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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几代人在上海缔造的舞蹈情缘，变更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
说起中国的舞蹈，起源很早，来源很多，既有古代傩戏、巫蛊的影响，也包括民间劳作、祭祀、节庆的娱乐，更有戏曲四功五法的渗透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富于节奏性、韵律性、动态性、形象性的社会艺术活动。这门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生生息息，流传至今，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和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
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舞蹈，有着灿烂的历史和富庶的遗存。而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大都市，上海与舞蹈的关系，真可谓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仔细追溯起来，甚至可以有近七百年的历史。直至今日，无论是民族舞、芭蕾舞，还是舞剧、广场舞……上海无疑已成为中外舞蹈活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大都市。
舞蹈与时俱进
2002年12月29日，上海芭蕾舞团在杭州演出英国版芭蕾舞剧《天鹅湖》。
据历史记载，西周武王（公元前1100年）前，上海地区，祀神、节庆、娱乐和劳作性舞蹈初具雏形。宋元以前，上海舞蹈逐渐成为吴越舞蹈的孑遗。各类龙舞、行街舞到明清时期已由外省流入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剧场表演的商业性舞蹈开始流行。1897年后，交际舞（又称交谊舞）开始传入上海，相继出现了交谊舞会、专业性舞厅和职业舞女。1925年开始，美国现代舞团、莫斯科邓肯舞蹈团先后来沪，开创了现代舞进入中国的先例。
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舞蹈活动出现了与群众运动、人生命运相结合的时代特征。吴晓邦从日本学习现代舞回上海后，相继创办了“晓邦舞蹈学校”和“晓邦舞蹈研究所”，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舞》等革命舞蹈。1920年前后，黎锦晖编创了《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大量儿童歌舞，又先后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和中华歌舞团等，辗转京津江浙等地演出，使上海新校园儿童歌舞对全国产生极大辐射作用。40年代，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逸园”举办了舞蹈晚会，首次在上海推介我国少数民族舞蹈。与此同时，上海育才学校舞蹈组、上海银钱业同人联谊会舞蹈组和成立于1935年的“新安旅行团”等团体，更直接将舞蹈活动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而作为西方舞蹈的芭蕾，这一时期也在上海迅速流行：1936年俄国侨民索可尔斯基创办了“上海芭蕾舞学校”，1940年英国侨民“A·D·C剧社”也成立“俄国歌舞团”，相继在上海演出了《鱼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等芭蕾经典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的舞蹈艺术活动更显大众化、民族化的特色。相继成立了华东新旅歌舞剧团、红旗歌舞团等舞蹈表演团体。上海舞蹈工作者对中国古典的和民族民间的舞蹈，着手进行挖掘、改造或加工修改，同时着力创作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新舞蹈，使上海舞蹈艺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生活气息的舞蹈作品，如《莲湘》《荷花灯》《剑舞》《白毛女》等。
“文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大环境的急剧变化，上海舞蹈活动出现了空前活跃和兴盛时期，形成了以探索性、多样性为主的舞蹈创作特征。对现代舞的探索首先在上海崛起，以胡嘉禄为代表的上海年轻的歌舞编导家，集中编创了《乡间小路》《血沉》《独白》《绳波》《理想在召唤》等一批现代舞作品，同时出现了蔡国英等创作的《雷雨》《阿Q》等一批中小型现代芭蕾作品。而以李晓筠为代表，创作取材于中国古典音乐的舞蹈《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十面埋伏》等，则显示了上海的中国古典舞蹈的新发展。还有以舒巧、仲林为代表的上海舞剧编导群体，则如连珠炮似的接连推出了《奔月》《半屏山》《凤鸣岐山》《木兰飘香》《画皮》等舞剧力作，更使上海成为探索新时期中国舞剧创作的又一中心，并由此引发了全国舞蹈界探索舞剧审美本体的大讨论。
细数几代人在上海缔造的舞蹈情缘，变更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
巾帼不让须眉
著名青年舞蹈家黄豆豆。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上海舞蹈演员，尤其是芭蕾舞演员在世界重大赛事中相继获奖。1982年，汪齐风在日本第三届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奖，乃中国芭蕾演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首例。此后，杨新华、辛丽丽、蔡丽君、蔡一磊、谭元元等分别在各国际芭蕾比赛中获重要奖项。
芭蕾一词，包含着两个概念，一是它特指西欧古典舞蹈的形式，自16世纪起逐渐兴起，以后形成有严格规范技巧和结构的艺术样式。19世纪以后，该舞种的女演员穿特定的舞鞋，用脚尖跳舞，遂成为芭蕾舞的特征之一。二是指芭蕾舞剧，即以西欧古典舞为基础，结合戏剧情节、芭蕾技巧（尤其是女演员脚尖舞）、哑剧、音乐、舞台美术、灯光等综合艺术而成为的一种演剧方式，例如著名的《天鹅湖》《巴黎圣母院》《葛蓓莉娅》等。
1926年3月，莫斯科国家剧院舞剧团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吉赛儿》《关不住的女儿》等芭蕾舞剧，此为芭蕾第一次传入中国。1934年，苏联侨民、芭蕾演员、编导索可尔斯基到上海，在上海开始私人教授芭蕾（后来在1936年正式成立了“索可尔斯基芭蕾舞学校”），时年5岁的胡蓉蓉开始学习芭蕾，成为索可尔斯基的弟子，也成为最早学习芭蕾艺术的中国人之一。
6岁时，胡蓉蓉参加电影《父母子女》的演出，后来先后参演电影《压岁钱》《歌儿救母记》《小侠女》等等。在电影中，胡蓉蓉表演了很多芭蕾舞、踢踏舞，舞风酷似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遂被誉为“中国的秀兰·邓波儿”。起初，她学芭蕾舞只是为了练练功，出于角色的需要，她请了多个不同舞种的老师教她舞蹈。由于她天资聪慧，她的芭蕾舞老师索可尔斯基，一个优秀的俄罗斯芭蕾舞男演员，鼓励她进了上海最有名的芭蕾舞学校。从芭蕾舞学校再到芭蕾舞团，渐渐地，胡蓉蓉从学员变成了演员。在芭蕾舞团里，除她之外，演员清一色都是洋人，而每次上台，胡蓉蓉都不敢怠慢。她心想，无论如何都不能比洋人差，给中国人丢脸。抱着这样的信念，胡蓉蓉渐渐拿到了主演的角色。 随着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在兰心大戏院演出获得的成功，胡蓉蓉的名气更大了，她也正式从电影行业转入了芭蕾舞艺术。有一次，她的洋人男舞伴回国后，胡蓉蓉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一下子无法演出了。那一刻，胡蓉蓉第一次萌发了想法，一定要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演员。
应该说，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芭蕾舞，是在建国后的60年代，胡蓉蓉用她那一双美丽的芭蕾脚尖，在舞台上、在人生中滑出了一段精彩。她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改编了多部国产芭蕾舞剧，如《雷雨》《红色娘子军》，并带到国外演出，受到高度评价。之后，胡蓉蓉参与编导了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该剧既运用了芭蕾语汇，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舞、传统戏曲等表现手法，是中国民族内容与外来芭蕾艺术形式的成功结合，也是一部国产的经典剧目。1979年，上海芭蕾舞团成立，胡蓉蓉成为第一任团长。1980年和1982年，胡蓉蓉先后担任了日本国际芭蕾舞比赛和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中国人的舞蹈地位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胡蓉蓉一生长期执掌上海芭蕾舞的艺术大旗，影响深远。可以说，她对上海芭蕾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她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上海的芭蕾艺术人才，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芭蕾界艺术家凌桂明、石钟琴、蔡国英、汪齐风、杨新华、辛丽丽等及许多芭蕾舞教师，都是她的得意高足，受到过她的艺术影响。二是胡蓉蓉在艺术实践和教学中，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芭蕾舞艺术技巧和芭蕾艺术教育科学经验，1980年汪齐风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芭蕾比赛中首次为中国获得这个领域的大奖时，汪齐风的“中国式芭蕾”让国际评委感到惊喜。三是胡蓉蓉的代表作品——芭蕾舞剧《白毛女》已成为芭蕾舞剧民族化的首创剧目，经过不断打磨，现在该剧已成为中国芭蕾舞剧的经典。
无独有偶，舞蹈艺术家舒巧也是在童年时期，就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历程。11岁那年，她被父母打发去新安旅行团（新四军属下的少年文艺团体）。一个小女孩，从家里徒步走向自己不知道的未来，光路上就走了半年，其间没洗脸、没洗脚、也没刷牙，“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她自己说。就这样，她开始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她被分在儿童部，和儿童团一起拿着红缨枪或木棍操练、唱歌，到妇女会教识字，在打麦场上排舞蹈，学纺纱和织袜子，拎着颜料桶帮助大同志刷抗日标语……16岁之后，舒巧被分配进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班，因为首长们觉得这个小姑娘“腿长”。她的主教老师崔生喜是国际知名的朝鲜大舞蹈家，跟着她，舒巧学会了芭蕾、朝鲜舞、新兴舞（即现代舞）、南方舞。她还师从京昆剧名家，对中国古典舞蹈和民间舞蹈都有较深造诣。她在表演上，感情细腻、富于韵味，能表现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各类角色的内心世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曾主演过《剑舞》《弓舞》及舞剧《小刀会》《宝莲灯》《牛郎织女》等，可谓声名鹊起，家喻户晓。
同样的，在编导方面，她广泛涉猎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舞蹈作品，表现手段丰富，风格多样。1979年以来，舒巧与其他编导合作创作的舞剧《奔月》《岳飞》《画皮》等，为中国舞剧的革新做了尝试性的努力。尽管成就斐然，但舒巧却并不自满，“自己舞剧的弱点、缺陷在哪里，其实创作者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没有哪一部舞剧，广义地说，没有哪一个作品会是十全十美的。”舒巧说，“如果你能直面自己的心，就一定能看见那不足之处，然后急切地想修正它。修正这一个，或者决心在下一个创作中修正，这就兴致盎然了。当下一部舞剧的大幕拉开，你仍然会再次发现使你感到遗憾的地方，于是，你再思考，思考着如何修正……其实这就是探索。探索总是有趣的。或者说你得保有这种兴趣，那么你就会逐步进入和深入自己的专业，得到成就感。”而这些成就感积累起来，就是创作的原动力，这种探索，是保持作品新鲜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创新”之源。“创作者不要去听那些吹捧的话，若因为被吹捧久了、习惯了，或者太爱听了，那么，你的艺术的敏锐触觉被钝化，你就很难前进了。”
2014年，舒巧众望所归地获得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舞蹈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一个人的就业存在了诸多客观因素，事实上，不是你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你。不论什么职业，也许你一开始并不十分喜欢，但钻进去之后，就会觉得很有趣。这才能深入进去，专心做下去。”
阳刚亦大美
在印象里，舞蹈似乎是阴柔的，充满女性线条美的艺术。但事实上，男性舞蹈家所创作的作品，也是别具一番阳刚之美的。
1964年，21岁的凌桂明出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王大春。《白毛女》首演引起了全国轰动，巡演祖国的大江南北，曾先后赴朝鲜、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访问演出。40多年来《白毛女》久演不衰，时至今日，依然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成为中国芭蕾的奠基作之一，而凌桂明也因此名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芭蕾舞男演员之一。
1960年3月，年轻的凌桂明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学习芭蕾专业，196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先后在舞剧《天鹅湖》《吉赛尔》《关不住的女儿》《仙女们》以及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苗岭风雷》《玫瑰》《雷雨》《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担任主要演员。凌桂明是继胡蓉蓉之后，上海舞蹈家协会的掌门人，从主演到编舞，从管理到教学，多年来，他培养了诸多优秀芭蕾舞人才。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担任国内外重大舞蹈比赛的组委和评委——1993年美国纽约第三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1995、1998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第三、第四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2000年瑞士洛桑第二十八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及1996年上海第一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组委会成员……为中国舞蹈家在国际上树立了地位。
在凌桂明看来，对于上海文艺界来说，舞蹈是一种很重要的文艺形式，也可以说是上海的门面。原来上海舞蹈创作在全国来说是“半边天”，当时只有北京和上海是舞蹈创作比较强的城市。“很多外国舞蹈家说虽然中国芭蕾舞历史不长，但已经有了自己的芭蕾舞作品;有些国家虽然芭蕾基础比我们好，发展时间也比我们长，但他们没有自己的芭蕾舞，古典芭蕾剧目都是学人家的。我们和俄罗斯、法国、美国的舞蹈团体来比，在技术、编舞方面的差距都很大，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民族艺术优势，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因此，总结吸取当年排演《白毛女》的经验，如何打磨一部优秀的精品剧目，足以代表上海的舞蹈艺术水平，成了凌桂明近年来思考的重点问题。“近几年，上海非常重视舞蹈，还要在虹桥建设国际舞蹈中心，现在这个项目正在启动。我们现在的文化设施硬件比较好，只要资金投上去，建设世界一流的场馆都没问题，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水准，甚至达到超一流。但是换个角度说，我们的芭蕾舞演员、民族舞演员是否也能达到一流水准？我感觉还是有很大距离，有些人还没看到这个问题，或者还不清楚这个问题，其实这有待我们去继续努力。”
如果说凌桂明代表了老一代舞蹈男演员的艺术造诣与成就，那么黄豆豆则可算得上是当今青年舞蹈家中的佼佼者了。
黄豆豆自小酷爱舞蹈事业，在业务上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积极上进，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舞蹈家。他的表演风格阳刚洒脱、情意并茂、意韵深涵、技艺卓群，代表作有古典舞《醉鼓》《秦俑魂》;现代舞《勇气的握手》《椅子》;舞剧《苏武》《闪闪的红星》等。在专家们看来，“他的舞蹈技巧和舞蹈表演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是近年来中国舞蹈教学最骄傲的产品之一”。
黄豆豆以高超的技艺，在国内外的重大比赛中，技压群雄多次获得大奖，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并获得“世界优秀人才”证书。曾多次出访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士、西班牙、卢森堡、比利时、澳大利亚、葡萄牙、日本、韩国、朝鲜、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国家与地区，深受好评。他的表演既热情丰满，又挥洒自如，轻盈大度，有灵活的内在韵律感，又富有独特的艺术想象力。尽管说舞蹈艺术是青春的艺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术、体力并不能永远保持最佳状态，但黄豆豆却拥有过人的艺术智慧，这些年不仅继续创作属于其个人的舞蹈作品，更是担任起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青年文艺家联合会主席，为上海的舞蹈艺术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平台上，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与空间，使得属于上海的舞蹈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大洋彼岸。
说起中国的舞蹈，起源很早，来源很多，既有古代傩戏、巫蛊的影响，也包括民间劳作、祭祀、节庆的娱乐，更有戏曲四功五法的渗透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富于节奏性、韵律性、动态性、形象性的社会艺术活动。这门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生生息息，流传至今，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和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
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舞蹈，有着灿烂的历史和富庶的遗存。而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大都市，上海与舞蹈的关系，真可谓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仔细追溯起来，甚至可以有近七百年的历史。直至今日，无论是民族舞、芭蕾舞，还是舞剧、广场舞……上海无疑已成为中外舞蹈活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大都市。
舞蹈与时俱进
据历史记载，西周武王（公元前1100年）前，上海地区，祀神、节庆、娱乐和劳作性舞蹈初具雏形。宋元以前，上海舞蹈逐渐成为吴越舞蹈的孑遗。各类龙舞、行街舞到明清时期已由外省流入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剧场表演的商业性舞蹈开始流行。1897年后，交际舞（又称交谊舞）开始传入上海，相继出现了交谊舞会、专业性舞厅和职业舞女。1925年开始，美国现代舞团、莫斯科邓肯舞蹈团先后来沪，开创了现代舞进入中国的先例。
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舞蹈活动出现了与群众运动、人生命运相结合的时代特征。吴晓邦从日本学习现代舞回上海后，相继创办了“晓邦舞蹈学校”和“晓邦舞蹈研究所”，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舞》等革命舞蹈。1920年前后，黎锦晖编创了《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大量儿童歌舞，又先后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和中华歌舞团等，辗转京津江浙等地演出，使上海新校园儿童歌舞对全国产生极大辐射作用。40年代，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逸园”举办了舞蹈晚会，首次在上海推介我国少数民族舞蹈。与此同时，上海育才学校舞蹈组、上海银钱业同人联谊会舞蹈组和成立于1935年的“新安旅行团”等团体，更直接将舞蹈活动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而作为西方舞蹈的芭蕾，这一时期也在上海迅速流行：1936年俄国侨民索可尔斯基创办了“上海芭蕾舞学校”，1940年英国侨民“A·D·C剧社”也成立“俄国歌舞团”，相继在上海演出了《鱼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等芭蕾经典剧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的舞蹈艺术活动更显大众化、民族化的特色。相继成立了华东新旅歌舞剧团、红旗歌舞团等舞蹈表演团体。上海舞蹈工作者对中国古典的和民族民间的舞蹈，着手进行挖掘、改造或加工修改，同时着力创作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新舞蹈，使上海舞蹈艺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生活气息的舞蹈作品，如《莲湘》《荷花灯》《剑舞》《白毛女》等。
“文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大环境的急剧变化，上海舞蹈活动出现了空前活跃和兴盛时期，形成了以探索性、多样性为主的舞蹈创作特征。对现代舞的探索首先在上海崛起，以胡嘉禄为代表的上海年轻的歌舞编导家，集中编创了《乡间小路》《血沉》《独白》《绳波》《理想在召唤》等一批现代舞作品，同时出现了蔡国英等创作的《雷雨》《阿Q》等一批中小型现代芭蕾作品。而以李晓筠为代表，创作取材于中国古典音乐的舞蹈《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十面埋伏》等，则显示了上海的中国古典舞蹈的新发展。还有以舒巧、仲林为代表的上海舞剧编导群体，则如连珠炮似的接连推出了《奔月》《半屏山》《凤鸣岐山》《木兰飘香》《画皮》等舞剧力作，更使上海成为探索新时期中国舞剧创作的又一中心，并由此引发了全国舞蹈界探索舞剧审美本体的大讨论。
细数几代人在上海缔造的舞蹈情缘，变更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怀。
巾帼不让须眉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上海舞蹈演员，尤其是芭蕾舞演员在世界重大赛事中相继获奖。1982年，汪齐风在日本第三届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奖，乃中国芭蕾演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首例。此后，杨新华、辛丽丽、蔡丽君、蔡一磊、谭元元等分别在各国际芭蕾比赛中获重要奖项。
芭蕾一词，包含着两个概念，一是它特指西欧古典舞蹈的形式，自16世纪起逐渐兴起，以后形成有严格规范技巧和结构的艺术样式。19世纪以后，该舞种的女演员穿特定的舞鞋，用脚尖跳舞，遂成为芭蕾舞的特征之一。二是指芭蕾舞剧，即以西欧古典舞为基础，结合戏剧情节、芭蕾技巧（尤其是女演员脚尖舞）、哑剧、音乐、舞台美术、灯光等综合艺术而成为的一种演剧方式，例如著名的《天鹅湖》《巴黎圣母院》《葛蓓莉娅》等。
1926年3月，莫斯科国家剧院舞剧团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吉赛儿》《关不住的女儿》等芭蕾舞剧，此为芭蕾第一次传入中国。1934年，苏联侨民、芭蕾演员、编导索可尔斯基到上海，在上海开始私人教授芭蕾（后来在1936年正式成立了“索可尔斯基芭蕾舞学校”），时年5岁的胡蓉蓉开始学习芭蕾，成为索可尔斯基的弟子，也成为最早学习芭蕾艺术的中国人之一。
6岁时，胡蓉蓉参加电影《父母子女》的演出，后来先后参演电影《压岁钱》《歌儿救母记》《小侠女》等等。在电影中，胡蓉蓉表演了很多芭蕾舞、踢踏舞，舞风酷似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遂被誉为“中国的秀兰·邓波儿”。起初，她学芭蕾舞只是为了练练功，出于角色的需要，她请了多个不同舞种的老师教她舞蹈。由于她天资聪慧，她的芭蕾舞老师索可尔斯基，一个优秀的俄罗斯芭蕾舞男演员，鼓励她进了上海最有名的芭蕾舞学校。从芭蕾舞学校再到芭蕾舞团，渐渐地，胡蓉蓉从学员变成了演员。在芭蕾舞团里，除她之外，演员清一色都是洋人，而每次上台，胡蓉蓉都不敢怠慢。她心想，无论如何都不能比洋人差，给中国人丢脸。抱着这样的信念，胡蓉蓉渐渐拿到了主演的角色。 随着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在兰心大戏院演出获得的成功，胡蓉蓉的名气更大了，她也正式从电影行业转入了芭蕾舞艺术。有一次，她的洋人男舞伴回国后，胡蓉蓉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一下子无法演出了。那一刻，胡蓉蓉第一次萌发了想法，一定要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演员。
应该说，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芭蕾舞，是在建国后的60年代，胡蓉蓉用她那一双美丽的芭蕾脚尖，在舞台上、在人生中滑出了一段精彩。她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改编了多部国产芭蕾舞剧，如《雷雨》《红色娘子军》，并带到国外演出，受到高度评价。之后，胡蓉蓉参与编导了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该剧既运用了芭蕾语汇，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舞、传统戏曲等表现手法，是中国民族内容与外来芭蕾艺术形式的成功结合，也是一部国产的经典剧目。1979年，上海芭蕾舞团成立，胡蓉蓉成为第一任团长。1980年和1982年，胡蓉蓉先后担任了日本国际芭蕾舞比赛和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中国人的舞蹈地位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胡蓉蓉一生长期执掌上海芭蕾舞的艺术大旗，影响深远。可以说，她对上海芭蕾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她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上海的芭蕾艺术人才，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芭蕾界艺术家凌桂明、石钟琴、蔡国英、汪齐风、杨新华、辛丽丽等及许多芭蕾舞教师，都是她的得意高足，受到过她的艺术影响。二是胡蓉蓉在艺术实践和教学中，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芭蕾舞艺术技巧和芭蕾艺术教育科学经验，1980年汪齐风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芭蕾比赛中首次为中国获得这个领域的大奖时，汪齐风的“中国式芭蕾”让国际评委感到惊喜。三是胡蓉蓉的代表作品——芭蕾舞剧《白毛女》已成为芭蕾舞剧民族化的首创剧目，经过不断打磨，现在该剧已成为中国芭蕾舞剧的经典。
无独有偶，舞蹈艺术家舒巧也是在童年时期，就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历程。11岁那年，她被父母打发去新安旅行团（新四军属下的少年文艺团体）。一个小女孩，从家里徒步走向自己不知道的未来，光路上就走了半年，其间没洗脸、没洗脚、也没刷牙，“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她自己说。就这样，她开始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她被分在儿童部，和儿童团一起拿着红缨枪或木棍操练、唱歌，到妇女会教识字，在打麦场上排舞蹈，学纺纱和织袜子，拎着颜料桶帮助大同志刷抗日标语……16岁之后，舒巧被分配进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班，因为首长们觉得这个小姑娘“腿长”。她的主教老师崔生喜是国际知名的朝鲜大舞蹈家，跟着她，舒巧学会了芭蕾、朝鲜舞、新兴舞（即现代舞）、南方舞。她还师从京昆剧名家，对中国古典舞蹈和民间舞蹈都有较深造诣。她在表演上，感情细腻、富于韵味，能表现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各类角色的内心世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曾主演过《剑舞》《弓舞》及舞剧《小刀会》《宝莲灯》《牛郎织女》等，可谓声名鹊起，家喻户晓。
同样的，在编导方面，她广泛涉猎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舞蹈作品，表现手段丰富，风格多样。1979年以来，舒巧与其他编导合作创作的舞剧《奔月》《岳飞》《画皮》等，为中国舞剧的革新做了尝试性的努力。尽管成就斐然，但舒巧却并不自满，“自己舞剧的弱点、缺陷在哪里，其实创作者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没有哪一部舞剧，广义地说，没有哪一个作品会是十全十美的。”舒巧说，“如果你能直面自己的心，就一定能看见那不足之处，然后急切地想修正它。修正这一个，或者决心在下一个创作中修正，这就兴致盎然了。当下一部舞剧的大幕拉开，你仍然会再次发现使你感到遗憾的地方，于是，你再思考，思考着如何修正……其实这就是探索。探索总是有趣的。或者说你得保有这种兴趣，那么你就会逐步进入和深入自己的专业，得到成就感。”而这些成就感积累起来，就是创作的原动力，这种探索，是保持作品新鲜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创新”之源。“创作者不要去听那些吹捧的话，若因为被吹捧久了、习惯了，或者太爱听了，那么，你的艺术的敏锐触觉被钝化，你就很难前进了。”
2014年，舒巧众望所归地获得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舞蹈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一个人的就业存在了诸多客观因素，事实上，不是你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你。不论什么职业，也许你一开始并不十分喜欢，但钻进去之后，就会觉得很有趣。这才能深入进去，专心做下去。”
阳刚亦大美
在印象里，舞蹈似乎是阴柔的，充满女性线条美的艺术。但事实上，男性舞蹈家所创作的作品，也是别具一番阳刚之美的。
1964年，21岁的凌桂明出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王大春。《白毛女》首演引起了全国轰动，巡演祖国的大江南北，曾先后赴朝鲜、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访问演出。40多年来《白毛女》久演不衰，时至今日，依然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成为中国芭蕾的奠基作之一，而凌桂明也因此名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芭蕾舞男演员之一。
1960年3月，年轻的凌桂明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学习芭蕾专业，196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先后在舞剧《天鹅湖》《吉赛尔》《关不住的女儿》《仙女们》以及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苗岭风雷》《玫瑰》《雷雨》《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担任主要演员。凌桂明是继胡蓉蓉之后，上海舞蹈家协会的掌门人，从主演到编舞，从管理到教学，多年来，他培养了诸多优秀芭蕾舞人才。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担任国内外重大舞蹈比赛的组委和评委——1993年美国纽约第三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1995、1998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第三、第四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2000年瑞士洛桑第二十八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及1996年上海第一届国际芭蕾舞比赛的组委会成员……为中国舞蹈家在国际上树立了地位。
在凌桂明看来，对于上海文艺界来说，舞蹈是一种很重要的文艺形式，也可以说是上海的门面。原来上海舞蹈创作在全国来说是“半边天”，当时只有北京和上海是舞蹈创作比较强的城市。“很多外国舞蹈家说虽然中国芭蕾舞历史不长，但已经有了自己的芭蕾舞作品;有些国家虽然芭蕾基础比我们好，发展时间也比我们长，但他们没有自己的芭蕾舞，古典芭蕾剧目都是学人家的。我们和俄罗斯、法国、美国的舞蹈团体来比，在技术、编舞方面的差距都很大，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民族艺术优势，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因此，总结吸取当年排演《白毛女》的经验，如何打磨一部优秀的精品剧目，足以代表上海的舞蹈艺术水平，成了凌桂明近年来思考的重点问题。“近几年，上海非常重视舞蹈，还要在虹桥建设国际舞蹈中心，现在这个项目正在启动。我们现在的文化设施硬件比较好，只要资金投上去，建设世界一流的场馆都没问题，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水准，甚至达到超一流。但是换个角度说，我们的芭蕾舞演员、民族舞演员是否也能达到一流水准？我感觉还是有很大距离，有些人还没看到这个问题，或者还不清楚这个问题，其实这有待我们去继续努力。”
如果说凌桂明代表了老一代舞蹈男演员的艺术造诣与成就，那么黄豆豆则可算得上是当今青年舞蹈家中的佼佼者了。
黄豆豆自小酷爱舞蹈事业，在业务上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积极上进，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舞蹈家。他的表演风格阳刚洒脱、情意并茂、意韵深涵、技艺卓群，代表作有古典舞《醉鼓》《秦俑魂》;现代舞《勇气的握手》《椅子》;舞剧《苏武》《闪闪的红星》等。在专家们看来，“他的舞蹈技巧和舞蹈表演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是近年来中国舞蹈教学最骄傲的产品之一”。
黄豆豆以高超的技艺，在国内外的重大比赛中，技压群雄多次获得大奖，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并获得“世界优秀人才”证书。曾多次出访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士、西班牙、卢森堡、比利时、澳大利亚、葡萄牙、日本、韩国、朝鲜、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国家与地区，深受好评。他的表演既热情丰满，又挥洒自如，轻盈大度，有灵活的内在韵律感，又富有独特的艺术想象力。尽管说舞蹈艺术是青春的艺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术、体力并不能永远保持最佳状态，但黄豆豆却拥有过人的艺术智慧，这些年不仅继续创作属于其个人的舞蹈作品，更是担任起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青年文艺家联合会主席，为上海的舞蹈艺术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平台上，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与空间，使得属于上海的舞蹈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