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无勋彭桓武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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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多年以后,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彭桓武,作为中国理论物理学、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固体和统计物理、原子核物理和加速器理论以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他领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然而,在无数的光环之下,彭桓武却仍保持着最初的简单朴素与云淡风轻。他的毕生至交、中科院院士钱三强这样评价他:“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回国,不需要理由!”
  193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彭桓武,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留学,并在此后很快展露出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在海外期间,他与哈密特、海特勒合作的成果“HHP”理论曾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国际物理界公认的介子理论。
  他的导师、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曾向爱因斯坦称赞他的爱徒:“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然而,到了1947年,在国外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彭桓武,却作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选择。
  当年夏天,他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和云南大学的聘书。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西部边疆,辞别英伦,辗转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在云南大学当起了物理老师。
  在云南大学,彭桓武开设了“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均填补了云南大学的空白。他还另外主持了一个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深受同学、老师们的欢迎。
  为了筹备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彭桓武更是废寝忘食。当时,他与好友顾建中教授常常深夜结伴去昆明正义路吃些点心充饥,而后再折回实验室准备第二天学生的课程实验,直至天色蒙蒙发亮。
  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风雨飘摇。1948年,昆明发生了“7·15”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大批国民党特警进入云大,中断正常教学秩序,镇压学生运动,更有大批仪器设备遭到破坏。
  这让彭桓武悲愤难平。彼时的昆明,彼时的云南大学,已成为动乱政局的漩涡中心,再难宁静致学。1949年4月南京解放,彭桓武决定北上北平解放区,再展拳脚。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
  多年以后,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
  彭桓武的一片赤子之心,在新中国终于得偿所愿。他承担起教书育人、为日后核物理研究工作储备人才的光荣任务。
  在清华大学,彭桓武任物理系教授,先后开设普通物理、量子力学及数学物理方法等课,并招收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生,培养了黄祖洽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1952-1955年,彭桓武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并指导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周光召和严肃。彭桓武指导研究生研究的课题在当时走在了国际前列。周光召与黄祖洽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个学生严肃在高校任教,其翻译的朗道与栗弗席兹的《量子力学》已再版6次。
  他经常教育学生:“做研究要把眼光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要局限在一点;而每一条路又要坚持把它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才有可靠性。”
  1962年9月-1964年6月,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01系讲授流体力学,并指导毕业班的补充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原理之外,进一步接触到实际问题的解决途径。
  在中科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眼中,就新中国的理论物理事业而言,彭桓武是第一人,无论从队伍的培养组织到一些基地建设,都是由彭桓武起头的。
  “只要看到国家有需要,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定义无反顾地去做。彭先生是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奠基人,差不多所有这方面的后来工作者,都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学生。”周光召说,“彭先生是新中国理论物理发展的第一人,是这个方面没有争议的创始人或领导者。”
  彭桓武对物理的热爱持续了一生,年近九旬时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物理学的基本问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
  在1998年出版的《理论物理基础》一书中,彭桓武向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周培源教授交了一份沉甸甸的“作业”。
  “这是在还债。”他说,“做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时没有发表过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欠了周老的债。”那段时间,大家总能看到彭桓武在伏案工作,旁边摆着一大摞写满公式的算稿,甚至生病住院时也带着,以便随时进行推演。锲而不舍地工作3年后,彭桓武终于发表了题为《光发射和传播中的引力效应》的研究论文,并把基本结果写进了《理论物理基础》,献给自己的老师周培源,实现了“还债”的诺言。
  2004年,他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报告的《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论假设的统一》论文发表在《理论物理通讯》杂志上,并提出了可能在宇宙学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设想。2005年6月3日,在彭桓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又作了《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所涉内容仍然是当时物理界的最前沿。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曾这样评价彭桓武:“先生有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强调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倡导学术民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一直坚持开拓创新,到晚年仍不断开创新领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是一位德高望重、求真务实、思想深远的长者。”
  学生是不能拒绝的
  彭桓武做了一辈子学问,也当了一辈子老师。他对学生的爱护,更是远近闻名。
  到了晚年,彭桓武还坚持经常给学生作报告,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以他多年积累的科研经验和人生成长经历为例,讲出自己的看法和对学生的期望。
  1994年教师节,彭桓武在理论物理所发表《学生和先生》的讲话时提出:“老师对学生要知人善任,学生对老师要择善而从;老师给学生出题,未必要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否则培养不出好学生;老师不要束缚学生,学生也不要受老师束缚,而是要独立思考,打破框框。”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彭桓武从不因自己留过洋自居,许多听过他讲课的科研人员回忆起当年的感受,常常用“慈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还鼓励学生提问题,在听他的报告时,可以打断他,随时提问。
  1951年开始师从彭桓武的周光召,认为3年中不但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更从老师的言行中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感觉彭桓武“从来没有把学生当作是学生,而是当作朋友”,经常带他到公园散步,请他吃饭,“还要海阔天空地把各种社会上的、科学上的事情,拿来神聊一通”。
  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在一次学生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彭桓武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在确定论文评语时,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论文中的一项计算还不够完善,结果意义不大,不必在评语中提及。
  不料,彭桓武却表示不同意。他提出,这个计算虽然不够完善,但办法却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别人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最后,彭先生为奖掖后进,用沙里淘金、泥中觅珠的良苦用心,说服了大家。”为了学生,彭桓武甚至还有点“六亲不认”。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彭桓武的亲家李淑想去家里看望他,给他打电话。他却说,有几个清华的学生正在他那里,并说这些学生“自己找上门来,要和我聊一上午呢”。
  听闻这个消息,李淑担心彭桓武会过于疲劳,没想他却回答道:“学生是不能拒绝的。”
  邢大军据《同舟共进》刘超/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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