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黄鱼车被推上舞台，一群盲人围拢过来，往小板凳上一坐，吃起了宵夜。
　　话剧《推拿》第一场戏以这样一个典型南方市井的场景开了头。在上海街头，装有煤气灶的黄鱼车会在夜间出现，供打工仔们半夜填肚子。
　　从很多角度看，《推拿》都是一部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舞台作品。它改编自毕飞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现实题材小说《推拿》，描述了盲人推拿师们“一张宿舍床、一张按摩床”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演员们前往盲人学校和推拿中心一板一眼体验生活，能在戏里像模像样地给顾客做推拿。为了让演员们熟悉经络和穴道，排练厅里甚至贴了两张人体经络图。
　　这部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的作品似乎会被人想象成一部现实主义舞台大戏，但京沪合作的创作班底给它带来了一点海派特色。用导演郭小男的话说，《推拿》虽然说的是市井故事，是盲人们嗦嗦、絮絮叨叨的生活琐事，但它仍然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文艺腔话剧。

“《推拿》必须更落地”

　　“老天爷夺走了我的眼睛。好啊，那我这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结婚。结婚以后，除了工作，我天天结婚，我天天做新娘。”饰演金嫣的演员王一楠在台上念出这段自白。她夸张地调动五官，甚至夸张到有些变型。“眼睛是表演很重要的途径，饰演盲人最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如何表述。”王一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刚刚于央视收官的电视剧版《推拿》里，濮存昕和张国强用一种特制的灰白色隐形眼镜来表现眼盲，而话剧演员们只能各自寻找表现方式。饰演都红的胡可因为眼睛太大，只能闭起眼睛；在一场瓦斯爆炸中失明的矿工张一光几乎在2个小时的演出里一直眼睛上翻；王一楠则选择了在面部表情上做文章。她饰演的金嫣勇敢、执着、大胆追求爱情，必须有一些不一样的表达，她决定把面部表情放大放入戏中。
　　一个礼拜前，王一楠和《推拿》里的大多数演员上台时还一直戴着眼罩。她能很快适应黑暗环境，但“总是会有猜疑感，前面是什么你不知道，走的时候很有顾忌。”她说。
　　导演郭小男一边要求演员们把眼睛这个器官和关于它的所有感知“全部放弃”、体会摸索的体态和心情，一边又希望他们最后能从盲人的状态中走出来。在导演的安排下，每个角色都有一段突然睁开眼睛的表达，他认为这样“会有意思”，因为“心灵的眼睛是亮的”。
　　“《推拿》里适当运用了间离效果，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戏剧美学追求。”7月24日，话剧《推拿》在国家大剧院内部联排时，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戏剧教育家徐晓钟评价。他举例说，沙复明摸都红的一场戏，两人上下站立，并未接触，有意地拉开距离。这并不是现实主义话剧具有的特征。
　　“《推拿》并不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写法很现代。” 导演郭小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并不是一个前苏联斯坦尼现实主义体系的导演。他的话剧代表作之一、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就带有强烈的戏曲写意风格。2006年，他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合作的越剧、改编自日本作家古崎润一郎小说的《春琴传》恰好也是一部关于盲人的作品，但《推拿》的气质风格与前者截然不同：《春琴传》可以清雅、唯美、更写意，但《推拿》必须更落地。
　　“原著和剧本能想象的空间不是特别多，动不了，”郭小男说，“盲人不能舞蹈，不能有太激越的动作。”即便如此，《推拿》还是带有一些明显的郭小男印记。演员们戴着眼罩排练时完全丧失方向感，四处乱走，错误百出，郭小男索性循着他们的自然行动来展开舞台调度。演员们在一个简约的白色的方形“大盒子”里演出，灯光从盒子顶上透下来，造成一种朦胧的效果。
　　郭小男对《推拿》的最后呈现效果并不完全满意。如果还有时间排练，他希望“还应该排得更怪”，“再反常规一些，更有形式感、更有风格。”

“非常平和、非常生活”

　　在话剧里，王一楠必须担任双重角色：演员和制作人。
　　2008年冬天，她偶然与毕飞宇聊起自己正在看小说《推拿》，相谈甚欢，毕飞宇干脆一分钱不要，直接答应将话剧改编版权给了上海话剧中心。毕飞宇后来这样形容，自己像是一只鸟，衔着《推拿》这颗种子从南京飞到上海，正好种子掉到了王一楠的天灵盖上。“哎，这个种子还发芽了”。他说。
　　这是王一楠第一次担任话剧制作人，她没想到一做就做了4年多。4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推拿》2011年获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国家大剧院加入出品方，使其成为它的第三出自创话剧作品；编剧喻荣军将其修改了足足九稿。
　　实际上，编剧喻荣军是改编小说为戏剧的“老手”，他这方面的作品包括话剧《简爱》《倾城之恋》《红楼梦》《光荣日》和《洛丽塔》。但2008年看完小说后，他一直提不起笔：“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
　　小说以单个人物口述自己的故事展开“散点式”叙述，没有核心故事，很难按照常规戏剧结构表达。大部分情节都在两两盲人之间展开，如何构成一出戏？毕飞宇提出更希望喻荣军能脱离小说的束缚，后者这才决定进行重新创作。他费力地删掉、合并了一些人物，又把推拿中心两个老板沙复明与张宗琪的友情和矛盾提出来成为主线。剧本里还加进了“推拿中心面临拆迁”这个外界压力，试图加强盲人们与外界社会的关联与冲突。
　　与此同时，创作者们尽力在每一场戏里安排一波接一波的矛盾小高潮——王大夫为还清弟弟的债务用菜刀划伤自己；张宗琪和沙复明矛盾激化终于闹掰；推拿中心的都红被夹断手指……但相较而言，这仍然是一出缺乏激烈冲突和大矛盾的舞台作品。
　　“这个戏非常平和、非常生活，没有过激的情节和结构，更多的是人格、信念和战胜自己，”郭小男说，“能留下一点伤怀、伤感就不错了。”
　　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有一段苦难的故事。小孔的眼睛以前经常被爸爸撕来撕去；张一光死了113个矿工兄弟，只有他瞎着活了下来，等等。他们的悲惨故事总让郭小男一边排戏一边哭，“这么多苦难浓缩在一起，但我们还得把它做到一个戏剧的、美的方式上。”他形容，这是自己遇到过最困难的戏之一。

“正常人也有他们的黑暗”

　　盲人题材的舞台作品并不多见，但一直都受到特别的关注。2006年到2007年，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把诺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改编成两版话剧，讲述一座城市被卷入失明恐慌，人们盲目的非理性行为。由香港话剧团演出的粤语版《盲流感》荣获香港2006年度最受欢迎的十大演出活动第一名，国语版《失明的城市》则由已故演员贾宏声出演。2008年，林兆华自费演出小剧场作品《盲人》。它是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之一，叙述了12个盲人在一个荒岛上走失、等待牧师拯救的故事。林兆华大胆使用全盲人演员出演，颇具影响。

　　《推拿》则是华人小说中少有的盲人题材作品，又有一个无关于“助残”“慈善”的角度，自然成为二度创作者们的香饽饽。在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看来，《推拿》“不象征、不引申，不宏大”，是一部低调的小说。普遍认为，小说写出了很多盲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他们过着普通的生活，有极强的自尊心，并且努力赚钱、自强、坚韧。
　　而在改编的过程中，郭小男一直在寻找自己话剧延伸出的意念或主题——他希望在原著的基础上更拔高一个层次，探讨一个更宽泛、关乎正常人的话题。
　　他说，“正常人也有他们的黑暗，人类的文明也是一个不断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它可以是一个全人类的话题，而不简简单单是正常人对残疾人的关怀、怜悯。这个层次就太简单了。”
　　“谁内心都有那点犄角旮旯，”王一楠说，“他们（盲人）用他们特殊的行为方式照到了我的那一块地方。”
　　话剧主人公沙复明原本是一群盲人中最努力让自己像明眼的人。他喜欢戴墨镜，走夜路时甚至还打着手电筒，人们都叫他王家卫。郭小男在结尾处给他加了一段情节和自我剖白——他胃出血后，盲人推拿师们纷纷给他输了血。沙复明忽然觉得，自己既然是盲人，为何不拥抱黑暗呢？何不去抚摸它，与它交朋友呢？他仿佛感觉到盲人推拿师们纷纷都来到了自己身边，并且获得了美好的生活。
　　“这个想象是不是能够实现？不知道，”郭小男手一摊，“我想观众有自己的答案。”在《春琴传》和《推拿》之后，他的下一个剧场计划依然是盲人题材：排一个阿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