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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建构是成长小说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本文以成长小说理论为研究依据，通过分析小说《安琪拉的灰烬》中主人公弗兰克·麦考特的成长经历，探讨了小说主人公的自我身份建构历程。
关键词：成长小说自我身份建构弗兰克·麦考特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成长是一座桥，它的一端是懵懂天真的童年，另一端则通向复杂莫测的成人世界。美国作家弗兰克·麦考特的自传体小说《安琪拉的灰烬》是当代一部优秀的成长小说。它通过讲述小主人公弗兰克命运多舛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处于困境之中不断努力挣扎的男孩的成长、成熟历程。本文以认识论架构下的成长小说理论为依据，讨论小说《安琪拉的灰烬》中主人公弗兰克·麦考特成长历程中的自我身份的构建。
一关于“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820年前后卡尔·封·莫根斯特恩（Karl von Morgenstern,1770-1852）的两篇演讲《论成长小说的本质》与《成长小说的历史》中。一直以来，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都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目前学界对成长小说的定义主要以巴赫金的理论为依据。
巴赫金曾指出，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巴赫金，1998：230）
芮渝萍在对巴赫金、莫迪凯·马科斯（Mordecai Marcus）等人的定义研究之后，认为“作家围绕主人公成长的躁动、环境的考验、困境中的迷惘、顿悟和拯救等经历，组织各种不同的事件，形成一个个叙事单元。这些对主人公成长产生启发的事件，成为成长小说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叙事动力”。（芮渝萍，2007）也就是小说中主人公的认知发展架构了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
认知，是一种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人类通过认知过程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认知的发展是儿童摆脱懵懂走向成熟、走进成人世界的关键。人类认知发展的起点始于对“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儿童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探索正反映在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构建过程中。探寻与迷惘在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中不断地、螺旋式地发展，最终由于外部世界中某个具有隐喻意义的事件或仪式，个体获得了顿悟和拯救。小说主人公弗兰克·麦考特的成长有着与其他许多孩子相似的过程，但是由于生存环境、家庭背景、宗教文化的影响，他在建构个体身份、获得对自我认同的认知发展和个体成长历程中又有其独特性。
二我是谁？
弗兰克·麦考特出生在纽约，是爱尔兰移民老马拉齐·麦考特和安琪拉·西恩的长子。他的父亲出生在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被怀疑是一个长老会教徒；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利默里克长大。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他们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无以维系，迫使他们最终不得不离开纽约，回到爱尔兰的利默里克。
在利默里克的童年，弗兰克是在周围人充满质疑的眼光中度过的。他的身上有与生俱来的几个标签：小美国佬、“北佬”的儿子、天主教徒。这些标签使他似乎成了人们眼里的“异类”，也使得年仅四五岁大的弗兰克对此感到无措。
弗兰克身上流淌着爱尔兰人的血液，他从小就视爱尔兰英雄库胡林为自己的英雄，因此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爱尔兰人身份。此外，父亲每次醉酒后，都会高唱着“凯文·巴里和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拉起来让他们发誓为爱尔兰去死，这种场景深深烙在他的记忆里，不断强化着他对自己“爱尔兰人”身份的坚定信念。父亲、库胡林、爱尔兰的爱国歌曲，这些构成了弗兰克成长中最初的外部镜像，也建构了他对于自己爱尔兰人身份最初的认同感。
然而，返乡使这个镜像受到了质疑。弗兰克从陌生的爱尔兰人甚至亲属那里获得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另一个认识：美国人。同时，在弗兰克眼里，爱尔兰人的一切又是那么陌生和令人不解：耶稣的圣心画、外婆和姨妈“恁们”的口音还有他们火焰般的红发，这与他想象中的爱尔兰相去甚远。弗兰克从他人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小美国佬”的影子，此前他刚刚构建的“爱尔兰人”自我身份认知在真正的爱尔兰人那里受到了质疑，无疑，他被排斥到了“爱尔兰人”这个圈子的边缘，这让他感到迷茫。
迷茫的产生预示着弗兰克自我意识的萌动。此时幼小的弗兰克尚无法理解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他最初的困惑是，自己究竟是“美国人”还是“爱尔兰人”？这也促使他想要去寻找真正的自我。
三“我是他者”吗？
拉康说，“欲望着的人类主体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构建起来的，这个中心就是他人或小它，因为他给了主体其统一性……”（黄作，2005：10）。弗兰克想要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首先就要接受爱尔兰人的价值观和规范，成为“他者”。
小美国佬弗兰克的外部世界里生活着一群与他不尽相同的爱尔兰人，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痛恨英国人，生活一贫如洗。仇恨英国、信仰天主教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范。弗兰克试图接受并遵从它，但是成长之路却见证了他的叛逆。
首先，他对英-爱历史心存疑问。与其邻国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体系不同，爱尔兰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凯尔特文化构成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特色。然而历史上，爱尔兰人长达几个世纪遭受到英格兰的侵扰和殖民。英格兰除了对爱尔兰实施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外，还通过道德、文化和种族优越感等意识形态来支持其殖民活动，这不仅导致了爱尔兰经济、文化的衰退，也成为爱尔兰民族沉痛的记忆。
小说开篇写到：“……那些英国人和他们八百年来对我们所造的孽”。这句从孩童口中说出的对英国人的简短评价，不仅折射出沉重的历史，更折射出爱尔兰人对英国人刻骨的仇恨。这种民族感情被一代代灌输给孩子，几乎成为每个爱尔兰孩子与生俱来的标记，他们甚至无需学习历史都会对英国人恨得咬牙切齿。和其他孩子一样，弗兰克从外婆和其他成人那里也被灌输了这种情绪，但是一场生病却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事实的契机。病床上，他第一次读到了介绍英国历史的书，还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对诗歌的喜爱使他对英国人的厌恶在不知不觉中减少。后来在学校，弗兰克学习到一些历史知识，对于1601年金赛尔之战中“爱尔兰一方也凶恶残暴”这个史实的学习增加了他对英国、爱尔兰的客观认知。当很多家庭迫于生计去英国谋生的时候，弗兰克的爸爸也去了英国，此时，对于十几岁的弗兰克，解决现实生活里的饥饿与困顿远比仇恨英国人要实际得多。英国，在他看来意味着就业机会和生机，因此他对英国人的仇恨似乎也渐渐淡化。弗兰克对英国、英国人的情感变化是他个人世界观、历史观成长的见证，也反映出他对于历史认知、民族情感的逐渐成熟，这个从感性发展到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弗兰克的民族性逐渐“异化”的过程。“异化”意味着弗兰克对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的规范的背离。
尽管对英国人仇恨的淡化并不意味着弗兰克的爱国之情在减少，但他这种民族情感的变化无疑有悖于父辈们所期待的那种盲从。他开始徘徊在爱尔兰人这个圈子的边缘。
弗兰克内心里不能像其他的爱尔兰人那样强烈地仇恨英国人，他也无法像他们那样盲目虔诚于宗教。经过首次忏悔和首次圣餐这样重大的宗教仪式，弗兰克发现可以很轻易地从神父那里获得原谅，而首次圣餐仪式也不过是一次“收钱”活动。此后现实生活让他看到了“神父自以为是”、教会对穷人的疾苦冷漠无视。在潜意识里，弗兰克对于宗教、宗教仪式已经从最初的畏惧、虔敬转而开始质疑宗教的神圣性。接受坚信礼的仪式标志着弗兰克宗教态度的转变。成人们试图以虔诚的态度从宗教仪式中获得精神慰藉、同龄的孩子们对宗教仪式履行着与生俱来的信仰义务不以为然，弗兰克在表面的恭顺之下内心想的却是“我不想为信仰而死”。这后来发展为他借助忏悔为自己犯下的小罪恶（偷面包、替放贷的菲奴肯太太给她的债务人写恐吓信）寻求心灵解脱的做法。弗兰克对待宗教的态度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色，他不拘泥于宗教刻板僵化的教条，而使宗教仪式成为了寻求自我心灵解脱的途径，在残酷的外部世界与自我良知的考验中，他为自己在理想世界与现实的冲撞之间架起一个平衡的支点，也为自我构建起一道规范之墙。这是弗兰克在自我认知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遵循他者的规范到构筑自我的规范，弗兰克学会了以一个旁观者的冷静审视周围的世界。由此，弗兰克的个体逐渐走向成熟，他对自我的认知逐渐清晰。
影响弗兰克自我认知的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联系他与爱尔兰之间的纽带的断裂。父亲与库胡林构筑着弗兰克与爱尔兰的血缘与精神纽带。库胡林的故事在小伙伴那里有不同的版本，据说库胡林的妻子艾莫尔在撒尿比赛中赢得了冠军，因此得以嫁给库胡林。这种粗俗的故事在男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性意识萌动的色彩。但对于弗兰克，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具有颠覆性。它将弗兰克心目中神圣的英雄拉下了神坛，完成了对一个幼小心灵中的英雄祛魅的功能。其后，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父亲逐渐疏远家人，最终去了英国、从此杳无音信。去神化的英雄与缺席的父亲，将想要成为真正爱尔兰人的弗兰克最终推向了偏离的轨道。
潜意识告诉弗兰克：尽管他生来就是爱尔兰人的后代，但他并不属于爱尔兰，他的另一个身份“美国人”或许才是他真正的身份。这个想法在弗兰克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鼓励。从母亲对纽约生活片段的回忆中、从邻居汉农先生、帕·基廷姨夫、老师奥哈洛伦先生那里，弗兰克获得了间接或者直接的鼓励：回到美国去。“美国”成为一个象征，它展示给弗兰克的是摆脱贫穷、疾病，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使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尤其当弗兰克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却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举步维艰的时候，“去美国”成了他走出困顿窘境的唯一希望，进而成为他迫切想要实现的梦想。此时，生活中他者的愿望与主人公的自我愿望达成共识，这也使得弗兰克第一次从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世界两方面获得了对自己“美国人”身份的认可。
此时的弗兰克不再迷茫。帮助他完成自我身份认知的他者早已不局限于爱尔兰人、天主教徒、男子汉。他认识到自我的多重身份。在“我是他者”这一命题赋予弗兰克的多个身份标签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人”。这个身份构建的意义在于它将会消解弗兰克在自己母国所遭遇的边缘化困境，回到美国、去美国寻根成为他走出困境的唯一道路。
四结语
当离开爱尔兰、登上去美国的轮船时，弗兰克的少年时代结束了。从离开美国到重返美国，这个漫长的过程目睹了弗兰克童年的贫穷、少年的困顿与奋争，也见证了他对自己多重身份不断探索的历程，这是一个少年对自我身份从无知到疑惑、从迷茫到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见证了个体对民族、宗教、自我社会角色、道德规范的认知成长经历。如同典型的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所勾画的那样，弗兰克的成长接受了考验、经历过迷茫、在诸如帕·基廷姨夫那样的领路人的指引下获得顿悟，认识到自我的真正身份与未来的出口。但对于弗兰克这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一个陌生的美国对他而言充满了未知与变数，他在爱尔兰的人生经历与初步建立的民族观、宗教观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必然要遭受现实生活进一步的考验与磨砺，因此他完成的只是成长的第一步。
注：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支持，项目号为：2009Y010。
参考文献：
[1] 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芮玉萍、范谊：《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
[5] Holman,C.Hugh.A Handbook to Literature（3rd ed）[M].Indianapolis:Odyssey,1972.
作者简介：王晓华，女，1978—，甘肃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国社会文化，工作单位：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成长小说自我身份建构弗兰克·麦考特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成长是一座桥，它的一端是懵懂天真的童年，另一端则通向复杂莫测的成人世界。美国作家弗兰克·麦考特的自传体小说《安琪拉的灰烬》是当代一部优秀的成长小说。它通过讲述小主人公弗兰克命运多舛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处于困境之中不断努力挣扎的男孩的成长、成熟历程。本文以认识论架构下的成长小说理论为依据，讨论小说《安琪拉的灰烬》中主人公弗兰克·麦考特成长历程中的自我身份的构建。
一关于“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820年前后卡尔·封·莫根斯特恩（Karl von Morgenstern,1770-1852）的两篇演讲《论成长小说的本质》与《成长小说的历史》中。一直以来，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都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目前学界对成长小说的定义主要以巴赫金的理论为依据。
巴赫金曾指出，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巴赫金，1998：230）
芮渝萍在对巴赫金、莫迪凯·马科斯（Mordecai Marcus）等人的定义研究之后，认为“作家围绕主人公成长的躁动、环境的考验、困境中的迷惘、顿悟和拯救等经历，组织各种不同的事件，形成一个个叙事单元。这些对主人公成长产生启发的事件，成为成长小说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叙事动力”。（芮渝萍，2007）也就是小说中主人公的认知发展架构了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
认知，是一种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人类通过认知过程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认知的发展是儿童摆脱懵懂走向成熟、走进成人世界的关键。人类认知发展的起点始于对“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儿童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探索正反映在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构建过程中。探寻与迷惘在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中不断地、螺旋式地发展，最终由于外部世界中某个具有隐喻意义的事件或仪式，个体获得了顿悟和拯救。小说主人公弗兰克·麦考特的成长有着与其他许多孩子相似的过程，但是由于生存环境、家庭背景、宗教文化的影响，他在建构个体身份、获得对自我认同的认知发展和个体成长历程中又有其独特性。
二我是谁？
弗兰克·麦考特出生在纽约，是爱尔兰移民老马拉齐·麦考特和安琪拉·西恩的长子。他的父亲出生在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被怀疑是一个长老会教徒；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利默里克长大。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他们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无以维系，迫使他们最终不得不离开纽约，回到爱尔兰的利默里克。
在利默里克的童年，弗兰克是在周围人充满质疑的眼光中度过的。他的身上有与生俱来的几个标签：小美国佬、“北佬”的儿子、天主教徒。这些标签使他似乎成了人们眼里的“异类”，也使得年仅四五岁大的弗兰克对此感到无措。
弗兰克身上流淌着爱尔兰人的血液，他从小就视爱尔兰英雄库胡林为自己的英雄，因此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爱尔兰人身份。此外，父亲每次醉酒后，都会高唱着“凯文·巴里和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拉起来让他们发誓为爱尔兰去死，这种场景深深烙在他的记忆里，不断强化着他对自己“爱尔兰人”身份的坚定信念。父亲、库胡林、爱尔兰的爱国歌曲，这些构成了弗兰克成长中最初的外部镜像，也建构了他对于自己爱尔兰人身份最初的认同感。
然而，返乡使这个镜像受到了质疑。弗兰克从陌生的爱尔兰人甚至亲属那里获得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另一个认识：美国人。同时，在弗兰克眼里，爱尔兰人的一切又是那么陌生和令人不解：耶稣的圣心画、外婆和姨妈“恁们”的口音还有他们火焰般的红发，这与他想象中的爱尔兰相去甚远。弗兰克从他人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小美国佬”的影子，此前他刚刚构建的“爱尔兰人”自我身份认知在真正的爱尔兰人那里受到了质疑，无疑，他被排斥到了“爱尔兰人”这个圈子的边缘，这让他感到迷茫。
迷茫的产生预示着弗兰克自我意识的萌动。此时幼小的弗兰克尚无法理解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他最初的困惑是，自己究竟是“美国人”还是“爱尔兰人”？这也促使他想要去寻找真正的自我。
三“我是他者”吗？
拉康说，“欲望着的人类主体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构建起来的，这个中心就是他人或小它，因为他给了主体其统一性……”（黄作，2005：10）。弗兰克想要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首先就要接受爱尔兰人的价值观和规范，成为“他者”。
小美国佬弗兰克的外部世界里生活着一群与他不尽相同的爱尔兰人，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痛恨英国人，生活一贫如洗。仇恨英国、信仰天主教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范。弗兰克试图接受并遵从它，但是成长之路却见证了他的叛逆。
首先，他对英-爱历史心存疑问。与其邻国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体系不同，爱尔兰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凯尔特文化构成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特色。然而历史上，爱尔兰人长达几个世纪遭受到英格兰的侵扰和殖民。英格兰除了对爱尔兰实施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外，还通过道德、文化和种族优越感等意识形态来支持其殖民活动，这不仅导致了爱尔兰经济、文化的衰退，也成为爱尔兰民族沉痛的记忆。
小说开篇写到：“……那些英国人和他们八百年来对我们所造的孽”。这句从孩童口中说出的对英国人的简短评价，不仅折射出沉重的历史，更折射出爱尔兰人对英国人刻骨的仇恨。这种民族感情被一代代灌输给孩子，几乎成为每个爱尔兰孩子与生俱来的标记，他们甚至无需学习历史都会对英国人恨得咬牙切齿。和其他孩子一样，弗兰克从外婆和其他成人那里也被灌输了这种情绪，但是一场生病却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事实的契机。病床上，他第一次读到了介绍英国历史的书，还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对诗歌的喜爱使他对英国人的厌恶在不知不觉中减少。后来在学校，弗兰克学习到一些历史知识，对于1601年金赛尔之战中“爱尔兰一方也凶恶残暴”这个史实的学习增加了他对英国、爱尔兰的客观认知。当很多家庭迫于生计去英国谋生的时候，弗兰克的爸爸也去了英国，此时，对于十几岁的弗兰克，解决现实生活里的饥饿与困顿远比仇恨英国人要实际得多。英国，在他看来意味着就业机会和生机，因此他对英国人的仇恨似乎也渐渐淡化。弗兰克对英国、英国人的情感变化是他个人世界观、历史观成长的见证，也反映出他对于历史认知、民族情感的逐渐成熟，这个从感性发展到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弗兰克的民族性逐渐“异化”的过程。“异化”意味着弗兰克对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的规范的背离。
尽管对英国人仇恨的淡化并不意味着弗兰克的爱国之情在减少，但他这种民族情感的变化无疑有悖于父辈们所期待的那种盲从。他开始徘徊在爱尔兰人这个圈子的边缘。
弗兰克内心里不能像其他的爱尔兰人那样强烈地仇恨英国人，他也无法像他们那样盲目虔诚于宗教。经过首次忏悔和首次圣餐这样重大的宗教仪式，弗兰克发现可以很轻易地从神父那里获得原谅，而首次圣餐仪式也不过是一次“收钱”活动。此后现实生活让他看到了“神父自以为是”、教会对穷人的疾苦冷漠无视。在潜意识里，弗兰克对于宗教、宗教仪式已经从最初的畏惧、虔敬转而开始质疑宗教的神圣性。接受坚信礼的仪式标志着弗兰克宗教态度的转变。成人们试图以虔诚的态度从宗教仪式中获得精神慰藉、同龄的孩子们对宗教仪式履行着与生俱来的信仰义务不以为然，弗兰克在表面的恭顺之下内心想的却是“我不想为信仰而死”。这后来发展为他借助忏悔为自己犯下的小罪恶（偷面包、替放贷的菲奴肯太太给她的债务人写恐吓信）寻求心灵解脱的做法。弗兰克对待宗教的态度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色，他不拘泥于宗教刻板僵化的教条，而使宗教仪式成为了寻求自我心灵解脱的途径，在残酷的外部世界与自我良知的考验中，他为自己在理想世界与现实的冲撞之间架起一个平衡的支点，也为自我构建起一道规范之墙。这是弗兰克在自我认知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遵循他者的规范到构筑自我的规范，弗兰克学会了以一个旁观者的冷静审视周围的世界。由此，弗兰克的个体逐渐走向成熟，他对自我的认知逐渐清晰。
影响弗兰克自我认知的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联系他与爱尔兰之间的纽带的断裂。父亲与库胡林构筑着弗兰克与爱尔兰的血缘与精神纽带。库胡林的故事在小伙伴那里有不同的版本，据说库胡林的妻子艾莫尔在撒尿比赛中赢得了冠军，因此得以嫁给库胡林。这种粗俗的故事在男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性意识萌动的色彩。但对于弗兰克，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具有颠覆性。它将弗兰克心目中神圣的英雄拉下了神坛，完成了对一个幼小心灵中的英雄祛魅的功能。其后，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父亲逐渐疏远家人，最终去了英国、从此杳无音信。去神化的英雄与缺席的父亲，将想要成为真正爱尔兰人的弗兰克最终推向了偏离的轨道。
潜意识告诉弗兰克：尽管他生来就是爱尔兰人的后代，但他并不属于爱尔兰，他的另一个身份“美国人”或许才是他真正的身份。这个想法在弗兰克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了鼓励。从母亲对纽约生活片段的回忆中、从邻居汉农先生、帕·基廷姨夫、老师奥哈洛伦先生那里，弗兰克获得了间接或者直接的鼓励：回到美国去。“美国”成为一个象征，它展示给弗兰克的是摆脱贫穷、疾病，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使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尤其当弗兰克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却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举步维艰的时候，“去美国”成了他走出困顿窘境的唯一希望，进而成为他迫切想要实现的梦想。此时，生活中他者的愿望与主人公的自我愿望达成共识，这也使得弗兰克第一次从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世界两方面获得了对自己“美国人”身份的认可。
此时的弗兰克不再迷茫。帮助他完成自我身份认知的他者早已不局限于爱尔兰人、天主教徒、男子汉。他认识到自我的多重身份。在“我是他者”这一命题赋予弗兰克的多个身份标签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人”。这个身份构建的意义在于它将会消解弗兰克在自己母国所遭遇的边缘化困境，回到美国、去美国寻根成为他走出困境的唯一道路。
四结语
当离开爱尔兰、登上去美国的轮船时，弗兰克的少年时代结束了。从离开美国到重返美国，这个漫长的过程目睹了弗兰克童年的贫穷、少年的困顿与奋争，也见证了他对自己多重身份不断探索的历程，这是一个少年对自我身份从无知到疑惑、从迷茫到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见证了个体对民族、宗教、自我社会角色、道德规范的认知成长经历。如同典型的成长小说的情节模式所勾画的那样，弗兰克的成长接受了考验、经历过迷茫、在诸如帕·基廷姨夫那样的领路人的指引下获得顿悟，认识到自我的真正身份与未来的出口。但对于弗兰克这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一个陌生的美国对他而言充满了未知与变数，他在爱尔兰的人生经历与初步建立的民族观、宗教观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必然要遭受现实生活进一步的考验与磨砺，因此他完成的只是成长的第一步。
注：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科研项目资金支持，项目号为：2009Y010。
参考文献：
[1] 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芮玉萍、范谊：《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
[5] Holman,C.Hugh.A Handbook to Literature（3rd ed）[M].Indianapolis:Odyssey,1972.
作者简介：王晓华，女，1978—，甘肃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国社会文化，工作单位：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