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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庄子·渔夫》以其抱朴归真的隐逸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渔夫形象亦成为历代文人描写的对象。至元代，隐逸之风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心理内涵，有关渔夫题材的创作亦大量涌现，不仅表现在对诗、词等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更扩及至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本文就渔夫这一形象及庄子隐逸思想对有元一代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试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采取典型，拟进行概括。
关键词： 庄子 渔夫形象 隐逸思想 文人心态
一、《庄子》渔夫篇及“抱朴归真”的隐逸思想
《庄子·渔夫》出自《庄子杂篇》，它所阐述的隐逸和抱朴守真思想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尤其是对隐逸文学及特定时期的文人心态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渔夫形象也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热衷描绘的对象，并成为隐逸山林的典型符号，有关渔夫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不胜枚举。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代，这类题材的创作更如洪波开阖，它不仅表现在对诗、词等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更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究其要领，这与《庄子》渔夫篇所承载的隐逸精神对元代特殊语境下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提及《渔夫》篇，便不得不提及《庄子》外杂诸篇是否为庄子本人所作这一问题对此历来各家说法不一。宋代以后就多有人进行怀疑，如苏轼因为《盗跖》、《渔父》“真诋孔子”，《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①（《庄子祠堂记》），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由此引起后来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怀疑。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如董思凝认为《让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抑又安可废也”。又见《史记》和《吕氏春秋》皆有对该篇的录入并加以肯定。因此，在目前证据尚不充足的情况下，笔者仍从旧说，盖认为《渔夫》为庄子所作。
关于《庄子》渔夫篇所表现的思想，就文本内容阐发而言，主要是庄子站在道家立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人伦观念进行的批判，并提出了“慎守其真”、“法天贵真”的思想。其本质意义是“复归于朴”、“与道为一”，这种抱朴归真的思想是道家批判礼乐文化异化所倡导的最终归依和最高理想。“守真”、“贵真”、“归朴”，这里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中“复归于朴”即是要回归于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和庄子主张“心斋、坐忘”、“虚静、物化”的文艺美学思想是一致的。文人想要达到对这一终极目的的追寻，外在表现形式上首先便是栖居山林。
庄子思想对后世隐逸传统的形成作用甚大，它和儒、释各自相关的隐逸理论相互结合，构成了我国传统隐逸文化的思想基石。就儒家而言，士人讲求积极入世，对仕与隐的态度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至唐，这一选择的功利色彩开始变浓变厚，“终南捷径”成为士人晋身仕途的重要渠道。由此观之，儒家对隐逸的态度往往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或是带有强烈功利性色彩的待时之隐。与儒家不同，道家对归隐的态度则完全是主动的。以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人物，其人生行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隐士的风范。鄙视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精神自由，终身不仕，隐居著述，可谓是庄子个人的人生写照。而本文所关注的渔夫形象即是庄子于青山绿水之中、于与世俗繁芜相对的清静无为之地所设计的一个典型，其中涵盖了浓厚的隐逸思想。该渔夫首先应当是一个“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②的江湖隐士，与山水为邻、与花鸟相伴，泛游五湖，不亦悦乎。如果说儒家的归隐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那么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
二、“守真”思想对后世渔夫题材创作及文人心态的影响
以渔夫为题材的后世文学创作中，渔夫这一形象首先出现在南北朝的山水诗中，但并未作为独立的形象出现，充其量只是诗人描山绘水时的点缀。直至唐代，渔父形象才被完全独立出来，主要表现为大量文人渔夫诗词的出现。以张志和《渔歌子》为例，其塑造了一个优游于山水之间，心无旁鹜、了无牵挂的隐者形象。盛唐诗人多是率性天真的，渔父形象也在此时被赋予了安闲详适的精神内涵。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士人的理想与现实反差强烈。柳宗元的《江雪》和《渔翁》塑造的渔夫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其遗世独立的孤傲一面。从文学发展角度言，则这是渔夫形象内涵的一个流变。文人士大夫真正扬眉吐气是在宋朝。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文士享有优待，较之前代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渔父意象于宋代文学中出现的频率较之唐代又高出许多。苏辙、黄庭坚、朱敦儒等皆有以渔父为题的作品流传，且基本上都继承了张志和等人的闲适恬淡。但这类作品的过多描写，使渔父意象有了明显的定型化倾向，逐渐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遂而变为一种刻板模式。
渔父意象真正的大量涌现是在元代的作品中。这不仅表现在渔夫题材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上，还表现在元代的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领域的创新上。据《全金元词》统计，以渔夫为题材的词共有四十二首；另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元代的渔父题材山水画有二十四幅，其中绘画史上显赫有名的“元四家”：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皆有以渔夫为题材的山水画流世。由此可见，庄子渔夫文学及思想对元代文人的影响是极大的。而这种烙印对文人影响之深，首先和元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大语境是密不可分的。
有元一代，士人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是元代一个异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形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蒙古人是以武力夺天下，强于武治，弱于文治，这造就了他们对中原文人的轻视。其二，元代科举时行时辍，士人往往出路无门，希望甚微；其三，对汉人尤其是对南人民实行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元代文人特殊的心态，特别是对宋朝遗民及遗民后代而言，愈发坚定了他们“不仕外族”的决心，于是，一时之间，隐逸之士遍布山林。大批才学之士流连于勾栏瓦肆或山峦水泽之中，用“自甘堕落”的生活情趣与方式来抗拒理想主义日渐式微的现实。以下试选取元代文人的典型，并结合作家具体创作意图对各种渔夫意象所映射的不同文人心态进行归类总结，以达到更好的窥探效果。 （一）摆脱羁绊，寄情烟波
“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分别代表了栖身林泉与身居庙堂两种生存状态。关于“隐”的概念，历来说法不一。有言“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野隐于朝”。至中唐白居易《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此处，白居易所说的“中隐”，笼统地说，是指以仕为隐，即“半官半隐”。它是身居官场的文人士大夫在“小隐”与“大隐”之间找到的一条折衷之路。处于此境况下的文人士大夫，往往视官场为羁绊，渴望寄情烟波。在由宋入元、身处仕途的文人士大夫中赵孟頫是个典型。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宋皇族后裔。虽身为贵胄，却生不逢时，他在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中年时，因“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于是北上仕元，受到种种礼遇。可由于元代宫廷内部矛盾纷扰，加之蒙古贵族的刻意排挤，其处境并不佳。晚年，虽又得到仁宗赏识晋升为荣禄大夫，官居一品，但却因为其遗朝皇室之后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内心背负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痛苦异常，晚年作品中多有类似悔恨出仕的作品出现。如其《自警》诗句，常有“一生事事总堪惭”之叹。为此，他的夫人管道升也曾填《渔父词》劝慰他。其词云：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在此处境下的赵孟頫受庄子远深避害、回归自然隐逸思想的影响颇深，渴望摆脱官场羁绊，早日激情烟波。其渔夫题材的文学创作有《渔父词》和妻子相和：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落木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词中“傲王侯”、“管甚妒鱼不上钩”流露出了赵孟頫对功名利禄的鄙薄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他在苦闷的现实中寻求解脱的心态。这种远离尘嚣、摆脱羁绊、追求自由的思想，《庄子》渔夫篇中渔夫对孔子的规劝和自身对自然的皈依是极其相似的，同是对隐逸山林的向往。
《庄子》渔夫题材对赵孟頫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他山水画的影响上。纵观赵孟頫的一生，历经宋元之变，他的五幅渔夫题材的山水画并非是对自然的简单再现，更多的是寄托了他冷淡避世的思想。他的《水村图》、《双松平远图》、《洞庭东山图》等皆以意境清朗疏旷、冲淡简远、清空辽绝著称，是文人士大夫归隐田园愿望的真实写照。
身在朝堂心在野的矛盾状况纠结着赵孟頫，使得他只能选择以这种“心隐”的方式来寄情对隐居的向往。本质上这种形式的“隐”其实更为符合庄子隐逸思想中强调对个体内在的关注。
（二）孤高傲世、不与流俗
由于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大批的汉族士人纷纷归隐民间和山林，从而使退隐成为一时之风尚，其中不乏不愿与当权者合作的隐遁文人，吴镇就是其中之一。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是元代山水画名家。其性情孤耿、气节孤高、不与众人合同，常以宋代隐士林逋自比，终生隐居，未入仕途，亦不与权势者往来，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庄子渔夫题材对吴镇的影响表现在他拒不入仕的决心和对隐逸山林的自得其乐上。
吴镇在渔夫题材的创作上，就渔夫词而言，在金元词的四十二首作品中，仅吴镇一人就有二十二首之多，占据总量数半有余。另一方面，其孤高耿介的人生观对其绘画的影响表现在他能将山野之逸趣与其出世精神融汇一体，从而产生出抒情写意、追求高逸之风的格调。吴镇喜以渔父为题材来抒发情怀，平生所作此类绘画共八卷，现存世四卷，另有《芦滩钓艇图》、《芦花寒燕图》、《秋空渔隐图》、《洞庭渔隐图》。其中《芦花寒燕图》以表现画家的逍遥之乐著称。画中，一叶小舟逍遥于湖湾山色之间，舟上渔夫头戴草笠，跪坐船尾，身后挂一只酒葫芦。渔夫一手执竿，专心垂钓，呈怡然自得状，给人一种远离尘嚣之感。该画的正上方自题一诗：“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可谓是诗为画点晴。在这里吴镇以烟波钓徒自况，表达了自己借诗、酒纵情，放浪于江湖的隐逸情怀。
元代此类明显受庄周影响孤高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甚多，又如白朴，其一生多次辞荐拒仕，且看其《西江月·渔父》：
世故重重厄网，生涯小小渔船。白鸥波底五湖天，别是秋光一片。
竹叶酷浮绿醛，桃花浪溃红鲜。醉乡日月武陵边，管甚陵迁谷变。
此词可谓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词人看来功名富贵如同缚网，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生活。倘佯山水，逍遥适意成为了词人理想的人生境界。这和《庄子》渔夫篇提倡的“保真”、“归朴”思想如出一辙，是庄子隐逸思想对文人心态的烙印的体现。
（三）随缘自适的红尘外闲人
如果说以上论述的作家及作品或多或少地都表现了仕与隐的矛盾纠结的话，那么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尚有另一类将儒家成分尽数抛弃的远离红尘的闲人渔夫形象。且看白賷《鹦鹉曲·渔父》：
依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
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此篇入眼甚是熟悉，溯其源头，每一语汇和意象皆有源可寻。但较为有意思的是这首曲中的“不识字”三字。再看白朴《渔夫》：
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
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有关渔夫识不识字这一问题在元代以前似乎从未被纳入考虑范围过，元人的“不识字”标准恰把渔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真的以渔为生的村野之夫；另一类则是隐逸于山林的士大夫文人。渔父的“不识字”使他们无从理解“识字”士大夫们的情感意识，但也为此使他们获得了“识字”的士大夫们永远难以获得的自由。这些不识字的渔夫们所生活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远离功名利禄、世事尘嚣，能够悠然自乐，以一种超然的姿态俯视着那些“识字”士人们的困惑与空虚。这也正是《庄子·渔父》的睿智所在，要求“绝圣弃智”，这在“不识字”的渔父身上得到了圆满的回答。元人的这一幡然醒悟，使得这些“不识字”渔夫们被搬上了案头，亦是他们对生命本质的呐喊，而这种本质的自由和适闲之乐便是庄子隐逸思想对元代文人心态的终极表现。
综而言之，元代的特殊文化背景造就了元代士人出路甚微的局面。文人对入世信念的缺乏和士大夫地位的陨落，加之民族矛盾、等级压迫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他们常常选择以归隐山林、追求自然之乐来摆脱政治上的羁绊。这种做法也可以看成一种更为全面的抗世，士人不再是以对自身的执守对抗世俗的腐朽，而是以更为彻底的放弃来否定一切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元代文人在处理仕与隐的矛盾状况过程中，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在元代特殊社会背景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元代文人只能感慨入仕无门，遂而归隐山林。无疑，庄子的隐逸思想成了乱世文人寻求心灵寂静的慰藉。无论这些文人因何种原因归隐山林或期望归隐，其目的都大同小异，都是寻求隐逸之乐，追求宁静之方。有元一代，隐逸山林之风的盛炙和大量渔夫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现便是这种境遇下文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②[宋]苏轼.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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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耕宇.“渔夫”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剖析[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8.
[11]王岩.论文人渔夫词（中唐至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10月.
[12]杨惠娟.宋元山水画中的渔夫题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
关键词： 庄子 渔夫形象 隐逸思想 文人心态
一、《庄子》渔夫篇及“抱朴归真”的隐逸思想
《庄子·渔夫》出自《庄子杂篇》，它所阐述的隐逸和抱朴守真思想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尤其是对隐逸文学及特定时期的文人心态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渔夫形象也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热衷描绘的对象，并成为隐逸山林的典型符号，有关渔夫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不胜枚举。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代，这类题材的创作更如洪波开阖，它不仅表现在对诗、词等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更涉及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究其要领，这与《庄子》渔夫篇所承载的隐逸精神对元代特殊语境下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提及《渔夫》篇，便不得不提及《庄子》外杂诸篇是否为庄子本人所作这一问题对此历来各家说法不一。宋代以后就多有人进行怀疑，如苏轼因为《盗跖》、《渔父》“真诋孔子”，《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①（《庄子祠堂记》），于是判定四篇不是庄子所作，由此引起后来学者对《庄子》外杂篇的怀疑。但也有学者认为外杂篇中有庄子自作的部分，如董思凝认为《让王》等四篇虽诋訾孔子，“然其深微之语固有与内篇相发明者，抑又安可废也”。又见《史记》和《吕氏春秋》皆有对该篇的录入并加以肯定。因此，在目前证据尚不充足的情况下，笔者仍从旧说，盖认为《渔夫》为庄子所作。
关于《庄子》渔夫篇所表现的思想，就文本内容阐发而言，主要是庄子站在道家立场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人伦观念进行的批判，并提出了“慎守其真”、“法天贵真”的思想。其本质意义是“复归于朴”、“与道为一”，这种抱朴归真的思想是道家批判礼乐文化异化所倡导的最终归依和最高理想。“守真”、“贵真”、“归朴”，这里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中“复归于朴”即是要回归于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和庄子主张“心斋、坐忘”、“虚静、物化”的文艺美学思想是一致的。文人想要达到对这一终极目的的追寻，外在表现形式上首先便是栖居山林。
庄子思想对后世隐逸传统的形成作用甚大，它和儒、释各自相关的隐逸理论相互结合，构成了我国传统隐逸文化的思想基石。就儒家而言，士人讲求积极入世，对仕与隐的态度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至唐，这一选择的功利色彩开始变浓变厚，“终南捷径”成为士人晋身仕途的重要渠道。由此观之，儒家对隐逸的态度往往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或是带有强烈功利性色彩的待时之隐。与儒家不同，道家对归隐的态度则完全是主动的。以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人物，其人生行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隐士的风范。鄙视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精神自由，终身不仕，隐居著述，可谓是庄子个人的人生写照。而本文所关注的渔夫形象即是庄子于青山绿水之中、于与世俗繁芜相对的清静无为之地所设计的一个典型，其中涵盖了浓厚的隐逸思想。该渔夫首先应当是一个“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②的江湖隐士，与山水为邻、与花鸟相伴，泛游五湖，不亦悦乎。如果说儒家的归隐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那么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
二、“守真”思想对后世渔夫题材创作及文人心态的影响
以渔夫为题材的后世文学创作中，渔夫这一形象首先出现在南北朝的山水诗中，但并未作为独立的形象出现，充其量只是诗人描山绘水时的点缀。直至唐代，渔父形象才被完全独立出来，主要表现为大量文人渔夫诗词的出现。以张志和《渔歌子》为例，其塑造了一个优游于山水之间，心无旁鹜、了无牵挂的隐者形象。盛唐诗人多是率性天真的，渔父形象也在此时被赋予了安闲详适的精神内涵。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士人的理想与现实反差强烈。柳宗元的《江雪》和《渔翁》塑造的渔夫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其遗世独立的孤傲一面。从文学发展角度言，则这是渔夫形象内涵的一个流变。文人士大夫真正扬眉吐气是在宋朝。有宋一代，崇文抑武，文士享有优待，较之前代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渔父意象于宋代文学中出现的频率较之唐代又高出许多。苏辙、黄庭坚、朱敦儒等皆有以渔父为题的作品流传，且基本上都继承了张志和等人的闲适恬淡。但这类作品的过多描写，使渔父意象有了明显的定型化倾向，逐渐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遂而变为一种刻板模式。
渔父意象真正的大量涌现是在元代的作品中。这不仅表现在渔夫题材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上，还表现在元代的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领域的创新上。据《全金元词》统计，以渔夫为题材的词共有四十二首；另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元代的渔父题材山水画有二十四幅，其中绘画史上显赫有名的“元四家”：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皆有以渔夫为题材的山水画流世。由此可见，庄子渔夫文学及思想对元代文人的影响是极大的。而这种烙印对文人影响之深，首先和元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大语境是密不可分的。
有元一代，士人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是元代一个异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形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蒙古人是以武力夺天下，强于武治，弱于文治，这造就了他们对中原文人的轻视。其二，元代科举时行时辍，士人往往出路无门，希望甚微；其三，对汉人尤其是对南人民实行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元代文人特殊的心态，特别是对宋朝遗民及遗民后代而言，愈发坚定了他们“不仕外族”的决心，于是，一时之间，隐逸之士遍布山林。大批才学之士流连于勾栏瓦肆或山峦水泽之中，用“自甘堕落”的生活情趣与方式来抗拒理想主义日渐式微的现实。以下试选取元代文人的典型，并结合作家具体创作意图对各种渔夫意象所映射的不同文人心态进行归类总结，以达到更好的窥探效果。 （一）摆脱羁绊，寄情烟波
“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分别代表了栖身林泉与身居庙堂两种生存状态。关于“隐”的概念，历来说法不一。有言“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野隐于朝”。至中唐白居易《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此处，白居易所说的“中隐”，笼统地说，是指以仕为隐，即“半官半隐”。它是身居官场的文人士大夫在“小隐”与“大隐”之间找到的一条折衷之路。处于此境况下的文人士大夫，往往视官场为羁绊，渴望寄情烟波。在由宋入元、身处仕途的文人士大夫中赵孟頫是个典型。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宋皇族后裔。虽身为贵胄，却生不逢时，他在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中年时，因“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青睐，于是北上仕元，受到种种礼遇。可由于元代宫廷内部矛盾纷扰，加之蒙古贵族的刻意排挤，其处境并不佳。晚年，虽又得到仁宗赏识晋升为荣禄大夫，官居一品，但却因为其遗朝皇室之后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内心背负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痛苦异常，晚年作品中多有类似悔恨出仕的作品出现。如其《自警》诗句，常有“一生事事总堪惭”之叹。为此，他的夫人管道升也曾填《渔父词》劝慰他。其词云：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在此处境下的赵孟頫受庄子远深避害、回归自然隐逸思想的影响颇深，渴望摆脱官场羁绊，早日激情烟波。其渔夫题材的文学创作有《渔父词》和妻子相和：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落木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词中“傲王侯”、“管甚妒鱼不上钩”流露出了赵孟頫对功名利禄的鄙薄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他在苦闷的现实中寻求解脱的心态。这种远离尘嚣、摆脱羁绊、追求自由的思想，《庄子》渔夫篇中渔夫对孔子的规劝和自身对自然的皈依是极其相似的，同是对隐逸山林的向往。
《庄子》渔夫题材对赵孟頫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他山水画的影响上。纵观赵孟頫的一生，历经宋元之变，他的五幅渔夫题材的山水画并非是对自然的简单再现，更多的是寄托了他冷淡避世的思想。他的《水村图》、《双松平远图》、《洞庭东山图》等皆以意境清朗疏旷、冲淡简远、清空辽绝著称，是文人士大夫归隐田园愿望的真实写照。
身在朝堂心在野的矛盾状况纠结着赵孟頫，使得他只能选择以这种“心隐”的方式来寄情对隐居的向往。本质上这种形式的“隐”其实更为符合庄子隐逸思想中强调对个体内在的关注。
（二）孤高傲世、不与流俗
由于元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大批的汉族士人纷纷归隐民间和山林，从而使退隐成为一时之风尚，其中不乏不愿与当权者合作的隐遁文人，吴镇就是其中之一。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是元代山水画名家。其性情孤耿、气节孤高、不与众人合同，常以宋代隐士林逋自比，终生隐居，未入仕途，亦不与权势者往来，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庄子渔夫题材对吴镇的影响表现在他拒不入仕的决心和对隐逸山林的自得其乐上。
吴镇在渔夫题材的创作上，就渔夫词而言，在金元词的四十二首作品中，仅吴镇一人就有二十二首之多，占据总量数半有余。另一方面，其孤高耿介的人生观对其绘画的影响表现在他能将山野之逸趣与其出世精神融汇一体，从而产生出抒情写意、追求高逸之风的格调。吴镇喜以渔父为题材来抒发情怀，平生所作此类绘画共八卷，现存世四卷，另有《芦滩钓艇图》、《芦花寒燕图》、《秋空渔隐图》、《洞庭渔隐图》。其中《芦花寒燕图》以表现画家的逍遥之乐著称。画中，一叶小舟逍遥于湖湾山色之间，舟上渔夫头戴草笠，跪坐船尾，身后挂一只酒葫芦。渔夫一手执竿，专心垂钓，呈怡然自得状，给人一种远离尘嚣之感。该画的正上方自题一诗：“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可谓是诗为画点晴。在这里吴镇以烟波钓徒自况，表达了自己借诗、酒纵情，放浪于江湖的隐逸情怀。
元代此类明显受庄周影响孤高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甚多，又如白朴，其一生多次辞荐拒仕，且看其《西江月·渔父》：
世故重重厄网，生涯小小渔船。白鸥波底五湖天，别是秋光一片。
竹叶酷浮绿醛，桃花浪溃红鲜。醉乡日月武陵边，管甚陵迁谷变。
此词可谓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词人看来功名富贵如同缚网，自由自在才是真正的生活。倘佯山水，逍遥适意成为了词人理想的人生境界。这和《庄子》渔夫篇提倡的“保真”、“归朴”思想如出一辙，是庄子隐逸思想对文人心态的烙印的体现。
（三）随缘自适的红尘外闲人
如果说以上论述的作家及作品或多或少地都表现了仕与隐的矛盾纠结的话，那么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尚有另一类将儒家成分尽数抛弃的远离红尘的闲人渔夫形象。且看白賷《鹦鹉曲·渔父》：
依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
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此篇入眼甚是熟悉，溯其源头，每一语汇和意象皆有源可寻。但较为有意思的是这首曲中的“不识字”三字。再看白朴《渔夫》：
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
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有关渔夫识不识字这一问题在元代以前似乎从未被纳入考虑范围过，元人的“不识字”标准恰把渔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真的以渔为生的村野之夫；另一类则是隐逸于山林的士大夫文人。渔父的“不识字”使他们无从理解“识字”士大夫们的情感意识，但也为此使他们获得了“识字”的士大夫们永远难以获得的自由。这些不识字的渔夫们所生活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远离功名利禄、世事尘嚣，能够悠然自乐，以一种超然的姿态俯视着那些“识字”士人们的困惑与空虚。这也正是《庄子·渔父》的睿智所在，要求“绝圣弃智”，这在“不识字”的渔父身上得到了圆满的回答。元人的这一幡然醒悟，使得这些“不识字”渔夫们被搬上了案头，亦是他们对生命本质的呐喊，而这种本质的自由和适闲之乐便是庄子隐逸思想对元代文人心态的终极表现。
综而言之，元代的特殊文化背景造就了元代士人出路甚微的局面。文人对入世信念的缺乏和士大夫地位的陨落，加之民族矛盾、等级压迫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他们常常选择以归隐山林、追求自然之乐来摆脱政治上的羁绊。这种做法也可以看成一种更为全面的抗世，士人不再是以对自身的执守对抗世俗的腐朽，而是以更为彻底的放弃来否定一切价值观念。由此可见，元代文人在处理仕与隐的矛盾状况过程中，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在元代特殊社会背景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元代文人只能感慨入仕无门，遂而归隐山林。无疑，庄子的隐逸思想成了乱世文人寻求心灵寂静的慰藉。无论这些文人因何种原因归隐山林或期望归隐，其目的都大同小异，都是寻求隐逸之乐，追求宁静之方。有元一代，隐逸山林之风的盛炙和大量渔夫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现便是这种境遇下文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②[宋]苏轼.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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