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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一个具有特殊时空含义的历史名词。从时间上来讲，它是指从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一直到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的这个历史时段。从空间上来讲，它是指延安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延安，承载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中国历史，“延安时期，黄土地上，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新中国的雏形在这里孕育，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在这里被重新阐释和规范”。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回顾“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发现了人而创造了20世纪前半叶历史，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史，还是研究中共党史，延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延安研究却是很不充分的。虽然市面上关于延安的书很多，各地的延安精神研究会每年也都会出不少延安研究的成果，但令人满意的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是寥若晨星。延安，还只是隐约而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回忆录、党史资料当中。而这些回忆录、党史资料甚至相当大部分的著作都在给我们描述着一个政治化、符号化了的延安——“圣地延安”。总体看来，对重大事件，比如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的关注较多，而对延安的整体研究与系统解读较少；对政治、军事关注较多，而对社会日常生活注意不够；宏大叙事较多，而微观考察较少。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以下称《延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述不足的一种弥补。
《延安》是朱鸿召历时数年，在大量查阅文献、档案资料并多次深入延安实地考察，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的基础上写就的一部大作。全书分为饮食篇、人文篇、男女篇、风物篇四部分。在这四部分中，作者分别考察了延安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世界以及环境地理等方面。作者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
改造：贯穿《延安》的一个主题
朱鸿召认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历史，就是一部人的改造史。暴风骤雨如整风审干，和风细雨如民主生活会，延安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方式改造着人。关于整风和审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朱鸿召已在2001年出版的《延安文人》中做了详细的考察。这本书则主要考察了改造人的主题是怎样在延安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
《改造“二流子”》是“饮食篇”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它详细考察了中共改造二流子的原因、具体步骤及其成果。作者认为，改造二流子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通过农业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改造二流子运动的步骤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步，边区政府将改造二流子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分到各乡村，各乡村按照上级指示和报纸提供的经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划定二流子的名单。第二步，召开群众大会，领导讲话动员，群众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布改过自新，并寻出担保人，订出生产计划。第三步，对于宣誓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联系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第四步，对一般宣传教育和帮助监督改变不了的二流子，则采取大会训斥、当众耻辱和强制改造。第五步，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则采取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方法。
在“人文篇”当中，秧歌的开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秧歌本是一种祀神的民俗活动，闹秧歌主要是为了报答神灵，祈求神灵保佑岁岁平安，五谷丰登。闹秧歌不仅“娱神”，而且“娱己”，在陕北，闹秧歌几乎可以说是农民的一种狂欢活动。传统的秧歌，在内容、角色编排以及形式上都很有特点。比如其唱词：老爷庙，盖得高/初一、十五把香烧/你老保佑天收了/年年都把秧歌闹//秧歌来到庙观中/山神土地一声请/山神常保山中静/土地常佑土上人。1943～1944年延安兴起了新秧歌运动。延安的艺术家对传统的秧歌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改造后的秧歌，仅保存了其形式，而内容、角色编排等方面皆做了重大调整。它“实质上已是和旧的秧歌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它变成了“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换言之，新秧歌已经不是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的艺术形式了，而变成了一种革命化、意识形态化了的秧歌。它的娱乐功能更多的转化为政治意识教育功能。还是以唱词为例：宝塔高来延水长/咱们边区变了样/自力更生闹生产/丰衣足食喜洋洋//山川秀，天地新/共产党是咱的救命人/月亮明，太阳红/边区人民过上好光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三哥哥光荣把军参/保卫咱的陕甘宁/杀敌主动上前线。对秧歌的改造，除了看到这是对“民间形式”的一种革命化改造以外，还应当看到，艺术家的创作思想、艺术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以后的文艺乃至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秧歌的表演者在扭秧歌时也于无形中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从而逐渐转变思想，最后达到思想统一。
“男女篇”主要关注延安的女青年以及延安男女的恋爱与婚姻问题。《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与《飒爽英姿炼成之后》详细考察了延安女青年的“革命化”历程。抗战爆发后，一大批青年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驱使下，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青年。她们大多是从旧家庭中逃离出来，投身革命队伍的。她们的出身，也大多是小资产阶级。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其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性是怎样转变为革命女青年的？首先在身体方面。她们接受了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是挖窑洞这样的体力劳动。高强度的军事化生活强健了她们的体魄，练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其次，在女性气质方面，在奔赴延安以前，她们是小资女性，有着鲜明的女性特点。但到延安后，她们很快变成了女干部，革命需要她们“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在男女绝对平等的环境里，她们耻于承认自己的天然弱势的方面，甚至耻于显示自己的女性特征。“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的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再次，在思想与精神方面，在经历了整风运动的洗礼后，她们把自己的思想乃至一切都交给了组织，变成了“透明人”。另外，她们的恋爱与婚姻一开始是由自己自由选择与决定的，但是后来恋爱与婚姻问题逐渐成为政治问题，必须要由组织来安排了。对于革命对延安女青年的改造，朱鸿召说：“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对于“风物篇”，朱鸿召是这样介绍的：考察延安生活的环境地理，审视这些被改造、被重新塑造的人生记忆法则，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延伸。宝塔山、延河水是延安更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它们经常出现在关于延安的回忆录和资料集中。延安革命老人对于宝塔山和延河水的回忆，大多是抒情的，“革命化”的：延安，有玉液琼浆之水，翡翠宝石之山，革命辉煌的灯塔之乡；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延河圣水……事实上，宝塔山和延河水果真如回忆中的这般美好吗？朱鸿召在大量史料中爬梳，为我们呈现出真实的延河水与宝塔山。延河水在大生产运动之前，基本上是清澈的，是延安古城居民的日常用水之源。大生产运动使得延安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于是，延河水逐渐开始变得混浊起来，流量也大为减少，开始出现季节性的干涸与山洪暴发。这以后，清澈的延河水已只能存在于回忆中。宝塔山并非如影像和剪纸等艺术所塑造的那样，是延安最高的山峰，事实上，在宝塔山的东面，还有一座海拔更高的山；而被无限突出的宝塔，也并非如后来描绘地那样，矗立于群山之巅，位于宝塔东面和北面的山是明显高于宝塔的。为什么记忆与真实之间存在这样大的差距呢，延安革命老人的回忆与以往的大部分艺术表现都是不真实的吗？朱鸿召认为，二者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真实，一种是主观真实，一种是客观真实。而改变历史的记忆法则，促使历史由客观真实向主观真实转化的，则是“革命”——一种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考察延安社会的独特视角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目前的延安研究，对政治、军事等方面关注较多，而对日常生活关注较少；宏大叙事较多，微观考察较少。朱鸿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接受《文化阅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曾表示：“我们这两代人所接受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往往只关注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经济运行规律等宏大历史问题，也习惯于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理解。实际上，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图式，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从血脉和骨子里影响并制约着特定时代的个体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考察延安社会时，朱鸿召选取了日常生活的视角。
日常生活是繁杂琐碎的，梳理研究日常生活也是很需要一些耐心与勇气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都是被省略掉的，它们入不了“大历史”的法眼。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往往隐藏在这些被忽略的细节中。尤其是在“大历史”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左右，甚至被篡改的时候，这些小细节却因为其繁杂琐碎和不易注意而难以或者无力去扭曲篡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延安的日常生活史倒是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陌生”的延安——一个与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圣地延安”所不同的“生活化”的延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填补了延安研究的一个空白。
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弥补宏大叙事粗疏化、空泛化的缺陷，让历史变得更丰满。但是，由于日常生活的含义非常宽泛，衣食住行用、人际交往、节日庆典等等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这就使得相关研究易陷入琐碎化的泥潭。历史的宏大叙事有问题，但将历史琐碎化，却也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呢？这需要研究者在考察日常生活时必须具有相当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用强烈的问题意识去剪裁史料，才会使研究清晰条理而不琐碎。在这一点上，朱鸿召显然是成功的。他对延安日常生活的考察，始终贯穿着这样两个鲜明的问题意识：还原历史真实，呈现一个与“圣地延安”所不同的“生活化”的延安；通过考察延安的日常生活，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革命精神。
一点随感
《延安》不仅是一本有着相当学术价值的书，而且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我始终认为，对于一本学术著作而言，好不好读应该是评价其好坏的一个标准，是不是很重要的标准暂且不说，最起码应该是标准当中的一条。当然，说好读并不是说把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搞成“小说家言”，而是要求文字生动活泼、具有一定的张力。我们当下的很多历史学著作，搞得莫名其妙，整本书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理论和晦涩难懂的语言，好像不惟此不能显示其高深。但是，这样的著作，有几个人能看懂呢？朱鸿召的《延安》是很好读的，因为他的文章虽然有很多枯燥繁杂的史料，比如《延安生活指数》中的人口数字、物价变动和货币变迁的史料，但他将这些史料串联起来，用文学性的手法呈现出来。作者的语言是生动而富有张力的，史料的丰富性再加上语言的生动性，就使得本书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美感，从而极大的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延安日常生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延安》显然是无法完全涵盖的，延安的话语、延安的节日、延安的民主生活会……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延安研究却是很不充分的。虽然市面上关于延安的书很多，各地的延安精神研究会每年也都会出不少延安研究的成果，但令人满意的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是寥若晨星。延安，还只是隐约而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回忆录、党史资料当中。而这些回忆录、党史资料甚至相当大部分的著作都在给我们描述着一个政治化、符号化了的延安——“圣地延安”。总体看来，对重大事件，比如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的关注较多，而对延安的整体研究与系统解读较少；对政治、军事关注较多，而对社会日常生活注意不够；宏大叙事较多，而微观考察较少。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以下称《延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述不足的一种弥补。
《延安》是朱鸿召历时数年，在大量查阅文献、档案资料并多次深入延安实地考察，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的基础上写就的一部大作。全书分为饮食篇、人文篇、男女篇、风物篇四部分。在这四部分中，作者分别考察了延安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世界以及环境地理等方面。作者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
改造：贯穿《延安》的一个主题
朱鸿召认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历史，就是一部人的改造史。暴风骤雨如整风审干，和风细雨如民主生活会，延安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方式改造着人。关于整风和审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朱鸿召已在2001年出版的《延安文人》中做了详细的考察。这本书则主要考察了改造人的主题是怎样在延安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
《改造“二流子”》是“饮食篇”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它详细考察了中共改造二流子的原因、具体步骤及其成果。作者认为，改造二流子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通过农业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改造二流子运动的步骤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步，边区政府将改造二流子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分到各乡村，各乡村按照上级指示和报纸提供的经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划定二流子的名单。第二步，召开群众大会，领导讲话动员，群众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布改过自新，并寻出担保人，订出生产计划。第三步，对于宣誓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联系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第四步，对一般宣传教育和帮助监督改变不了的二流子，则采取大会训斥、当众耻辱和强制改造。第五步，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则采取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方法。
在“人文篇”当中，秧歌的开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秧歌本是一种祀神的民俗活动，闹秧歌主要是为了报答神灵，祈求神灵保佑岁岁平安，五谷丰登。闹秧歌不仅“娱神”，而且“娱己”，在陕北，闹秧歌几乎可以说是农民的一种狂欢活动。传统的秧歌，在内容、角色编排以及形式上都很有特点。比如其唱词：老爷庙，盖得高/初一、十五把香烧/你老保佑天收了/年年都把秧歌闹//秧歌来到庙观中/山神土地一声请/山神常保山中静/土地常佑土上人。1943～1944年延安兴起了新秧歌运动。延安的艺术家对传统的秧歌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改造后的秧歌，仅保存了其形式，而内容、角色编排等方面皆做了重大调整。它“实质上已是和旧的秧歌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它变成了“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换言之，新秧歌已经不是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的艺术形式了，而变成了一种革命化、意识形态化了的秧歌。它的娱乐功能更多的转化为政治意识教育功能。还是以唱词为例：宝塔高来延水长/咱们边区变了样/自力更生闹生产/丰衣足食喜洋洋//山川秀，天地新/共产党是咱的救命人/月亮明，太阳红/边区人民过上好光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三哥哥光荣把军参/保卫咱的陕甘宁/杀敌主动上前线。对秧歌的改造，除了看到这是对“民间形式”的一种革命化改造以外，还应当看到，艺术家的创作思想、艺术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以后的文艺乃至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秧歌的表演者在扭秧歌时也于无形中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从而逐渐转变思想，最后达到思想统一。
“男女篇”主要关注延安的女青年以及延安男女的恋爱与婚姻问题。《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与《飒爽英姿炼成之后》详细考察了延安女青年的“革命化”历程。抗战爆发后，一大批青年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的驱使下，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青年。她们大多是从旧家庭中逃离出来，投身革命队伍的。她们的出身，也大多是小资产阶级。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其中，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性是怎样转变为革命女青年的？首先在身体方面。她们接受了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是挖窑洞这样的体力劳动。高强度的军事化生活强健了她们的体魄，练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其次，在女性气质方面，在奔赴延安以前，她们是小资女性，有着鲜明的女性特点。但到延安后，她们很快变成了女干部，革命需要她们“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在男女绝对平等的环境里，她们耻于承认自己的天然弱势的方面，甚至耻于显示自己的女性特征。“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的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再次，在思想与精神方面，在经历了整风运动的洗礼后，她们把自己的思想乃至一切都交给了组织，变成了“透明人”。另外，她们的恋爱与婚姻一开始是由自己自由选择与决定的，但是后来恋爱与婚姻问题逐渐成为政治问题，必须要由组织来安排了。对于革命对延安女青年的改造，朱鸿召说：“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对于“风物篇”，朱鸿召是这样介绍的：考察延安生活的环境地理，审视这些被改造、被重新塑造的人生记忆法则，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主题延伸。宝塔山、延河水是延安更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它们经常出现在关于延安的回忆录和资料集中。延安革命老人对于宝塔山和延河水的回忆，大多是抒情的，“革命化”的：延安，有玉液琼浆之水，翡翠宝石之山，革命辉煌的灯塔之乡；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延河圣水……事实上，宝塔山和延河水果真如回忆中的这般美好吗？朱鸿召在大量史料中爬梳，为我们呈现出真实的延河水与宝塔山。延河水在大生产运动之前，基本上是清澈的，是延安古城居民的日常用水之源。大生产运动使得延安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于是，延河水逐渐开始变得混浊起来，流量也大为减少，开始出现季节性的干涸与山洪暴发。这以后，清澈的延河水已只能存在于回忆中。宝塔山并非如影像和剪纸等艺术所塑造的那样，是延安最高的山峰，事实上，在宝塔山的东面，还有一座海拔更高的山；而被无限突出的宝塔，也并非如后来描绘地那样，矗立于群山之巅，位于宝塔东面和北面的山是明显高于宝塔的。为什么记忆与真实之间存在这样大的差距呢，延安革命老人的回忆与以往的大部分艺术表现都是不真实的吗？朱鸿召认为，二者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真实，一种是主观真实，一种是客观真实。而改变历史的记忆法则，促使历史由客观真实向主观真实转化的，则是“革命”——一种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考察延安社会的独特视角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目前的延安研究，对政治、军事等方面关注较多，而对日常生活关注较少；宏大叙事较多，微观考察较少。朱鸿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接受《文化阅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曾表示：“我们这两代人所接受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往往只关注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经济运行规律等宏大历史问题，也习惯于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理解。实际上，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图式，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从血脉和骨子里影响并制约着特定时代的个体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的价值取向。”因此，在考察延安社会时，朱鸿召选取了日常生活的视角。
日常生活是繁杂琐碎的，梳理研究日常生活也是很需要一些耐心与勇气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都是被省略掉的，它们入不了“大历史”的法眼。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往往隐藏在这些被忽略的细节中。尤其是在“大历史”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左右，甚至被篡改的时候，这些小细节却因为其繁杂琐碎和不易注意而难以或者无力去扭曲篡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延安的日常生活史倒是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陌生”的延安——一个与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圣地延安”所不同的“生活化”的延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填补了延安研究的一个空白。
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弥补宏大叙事粗疏化、空泛化的缺陷，让历史变得更丰满。但是，由于日常生活的含义非常宽泛，衣食住行用、人际交往、节日庆典等等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这就使得相关研究易陷入琐碎化的泥潭。历史的宏大叙事有问题，但将历史琐碎化，却也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呢？这需要研究者在考察日常生活时必须具有相当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用强烈的问题意识去剪裁史料，才会使研究清晰条理而不琐碎。在这一点上，朱鸿召显然是成功的。他对延安日常生活的考察，始终贯穿着这样两个鲜明的问题意识：还原历史真实，呈现一个与“圣地延安”所不同的“生活化”的延安；通过考察延安的日常生活，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革命精神。
一点随感
《延安》不仅是一本有着相当学术价值的书，而且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我始终认为，对于一本学术著作而言，好不好读应该是评价其好坏的一个标准，是不是很重要的标准暂且不说，最起码应该是标准当中的一条。当然，说好读并不是说把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搞成“小说家言”，而是要求文字生动活泼、具有一定的张力。我们当下的很多历史学著作，搞得莫名其妙，整本书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理论和晦涩难懂的语言，好像不惟此不能显示其高深。但是，这样的著作，有几个人能看懂呢？朱鸿召的《延安》是很好读的，因为他的文章虽然有很多枯燥繁杂的史料，比如《延安生活指数》中的人口数字、物价变动和货币变迁的史料，但他将这些史料串联起来，用文学性的手法呈现出来。作者的语言是生动而富有张力的，史料的丰富性再加上语言的生动性，就使得本书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美感，从而极大的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延安日常生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延安》显然是无法完全涵盖的，延安的话语、延安的节日、延安的民主生活会……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