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项具有巨大的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学上的确定性，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却了伦理学基础。⑥因此，必须谨慎对待地球工程的不确定性。
地球工程可能带来新的人为风险，对于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风险……历史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先行经验以帮助我们应对这种风险环境。我们常常简直不知道风险是什么，更谈不上根据概率去准确计算风险发生的可能”⑦。由于地球工程在实施应用之前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实验，因此不得不根据计算机模型计算出虚拟的气候来进行风险评估，但是“电脑模拟不过是在假设指导下进行的数据输入：它们所显示的是期望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真实的未来。科学的历史也是谬论与错误预言的历史”⑧。
地球工程相当于一次巨大的全球性实验，它所创造的不确定性与它所驱除的不确定性一样多。“人类利用、影响、伤害和破坏自然界的能力增速之快，远超过了我们对生态系统运行知识的掌握速度……在面临环境破坏的问题时，我们人类就像一个正在玩火而不知道风险的小孩。”⑨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灾难性风险本来就根源于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干预自然的巨大力量。由外部风险变为人为风险是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的世界特征。人为风险就是人类发展进程本身，特别是由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风险。古人只能以微薄力量干预自然，导致的未知和意外结果也是相对微小的，但地球工程凭科技之剑以巨大的力量干预自然，其未知和意外结果也必然是巨大的。此外，地球工程所引发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不仅是当代性的，而且会持续影响很多代人，其未知和意外结果可能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主导力量。
地球工程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测基础之上的。然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类有限的知识何以准确预测所有的气候因素？问题往往随着技术的运用而逐渐暴露。由于技术是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在技术应用之初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技术对指定问题的解决能力上，而忽视了技术正在产生的副作用。随着技术的普遍应用，其副作用也日益暴露，造成新的更大的问题，最终被废弃。技术应用的这种“无意识后果”也是需要警惕的一种不确定性风险。例如，在近代科学技术史上，DDT最初被认为是人类“曾经发明的最伟大的化学制品”，但后来却发现它是一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物质”⑩。 另外，技术应用后果的不确定性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在道德上陷入被动。在技术研发与使用的进程中经常存在一种现象：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领域往往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当下所使用的技术可能已经被发达国家通过多年的使用证明是“有害的”，并已被发达国家所淘汰。发达国家可能会谴责发展中国家不应当使用这些落后的“有害”技术。发达国家会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应被淘汰的“有害”技术时，技术的负面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发达国家使用时尚未发现这些负面问题，因此，发达国家曾经是“无意犯错”，但发展中国家继续使用这类技术则是“有意犯错”，需受到道德谴责。使用化石能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燃烧化石能源排放二氧化碳是一种“进步”，等到发展中国家复制这一进程时，二氧化碳排放却是一种受到谴责的行为。
三、风险与不可逆性
地球工程有意和无意的后果都可能是不可逆的，换言之，一些地球工程措施缺乏可行的退出选项或终止选项。如果地球工程被证明事与愿违，可能为时已晚，因为对许多环境条件而言，一旦丧失，就永远无法恢复。就像绿洲变成沙漠后难以恢复一样，地球工程一旦出发，就会沿着设定的路径——哪怕是错误的——一直走下去。
不可逆技术的风险是人类无法承受的，因为可逆性意味着人类还有机会改正错误，但不可逆的环境变化不仅剥夺了当代人中途进行修正的机会，也剥夺了当代人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还剥夺了未来人的选择权利与机会。如果地球工程是不可逆的，且会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风险，那么那些决定实施地球工程的人就是为未来人选择了一条走向死亡之路。
但是，地球工程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技术都是可逆的。我们可以停止对海洋施肥，让海洋恢复原貌，也可以将镜子移出太空轨道。然而，由于技术反馈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技术应用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负面影响才会逐渐显现出来，最终累积成必须解决的新问题。地球工程技术也不例外。
即使我们可以逆转地球工程技术本身，却无法逆转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地球工程将深层地改变地球系统，因此在实践上将不可能使其恢复到初始状态。就像人类再也无法使地球恢复“自然”——那个未经打扰的自然——一样，气候系统不可能恢复到人类开始影响它之前的“原初状态”。如果发现地球工程使地球迅速变冷，并引发大规模粮食歉收、饥荒、传染病与社会动荡，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迅速移除注射入平流层的所有硫酸盐微粒？是否可以恢复那些因此逝去的生命？如果地球工程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是否有能力让这些物种重现？
另外，即使我们通过地球工程将地球的气温恢复到了100年前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没有人类的影响，气候现在应该会是什么样的。难道“自然的气候”在这100年间都不会变化吗？气候的历史告诉我们，“气候正在变化，气候一直在变化”B11。地球工程的目标是“气候稳定”，可是气候从来没有稳定过。即使没有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现在的气候也可能与100年前完全不同了——或许会比100年前更冷2—5℃，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或许已经阻止了一次新冰期的到来。地球工程试图保护的不是“自然的”气候，而是一种人们曾经熟悉的气候。如果气候原本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根本不存在“稳定的气候”，那么，以气候稳定为目标的地球工程就有可能会毁灭地球。
四、地球工程的哲学根源批判
支持地球工程的论证背后隐藏的哲学根源是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地球工程将把人与自然气候分离和对立起来，从主体的视角分析、研究和征服气候，还将地球的大气系统看作一座精确运行的机器，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知识完整地了解这台机器，并用工程技术手段完美地控制这台机器。
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总是根据主体—客体二元分裂的认知图式来把握自然和认识自然，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神秘性的轻视，最终留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祸根。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通过把人确立为外在于自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从而把自然确立为只具有广延的客体，真正建立了主体与客体分裂对抗的二元论。显然，人类不是置身于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中，而是一个外在的旁观者和操纵者。这是一种主客二分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对象观。这种对象观长期以来把自然界看做是相对于人类的自然，而不是人类生存于其中并与之具有血肉联系的自然，因此它倾向于把自然当成只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有用物品加以滥用，甚至不惜以牺牲大量生命物种和破坏环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机械论的世界图式，正如他的代表人之一笛卡尔生动描述的：世界是一台机器，它是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构件构成的机械系统，所有构件还可以分割为更为基本的构件，因而世界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他的《哲学原理》（1644）一书，把宇宙看成一个机械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机械运动，通过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位移，外部对象只是由数量构成：广延、形状、运动及量值。
机械论以分析主义为思维方式，它在思考问题时强调对部分的认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认为认识了部分，找到哪一部分是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霍布斯说：“因为对每一件事，最好的理解是从结构上理解。因为就像钟表或一些小机件一样，轮子的质料、形状和运动除了把它拆开，查看它的各部分，便不能得到很好的了解。”B12
由于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仅是一部机械，没有目的、生命和精神，自然界根据力学原则而运动，物质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均可以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和运动加以解释。“他的这一机械论自然观，成了后来科学的主导范式。直到20世纪物理学急剧变化之前，各门科学均在其指导下观察现象和总结理论，17至19世纪的科学，包括牛顿的伟大综合在内，不过是笛卡尔观念的发展而已。笛卡尔奉献给科学界的一个基本框架，就是把自然看作是一台完美的、被精确的数学规则控制着的机器。”B13
可见，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本身就是造成近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本，我们又如何能寄希望于它们来校正其自身所引发的气候危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不仅酿成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统治，也直接阻碍了现代生态学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告别主客、心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显现出来的一个鲜明主题。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都将摒弃与他人割裂、与社会对立、与自然分离的个体主义作为与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相区别的理论立足点。胡塞尔明确提出，主体不应是孤立的自我，而只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共在的自我。海德格尔也指出个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在世”，人生“在世”的意义并不是借用权利和意志凌驾于生活之上，凌驾于世界之上，而是成为世界和大地的看护者，使世界的意义通过人而显示出来。人不能孤立地存在，而只能与他人和万物不可分割地共同存在。
后现代主义也十分注重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如大卫·雷·格里芬所言：“在后现代宇宙观中，我们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是与企盼中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B14美国哲学家默特指出：“根据怀特海的看法，当一个‘能将自己所属的更大整体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时’它才是它自身；‘反之，也只有在它的所有界面都能够渗入它的环境，即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同一整体的时候，它才是其自身’。”B15
地球生态系统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它不是部分组成整体而是整体决定部分。按照机械论的逻辑，地球工程不过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另一次尝试，其最终结果仍是“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其生态系统被操纵的动物园”B16，而人类只是动物园的管理员。但实际上，包括气候危机在内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类也是这个动物园中的一种动物，要想持久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整个生态系统和谐相处，既不做孤立于生态系统的主人，也不把生态系统当做可以随意摆弄的机械玩具。
五、地球工程的价值转向
建立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地球工程注定是征服性的科技，然而“人类运用科技征服自然愈烈，则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愈烈；为能过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人类无需征服力越来越强的科技”B17。地球工程需要实现向生态学的价值转向，由说明性、预测性的科学向理解性的科学转向，由只重分析不重综合的科学向分析与综合并重的科学转向，由还原论的科学向说明和理解整体的科学转向，由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向调适性的技术转向。
地球工程要实现价值转向，就需要从哲学层面避免传统科技的以下几个特征：（1）机械论世界观。传统科技深受主客二分思想的影响，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性的对象，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联系，不重视事物对其环境的依赖，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2）还原论的方法化。传统科学方法是奠基于分析性的、还原论的，把系统归结为其构成部分，不顾全局，不顾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成为扩张性和征服性的科技，并导致破坏全球气候稳定的整体效应。（3）重分析，轻综合。传统科学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但不重视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地球工程应当是调适性科技，而不能是征服性、扩张性科技。无数的个人消费行为是气候变化的根源。人类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贪欲和征服欲，必须学会向自然妥协，必须谋求与地球生物圈的共生。调适性科技不再受征服自然的野心的激励，但不必放弃对自然物的控制和改造。调适性技术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调谐地球生态系统，使之保持动态平衡和生机，它应努力把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限制在地球生态阈值之内。地球工程可遵循儒家的“赞天地之化育”观念，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自然的无限性，不以征服自然为目的，顺应天理（自然规律），调谐人与气候的动态关系。
地球工程还应当遵循整体主义原则。自然是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地球工程可能只是突出并解决自然系统中某些方面的问题而已，因此，不能只关注地球工程可能带来的降温效应，还必须考虑那些预料之外的和无意识的后果。此外，地球工程类似于对地球进行手术，其前提是认为地球生病了。但是，如何判断地球是否“健康”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即，究竟以什么标准进行判定。地球工程必须奠基于整体主义，强调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不仅研究地球工程与其他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而且关注气候变化与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交叉渗透。地球工程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调适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服务于人类的幸福生活，而不是服务于人们的征服野心，否则即使征服了自然也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安全和幸福。地球工程不能只专注于气候系统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动态关系。人的能动性使许多社会现象很难准确预测，从而导致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地球工程要理解尽可能大的系统，理解人在各种气候系统中的地位，理解人在气候系统中“应该”怎样行动。
地球工程在力图改造气候的同时，也应再重新认识人自身，认识到人永远也摆脱不了自己的有限性，永远依赖于自然界，需要对自然界心存敬畏。现代人征服自然的野心一直与一个关于现代科学的神话有关：科学知识正日益逼近知识的“欧米伽点”，即正日益接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或日益接近对上帝创世秘密的完全把握。这是对科技的神化，也是对人类的神化。实际上，人类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有限性，科技诚然在不断进步，但无论人类知识如何增长，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匿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人类即使能征服气候系统，也永远无法排除干预气候系统之后果的不确定性，总会出现未知和意外的结果。只有清醒地理解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角色，我们才能安全地栖居在地球上。
注释
①Marchetti C.On Geoengineering and the CO2 problem.Climate Change，1977（1），pp.59—68.
②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olicy Implications of Greenhouse Warming：Mitigation，Adaptation and the Science Boye.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2. ③Paul J.Crutzen.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A Contribution to Resolve A Policy Dilemma？.Climate Change，2006（77），pp.211—219.
④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胡光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4页。
⑤B16David G.Victor.On the Regulation of Geoengineering.in Dieter Helm and Cameron Hepburn ed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6，p.330.
⑥潘家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5期。
⑦卢风：《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⑧B11[德]沃尔夫刚·贝林格：《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全球变暖》，史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2、253页。
⑨[瑞典]拉斯洛·松鲍法维：《人类风险与全球治理：我们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的解决方案》，周亚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⑩[美]迪帕克·拉尔：《复活看不见的手：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史军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43—244页。
B12[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254页。
B13[美]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冯禹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B1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B15[美]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5期。
B17卢风：《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i页。
责任编辑：涵含
关键词：地球工程；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哲学批判；价值转向
中图分类号：P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21-05
一、什么是地球工程？
“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又被称为“气候工程”（climateengineering），是一种为限制气候变化原因及其影响而采取的行动或干预行为，是为了消除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即减少全球变暖，而对地球的气候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干预。地球工程是减缓和适应之外，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种方式。
马切蒂（Marchetti）在1977年最早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①，逐渐在美国学术界获得认可，并体现在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中②。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德国气候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气候变化》杂志上发文呼吁人们重视地球工程③，从而使地球工程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2007年，美国《时代》杂志还将地球工程列为“正在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之一。
地球工程包含的原理有：提高海洋或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率或封存率，折射或反射大气层中的阳光，以及将使用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封存在水库中。④从广义上看，地球工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duction，CDR），即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或者工程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从而有效减缓地球增温。二氧化碳移除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捕获二氧化碳（直接从空气中提取出二氧化碳或将碳封存在海洋中等）；化学反应捕获二氧化碳（通过二氧化碳与岩石、矿物进行化学反应，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改变土地利用（通过增加森林覆盖率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海洋施肥，等等。第二类为太阳辐射管理（solar-radiation management，SRM），即通过工程技术减少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减少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从而抵消大气中温室气体导致的气温变暖。太阳辐射管理的主要方法包括：太空“散热”（如在太空2000公里处放置25万平方公里的“太阳伞”，可以减少太阳辐射1%—2%）；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如在平流层中喷射气溶胶，增加大气的反射率）；云层反射（如在海洋覆盖白色泡沫，在海洋上空注入海盐气溶胶）；地表反照率变化；卷云变薄，等等。人们寄予太阳辐射管理的希望最多，因为这可能是快捷、廉价的方案，并且可以由一个国家或组织单方实施，但同时也是存在争议最多的，因为它存在着缺陷。
地球工程充斥着危险，哪怕是实施希望最大的地球工程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副作用。“大规模修补地球所带来的未知伤害可能会比所预料的影响要严重得多。”⑤因此，我们必须谨慎看待地球工程，因为操纵地球气候系统的做法可能会激发出难以预测的风险。所以，在采用地球工程之前需要从哲学层面进行反思。
二、风险与不确定性
地球工程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地球工程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人类社会及其回应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些不确定性会持久存在，因此，鲁莽地实施地球工程可能会加剧气候的不稳定性，成为一场新噩梦的开始。从伦理上看，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项具有巨大的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学上的确定性，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却了伦理学基础。⑥因此，必须谨慎对待地球工程的不确定性。
地球工程可能带来新的人为风险，对于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风险……历史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先行经验以帮助我们应对这种风险环境。我们常常简直不知道风险是什么，更谈不上根据概率去准确计算风险发生的可能”⑦。由于地球工程在实施应用之前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实验，因此不得不根据计算机模型计算出虚拟的气候来进行风险评估，但是“电脑模拟不过是在假设指导下进行的数据输入：它们所显示的是期望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真实的未来。科学的历史也是谬论与错误预言的历史”⑧。
地球工程相当于一次巨大的全球性实验，它所创造的不确定性与它所驱除的不确定性一样多。“人类利用、影响、伤害和破坏自然界的能力增速之快，远超过了我们对生态系统运行知识的掌握速度……在面临环境破坏的问题时，我们人类就像一个正在玩火而不知道风险的小孩。”⑨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灾难性风险本来就根源于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干预自然的巨大力量。由外部风险变为人为风险是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的世界特征。人为风险就是人类发展进程本身，特别是由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风险。古人只能以微薄力量干预自然，导致的未知和意外结果也是相对微小的，但地球工程凭科技之剑以巨大的力量干预自然，其未知和意外结果也必然是巨大的。此外，地球工程所引发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不仅是当代性的，而且会持续影响很多代人，其未知和意外结果可能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主导力量。
地球工程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测基础之上的。然而，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类有限的知识何以准确预测所有的气候因素？问题往往随着技术的运用而逐渐暴露。由于技术是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在技术应用之初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技术对指定问题的解决能力上，而忽视了技术正在产生的副作用。随着技术的普遍应用，其副作用也日益暴露，造成新的更大的问题，最终被废弃。技术应用的这种“无意识后果”也是需要警惕的一种不确定性风险。例如，在近代科学技术史上，DDT最初被认为是人类“曾经发明的最伟大的化学制品”，但后来却发现它是一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物质”⑩。 另外，技术应用后果的不确定性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在道德上陷入被动。在技术研发与使用的进程中经常存在一种现象：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领域往往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当下所使用的技术可能已经被发达国家通过多年的使用证明是“有害的”，并已被发达国家所淘汰。发达国家可能会谴责发展中国家不应当使用这些落后的“有害”技术。发达国家会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应被淘汰的“有害”技术时，技术的负面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发达国家使用时尚未发现这些负面问题，因此，发达国家曾经是“无意犯错”，但发展中国家继续使用这类技术则是“有意犯错”，需受到道德谴责。使用化石能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燃烧化石能源排放二氧化碳是一种“进步”，等到发展中国家复制这一进程时，二氧化碳排放却是一种受到谴责的行为。
三、风险与不可逆性
地球工程有意和无意的后果都可能是不可逆的，换言之，一些地球工程措施缺乏可行的退出选项或终止选项。如果地球工程被证明事与愿违，可能为时已晚，因为对许多环境条件而言，一旦丧失，就永远无法恢复。就像绿洲变成沙漠后难以恢复一样，地球工程一旦出发，就会沿着设定的路径——哪怕是错误的——一直走下去。
不可逆技术的风险是人类无法承受的，因为可逆性意味着人类还有机会改正错误，但不可逆的环境变化不仅剥夺了当代人中途进行修正的机会，也剥夺了当代人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还剥夺了未来人的选择权利与机会。如果地球工程是不可逆的，且会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风险，那么那些决定实施地球工程的人就是为未来人选择了一条走向死亡之路。
但是，地球工程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技术都是可逆的。我们可以停止对海洋施肥，让海洋恢复原貌，也可以将镜子移出太空轨道。然而，由于技术反馈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技术应用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负面影响才会逐渐显现出来，最终累积成必须解决的新问题。地球工程技术也不例外。
即使我们可以逆转地球工程技术本身，却无法逆转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地球工程将深层地改变地球系统，因此在实践上将不可能使其恢复到初始状态。就像人类再也无法使地球恢复“自然”——那个未经打扰的自然——一样，气候系统不可能恢复到人类开始影响它之前的“原初状态”。如果发现地球工程使地球迅速变冷，并引发大规模粮食歉收、饥荒、传染病与社会动荡，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迅速移除注射入平流层的所有硫酸盐微粒？是否可以恢复那些因此逝去的生命？如果地球工程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是否有能力让这些物种重现？
另外，即使我们通过地球工程将地球的气温恢复到了100年前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没有人类的影响，气候现在应该会是什么样的。难道“自然的气候”在这100年间都不会变化吗？气候的历史告诉我们，“气候正在变化，气候一直在变化”B11。地球工程的目标是“气候稳定”，可是气候从来没有稳定过。即使没有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活动，现在的气候也可能与100年前完全不同了——或许会比100年前更冷2—5℃，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或许已经阻止了一次新冰期的到来。地球工程试图保护的不是“自然的”气候，而是一种人们曾经熟悉的气候。如果气候原本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根本不存在“稳定的气候”，那么，以气候稳定为目标的地球工程就有可能会毁灭地球。
四、地球工程的哲学根源批判
支持地球工程的论证背后隐藏的哲学根源是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地球工程将把人与自然气候分离和对立起来，从主体的视角分析、研究和征服气候，还将地球的大气系统看作一座精确运行的机器，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知识完整地了解这台机器，并用工程技术手段完美地控制这台机器。
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总是根据主体—客体二元分裂的认知图式来把握自然和认识自然，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神秘性的轻视，最终留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祸根。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通过把人确立为外在于自然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从而把自然确立为只具有广延的客体，真正建立了主体与客体分裂对抗的二元论。显然，人类不是置身于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中，而是一个外在的旁观者和操纵者。这是一种主客二分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对象观。这种对象观长期以来把自然界看做是相对于人类的自然，而不是人类生存于其中并与之具有血肉联系的自然，因此它倾向于把自然当成只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有用物品加以滥用，甚至不惜以牺牲大量生命物种和破坏环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机械论的世界图式，正如他的代表人之一笛卡尔生动描述的：世界是一台机器，它是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构件构成的机械系统，所有构件还可以分割为更为基本的构件，因而世界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他的《哲学原理》（1644）一书，把宇宙看成一个机械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机械运动，通过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位移，外部对象只是由数量构成：广延、形状、运动及量值。
机械论以分析主义为思维方式，它在思考问题时强调对部分的认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认为认识了部分，找到哪一部分是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霍布斯说：“因为对每一件事，最好的理解是从结构上理解。因为就像钟表或一些小机件一样，轮子的质料、形状和运动除了把它拆开，查看它的各部分，便不能得到很好的了解。”B12
由于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仅是一部机械，没有目的、生命和精神，自然界根据力学原则而运动，物质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均可以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和运动加以解释。“他的这一机械论自然观，成了后来科学的主导范式。直到20世纪物理学急剧变化之前，各门科学均在其指导下观察现象和总结理论，17至19世纪的科学，包括牛顿的伟大综合在内，不过是笛卡尔观念的发展而已。笛卡尔奉献给科学界的一个基本框架，就是把自然看作是一台完美的、被精确的数学规则控制着的机器。”B13
可见，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本身就是造成近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本，我们又如何能寄希望于它们来校正其自身所引发的气候危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不仅酿成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和统治，也直接阻碍了现代生态学的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告别主客、心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显现出来的一个鲜明主题。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都将摒弃与他人割裂、与社会对立、与自然分离的个体主义作为与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相区别的理论立足点。胡塞尔明确提出，主体不应是孤立的自我，而只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共在的自我。海德格尔也指出个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在世”，人生“在世”的意义并不是借用权利和意志凌驾于生活之上，凌驾于世界之上，而是成为世界和大地的看护者，使世界的意义通过人而显示出来。人不能孤立地存在，而只能与他人和万物不可分割地共同存在。
后现代主义也十分注重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如大卫·雷·格里芬所言：“在后现代宇宙观中，我们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是与企盼中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B14美国哲学家默特指出：“根据怀特海的看法，当一个‘能将自己所属的更大整体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时’它才是它自身；‘反之，也只有在它的所有界面都能够渗入它的环境，即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同一整体的时候，它才是其自身’。”B15
地球生态系统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它不是部分组成整体而是整体决定部分。按照机械论的逻辑，地球工程不过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另一次尝试，其最终结果仍是“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其生态系统被操纵的动物园”B16，而人类只是动物园的管理员。但实际上，包括气候危机在内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类也是这个动物园中的一种动物，要想持久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整个生态系统和谐相处，既不做孤立于生态系统的主人，也不把生态系统当做可以随意摆弄的机械玩具。
五、地球工程的价值转向
建立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机械论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地球工程注定是征服性的科技，然而“人类运用科技征服自然愈烈，则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愈烈；为能过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人类无需征服力越来越强的科技”B17。地球工程需要实现向生态学的价值转向，由说明性、预测性的科学向理解性的科学转向，由只重分析不重综合的科学向分析与综合并重的科学转向，由还原论的科学向说明和理解整体的科学转向，由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向调适性的技术转向。
地球工程要实现价值转向，就需要从哲学层面避免传统科技的以下几个特征：（1）机械论世界观。传统科技深受主客二分思想的影响，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性的对象，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联系，不重视事物对其环境的依赖，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2）还原论的方法化。传统科学方法是奠基于分析性的、还原论的，把系统归结为其构成部分，不顾全局，不顾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成为扩张性和征服性的科技，并导致破坏全球气候稳定的整体效应。（3）重分析，轻综合。传统科学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但不重视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地球工程应当是调适性科技，而不能是征服性、扩张性科技。无数的个人消费行为是气候变化的根源。人类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贪欲和征服欲，必须学会向自然妥协，必须谋求与地球生物圈的共生。调适性科技不再受征服自然的野心的激励，但不必放弃对自然物的控制和改造。调适性技术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调谐地球生态系统，使之保持动态平衡和生机，它应努力把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限制在地球生态阈值之内。地球工程可遵循儒家的“赞天地之化育”观念，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自然的无限性，不以征服自然为目的，顺应天理（自然规律），调谐人与气候的动态关系。
地球工程还应当遵循整体主义原则。自然是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地球工程可能只是突出并解决自然系统中某些方面的问题而已，因此，不能只关注地球工程可能带来的降温效应，还必须考虑那些预料之外的和无意识的后果。此外，地球工程类似于对地球进行手术，其前提是认为地球生病了。但是，如何判断地球是否“健康”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即，究竟以什么标准进行判定。地球工程必须奠基于整体主义，强调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不仅研究地球工程与其他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渗透，而且关注气候变化与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交叉渗透。地球工程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调适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服务于人类的幸福生活，而不是服务于人们的征服野心，否则即使征服了自然也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安全和幸福。地球工程不能只专注于气候系统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动态关系。人的能动性使许多社会现象很难准确预测，从而导致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地球工程要理解尽可能大的系统，理解人在各种气候系统中的地位，理解人在气候系统中“应该”怎样行动。
地球工程在力图改造气候的同时，也应再重新认识人自身，认识到人永远也摆脱不了自己的有限性，永远依赖于自然界，需要对自然界心存敬畏。现代人征服自然的野心一直与一个关于现代科学的神话有关：科学知识正日益逼近知识的“欧米伽点”，即正日益接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或日益接近对上帝创世秘密的完全把握。这是对科技的神化，也是对人类的神化。实际上，人类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有限性，科技诚然在不断进步，但无论人类知识如何增长，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匿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人类即使能征服气候系统，也永远无法排除干预气候系统之后果的不确定性，总会出现未知和意外的结果。只有清醒地理解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角色，我们才能安全地栖居在地球上。
注释
①Marchetti C.On Geoengineering and the CO2 problem.Climate Change，1977（1），pp.59—68.
②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olicy Implications of Greenhouse Warming：Mitigation，Adaptation and the Science Boye.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2. ③Paul J.Crutzen.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A Contribution to Resolve A Policy Dilemma？.Climate Change，2006（77），pp.211—219.
④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胡光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4页。
⑤B16David G.Victor.On the Regulation of Geoengineering.in Dieter Helm and Cameron Hepburn ed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6，p.330.
⑥潘家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5期。
⑦卢风：《人、环境与自然：环境哲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⑧B11[德]沃尔夫刚·贝林格：《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全球变暖》，史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2、253页。
⑨[瑞典]拉斯洛·松鲍法维：《人类风险与全球治理：我们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的解决方案》，周亚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⑩[美]迪帕克·拉尔：《复活看不见的手：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史军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43—244页。
B12[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254页。
B13[美]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冯禹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B1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B15[美]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年第5期。
B17卢风：《科技、自由与自然：科技伦理与环境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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