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被誉为乾嘉以来藏书之大宗，经他拣选、题跋过的古籍，即使不是宗元佳椠，也因跋文中丰富的藏书故事、严谨的学术考证，以及版本自身的稀有性而受到后人珍视，故有“黄跋”之称。早在嘉庆年间，黄氏藏书刚刚散出之时，凡有“黄跋”者，每册价格就比未经题跋的贵上十全。历经战火及文化劫难，散落民间的“黄跋”早已稀如星凤，此次现身西泠秋拍的“黄跋”《画鉴》、《文房四谱》两部抄本，流传有序，且为近百年来首次发现，跋文内容更是目前辑刻的黃丕烈题跋中所未见。在今年6月召开的“‘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中，来自海内外的6。余位专家学者对这两部“黄跋”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
　　黄丕烈题跋明抄本《画鉴》
　　《画鉴》为中国画论史上的名作，此白棉纸抄本(下称西泠本)，字划劲健，“玄”字不避讳，应出自明人之手。前有黄丕烈题跋一则，云，
　　《画鉴》余藏旧钞本系沈与文家故物，迭经名人校勘者。此册亦取其旧钞，故兼校之。取校旧藏，实多是正，彼已校改纷如，此本之妙，拟亦手校校彼，留此净本可耳。辛未冬至前二日，复翁。
　　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可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沈氏野竹斋抄本《画鉴》(下称国图本)，其中黄丕烈跋语如下
　　此册余旧藏有年矣，历经名家收藏，并乎校一过。顷从坊间又获一旧钞本，出自郡中赐书楼蒋氏，虽讹舛特甚，而字句间有可为此本校勘左证者，悉用别纸黏于上方，旧时校语亦黏于别纸，即书校语于后，注云蒋本续校者，皆余笔也。古人审慎，多作意揣之词，故未便轻改。兹得别本为据，可释然无疑矣。闲窗枯坐，破一日工夫，校此于百宋一廛之北窗下。时农云密布，天意酿寒，一种清冷之致，颇自得耳。辛未冬至后四日，复翁识。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这两段黄跋的题写时间一为“辛未冬至前二日”，一为“辛未冬至后四日”，相隔仅一周，西泠本中提到的“迭经名人校勘”的沈与文家藏本应为国图本无疑，但国图本中提到的“出自郡中赐书楼蒋氏”的坊间旧钞木是否就是西泠本呢?为此，我们专程赶往国家图书馆求证。
　　正如跋文中所言，黃丕烈的校语以“别纸黏于上方”且“注云蒋本续校”。于是，我们将“蒋本续校”的内容与西泠本两相对照，竟然——吻合!共计71处。由此可大胆推定，西泠本极有可能就是蒋氏赐书楼藏本，黄丕烈得后将它与自己先前收藏的沈氏野竹斋抄本(即国图本)进行对照，并将相异之处以别纸黏于国图本上方，注明“蒋本续校”，而留此为“净本”，因而我们所看到的西泠本版面清爽，全无校改痕迹。在当今学者看来，西泠本在章节编次、语词句式、简化字、异体字等方面保留了较原初的面貌，对今人研究钞本的特点和文字演变亦具有参考意义。黄丕烈题跋、吴翌凤校跋《文房四谱》
　　《文房四谱》抄木，纸捻装，封面题“枚庵诗老手校文房四谱附黃复翁跋，一册全，书钞阁重装”。卷前钤吴翌凤“古欢堂钞书”白文方印和蒋凤藻“蒋香生氏秦汉十印斋考藏记”朱文方印。全文端楷抄录，书体秀逸，天头、地脚及行间有大量红、黃两色校语，皆出自吴翌凤之手。未有吴翌凤跋语三则，过录赵清常、钱谦益跋一则，最末为黄丕烈嘉庆癸酉(1813)三月晦日长跋一则，详述了此书的流传过程和校勘原委。黄丕烈的跋文如下：
　　郡中有吴枚庵先生者，余向年就试玉峰，曾有半面，未及把臂也，及佘知购书，而坊间有善本送阅者，往往出枚庵手钞及家藏者，方知枚庵好聚书，其书之散逸者，太半出其亲友家，盖枚庵游楚中，书多寄诸他人所，久而不归，家属亦寻踪访之，故亲友亦无忌惮而为此也。此书却带诸行箧，越二十余年始归，故余与订交，并请观其书。是书在借校诸书中为最精，所据有钱东涧、赵清常两家本，余校毕即还之。继思两家本皆出朱文游旧藏，未氏书余友周香严得之最多，遂往问之，钱本固在，赵本无有也。覆取对勘，昊校有不尽据钱本与钱校赵本者，疑惑滋甚。复借吴本覆之，而枚庵所校异于钱校者，具可剖析，是钱、赵之外又成一吴本矣。往告之，故欲一证其所以异处。枚庵又取一清本相示，钱赵异字分注于下，似以前本为筌蹄也。翌日枚庵过访，竟恳割爱，欣然诺之。此书遂为余有，爰记颠末于卷尾余纸，以志良友之赐。癸酉三月晦日，复翁。
　　乾隆五十二年(1787)，由于吴中饥荒，吴翌凤无奈远游，他的万余卷藏书在此后二十余年中丧失殆尽。随身携带的仅有抄本数十卷，而《文房四谱》即是其一!直到嘉庆癸酉年(1813)，黄丕烈与重归故旦的吴翌凤订交。当时黄丕烈手中也有一个《文房四谱》抄本(现藏国图)，但在他看来，吴翌凤的这个校本才是“最精”的，于是先后两次借校，吴翌凤最终割爱将此书“欣然”让予了他。《黄丕烈年谱》记载“十八年癸酉(1813)，五十一岁，二月晦日跋，新从吴枚庵得钞校本文房四谱”，指的就是此书。
　　此后，这部抄本先后为陈征芝带经堂、周星诒书钞阁、蒋凤藻秦汉十印斋递藏。目前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文房四谱》是戴光曾以此书为母本过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