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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手机应用里，视频直播平台十分火爆，但由于视频直播平台的投资方急功近利，参与视频直播的主播缺乏监管，以及无准入门槛，导致视频直播乱象丛生，譬如海归博士开辟色情直播平台牟利、主管会计挪用890万元公款疯狂打赏女主播……
染“色”，海归博士倒在直播平台
染“色”，开辟直播平台
海归李华斌由于在计算机专业方面很有造诣，又精通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不少单位和涉外机构都抢着要他。李华斌再三权衡后选择了广州一家网络公司，年薪60万元。他用学到的知识为公司做贡献，公司迅速发展。这时，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希望公司给他加薪，但公司并没有同意。加薪不成，他感觉很没有面子，工作热情比过去大大减退。
此后，李华斌决定辞职创业。很快，他就在广州市番禺区注册了广州海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网络云服务。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随着业务不断扩大，一向志存高远的李华斌并不满足，他决定通过新三板上市，以股市带动公司业绩再进一步突破，并在2016年8月与相关券商签订协议，预计于2017年第二季度上市。
然而，2016年10月，老同学吴强的加入，给李华斌及其公司的未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变。吴强是李华斌的高中同学，也在广州番禺区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是业务骨干。吴强知道老同学需要人手，便主动过来应聘。他果然不负李华斌的重托，当上公司总经理后，实实在在干出了一番业绩。
近两年来，直播热潮搅动网络，不少公司做直播赚得盆满钵满。吴强想向这方面发展，瞅准机会，他向李华斌建议，希望公司投资直播，提出要做一款直播软件，并大肆鼓吹直播软件的光明前景。
李华斌知道这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公司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但要搞直播，干干净净的不涉一点“色彩”肯定赚不到钱。精明的吴强似乎看出了李华斌的担心，他對李华斌信誓旦旦：“团队做直播能赚钱，有盈利，然后对公司上市也有帮助，我们只做正当生意，不搞歪门邪道。”
按照公司当时的运营状况，顺利上市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这个直播平台能够迅速盈利，将会大大提升公司上市时的价值，自己作为法人代表所获得的利润自然也水涨船高。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李华斌拍板同意了这个项目，就这样，一支网络直播项目团队迅速组建了起来。
为了积攒初期人气，吴强组织团队从网上找到了两名主播中介，由他们来为名叫“LOLO直播”的平台寻找优质主播，并许诺给他们5%的分成。很快，两名主播中介便找来了36名女主播作为“LOLO直播”的第一批主播。为了尽快吸引用户，吴强和市场运营主管沈某表示可以适当放开直播的尺度。
露骨，吸聚大量人气
2016年12月1日，“LOLO直播”正式上线运营，不久便吸引了大量关注。正是大量的人气，让李华斌的警戒线顷刻放松，任由吴强等运营部门人员操作，使平台直播运营缺失监管。
“LOLO直播”上线初期，平台运营人员对于直播内容没有作任何监管，申请成为主播也没有任何限制，靠着最开始的36名女主播露骨、色情的表演，很快便吸引了大量人气，越来越多的主播和用户慕名而来，整个平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色情表演。女主播们依靠色情表演吸引观众的打赏礼物，金额从最高2000元的城堡到最低0.1元的鲜花不等，人气高的主播一天所获得的打赏能超过万元。短短十天，“LOLO直播”平台的主播人数已经超千人，注册用户多达230万，打赏金额达130多万元。
直播平台如此迅猛的发展，是李华斌和公司管理人员没有想到的，在他们最开始的预计中，注册用户能到达五六万人就算完成任务。眼前如此庞大的用户规模让他们喜出望外，同时也产生了一丝焦虑，他们推出这个直播平台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做成色情表演平台，只是为了在运营初期积攒人气和迅速提升平台的知名度，但他们的默许助长了“LOLO直播”平台的染“色”。飙升的关注度也让李华斌有了少许慌张，他决定收紧运营方式。运营人员进行了一些形式上的巡查，对一些过于露骨的直播间予以封号，但相关管理制度的缺失让这些被封号的主播可以换个账号从头再来。在快速来钱的诱惑下，对于最初找来的36名女主播，平台运营人员还会偷偷地予以解封。这样欲盖弥彰的巡查方式，显然不能阻止平台中已经泛滥起来的淫秽色情表演。
“借壳”，难逃警方打击
2016年12月9日，中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和中山警方接到举报线索，立即开始对“LOLO直播”展开调查。
在当天下午的调查中，该直播平台上共有50余名主播，其中30余名涉嫌进行淫秽表演，在不同的直播间里，围观的会员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更为严重的是，“LOLO直播”是全开放式直播平台，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手机从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安装这一软件，也正是因为没有任何门槛限制，导致注册用户人数和主播人数呈爆发性增长。
接到举报，中山市公安局成立了由治安、刑侦、网警、法制等多部门组成的专案组侦办此案。在继续对该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监控取证的同时，一路民警对该直播软件的所有者展开了调查。
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李华斌、吴强等人为了避险，采用了“借壳”多家网络公司进行运营等方法逃避打击。但无论李华斌和吴强怎么玩“狡免三窟”的障眼手法，终究逃不脱警方的打击。
2016年12月10日下午，警方依法对李华斌的公司进行了搜查，收集了大量跟“LOLO直播”有关的证据材料。当晚21时许，李华斌和吴强双双落网，至此，李华斌等人的暴富梦完全破灭。
此后，专案组民警分别在湖南和新疆抓获两名主播中介张某和鲁某，在广州、深圳及江苏等地对涉嫌从事淫秽表演的主播郭某等三人依法传唤询问。
目前，李华斌、吴强等1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已被警方依法刑拘。
求存在感，打赏890万元
主管会计受刺激 王强大学毕业后，在镇江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谋得会计一职。磨练几年后，王强受到领导器重，升任主管会计，负责账务往来。
工作渐定后，买房结婚被提上议事日程。王强性格孤僻，社交圈子有限，两年前，父母便着手安排他相亲，并与一个女孩谈起了恋爱。恋爱三个月后，父母卖掉老家的房子作为首付，催促王强贷款买了房，并迅速结了婚。
由于老家的房子已经卖掉，婚后，王强将父母接到镇江同住，一来节省开支，二来也为了方便照顾日后要到来的小宝宝。在外人看来，王强大学毕业不过五年，却已经搞定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件大事，生活也算是安稳美满了。
最初，王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2016年年初参加完一次同学聚会后，他的人生观坍塌了。由于一直以来就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那个，王强在同学会中不仅感受到了事业无成的失败，也体会到了情感生活的枯燥。
心底压抑的那份颓败感被释放出来后，王强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寻找存在感。他先是沉迷于在某娱乐社区，看视频，发“一吐为快”的弹幕，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兴味索然。
王强的表弟活泼外向，是个典型的时尚青年。他在王强家住了一段日子，空闲时间都用在了网络直播平台上。看着表弟电脑屏幕上飞过的雪花般的字幕和各种礼物，听着女主播们娇嗲温柔的嗓音，王强有些呆了。见他发愣，表弟向他解说了一番，末了，又戏谑地说了句：“你还是算了，这都是我们这些时尚小青年玩的，你还是打打单机游戏吧。”但这句无心的调侃戳痛了王强的内心，表弟走后，他恨恨地发誓：“不过是直播互聊而已，谁都可以。”
挪用公款疯狂打赏
怀着发自内心的好奇，王强在数个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注册，以不同的网名开始了追逐女主播之旅。
最初，王强只是默默躲在人群背后，看弹幕上飞过各种留言，看形形色色的粉丝与女主播们调侃嬉笑，再后来，他开始给女主播们赠送免费礼物。然而满屏的充值礼物早将他的尝试淹没，他甚至都没法在公共屏幕上和女主播对上话。被冷落后，王强开始小额地打赏女主播们，最初只是为了获得女主播偶尔的注意，但一次意外，让他迅速迷恋上了打赏。
一天晚上，因为“土豪”太多，他打賞的小金额礼物被瞬间淹没，王强在一个大牌女主播的直播间吃了瘪，连一句点名问候都没有捞到。郁闷之际，他随手点开了一个关注度不高的女主播的直播间，然后随手打赏了同样金额的礼物。没想到礼物发送出去后，女主播不仅点名感谢了他，还送给他一个大大的飞吻……在粉丝们的起哄声中，王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打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浪，直播结束时，他不仅获得了VIP粉丝的资格，还拿到了女主播主动送上来的微信号。王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摸索出门道后，王强从众多中意的女主播中挑出几个知名度稍逊的故伎重演。果然，在一次次数额并不太大的打赏之后，王强迅速成为这些女主播粉丝中的“贵族”，每次现身与打赏，总能引起一阵狂潮，女主播们的微信号也纷纷朝他飞来。在这种不时飞来的追捧中，慢慢地，王强自信心空前爆棚。
但之前被“大咖”女主播无视的冷遇，令王强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来一次大手笔，在“大咖”女主播那挣回尊严。可想挤进贡献榜就需要打赏较大的金额，王强收入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很自然地，他想到了手中的公款。
2016年8月，他第一次挪用公款10万元，然后一次性打赏给了那个“大咖”女主播。打赏之后，他果然成功地收获了女主播娇嗲的点名感谢，以及粉丝们满屏的恭维。一瞬间，王强的虚荣心得到了十分的满足，因挪用公款而产生的那点恐慌感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那次之后，王强又挪用了几次公款用来打赏女主播，因为公司财务制度的漏洞，根本没有人发现他的挪用行为。因此王强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挪用公款更加肆无忌惮。
东窗事发惹深思
有了强大的公款做后盾，王强在直播平台上更加豪爽了，打赏的对象也升级成了各个直播平台的当红女主播。在一次又一次大手笔的打赏之后，所有人都认定他是富二代，只要他一出现，整个直播间就会沸腾，一阵又一阵的追捧与尖叫让他沉迷不已。
当了一段时间“富二代”后，王强很快和两位女主播从虚拟走向现实，并很快发展成为情侣。他常常去上海和两位女主播轮流约会，每次去，都是住高档酒店的总统套房，而且每次至少要花两三万元钱。王强的出手阔绰换来了女主播无尚的崇拜。
由于迷恋网络带来的激情与存在感，王强不断地将手伸向公款，根本不考虑后果。但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候，2017年2月14日，王强接到公司通知，次日要进行年终审计。恐慌之下，2月15日清晨，他乘坐高铁前往上海，将女主播余某约出来见面。在最后一次充当“富二代”之后，他独自前往上海浦东四季酒店，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刀片在酒店浴缸内割腕，企图自杀。然而当血一点点往外涌出后，王强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拿起手机，打通了余某的电话……随后，王强被送往上海东方医院抢救。
而此时，因为一直联系不上王强，王强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已向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报案。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弄清案情：在公司上班期间，王强利用其担任公司会计掌管公司账户、印章的职务之便，先后数十次从公司负责人卡、公司建行基本户、工行账户挪用客户房产证代办费、公款，数额达 890 万元，其中600多万元被用于打赏网络直播平台的女主播，某平台的一个女主播被打赏了160 万元，另一个被打赏了 120 万元。其余的资金则被王强充当“恋爱基金”挥霍一空。
2 月 21 日，出院后的王强在其公司人员陪同下，主动到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投案，对其挪用资金的情况供认不讳。对于为何要打赏这么高金额给女主播，王强的回答是：“这样打赏很有面子，大家都以为我是富二代很有钱 ……我感觉非常好。”
2017年3 月 28 日，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京口公安局对王强执行逮捕。如今警方正在进一步固定此案证据，近期将移送检方起诉。警方表示，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将王强挪用的资金追回来非常困难。此外，这家房产公司的会计制度非常混乱——没有主办会计、钱账不分离，这次事件也给广大企业提了个醒。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观看直播的用户大部分是18岁～40岁之间的男性。打赏比较疯狂的基本是经济条件偏差在现实生活中有社交恐惧症的人。这类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存在感和安全感，非常孤独，也非常渴望被关注，所以会迷恋于这种隐藏式的优越感，来满足自己内心情感上的需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专家观点：
（孙宏臣：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
近年来，网络直播产业在飞速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相关监管基本上处于空白，相关制度和规范不完善，制定相对应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也必不可少。目前，视频直播平台的违法成本过低，与其通过网络低俗内容换来的暴利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网络社会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行为的不同只是其行为传播方式的不同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很多行为，现行法律规范规定的已经比较详细，一般情况下，这些法律规定也可以适用于网络行为。对于视频直播平台这样一个公共媒体传播者，理所当然应该予以监管。
我们建议，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包括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网络监管机构、工商等部门加强监管；行业与网络平台要自我约束，建立行业自治组织，规范行业运营；“粉丝”等受众也要自我约束，建立起健康的生活观。
监管不是限制其发展，而是让网络直播这种公共媒体形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染“色”，海归博士倒在直播平台
染“色”，开辟直播平台
海归李华斌由于在计算机专业方面很有造诣，又精通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不少单位和涉外机构都抢着要他。李华斌再三权衡后选择了广州一家网络公司，年薪60万元。他用学到的知识为公司做贡献，公司迅速发展。这时，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希望公司给他加薪，但公司并没有同意。加薪不成，他感觉很没有面子，工作热情比过去大大减退。
此后，李华斌决定辞职创业。很快，他就在广州市番禺区注册了广州海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网络云服务。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随着业务不断扩大，一向志存高远的李华斌并不满足，他决定通过新三板上市，以股市带动公司业绩再进一步突破，并在2016年8月与相关券商签订协议，预计于2017年第二季度上市。
然而，2016年10月，老同学吴强的加入，给李华斌及其公司的未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变。吴强是李华斌的高中同学，也在广州番禺区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是业务骨干。吴强知道老同学需要人手，便主动过来应聘。他果然不负李华斌的重托，当上公司总经理后，实实在在干出了一番业绩。
近两年来，直播热潮搅动网络，不少公司做直播赚得盆满钵满。吴强想向这方面发展，瞅准机会，他向李华斌建议，希望公司投资直播，提出要做一款直播软件，并大肆鼓吹直播软件的光明前景。
李华斌知道这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公司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但要搞直播，干干净净的不涉一点“色彩”肯定赚不到钱。精明的吴强似乎看出了李华斌的担心，他對李华斌信誓旦旦：“团队做直播能赚钱，有盈利，然后对公司上市也有帮助，我们只做正当生意，不搞歪门邪道。”
按照公司当时的运营状况，顺利上市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这个直播平台能够迅速盈利，将会大大提升公司上市时的价值，自己作为法人代表所获得的利润自然也水涨船高。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李华斌拍板同意了这个项目，就这样，一支网络直播项目团队迅速组建了起来。
为了积攒初期人气，吴强组织团队从网上找到了两名主播中介，由他们来为名叫“LOLO直播”的平台寻找优质主播，并许诺给他们5%的分成。很快，两名主播中介便找来了36名女主播作为“LOLO直播”的第一批主播。为了尽快吸引用户，吴强和市场运营主管沈某表示可以适当放开直播的尺度。
露骨，吸聚大量人气
2016年12月1日，“LOLO直播”正式上线运营，不久便吸引了大量关注。正是大量的人气，让李华斌的警戒线顷刻放松，任由吴强等运营部门人员操作，使平台直播运营缺失监管。
“LOLO直播”上线初期，平台运营人员对于直播内容没有作任何监管，申请成为主播也没有任何限制，靠着最开始的36名女主播露骨、色情的表演，很快便吸引了大量人气，越来越多的主播和用户慕名而来，整个平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色情表演。女主播们依靠色情表演吸引观众的打赏礼物，金额从最高2000元的城堡到最低0.1元的鲜花不等，人气高的主播一天所获得的打赏能超过万元。短短十天，“LOLO直播”平台的主播人数已经超千人，注册用户多达230万，打赏金额达130多万元。
直播平台如此迅猛的发展，是李华斌和公司管理人员没有想到的，在他们最开始的预计中，注册用户能到达五六万人就算完成任务。眼前如此庞大的用户规模让他们喜出望外，同时也产生了一丝焦虑，他们推出这个直播平台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做成色情表演平台，只是为了在运营初期积攒人气和迅速提升平台的知名度，但他们的默许助长了“LOLO直播”平台的染“色”。飙升的关注度也让李华斌有了少许慌张，他决定收紧运营方式。运营人员进行了一些形式上的巡查，对一些过于露骨的直播间予以封号，但相关管理制度的缺失让这些被封号的主播可以换个账号从头再来。在快速来钱的诱惑下，对于最初找来的36名女主播，平台运营人员还会偷偷地予以解封。这样欲盖弥彰的巡查方式，显然不能阻止平台中已经泛滥起来的淫秽色情表演。
“借壳”，难逃警方打击
2016年12月9日，中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和中山警方接到举报线索，立即开始对“LOLO直播”展开调查。
在当天下午的调查中，该直播平台上共有50余名主播，其中30余名涉嫌进行淫秽表演，在不同的直播间里，围观的会员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更为严重的是，“LOLO直播”是全开放式直播平台，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手机从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安装这一软件，也正是因为没有任何门槛限制，导致注册用户人数和主播人数呈爆发性增长。
接到举报，中山市公安局成立了由治安、刑侦、网警、法制等多部门组成的专案组侦办此案。在继续对该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监控取证的同时，一路民警对该直播软件的所有者展开了调查。
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李华斌、吴强等人为了避险，采用了“借壳”多家网络公司进行运营等方法逃避打击。但无论李华斌和吴强怎么玩“狡免三窟”的障眼手法，终究逃不脱警方的打击。
2016年12月10日下午，警方依法对李华斌的公司进行了搜查，收集了大量跟“LOLO直播”有关的证据材料。当晚21时许，李华斌和吴强双双落网，至此，李华斌等人的暴富梦完全破灭。
此后，专案组民警分别在湖南和新疆抓获两名主播中介张某和鲁某，在广州、深圳及江苏等地对涉嫌从事淫秽表演的主播郭某等三人依法传唤询问。
目前，李华斌、吴强等1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已被警方依法刑拘。
求存在感，打赏890万元
主管会计受刺激 王强大学毕业后，在镇江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谋得会计一职。磨练几年后，王强受到领导器重，升任主管会计，负责账务往来。
工作渐定后，买房结婚被提上议事日程。王强性格孤僻，社交圈子有限，两年前，父母便着手安排他相亲，并与一个女孩谈起了恋爱。恋爱三个月后，父母卖掉老家的房子作为首付，催促王强贷款买了房，并迅速结了婚。
由于老家的房子已经卖掉，婚后，王强将父母接到镇江同住，一来节省开支，二来也为了方便照顾日后要到来的小宝宝。在外人看来，王强大学毕业不过五年，却已经搞定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件大事，生活也算是安稳美满了。
最初，王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2016年年初参加完一次同学聚会后，他的人生观坍塌了。由于一直以来就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那个，王强在同学会中不仅感受到了事业无成的失败，也体会到了情感生活的枯燥。
心底压抑的那份颓败感被释放出来后，王强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寻找存在感。他先是沉迷于在某娱乐社区，看视频，发“一吐为快”的弹幕，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兴味索然。
王强的表弟活泼外向，是个典型的时尚青年。他在王强家住了一段日子，空闲时间都用在了网络直播平台上。看着表弟电脑屏幕上飞过的雪花般的字幕和各种礼物，听着女主播们娇嗲温柔的嗓音，王强有些呆了。见他发愣，表弟向他解说了一番，末了，又戏谑地说了句：“你还是算了，这都是我们这些时尚小青年玩的，你还是打打单机游戏吧。”但这句无心的调侃戳痛了王强的内心，表弟走后，他恨恨地发誓：“不过是直播互聊而已，谁都可以。”
挪用公款疯狂打赏
怀着发自内心的好奇，王强在数个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注册，以不同的网名开始了追逐女主播之旅。
最初，王强只是默默躲在人群背后，看弹幕上飞过各种留言，看形形色色的粉丝与女主播们调侃嬉笑，再后来，他开始给女主播们赠送免费礼物。然而满屏的充值礼物早将他的尝试淹没，他甚至都没法在公共屏幕上和女主播对上话。被冷落后，王强开始小额地打赏女主播们，最初只是为了获得女主播偶尔的注意，但一次意外，让他迅速迷恋上了打赏。
一天晚上，因为“土豪”太多，他打賞的小金额礼物被瞬间淹没，王强在一个大牌女主播的直播间吃了瘪，连一句点名问候都没有捞到。郁闷之际，他随手点开了一个关注度不高的女主播的直播间，然后随手打赏了同样金额的礼物。没想到礼物发送出去后，女主播不仅点名感谢了他，还送给他一个大大的飞吻……在粉丝们的起哄声中，王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打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浪，直播结束时，他不仅获得了VIP粉丝的资格，还拿到了女主播主动送上来的微信号。王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摸索出门道后，王强从众多中意的女主播中挑出几个知名度稍逊的故伎重演。果然，在一次次数额并不太大的打赏之后，王强迅速成为这些女主播粉丝中的“贵族”，每次现身与打赏，总能引起一阵狂潮，女主播们的微信号也纷纷朝他飞来。在这种不时飞来的追捧中，慢慢地，王强自信心空前爆棚。
但之前被“大咖”女主播无视的冷遇，令王强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来一次大手笔，在“大咖”女主播那挣回尊严。可想挤进贡献榜就需要打赏较大的金额，王强收入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很自然地，他想到了手中的公款。
2016年8月，他第一次挪用公款10万元，然后一次性打赏给了那个“大咖”女主播。打赏之后，他果然成功地收获了女主播娇嗲的点名感谢，以及粉丝们满屏的恭维。一瞬间，王强的虚荣心得到了十分的满足，因挪用公款而产生的那点恐慌感早被抛到九霄云外。
那次之后，王强又挪用了几次公款用来打赏女主播，因为公司财务制度的漏洞，根本没有人发现他的挪用行为。因此王强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挪用公款更加肆无忌惮。
东窗事发惹深思
有了强大的公款做后盾，王强在直播平台上更加豪爽了，打赏的对象也升级成了各个直播平台的当红女主播。在一次又一次大手笔的打赏之后，所有人都认定他是富二代，只要他一出现，整个直播间就会沸腾，一阵又一阵的追捧与尖叫让他沉迷不已。
当了一段时间“富二代”后，王强很快和两位女主播从虚拟走向现实，并很快发展成为情侣。他常常去上海和两位女主播轮流约会，每次去，都是住高档酒店的总统套房，而且每次至少要花两三万元钱。王强的出手阔绰换来了女主播无尚的崇拜。
由于迷恋网络带来的激情与存在感，王强不断地将手伸向公款，根本不考虑后果。但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候，2017年2月14日，王强接到公司通知，次日要进行年终审计。恐慌之下，2月15日清晨，他乘坐高铁前往上海，将女主播余某约出来见面。在最后一次充当“富二代”之后，他独自前往上海浦东四季酒店，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刀片在酒店浴缸内割腕，企图自杀。然而当血一点点往外涌出后，王强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拿起手机，打通了余某的电话……随后，王强被送往上海东方医院抢救。
而此时，因为一直联系不上王强，王强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已向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报案。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弄清案情：在公司上班期间，王强利用其担任公司会计掌管公司账户、印章的职务之便，先后数十次从公司负责人卡、公司建行基本户、工行账户挪用客户房产证代办费、公款，数额达 890 万元，其中600多万元被用于打赏网络直播平台的女主播，某平台的一个女主播被打赏了160 万元，另一个被打赏了 120 万元。其余的资金则被王强充当“恋爱基金”挥霍一空。
2 月 21 日，出院后的王强在其公司人员陪同下，主动到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投案，对其挪用资金的情况供认不讳。对于为何要打赏这么高金额给女主播，王强的回答是：“这样打赏很有面子，大家都以为我是富二代很有钱 ……我感觉非常好。”
2017年3 月 28 日，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京口公安局对王强执行逮捕。如今警方正在进一步固定此案证据，近期将移送检方起诉。警方表示，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将王强挪用的资金追回来非常困难。此外，这家房产公司的会计制度非常混乱——没有主办会计、钱账不分离，这次事件也给广大企业提了个醒。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观看直播的用户大部分是18岁～40岁之间的男性。打赏比较疯狂的基本是经济条件偏差在现实生活中有社交恐惧症的人。这类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存在感和安全感，非常孤独，也非常渴望被关注，所以会迷恋于这种隐藏式的优越感，来满足自己内心情感上的需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专家观点：
（孙宏臣：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
近年来，网络直播产业在飞速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相关监管基本上处于空白，相关制度和规范不完善，制定相对应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也必不可少。目前，视频直播平台的违法成本过低，与其通过网络低俗内容换来的暴利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网络社会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行为的不同只是其行为传播方式的不同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很多行为，现行法律规范规定的已经比较详细，一般情况下，这些法律规定也可以适用于网络行为。对于视频直播平台这样一个公共媒体传播者，理所当然应该予以监管。
我们建议，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包括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网络监管机构、工商等部门加强监管；行业与网络平台要自我约束，建立行业自治组织，规范行业运营；“粉丝”等受众也要自我约束，建立起健康的生活观。
监管不是限制其发展，而是让网络直播这种公共媒体形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