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段时间，关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举报私生活混乱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有种意见认为，释永信不是党员，就算举报内容属实，纪委也管不了。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事情如果发生在古代，谁有权力管理僧侣犯法的事儿呢？
　　僧侣犯法由谁告发？
　　在一般人印象里，寺庙道观都建在名山大川隐逸之地，似乎和世俗人间没有太多的交道，要发生纠纷也许非等到“道士下山”不可。然而现实生活中绝非如此，因为大多数的寺庙道观都建立在人口繁茂的村落市镇或是城市中。不过两宋以来实行的“保甲制”，对宗教人员的约束力很强。
　　比如清朝的一份“保甲书”中就写道：“至于寺观，亦分给印牌，上写僧道姓名口数，稽查出入”，“和尚道士尼姑之庵观寺院，其师徒机关年岁田房，本身有无残疾，俗家
　　有无亲人，皆应逐一详注”。这些“户籍信息”都有当地的保甲按月更新填报。如果发现实际情况和信息中不符，则立即报官。
　　同时，僧尼道士的行动还受到当地宗族组织的监控。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频繁前来进香祈愿的香客往往能发现僧尼道士的不轨行为。例如明代江南一座寺庙里，曾有一个叫了圆的和尚只不过给尼姑递上一枝荷花，就被一个姓高的老媪发现并以通奸的罪行对其控告。官府查清虽无通奸之实，但涉“瓜田李下”，依旧判了两人“合杖”之刑。
　　僧尼犯法由谁审？
　　东晋以来，国家在行政方面设立了僧官制度用以管理僧尼。所谓僧官，就是“国家从僧侣中选拔任命、以管理监督佛教教团为目的、统管僧尼进行法事的官吏”。通过这样的制度，僧尼就被纳入国家官僚和行政管理系统，行为受到制度上的约束。
　　历朝僧官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管理僧侣之间的案件，如果双方皆为僧侣且不构成刑事案件的，大多由僧官决断。而刑事案件则不同，“与军民相干者”必须交由当地衙门断处。
　　但也有例外，例如唐代僧人惠范倚仗朝中有靠山，强抢他人妻子，州县一级的官员不敢受理。事主上诉到御史处，而“御史台中惧”。后御史中丞薛登力主上奏，反被贬官。当然，在这个事例中，惠范之所以享有特权，与其说是僧人的身份有特殊性，不如说是因为他得到了特权阶级的庇护。
　　僧尼犯法怎么判？
　　一旦坐实了罪行，僧尼犯法的判决多遵循“王法至上、刑事从严、民事从俗”的标准。“民事从俗”，指的是僧尼涉及民事案件，按照一般民事案件的标准执行。所谓“刑事从严”，指的是僧侣涉及刑事案件的，要罪加一等（或两等）惩处，因为僧侣除了是一般的“王臣”之外，还要负担额外的宗教道德责任，必须维护宗教组织的道德形象。于是，对僧尼犯“奸淫”罪的惩处尤重就很好理解了。
　　僧侣娶妻对维护宗教组织的道德形象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历代惩罚也极重。宋太宗时禁“僧人置妻妾”，元代规定“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明代规定“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还俗。寺观主持知情者，同罪”，还对民众监督僧人娶妻采取鼓励制度，“僧有妻室者，许诸人捶辱之”，还可以向僧人索取钱财“五十钉”，如果僧人拿不出来，则“打死勿论”。
　　僧侣杀人也如此。清代时，僧人界安用绳索勒死年仅11岁的徒弟韩二娃一案，原本仅判作斩监候，而二审认为界安“既犯王章，又破佛律，非常人斗殴故杀者可比”，且手段特别残忍，应于严惩，改判为斩立决。
　　由此可见，古代僧侣既要受到僧团内部戒律的约束，也要受到帝国行政、司法、刑律等部门的管控，稍有逾越，就会招致惩罚，并非什么“法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