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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是明堂礼制的繁荣期。明堂是东都洛阳城市空间不可或缺的礼制建筑，行明堂礼是帝王功德伟业和政权统治的象征。明堂赋在书写策略上的差异性，是明堂礼制与政治体制变迁、士人身份阶层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由刘允济《万象明堂赋》《明堂赋》，可见武则天营建洛阳礼制的建筑体系，由李白、王谩、任华等人《明堂赋》，可见唐玄宗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政治新局的历史过程。历代明堂书写共同累积、构成了明堂的意义系统和礼制内涵。
关键词：礼制;明堂赋;武则天;唐玄宗;书写策略
作者简介：余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5）;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
DOI编码：10.19667/j .cnki.cn23-1070/c.2020.04.015
礼是建构国家体制的整体思想理念，也是指导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规范，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古有文本六经之说，刘勰云：“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①清人袁栋云：“赋体恭俭庄敬似《礼》。”②赋体的发生与创作风格都与六经之《诗》《礼》有关。汉大赋以来，赋多描写五礼中的吉礼、宾礼、军礼，明堂赋便是以吉礼中的明堂礼制为题材。明堂礼制是明堂建筑及其礼仪程序的总称，明堂的象征意义通过明堂建筑实体、明堂礼的举行得以体现。唐代是明堂礼制的繁荣期。③太宗、高宗时期，权力中心在西京长安，朝廷虽屡有营建明堂之议，但未施行。高宗显庆二年（657），“手诏改洛阳官为东都”，①睿宗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改东都为神都”，②在洛阳营建以明堂为中心的都城礼制建筑，明堂逐渐成为武周政权塑造自身合法性的礼制标识。在被安史叛军烧毁前，明堂一直是洛阳都城空间中独有的礼制建筑，对宣扬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建构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结构至关重要。历代文献可见的明堂赋凡十六篇，③前贤已有关注，个案如李白《明堂赋》系年与主旨考察，断代如唐宋典礼赋的整体观照，专题如初盛唐献赋活动、宋人明堂情怀等。④本文在考察唐前明堂书写传统与政治语境生成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刘允济、李白、王诬、任华、于沼等人明堂赋的政治功能与文学价值。
一、唐前明堂书写传统与政治语境生成
礼制实质是政治的体现，欧阳修提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⑤明堂礼制也如此，与国家政权变迁、统治者意志紧密联系，建明堂、行明堂礼成为宣示政权正统合法性、帝王权威神圣性的有力举措。伴随着明堂礼制的发展，明堂书写逐渐形成议明堂、颂明堂两种传统，在主体身份、文体选择、书写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
就议明堂传统而言，它贯穿于明堂礼制发展的始终，始见于春秋战国，现存孔子瞻望明堂、孟子论齐国明堂、荀子论塞外明堂等记载。秦祚短暂，周礼近乎绝学，仅有吕不韦《明堂月令》。议明堂在汉代迎来发展，时值明堂礼制复兴，武帝即位之初与“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未就”，⑥直到元封二年（前109）依济南人公玉带所上《黄帝时明堂图》，才得以在泰山建汶上明堂，并在元封四年（前107）祭祀，成为后世“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⑦的典范。自此，明堂礼制恢复固定场所和专门礼仪，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自汉以降，议明堂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魏晋南北朝首次出现大规模书写，主要围绕明堂郊祀配享问题，经久不止。具体而言，魏晋沿用东汉明堂建筑，⑧时有挚虞《郊祀明堂议》等文。南朝诸政权多通过议立明堂，彰显直承汉晋礼制与文化统绪，树立中原文化正朔的权威。如刘宋“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⑨时有王延秀《祀明堂应告庙议》;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七月“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有功德之君配”，⑩时有王俭《南郊明堂异日议》等文;萧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十月，提出南齐明堂“地势卑湿，未称乃心，外可量就埤地”，（11）“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基准太庙。以中央六间安六座，悉南向”，①时有江淹《南郊明堂异日议》等文。北朝也是如此，北魏孝文帝實行汉化政策，太和十五年（491）四月在平城“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十月建成，②时有李谧《明堂制度论》等文;北齐为抢夺中原文化正朔之名，议立明堂是应有之意，有杨情《奏请置学及修立明堂》，因与北周、南朝陈交战不休，未能施行。隋唐时期，议立明堂始终是最核心的政治举措之一。隋文帝建国初便积极议立明堂，时有礼部尚书牛弘《依古制修立明堂议》、将作大匠宇文恺《奏明堂议表》等文，但未能建成，“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坛设祀”。③
就颂明堂传统而言，它是明堂礼制繁荣的集中体现。“明堂”最初作为文学意象出现在汉代，天子登明堂是止奢尊礼的象征，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云“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④贤臣登明堂是政治清明的彰显，如东方朔《七谏》云“直士隐而避匿兮，辟谗谀登乎明堂”“瓶瓯登于明堂兮，周鼎潜乎深渊”。⑤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其明堂实为明堂、辟雍、太学合一的建筑，居摄元年（6）正月，“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⑥是塑造自身神圣性的有效途径。时扬雄《剧秦美新》云“明堂、雍、台，壮观也”，⑦通过歌颂“三雍”之壮观来美化王莽新朝，当是儒生参与政权合法性阐释与建构的一种方式。单篇的颂明堂之作首现于东汉。光武帝光复汉室、迁都洛阳，中元元年（56），“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明帝永平二年（59）正月，“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当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班固作《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为突显洛阳礼制建筑的重要性，班固不仅在正文说“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还在赋末用《明堂》《辟雍》《灵台》等五首诗单独颂美，如“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足见礼制空间的完善是“洛邑制度之美”的典型表现。⑧至此，颂美明堂之作渐多，如和帝永元年间，李尤“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⑨有《明堂铭》《辟雍赋》存世。南朝刘宋孝武帝时，虞通之作《明堂颂》云，“肃肃明堂，惟国之光”，“声沉五都，风晦千祀。我皇蒸哉，追孝创轨。缛宪垂统，光图丽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⑩继承班固《明堂诗》四言体式，内容仍是颂美国家“创轨”之正统、皇帝“垂统”之合法、宗祀享配仪式之完备以及礼乐文明之盛大，为唐代《明堂赋》奠定颂美基调。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创置明堂，李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11）惜赋文已佚。 综上所述，明堂礼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战国走向萧条，经由汉代复兴、魏晋南北朝维持发展，在隋唐再度迎来繁荣。正是在礼制发展过程中，明堂书写形成议明堂、颂明堂两种传统。议明堂贯穿于礼制发展始终，最早产生也最具政治话语权，多由礼官或儒生创作，常用议、论、表等文体形式;颂明堂是明堂礼制繁荣的集中体现，写作手法更丰富，思想内涵更多元，多由文学侍从或中下层文士创作，常用赋、颂、诗等文体形式。唐代明堂书写集中出现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且以赋为主，下文将集中探讨这两个时期明堂礼制、政治语境与明堂赋书写策略的互动关系。
二、武则天明堂营建与武周政权神圣性阐释
复兴明堂礼制是帝王功德伟业的彰显。唐太宗两度议立明堂，贞观五年（631）太子中允孔颖达及侍中魏征、贞观十七年（643）秘书监颜师古皆有《明堂议》，但未暇营创。高宗永徽二年（651）七月敕云，“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但因“群儒纷竞，各执异议”，“议又不定”，在封禅泰山后的乾封二年（667）二月提出“创此宏模，自我作古”，①总章二年（669）完成方案，但未及建造便驾崩。直至垂拱元年（685）七月，武则天与有司议明堂严配之礼，“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②建成之时，与王勃齐名、任左史直弘文馆的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③被收入《初学记》“礼部明堂第六”、《唐会要》“明堂礼制”、《太平御览》“职官部著作郎”、《册府元龟》“总录部文章第四”、《职官分纪》“著作郎·上明堂赋”、《事文类聚》“新集诸监部”等。当时盛行献赋之风，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在庙堂之东设延恩匦，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④‘‘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劝农之事者”。⑤刘允济《明堂赋》《万象明堂赋》的书写策略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从赋作功能、写作目的看，赋作延续唐前明堂书写以颂美为主的特征。一方面，歌颂正朔统绪，强调受天之命、继天而作，宣示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开篇说，“因殷成于五帝，继周道于千古。统正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踵武”，“惟圣践极，配永登枢”;⑥‘‘睿哲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鸿休，包宇宙之纯精。恢天禄以作义，摅元命之振英”，“咸以为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⑦这是对汉代以来天神崇拜、重天统的延续。当时崔融也用相似的言说范式：“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兴复旧邦，光启新邑。万物睹而圣人作，百宝用而神灵滋，远肃迩安，功成道洽”，⑧‘‘尊祖扬祢，严禋之德再光。统天顺时，布政之道尤急”。⑨可见明堂之成既使洛阳的国家祭祀功能走向完善，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由此成为名符其实的都城，又从礼制层面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颂美帝王功德，增强武则天的权威性、神圣性。后半部分说，“功既成矣，道既贞矣”，“焕乎王道，昭贲三才，远乎圣怀，周流九垓。鸿名齐于太昊，茂实光乎帝魁”，“盛矣美矣，皇哉唐哉”;⑩“明有功，表有德”，“绍先志以高兴，匪矜功而首出”，“非至圣之精诚，孰能克勤乎此功”。（11）元人邵宪祖云：“明堂之设也，自黄帝至于三代。……降自后世，诸儒诵讲，此是彼非，竞不终作。惟汉武帝、唐武后有所崇创，而穷奢极侈，夸耀一时，先王之事无闻焉。”（12）虽是批评汉武帝、武则天明堂之奢侈，也可见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力。聂石樵认为刘允济《明堂赋》“写宫廷典礼，意义不大”，（13）但从礼制与政治角度看，明堂也为武则天带来极好的政治声誉。载初元年（690）四月，风俗使在边远的沙州采得民间歌谣：“神皇圣氏，生于文王。……载兴文教，载构明堂。……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既营大室，爰构明堂。”①可见百姓对武则天极尽颂扬。总之，上至赋颂表议，下至民间歌谣，通过颂天命、美上德，既确立了武则天临朝的合法性、正统性，又为武周政权的建构制造舆论，特别是铺垫一种具有神学意味的法理系统。
第二，从赋文结构、语词风格看，刘允济赋以描写明堂建筑为主，铺张多、征实少，可见宫殿赋向典礼赋发展的轨迹。此赋被收入《文苑英华》“宫室”、《玉海》“郊祀”、《历代赋汇》“宫殿”等，类目的不固定正是编者对建筑、礼制的不同侧重。究其原因，除上述赋体功能外，还受到明堂选址、历史成就的影响。就建筑选址而言，原本汉唐礼制建筑与宫殿建筑日渐分化，位置从宫城向城郊移动，②武则天选址却大相径庭，弃用高宗规划的“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选在宫城的中心位置。垂拱四年（688）十二月诏云：“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祗，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官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③选址主要考虑日常布政之便。通过自我作古、用适于事来适应现实需求、顺应自身意志。由此看赋中明堂方位的描写，“贯星象而调七政，列山川而宅五都”，“向明南面，高居北辰”，“跨东西而作甸，掩二七以疏疆”，④强调空间跨度和相对方位。就建筑成就而言，明堂建筑在武则天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见图1）。《唐会要》记载：“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柿栌撑口，借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篱，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苎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⑤可谓气势宏伟，结构复杂，装饰华丽，富于变化，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都城建筑景观的壮美是统治威严的视觉表征，正如骆宾王诗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⑥清人李调元评论首四句，“势极雄峻，则贵相题，又不可以一律论也。通篇铺张处多，征实处少，此应制体中取巧省力之法。然讨好亦在此”，⑦精准指出语词风格。这也体现在后文：一是强调明堂符合古制，“度七筵以垂宪，分四室而通辅。合宫之典，郁乎轩邱。重屋之仪，崇于夏禹”;二是铺叙建成的盛况，“浃生成于大冶，销品汇于洪炉”，“望仙阁之秀出，瞻月观之宏峙。镂红玉以图芳，肃龟坛而荐祀”，“下临星雨，傍控烟霜。翔鸥坠于层极，宛虹拖于游梁”。①上述特征在《万象明堂赋》中更明显：“穆穆四门，坐纳四气。明明八窗，均调八风。”“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极乎皇穹。”“雷承乾以震耀，灵大壮乎其中。”②刘允济着重塑造形制的壮美、崇高与神圣，实质渗透着统治者寻求自身权威性与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诉求。 第三，除了建筑描写，刘允济在后半部分集中描写明堂礼仪程序，正如南宋罗椅云，“官室壮京师之势，纪载备经史之编”，③熔意裁辞皆出自经史典籍，这是最能突显赋家才学的部分。赋是修辞与铺张的艺术，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铭博约而温润”，④刘熙载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⑤这是《明堂赋》相较《明堂诗》《明堂颂》而言的文体优势。值得关注的是，明堂是“聿观文而听政，宜配天而宗祖”之所，但刘允济描写明堂礼侧重“听政”。究其原因，与武则天对明堂功能定位有关：“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⑥‘‘太后服衮冕，捂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⑦可见，明堂是武则天真正向天下宣告登极、初次行使皇帝权力之所。吴丽娱认为，武则天“以帝王权威建立了以昊天为中心的祭祀准则”，明堂建筑和祭祀大典“都有继承高宗朝制度的成分，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变革”。⑧武则天对明堂功能的定位是“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⑨这也体现于明堂之议中：证圣元年（695）左拾遗刘承庆云，“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⑩凤阁侍郎王方庆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11）终武氏一朝，明堂一直是最重要的典礼与布政之所。再看赋文：“于是览时则，征月令，观百王，绥万姓。肆类之典攸集，郊禋之礼爰盛。衣冠肃于虔诚，礼乐崇于景令。三阳再启，百辟来朝，元曛雾集，旌旆云摇。湛恩毕被，元气斯调，罗九宾之玉帛，舞六代之咸韶。泽被翔泳，庆溢烟霄。穆穆焉，皇皇焉，粤自开辟，未有若斯之壮观者矣！”（12）陆葇评价说“堂皇整肃，如听朱于疏越之音”，（13）明堂不仅用作祭祀，更是“崇大教，发大政”，（14）用作训政、接待藩夷来使之所。
综上所述，武则天明堂是都城洛阳空间中具有强烈“纪念碑性”（15）的礼制建筑，以特殊的视觉效果和物质形式强化了统治者的权力概念。除了明堂，武则天还在洛阳皇城正南门端门，经宫城正南门则天门，至宫城正殿乾元殿所在的礼仪景观轴线之上，打造了天枢、拜洛受图坛及碑、显圣侯庙等一系列形制伟丽、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本质是“为武周革命服务”的政治景观。（16）我们透过刘允济赋的书写策略所见到的不仅是明堂这一礼制建筑，实际是整个洛阳政治景观，更是武则天旷日经年打造的武周时代。
三、玄宗明堂改造与李唐政权正统性重构
武则天洛阳礼制建筑体系是武周权威的重要视觉载体和政治象征符号。唐玄宗在先天二年（713）七月诛杀太平党羽，才完全掌握朝政大权，必须迅速建立统治权威，稳定王朝政局，故在开元年间对洛阳礼制建筑进行大规模改造，如开元二年（714）三月毁武则天天枢、韦后颂德石台，开元五年（717）四月毁则天拜洛受图坛及碑文、显圣侯庙。李永认为这宣告“唐代女性参政这一政治风气之终结”。①赋如何表现玄宗之治？王諲云“圣人有作，立配帝之明堂”，“及夫四海波晏，一人有庆”;②任华云“粤若稽古巨唐，千灵累圣，二叶重光”。③李白《明堂赋》是开元年间明堂书写的代表作，其书写策略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从颂德对象看，强调从高祖、太宗、高宗到中宗再到玄宗的大唐统绪。赋序云：“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经始明堂，年纪总章。时缔构之未辑，痛威灵之遐迈。天后继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来，崇万祀之丕业。盖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圣纂就，鸿勋克宣。”④初盛唐议立明堂常颂扬先帝建明堂之功德，如高宗乾封二年（667）十二月诏：“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创业垂统，拯庶类于涂炭，真怀生于仁寿。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道极几神，执锐被坚，栉风沐雨，劳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济四方，泽被区中，恩覃海外。”⑤强调承天而作，继先人之功。李白立场也是如此，在开篇“恭惟述焉”，即“伊皇唐之革天创元也”，至“虽暂劳而永固兮，始圣谟于我皇”部分。⑥元代祝尧评价此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⑦李白不仅在遣词造句上取法扬雄《长杨赋》，如“横八荒，漂九阳”取自“横巨海，漂昆仑”，“景星耀而太阶平”化用“玉衡正而太阶平”，⑧还沿用其颂扬汉高祖功德、文帝俭德、武帝武德的写作模式来彰显德教。具体而言，首先，李白颂扬高祖之功是继唐尧天命，顺乎伦常天道;其次，颂扬太宗之功是承续累世盛德，开疆扩土，整顿纲纪，化用扬雄《羽猎赋》“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⑨句，颂美太宗的仁德与武德;最后，颂扬高宗“经始”之功，惋惜其未及功成就去世，并将“勤劳辅政”的“天后”营建明堂归于中宗“成之”。将武后之功归于中宗，源于玄宗对武后洛阳礼制建筑的态度及其重建李唐统绪的举措。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起义堂颂序》云：“我唐之兴也，始于皋繇元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迈德，垂裕后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复旧业，睿宗新景福，比之周室，我何谢焉？”⑩如果说玄宗通过改造、拆毁洛阳明堂等礼制建筑以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新的政治格局，那么在李唐王朝龙兴之地——北都太原城的晋阳门街立起义堂碑，（11）则是通过追忆先祖功业进而为统治寻求更坚实的合法性支持。正如宋人吕夏卿说：“诗赋之作，足以揄扬国体而明功烈则见之。如杜甫《三大礼赋》、李白《明堂赋》。”（12）李白“敢扬国美”，（13）也是参与唐王朝政权谱系的重建。此外，“臣白美颂”①为何未及睿宗？当与中宗、睿宗时期明堂礼制相关。中宗即位，神龙元年（705）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礼毕，曲赦京师”，②“期望古而裁规，且修今而布泽”，“式流旷荡之恩，兼明惩劝之道”，③即位之初通过享祀明堂来宣示接续李唐政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但次年季秋大享就改到圆丘行事。景龙四年（710）正月初五日，在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时作柏梁体联句：“大明御宇临万方（帝），顾惭内政翊陶唐（皇后）。……铸鼎开岳造明堂（将作大匠宗晋卿），玉醴由来献寿觞（吐蕃舍人明悉猎）。”④可见明堂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仍是重要象征。睿宗在同年即位，到先天元年（712）禅位于皇太子李隆基，在位时间短，加之季秋大享也在圆丘行事，未有与明堂相关记载，因此颂美不及睿宗也可理解。 第二，赋的前半部分用长达九百余字的篇幅铺张描写明堂建筑之“宏壮”。玄宗对明堂的改造是其新政治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一环。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幸东都，将行大享礼，时有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刑部尚书王志情等人提出，武后“总禁闱之政，借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圮之期，摄和憙从权之制”，“实先圣听断之宫”，明堂“事乖彝典”“穷侈极丽”“密近宫掖”，⑤于是七月下诏“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依正殿礼”，⑥此后元日、冬至在此受朝贺，季秋大享改在圆丘行事，这是较早以更换匾额来改变建筑功能的例证。但又在开元十年（722）十月“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礼”，⑦二十年（732），“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恢复“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⑧再次变更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巬素往东都毁之。巬素以毁拆劳人，乃奏请且拆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又小于旧制”，⑨開元二十七年（739）十月，完成“毁东都明堂之上层，改拆下层为乾元殿”。⑩李白赋所写明堂形制正是开元二十五年改造之前的“旧制”。来看“观夫明堂之宏壮也”至“度延列位，西八东九”部分，（11）明堂在李白笔下是“倚天开”“邈崔嵬”，极具“镇八荒，通九垓”之势。很明显，李白兼用宫殿赋、京都赋的写作手法，所写不仅仅是明堂，还是都城洛阳，更是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是玄宗君临四海之势。这在明堂结构中也有体现：“于是结构乎黄道，岧尧乎紫微。络勾陈以缭垣，辟闽阖而启扉。睁嵘嶷，粲宇宙之光辉。崔嵬赫奕，张天地之神威。”明堂形势的形容也是如此：“势拔五岳，形张四维。轧地轴以盘根，摩天倪而创规。”此外，李白沿用京都大赋的空间叙述模式，以日月运行表现出空间转换，如“远而望之，赫煌煌以辉辉，忽天旋而云昏;迫而察之，粲炳焕以照烂，倏山讹而晷换。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方位描写有“近则”“其左右”“其阃域”“其深沉奥密”，时序则有明堂之春、夏、秋、冬，这种知类博物的结构正是京都赋的基本形态。（12）
或许这正是李白《明堂赋》进入历代批评视野的主要原因。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文学》抄录“观夫明堂之宏丽也”数句。（13）陆菜评论“段落井然，亦是敛材就程之作。而雄情豪魄，一往奔注，正如骅骝按辔，不忘驰骤平原”，（14）精妙指出李白赋的特征。再看章太炎评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虽旨在阐述“小学亡而赋不作”的观点，但可见李白之赋才。①赋中“走棋夤缘”成为建筑构件释名的例证，见于《营造法式》总释“铺作”条。②正所谓“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③李白这篇体国经野的大赋不受俳律约束，以古文笔法描述铺陈，未有僻字典故堆垛，着力表现出整个大唐帝国的风貌。约作于同时的王诬赋对建筑结构、壁画装饰的描写也很生动：“徒观其藻画周设，雕刻具美。绮寮豁达以生风，重檐周流以藏晷。……璇题皓饰，金铺洞文。……尔乃环曲析，构重屋，莲衔绮井，艳窋叱以垂珠，阶接彤庭，影连延而造玉。”④任华赋也用相似结构，开篇写明堂之宏壮，“俯南端之赫赫，致北极之锵锵”，接着分叙远望、近察、奥秘之景：“远而望之，若扶桑吐日生高冈。近而察之，若丛云转盖陵吴苍。屹峥嵘以岑立，漫披离而翼张。其奥秘也，懿濞退即，灵仙仿佛，肃枚枚以实实”。⑤再看于沼赋对地理位置、空间方位的强调：“原夫宅中而起，继天而作，遥眠嵩少，俯枕伊洛，巍巍煌煌，厥高不可乎弥度。”⑥
第三，赋的后半部分用六百余字描写明堂礼仪程序，呈现强烈的讽谏意识。聂石樵认李白赋是“颂美明堂之作，意义不大”，⑦的确，明堂赋以颂美为主，如王諲云“蛮夷飒沓以来王，文物葳蕤以交映。信所谓不宰而合通，居中而作圣”，⑧但实际是以颂为讽，如任华云“务兢兢之孝理，匪晏晏之乐康”，“选士养贤，崇四学而敷令”，⑨于沼云“是知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⑩反观李白赋全篇虽然未脱离大赋歌功颂德的传统，大肆礼赞政教，却并未抛弃讽谏意识。这在建筑形制描写中已有体现：明堂“壮不及奢，丽不及素”，“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兴灭，表贤示愚”，旨在劝谏圣主玄思治道，力行素朴之治;又对比秦阿房宫、赵国丛台、吴王夫差姑苏台、楚灵王章华台，“岂比夫秦赵吴楚，争高竞奢，结阿房与丛台，建姑苏及章华。非享祀与严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观之，不足称也”，突出明堂享祀严配功能。（11）李白的讽谏意识集中体现在末段，即“圣主犹夕惕若厉”至“掩栗陆而苞陶唐”部分。（12）首先，从颂德方法来看，李白承续汉大赋谏奢效德的宗旨和论述结构，从明堂礼制标准暗示皇帝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行为准则，达到“弃末反本，人和时康”。（13）于沼云“惟先圣之是则，信百代之可尚”，（14）宋代明堂赋更是借圣人典范来劝谏皇帝。其次，李白称颂玄宗朝开元政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礼制等诸多方面，上承开篇赞誉高祖、太宗、高宗、中宗之功，也借由赞美之词对玄宗提出期望。最后，“此真所谓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15）旨在期盼玄宗合于有德先君的标准，蕴含着追慕大唐祖德的历史意义，诚为赋家之心，是儒家的王道思想。
综上所述，李白《明堂赋》弱化武则天时期明堂的历史成就，将复兴之功归于中宗，迎合了玄宗打造去武周女主化的全新景观，塑造自我权威、稳定王朝政局的政治意图。此外，李白极尽铺陈描写明堂，甚至举天下而言之，以豪放之情描绘大唐雄视百代、威震遐迩的声威，背后实质是以正喻反，以反彰正，警示玄宗谏奢效德。
结语
明堂是都城空间中的核心礼制建筑，也是一道为政权服务的政治景观，历代文人对明堂的书写则是一种参与礼制阐释与政治建构的话语方式。如果说由刘允济赋可见武则天营建洛阳礼制的建筑体系，那么由李白、王諲、任华等赋则可见唐玄宗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政治新局的历史过程。这种同中有异的阅读体验正是经由明堂礼制、政治体制变迁所窥见的。安史之乱期间洛阳明堂两度被烧，肃宗上元二年（761）史朝义“烧明堂，东奔汴州”，①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回纥焚东都宜春院，延及明堂，甲子日而尽”，②昔日辉煌不再。宋初行明堂礼没有专用建筑，仅借用朝廷正殿。随着明堂礼制变迁，即建筑实体减损，功能及礼仪程序渐趋世俗化，明堂赋的写作模式也逐渐从宫殿赋转向典礼赋。如中唐谢观《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描写周公明堂制度以示对礼乐制度的向往，“赫赫明堂，居国之阳”，“所以施一人政令所以朝万国侯王”，③先后被收入《文苑英华》“宫室·朝会”类、《历代赋汇》“典礼”类。又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三月，范仲淹上建昌军草泽李泰伯《明堂图序》，“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以劝儒林”，④八月又作《明堂赋》，南宋罗椅云“赋详于范文正”，⑤全文近三千字，绝大篇幅是议论明堂礼的开展，且大量化用《礼记》等体现圣人法度的典故，行文典雅省净，辞章融会经籍，实质是以赋为论。陆葇对比李白、范仲淹之赋：“李以词胜，范以义胜。”⑥这既是两人才学才华、官职身份、创作目的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唐宋明堂礼制、政治体制变迁带来的差异。正是历代明堂的书写，共同累积、构成了明堂的意义系统和礼制内涵。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史朝义传》，第6433页。
②刘昫等：《旧唐书·五行志》，第1366页。
③谢观：《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7869页。
④范仲淹：《进李觏明堂图序表》，载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册，第261页。
⑤罗椅：《明堂赋》，载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5册，第3页。
⑥陆葇：《历朝赋格》上集卷三，康熙间刻本。
[责任编辑 马丽敏]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载《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33-434页。
②李诫：《营造法式·铺作》，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载《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第134页。
④王諲：《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375页。
⑤任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816页。
⑥于沼：《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9834页。
⑦聂石樵：《唐代文学史》，第327页。
⑧王諲：《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375页。
⑨任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816页。
⑩于沼：《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9834页。
（11）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5页。
（12）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2页。
（13）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2页。
（14）于沼：《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9834-9835页。
（15）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2页。
①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27页。
②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3页。
③唐中宗：《亲祀明堂赦》，载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1页。
④《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载彭定求等：《全唐诗》，第25页。
⑤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4-875页。
⑥刘啕等：《旧唐书·玄宗本纪》，第212页。
⑦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6页。
⑧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34页。
⑨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6页。
⑩刘啕等：《旧唐书·玄宗本纪》，第212页。
（11）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32-44頁。
（12）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38-45页。
（13）彭大翼：《山堂肆考·文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陆菜：《历朝赋格》上集卷三，康熙间刻本。
①李永：《拆毁与营建：唐玄宗开元时期都城景观的历史变迁》，载《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256页。
②王諲：《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374页。
③任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816页。
④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27页。
⑥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28-30页。
⑦祝尧：《古赋辨体》，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⑧扬雄：《长杨赋》，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13、814页。
⑨扬雄：《羽猎赋》，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11页。
⑩唐玄宗：《起义堂颂序》，载董诰等：《全唐文》，第445页。
（1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三，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页。
（12）吕夏卿：《唐书直笔》卷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3）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6页。
①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②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③罗椅：《明堂赋》，载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④陆机：《文赋》，载萧统：《文选》，李善注，第766页。
⑤刘熙载：《艺概·赋概》，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11页。
⑥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4页。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O四，胡三省音注，第6456页。
⑧吴丽娱：《关于唐代明堂礼的一些问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7页。
⑨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4页。
⑩刘承庆：《明堂灾后求直言疏》.载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6页。
（11）王方庆：《明堂告朔奏议》，载刘啕等：《旧唐书·王方庆传》，第2898-2899页。
（12）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13）陆葇：《历朝赋格》下集卷三，康熙间刻本。 （14）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15）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45页。
（16）吕博：《明堂建设与武周的皇帝像——从“圣母神皇”到“转轮王”》，《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58页。
①《沙州都督府图经》，载王仲荦、郑宜秀：《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②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3页。
④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⑤王溥：《唐会要》卷十一，第277页。
⑥骆宾王：《帝京篇》，载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3页。
⑦李调元：《赋话》卷二，函海本。
①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53、855、856页。
②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2页。
③刘啕等：《旧唐书·刘允济传》，第5012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O三，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38页。
⑤王溥：《唐会要》卷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56页。
⑥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8页。
⑦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⑧崔融：《代家奉御贺明堂成表》，载董诰等：《全唐文》，第2208页。
⑨崔融：《代百官贺明堂成上礼表》，载董诰等：《全唐文》，第2208页。
⑩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11）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12）邵宪祖：《明堂赋·序》，载许结：《历代赋汇》（校订本）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020页。
（13）聂石樵：《唐代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2页。
①魏征、令狐德棻：《隋书·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1页。
②魏收：《魏书·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49页。
④司马相如：《上林赋》，载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⑤东方朔：《七谏》，载王泗原：《楚辞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2、368页。
⑥班固：《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82页。
⑦扬雄：《剧秦美新》，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27页。
⑧范晔：《后汉书·班固傳》，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1335、1363、1364页。
⑨范晔：《后汉书·李尤传》，李贤等注，第2616页。
⑩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0页。
（11）令狐德菜等：《周书·李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6页。
①刘昫等：《旧唐书·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
②刘眗等：《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第117页。
③李昶《明堂赋》（佚）、刘允济《万象明堂赋》《明堂赋》、王诬《明堂赋》、李白《明堂赋》、任华《明堂赋》、谢观《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于沼《明堂赋》、范仲淹《明堂赋》、程宏繇《明堂赋》（佚）、罗椅《明堂赋》、刘黻《明堂赋》、祝蕃《明堂赋》、邵宪祖《明堂赋》、吴承恩《明堂赋》、刘师培《明堂赋》。
④李白赋系年有六说：开元三四年说，见萧士赟：《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等;开元十九年底二十年初说，见李从军：《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第68-70页）;开元二十一年说，见乔长阜：《（明堂赋）写作旨意和时间浅探》（载《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27-336页）;开元二十三年说，见詹镆：《李白诗文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开元二十九年说，见毛水清：《李白献赋考》（《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9-234页）;天宝初年说，见孟繁森：《（明堂赋）作于天宝初年》（《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3期，第74页）。综合考察，本文以詹锳、郁贤皓观点为是。断代、专题研究，见刘青海：《论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及其原因》（《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第38-46页）、刘培：《论北宋的典礼赋》（《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44-148页）等。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308页。
⑥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裴驷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2页。
⑦颜师古：《议明堂礼制表》，载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53页。
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⑨沈约：《宋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2页。
⑩杜佑：《通典·大享明堂》，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19页。
（11）姚思廉：《梁书·武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3页。
①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载《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2-23页。
②袁栋：《诗赋仿六经》，载《书隐丛说》卷十一，乾隆刻本。
③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关键词：礼制;明堂赋;武则天;唐玄宗;书写策略
作者简介：余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5）;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
DOI编码：10.19667/j .cnki.cn23-1070/c.2020.04.015
礼是建构国家体制的整体思想理念，也是指导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规范，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古有文本六经之说，刘勰云：“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①清人袁栋云：“赋体恭俭庄敬似《礼》。”②赋体的发生与创作风格都与六经之《诗》《礼》有关。汉大赋以来，赋多描写五礼中的吉礼、宾礼、军礼，明堂赋便是以吉礼中的明堂礼制为题材。明堂礼制是明堂建筑及其礼仪程序的总称，明堂的象征意义通过明堂建筑实体、明堂礼的举行得以体现。唐代是明堂礼制的繁荣期。③太宗、高宗时期，权力中心在西京长安，朝廷虽屡有营建明堂之议，但未施行。高宗显庆二年（657），“手诏改洛阳官为东都”，①睿宗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改东都为神都”，②在洛阳营建以明堂为中心的都城礼制建筑，明堂逐渐成为武周政权塑造自身合法性的礼制标识。在被安史叛军烧毁前，明堂一直是洛阳都城空间中独有的礼制建筑，对宣扬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建构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结构至关重要。历代文献可见的明堂赋凡十六篇，③前贤已有关注，个案如李白《明堂赋》系年与主旨考察，断代如唐宋典礼赋的整体观照，专题如初盛唐献赋活动、宋人明堂情怀等。④本文在考察唐前明堂书写传统与政治语境生成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刘允济、李白、王诬、任华、于沼等人明堂赋的政治功能与文学价值。
一、唐前明堂书写传统与政治语境生成
礼制实质是政治的体现，欧阳修提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⑤明堂礼制也如此，与国家政权变迁、统治者意志紧密联系，建明堂、行明堂礼成为宣示政权正统合法性、帝王权威神圣性的有力举措。伴随着明堂礼制的发展，明堂书写逐渐形成议明堂、颂明堂两种传统，在主体身份、文体选择、书写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
就议明堂传统而言，它贯穿于明堂礼制发展的始终，始见于春秋战国，现存孔子瞻望明堂、孟子论齐国明堂、荀子论塞外明堂等记载。秦祚短暂，周礼近乎绝学，仅有吕不韦《明堂月令》。议明堂在汉代迎来发展，时值明堂礼制复兴，武帝即位之初与“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未就”，⑥直到元封二年（前109）依济南人公玉带所上《黄帝时明堂图》，才得以在泰山建汶上明堂，并在元封四年（前107）祭祀，成为后世“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⑦的典范。自此，明堂礼制恢复固定场所和专门礼仪，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自汉以降，议明堂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魏晋南北朝首次出现大规模书写，主要围绕明堂郊祀配享问题，经久不止。具体而言，魏晋沿用东汉明堂建筑，⑧时有挚虞《郊祀明堂议》等文。南朝诸政权多通过议立明堂，彰显直承汉晋礼制与文化统绪，树立中原文化正朔的权威。如刘宋“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⑨时有王延秀《祀明堂应告庙议》;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七月“祭五帝之神于明堂，有功德之君配”，⑩时有王俭《南郊明堂异日议》等文;萧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十月，提出南齐明堂“地势卑湿，未称乃心，外可量就埤地”，（11）“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基准太庙。以中央六间安六座，悉南向”，①时有江淹《南郊明堂异日议》等文。北朝也是如此，北魏孝文帝實行汉化政策，太和十五年（491）四月在平城“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十月建成，②时有李谧《明堂制度论》等文;北齐为抢夺中原文化正朔之名，议立明堂是应有之意，有杨情《奏请置学及修立明堂》，因与北周、南朝陈交战不休，未能施行。隋唐时期，议立明堂始终是最核心的政治举措之一。隋文帝建国初便积极议立明堂，时有礼部尚书牛弘《依古制修立明堂议》、将作大匠宇文恺《奏明堂议表》等文，但未能建成，“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坛设祀”。③
就颂明堂传统而言，它是明堂礼制繁荣的集中体现。“明堂”最初作为文学意象出现在汉代，天子登明堂是止奢尊礼的象征，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云“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④贤臣登明堂是政治清明的彰显，如东方朔《七谏》云“直士隐而避匿兮，辟谗谀登乎明堂”“瓶瓯登于明堂兮，周鼎潜乎深渊”。⑤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其明堂实为明堂、辟雍、太学合一的建筑，居摄元年（6）正月，“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⑥是塑造自身神圣性的有效途径。时扬雄《剧秦美新》云“明堂、雍、台，壮观也”，⑦通过歌颂“三雍”之壮观来美化王莽新朝，当是儒生参与政权合法性阐释与建构的一种方式。单篇的颂明堂之作首现于东汉。光武帝光复汉室、迁都洛阳，中元元年（56），“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明帝永平二年（59）正月，“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当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班固作《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为突显洛阳礼制建筑的重要性，班固不仅在正文说“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还在赋末用《明堂》《辟雍》《灵台》等五首诗单独颂美，如“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足见礼制空间的完善是“洛邑制度之美”的典型表现。⑧至此，颂美明堂之作渐多，如和帝永元年间，李尤“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⑨有《明堂铭》《辟雍赋》存世。南朝刘宋孝武帝时，虞通之作《明堂颂》云，“肃肃明堂，惟国之光”，“声沉五都，风晦千祀。我皇蒸哉，追孝创轨。缛宪垂统，光图丽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⑩继承班固《明堂诗》四言体式，内容仍是颂美国家“创轨”之正统、皇帝“垂统”之合法、宗祀享配仪式之完备以及礼乐文明之盛大，为唐代《明堂赋》奠定颂美基调。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创置明堂，李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11）惜赋文已佚。 综上所述，明堂礼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战国走向萧条，经由汉代复兴、魏晋南北朝维持发展，在隋唐再度迎来繁荣。正是在礼制发展过程中，明堂书写形成议明堂、颂明堂两种传统。议明堂贯穿于礼制发展始终，最早产生也最具政治话语权，多由礼官或儒生创作，常用议、论、表等文体形式;颂明堂是明堂礼制繁荣的集中体现，写作手法更丰富，思想内涵更多元，多由文学侍从或中下层文士创作，常用赋、颂、诗等文体形式。唐代明堂书写集中出现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且以赋为主，下文将集中探讨这两个时期明堂礼制、政治语境与明堂赋书写策略的互动关系。
二、武则天明堂营建与武周政权神圣性阐释
复兴明堂礼制是帝王功德伟业的彰显。唐太宗两度议立明堂，贞观五年（631）太子中允孔颖达及侍中魏征、贞观十七年（643）秘书监颜师古皆有《明堂议》，但未暇营创。高宗永徽二年（651）七月敕云，“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但因“群儒纷竞，各执异议”，“议又不定”，在封禅泰山后的乾封二年（667）二月提出“创此宏模，自我作古”，①总章二年（669）完成方案，但未及建造便驾崩。直至垂拱元年（685）七月，武则天与有司议明堂严配之礼，“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②建成之时，与王勃齐名、任左史直弘文馆的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③被收入《初学记》“礼部明堂第六”、《唐会要》“明堂礼制”、《太平御览》“职官部著作郎”、《册府元龟》“总录部文章第四”、《职官分纪》“著作郎·上明堂赋”、《事文类聚》“新集诸监部”等。当时盛行献赋之风，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在庙堂之东设延恩匦，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④‘‘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劝农之事者”。⑤刘允济《明堂赋》《万象明堂赋》的书写策略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从赋作功能、写作目的看，赋作延续唐前明堂书写以颂美为主的特征。一方面，歌颂正朔统绪，强调受天之命、继天而作，宣示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开篇说，“因殷成于五帝，继周道于千古。统正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踵武”，“惟圣践极，配永登枢”;⑥‘‘睿哲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鸿休，包宇宙之纯精。恢天禄以作义，摅元命之振英”，“咸以为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⑦这是对汉代以来天神崇拜、重天统的延续。当时崔融也用相似的言说范式：“伏惟天册金轮圣神皇帝陛下，兴复旧邦，光启新邑。万物睹而圣人作，百宝用而神灵滋，远肃迩安，功成道洽”，⑧‘‘尊祖扬祢，严禋之德再光。统天顺时，布政之道尤急”。⑨可见明堂之成既使洛阳的国家祭祀功能走向完善，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由此成为名符其实的都城，又从礼制层面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颂美帝王功德，增强武则天的权威性、神圣性。后半部分说，“功既成矣，道既贞矣”，“焕乎王道，昭贲三才，远乎圣怀，周流九垓。鸿名齐于太昊，茂实光乎帝魁”，“盛矣美矣，皇哉唐哉”;⑩“明有功，表有德”，“绍先志以高兴，匪矜功而首出”，“非至圣之精诚，孰能克勤乎此功”。（11）元人邵宪祖云：“明堂之设也，自黄帝至于三代。……降自后世，诸儒诵讲，此是彼非，竞不终作。惟汉武帝、唐武后有所崇创，而穷奢极侈，夸耀一时，先王之事无闻焉。”（12）虽是批评汉武帝、武则天明堂之奢侈，也可见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力。聂石樵认为刘允济《明堂赋》“写宫廷典礼，意义不大”，（13）但从礼制与政治角度看，明堂也为武则天带来极好的政治声誉。载初元年（690）四月，风俗使在边远的沙州采得民间歌谣：“神皇圣氏，生于文王。……载兴文教，载构明堂。……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既营大室，爰构明堂。”①可见百姓对武则天极尽颂扬。总之，上至赋颂表议，下至民间歌谣，通过颂天命、美上德，既确立了武则天临朝的合法性、正统性，又为武周政权的建构制造舆论，特别是铺垫一种具有神学意味的法理系统。
第二，从赋文结构、语词风格看，刘允济赋以描写明堂建筑为主，铺张多、征实少，可见宫殿赋向典礼赋发展的轨迹。此赋被收入《文苑英华》“宫室”、《玉海》“郊祀”、《历代赋汇》“宫殿”等，类目的不固定正是编者对建筑、礼制的不同侧重。究其原因，除上述赋体功能外，还受到明堂选址、历史成就的影响。就建筑选址而言，原本汉唐礼制建筑与宫殿建筑日渐分化，位置从宫城向城郊移动，②武则天选址却大相径庭，弃用高宗规划的“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选在宫城的中心位置。垂拱四年（688）十二月诏云：“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祗，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官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③选址主要考虑日常布政之便。通过自我作古、用适于事来适应现实需求、顺应自身意志。由此看赋中明堂方位的描写，“贯星象而调七政，列山川而宅五都”，“向明南面，高居北辰”，“跨东西而作甸，掩二七以疏疆”，④强调空间跨度和相对方位。就建筑成就而言，明堂建筑在武则天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见图1）。《唐会要》记载：“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柿栌撑口，借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篱，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苎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⑤可谓气势宏伟，结构复杂，装饰华丽，富于变化，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都城建筑景观的壮美是统治威严的视觉表征，正如骆宾王诗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⑥清人李调元评论首四句，“势极雄峻，则贵相题，又不可以一律论也。通篇铺张处多，征实处少，此应制体中取巧省力之法。然讨好亦在此”，⑦精准指出语词风格。这也体现在后文：一是强调明堂符合古制，“度七筵以垂宪，分四室而通辅。合宫之典，郁乎轩邱。重屋之仪，崇于夏禹”;二是铺叙建成的盛况，“浃生成于大冶，销品汇于洪炉”，“望仙阁之秀出，瞻月观之宏峙。镂红玉以图芳，肃龟坛而荐祀”，“下临星雨，傍控烟霜。翔鸥坠于层极，宛虹拖于游梁”。①上述特征在《万象明堂赋》中更明显：“穆穆四门，坐纳四气。明明八窗，均调八风。”“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极乎皇穹。”“雷承乾以震耀，灵大壮乎其中。”②刘允济着重塑造形制的壮美、崇高与神圣，实质渗透着统治者寻求自身权威性与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诉求。 第三，除了建筑描写，刘允济在后半部分集中描写明堂礼仪程序，正如南宋罗椅云，“官室壮京师之势，纪载备经史之编”，③熔意裁辞皆出自经史典籍，这是最能突显赋家才学的部分。赋是修辞与铺张的艺术，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铭博约而温润”，④刘熙载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⑤这是《明堂赋》相较《明堂诗》《明堂颂》而言的文体优势。值得关注的是，明堂是“聿观文而听政，宜配天而宗祖”之所，但刘允济描写明堂礼侧重“听政”。究其原因，与武则天对明堂功能定位有关：“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⑥‘‘太后服衮冕，捂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⑦可见，明堂是武则天真正向天下宣告登极、初次行使皇帝权力之所。吴丽娱认为，武则天“以帝王权威建立了以昊天为中心的祭祀准则”，明堂建筑和祭祀大典“都有继承高宗朝制度的成分，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变革”。⑧武则天对明堂功能的定位是“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⑨这也体现于明堂之议中：证圣元年（695）左拾遗刘承庆云，“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⑩凤阁侍郎王方庆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11）终武氏一朝，明堂一直是最重要的典礼与布政之所。再看赋文：“于是览时则，征月令，观百王，绥万姓。肆类之典攸集，郊禋之礼爰盛。衣冠肃于虔诚，礼乐崇于景令。三阳再启，百辟来朝，元曛雾集，旌旆云摇。湛恩毕被，元气斯调，罗九宾之玉帛，舞六代之咸韶。泽被翔泳，庆溢烟霄。穆穆焉，皇皇焉，粤自开辟，未有若斯之壮观者矣！”（12）陆葇评价说“堂皇整肃，如听朱于疏越之音”，（13）明堂不仅用作祭祀，更是“崇大教，发大政”，（14）用作训政、接待藩夷来使之所。
综上所述，武则天明堂是都城洛阳空间中具有强烈“纪念碑性”（15）的礼制建筑，以特殊的视觉效果和物质形式强化了统治者的权力概念。除了明堂，武则天还在洛阳皇城正南门端门，经宫城正南门则天门，至宫城正殿乾元殿所在的礼仪景观轴线之上，打造了天枢、拜洛受图坛及碑、显圣侯庙等一系列形制伟丽、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本质是“为武周革命服务”的政治景观。（16）我们透过刘允济赋的书写策略所见到的不仅是明堂这一礼制建筑，实际是整个洛阳政治景观，更是武则天旷日经年打造的武周时代。
三、玄宗明堂改造与李唐政权正统性重构
武则天洛阳礼制建筑体系是武周权威的重要视觉载体和政治象征符号。唐玄宗在先天二年（713）七月诛杀太平党羽，才完全掌握朝政大权，必须迅速建立统治权威，稳定王朝政局，故在开元年间对洛阳礼制建筑进行大规模改造，如开元二年（714）三月毁武则天天枢、韦后颂德石台，开元五年（717）四月毁则天拜洛受图坛及碑文、显圣侯庙。李永认为这宣告“唐代女性参政这一政治风气之终结”。①赋如何表现玄宗之治？王諲云“圣人有作，立配帝之明堂”，“及夫四海波晏，一人有庆”;②任华云“粤若稽古巨唐，千灵累圣，二叶重光”。③李白《明堂赋》是开元年间明堂书写的代表作，其书写策略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从颂德对象看，强调从高祖、太宗、高宗到中宗再到玄宗的大唐统绪。赋序云：“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经始明堂，年纪总章。时缔构之未辑，痛威灵之遐迈。天后继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来，崇万祀之丕业。盖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圣纂就，鸿勋克宣。”④初盛唐议立明堂常颂扬先帝建明堂之功德，如高宗乾封二年（667）十二月诏：“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创业垂统，拯庶类于涂炭，真怀生于仁寿。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道极几神，执锐被坚，栉风沐雨，劳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济四方，泽被区中，恩覃海外。”⑤强调承天而作，继先人之功。李白立场也是如此，在开篇“恭惟述焉”，即“伊皇唐之革天创元也”，至“虽暂劳而永固兮，始圣谟于我皇”部分。⑥元代祝尧评价此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⑦李白不仅在遣词造句上取法扬雄《长杨赋》，如“横八荒，漂九阳”取自“横巨海，漂昆仑”，“景星耀而太阶平”化用“玉衡正而太阶平”，⑧还沿用其颂扬汉高祖功德、文帝俭德、武帝武德的写作模式来彰显德教。具体而言，首先，李白颂扬高祖之功是继唐尧天命，顺乎伦常天道;其次，颂扬太宗之功是承续累世盛德，开疆扩土，整顿纲纪，化用扬雄《羽猎赋》“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⑨句，颂美太宗的仁德与武德;最后，颂扬高宗“经始”之功，惋惜其未及功成就去世，并将“勤劳辅政”的“天后”营建明堂归于中宗“成之”。将武后之功归于中宗，源于玄宗对武后洛阳礼制建筑的态度及其重建李唐统绪的举措。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起义堂颂序》云：“我唐之兴也，始于皋繇元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迈德，垂裕后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复旧业，睿宗新景福，比之周室，我何谢焉？”⑩如果说玄宗通过改造、拆毁洛阳明堂等礼制建筑以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新的政治格局，那么在李唐王朝龙兴之地——北都太原城的晋阳门街立起义堂碑，（11）则是通过追忆先祖功业进而为统治寻求更坚实的合法性支持。正如宋人吕夏卿说：“诗赋之作，足以揄扬国体而明功烈则见之。如杜甫《三大礼赋》、李白《明堂赋》。”（12）李白“敢扬国美”，（13）也是参与唐王朝政权谱系的重建。此外，“臣白美颂”①为何未及睿宗？当与中宗、睿宗时期明堂礼制相关。中宗即位，神龙元年（705）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礼毕，曲赦京师”，②“期望古而裁规，且修今而布泽”，“式流旷荡之恩，兼明惩劝之道”，③即位之初通过享祀明堂来宣示接续李唐政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但次年季秋大享就改到圆丘行事。景龙四年（710）正月初五日，在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时作柏梁体联句：“大明御宇临万方（帝），顾惭内政翊陶唐（皇后）。……铸鼎开岳造明堂（将作大匠宗晋卿），玉醴由来献寿觞（吐蕃舍人明悉猎）。”④可见明堂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仍是重要象征。睿宗在同年即位，到先天元年（712）禅位于皇太子李隆基，在位时间短，加之季秋大享也在圆丘行事，未有与明堂相关记载，因此颂美不及睿宗也可理解。 第二，赋的前半部分用长达九百余字的篇幅铺张描写明堂建筑之“宏壮”。玄宗对明堂的改造是其新政治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一环。开元五年（717）正月，玄宗幸东都，将行大享礼，时有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刑部尚书王志情等人提出，武后“总禁闱之政，借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圮之期，摄和憙从权之制”，“实先圣听断之宫”，明堂“事乖彝典”“穷侈极丽”“密近宫掖”，⑤于是七月下诏“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依正殿礼”，⑥此后元日、冬至在此受朝贺，季秋大享改在圆丘行事，这是较早以更换匾额来改变建筑功能的例证。但又在开元十年（722）十月“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礼”，⑦二十年（732），“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恢复“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⑧再次变更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巬素往东都毁之。巬素以毁拆劳人，乃奏请且拆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又小于旧制”，⑨開元二十七年（739）十月，完成“毁东都明堂之上层，改拆下层为乾元殿”。⑩李白赋所写明堂形制正是开元二十五年改造之前的“旧制”。来看“观夫明堂之宏壮也”至“度延列位，西八东九”部分，（11）明堂在李白笔下是“倚天开”“邈崔嵬”，极具“镇八荒，通九垓”之势。很明显，李白兼用宫殿赋、京都赋的写作手法，所写不仅仅是明堂，还是都城洛阳，更是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是玄宗君临四海之势。这在明堂结构中也有体现：“于是结构乎黄道，岧尧乎紫微。络勾陈以缭垣，辟闽阖而启扉。睁嵘嶷，粲宇宙之光辉。崔嵬赫奕，张天地之神威。”明堂形势的形容也是如此：“势拔五岳，形张四维。轧地轴以盘根，摩天倪而创规。”此外，李白沿用京都大赋的空间叙述模式，以日月运行表现出空间转换，如“远而望之，赫煌煌以辉辉，忽天旋而云昏;迫而察之，粲炳焕以照烂，倏山讹而晷换。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方位描写有“近则”“其左右”“其阃域”“其深沉奥密”，时序则有明堂之春、夏、秋、冬，这种知类博物的结构正是京都赋的基本形态。（12）
或许这正是李白《明堂赋》进入历代批评视野的主要原因。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文学》抄录“观夫明堂之宏丽也”数句。（13）陆菜评论“段落井然，亦是敛材就程之作。而雄情豪魄，一往奔注，正如骅骝按辔，不忘驰骤平原”，（14）精妙指出李白赋的特征。再看章太炎评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虽旨在阐述“小学亡而赋不作”的观点，但可见李白之赋才。①赋中“走棋夤缘”成为建筑构件释名的例证，见于《营造法式》总释“铺作”条。②正所谓“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③李白这篇体国经野的大赋不受俳律约束，以古文笔法描述铺陈，未有僻字典故堆垛，着力表现出整个大唐帝国的风貌。约作于同时的王诬赋对建筑结构、壁画装饰的描写也很生动：“徒观其藻画周设，雕刻具美。绮寮豁达以生风，重檐周流以藏晷。……璇题皓饰，金铺洞文。……尔乃环曲析，构重屋，莲衔绮井，艳窋叱以垂珠，阶接彤庭，影连延而造玉。”④任华赋也用相似结构，开篇写明堂之宏壮，“俯南端之赫赫，致北极之锵锵”，接着分叙远望、近察、奥秘之景：“远而望之，若扶桑吐日生高冈。近而察之，若丛云转盖陵吴苍。屹峥嵘以岑立，漫披离而翼张。其奥秘也，懿濞退即，灵仙仿佛，肃枚枚以实实”。⑤再看于沼赋对地理位置、空间方位的强调：“原夫宅中而起，继天而作，遥眠嵩少，俯枕伊洛，巍巍煌煌，厥高不可乎弥度。”⑥
第三，赋的后半部分用六百余字描写明堂礼仪程序，呈现强烈的讽谏意识。聂石樵认李白赋是“颂美明堂之作，意义不大”，⑦的确，明堂赋以颂美为主，如王諲云“蛮夷飒沓以来王，文物葳蕤以交映。信所谓不宰而合通，居中而作圣”，⑧但实际是以颂为讽，如任华云“务兢兢之孝理，匪晏晏之乐康”，“选士养贤，崇四学而敷令”，⑨于沼云“是知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⑩反观李白赋全篇虽然未脱离大赋歌功颂德的传统，大肆礼赞政教，却并未抛弃讽谏意识。这在建筑形制描写中已有体现：明堂“壮不及奢，丽不及素”，“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兴灭，表贤示愚”，旨在劝谏圣主玄思治道，力行素朴之治;又对比秦阿房宫、赵国丛台、吴王夫差姑苏台、楚灵王章华台，“岂比夫秦赵吴楚，争高竞奢，结阿房与丛台，建姑苏及章华。非享祀与严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观之，不足称也”，突出明堂享祀严配功能。（11）李白的讽谏意识集中体现在末段，即“圣主犹夕惕若厉”至“掩栗陆而苞陶唐”部分。（12）首先，从颂德方法来看，李白承续汉大赋谏奢效德的宗旨和论述结构，从明堂礼制标准暗示皇帝励精图治的精神和行为准则，达到“弃末反本，人和时康”。（13）于沼云“惟先圣之是则，信百代之可尚”，（14）宋代明堂赋更是借圣人典范来劝谏皇帝。其次，李白称颂玄宗朝开元政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礼制等诸多方面，上承开篇赞誉高祖、太宗、高宗、中宗之功，也借由赞美之词对玄宗提出期望。最后，“此真所谓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15）旨在期盼玄宗合于有德先君的标准，蕴含着追慕大唐祖德的历史意义，诚为赋家之心，是儒家的王道思想。
综上所述，李白《明堂赋》弱化武则天时期明堂的历史成就，将复兴之功归于中宗，迎合了玄宗打造去武周女主化的全新景观，塑造自我权威、稳定王朝政局的政治意图。此外，李白极尽铺陈描写明堂，甚至举天下而言之，以豪放之情描绘大唐雄视百代、威震遐迩的声威，背后实质是以正喻反，以反彰正，警示玄宗谏奢效德。
结语
明堂是都城空间中的核心礼制建筑，也是一道为政权服务的政治景观，历代文人对明堂的书写则是一种参与礼制阐释与政治建构的话语方式。如果说由刘允济赋可见武则天营建洛阳礼制的建筑体系，那么由李白、王諲、任华等赋则可见唐玄宗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政治新局的历史过程。这种同中有异的阅读体验正是经由明堂礼制、政治体制变迁所窥见的。安史之乱期间洛阳明堂两度被烧，肃宗上元二年（761）史朝义“烧明堂，东奔汴州”，①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回纥焚东都宜春院，延及明堂，甲子日而尽”，②昔日辉煌不再。宋初行明堂礼没有专用建筑，仅借用朝廷正殿。随着明堂礼制变迁，即建筑实体减损，功能及礼仪程序渐趋世俗化，明堂赋的写作模式也逐渐从宫殿赋转向典礼赋。如中唐谢观《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描写周公明堂制度以示对礼乐制度的向往，“赫赫明堂，居国之阳”，“所以施一人政令所以朝万国侯王”，③先后被收入《文苑英华》“宫室·朝会”类、《历代赋汇》“典礼”类。又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三月，范仲淹上建昌军草泽李泰伯《明堂图序》，“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以劝儒林”，④八月又作《明堂赋》，南宋罗椅云“赋详于范文正”，⑤全文近三千字，绝大篇幅是议论明堂礼的开展，且大量化用《礼记》等体现圣人法度的典故，行文典雅省净，辞章融会经籍，实质是以赋为论。陆葇对比李白、范仲淹之赋：“李以词胜，范以义胜。”⑥这既是两人才学才华、官职身份、创作目的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唐宋明堂礼制、政治体制变迁带来的差异。正是历代明堂的书写，共同累积、构成了明堂的意义系统和礼制内涵。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史朝义传》，第6433页。
②刘昫等：《旧唐书·五行志》，第1366页。
③谢观：《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7869页。
④范仲淹：《进李觏明堂图序表》，载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册，第261页。
⑤罗椅：《明堂赋》，载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5册，第3页。
⑥陆葇：《历朝赋格》上集卷三，康熙间刻本。
[责任编辑 马丽敏]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载《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33-434页。
②李诫：《营造法式·铺作》，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载《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第134页。
④王諲：《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375页。
⑤任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816页。
⑥于沼：《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9834页。
⑦聂石樵：《唐代文学史》，第327页。
⑧王諲：《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375页。
⑨任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816页。
⑩于沼：《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9834页。
（11）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5页。
（12）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2页。
（13）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2页。
（14）于沼：《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9834-9835页。
（15）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2页。
①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27页。
②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3页。
③唐中宗：《亲祀明堂赦》，载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1页。
④《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载彭定求等：《全唐诗》，第25页。
⑤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4-875页。
⑥刘啕等：《旧唐书·玄宗本纪》，第212页。
⑦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6页。
⑧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34页。
⑨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76页。
⑩刘啕等：《旧唐书·玄宗本纪》，第212页。
（11）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32-44頁。
（12）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38-45页。
（13）彭大翼：《山堂肆考·文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陆菜：《历朝赋格》上集卷三，康熙间刻本。
①李永：《拆毁与营建：唐玄宗开元时期都城景观的历史变迁》，载《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256页。
②王諲：《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374页。
③任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3816页。
④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27页。
⑥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28-30页。
⑦祝尧：《古赋辨体》，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⑧扬雄：《长杨赋》，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13、814页。
⑨扬雄：《羽猎赋》，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11页。
⑩唐玄宗：《起义堂颂序》，载董诰等：《全唐文》，第445页。
（1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三，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页。
（12）吕夏卿：《唐书直笔》卷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3）李白：《明堂赋》，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第56页。
①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②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③罗椅：《明堂赋》，载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④陆机：《文赋》，载萧统：《文选》，李善注，第766页。
⑤刘熙载：《艺概·赋概》，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11页。
⑥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4页。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O四，胡三省音注，第6456页。
⑧吴丽娱：《关于唐代明堂礼的一些问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7页。
⑨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4页。
⑩刘承庆：《明堂灾后求直言疏》.载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6页。
（11）王方庆：《明堂告朔奏议》，载刘啕等：《旧唐书·王方庆传》，第2898-2899页。
（12）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13）陆葇：《历朝赋格》下集卷三，康熙间刻本。 （14）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15）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45页。
（16）吕博：《明堂建设与武周的皇帝像——从“圣母神皇”到“转轮王”》，《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第42-58页。
①《沙州都督府图经》，载王仲荦、郑宜秀：《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②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3页。
④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⑤王溥：《唐会要》卷十一，第277页。
⑥骆宾王：《帝京篇》，载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3页。
⑦李调元：《赋话》卷二，函海本。
①刘啕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53、855、856页。
②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62页。
③刘啕等：《旧唐书·刘允济传》，第5012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O三，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38页。
⑤王溥：《唐会要》卷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56页。
⑥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8页。
⑦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⑧崔融：《代家奉御贺明堂成表》，载董诰等：《全唐文》，第2208页。
⑨崔融：《代百官贺明堂成上礼表》，载董诰等：《全唐文》，第2208页。
⑩刘允济：《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8页。
（11）刘允济：《万象明堂赋》，载董诰等：《全唐文》，第1679页。
（12）邵宪祖：《明堂赋·序》，载许结：《历代赋汇》（校订本）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020页。
（13）聂石樵：《唐代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2页。
①魏征、令狐德棻：《隋书·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1页。
②魏收：《魏书·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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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司马相如：《上林赋》，载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⑤东方朔：《七谏》，载王泗原：《楚辞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2、368页。
⑥班固：《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82页。
⑦扬雄：《剧秦美新》，载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27页。
⑧范晔：《后汉书·班固傳》，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1335、1363、1364页。
⑨范晔：《后汉书·李尤传》，李贤等注，第2616页。
⑩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0页。
（11）令狐德菜等：《周书·李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6页。
①刘昫等：《旧唐书·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
②刘眗等：《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第117页。
③李昶《明堂赋》（佚）、刘允济《万象明堂赋》《明堂赋》、王诬《明堂赋》、李白《明堂赋》、任华《明堂赋》、谢观《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于沼《明堂赋》、范仲淹《明堂赋》、程宏繇《明堂赋》（佚）、罗椅《明堂赋》、刘黻《明堂赋》、祝蕃《明堂赋》、邵宪祖《明堂赋》、吴承恩《明堂赋》、刘师培《明堂赋》。
④李白赋系年有六说：开元三四年说，见萧士赟：《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等;开元十九年底二十年初说，见李从军：《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第68-70页）;开元二十一年说，见乔长阜：《（明堂赋）写作旨意和时间浅探》（载《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27-336页）;开元二十三年说，见詹镆：《李白诗文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开元二十九年说，见毛水清：《李白献赋考》（《中国李白研究》1992-1993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9-234页）;天宝初年说，见孟繁森：《（明堂赋）作于天宝初年》（《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3期，第74页）。综合考察，本文以詹锳、郁贤皓观点为是。断代、专题研究，见刘青海：《论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及其原因》（《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第38-46页）、刘培：《论北宋的典礼赋》（《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44-148页）等。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308页。
⑥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裴驷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2页。
⑦颜师古：《议明堂礼制表》，载刘昫等：《旧唐书·礼仪志》，第853页。
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⑨沈约：《宋书·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2页。
⑩杜佑：《通典·大享明堂》，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19页。
（11）姚思廉：《梁书·武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3页。
①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载《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2-23页。
②袁栋：《诗赋仿六经》，载《书隐丛说》卷十一，乾隆刻本。
③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