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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打倒“四人帮”天下大治，速度可以快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在肃清、批判“四人帮”的同时，当年12月就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说：首先，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其次，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最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7年4月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在此前后召开了一系列的全国会议：如铁路、电力、冶金等一系列专门会议，揭批“四人帮”，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为夺回林彪、“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时间，号召“人们甩开膀子大干”。1977年4月铁路提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发展生产要引进先进的技术，现在没有“四人帮”的干扰，人们放开胆子大干，沿着引进“四十三亿”（即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的思路继续向前走。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国锋身体力行，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8月30日至9月3日来访，并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当时笔者是一名中学老师，领着学生站在长安街欢迎的队伍中，不由得想起1963年9月26日，中苏论战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虽然说理不够、数据不多，但是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因为反复广播，深入人心，言犹在耳。而现在铁托成为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元首，国家的贵宾，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这个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变化之大，对思想界、知识界的震动可想而知。中央的这些举措鼓舞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沿着引进“四十三亿”的思路和方法，1977年9月11日，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电力问题。华国锋说：5年大见成效，一定要大见成效。要挽起袖子来干。假如今年只增长10%，不要向政治局汇报。打倒“四人帮”天下大治，速度可以快。请计委准备一下，给政治局讲一下，怎样把速度搞上去。
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又一次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华国锋不仅提出在思想上“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且在政治局、国务院的会议上反复讲。如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并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
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还带头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如1977年4月2日下午，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人员。
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因为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筹建宝钢，派林乎加访问日本
宝钢的事情发端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很快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吨。1977年1月1日，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两人在电话中谈了半个小时。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3月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4月召开全国冶金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还来不及讨论引进、新建问题，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破坏罪行，讨论了整顿问题，要求迅速把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建立起来，把岗位责任制等各项制度恢复健全起来。生产开始上升，很快见到成效，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到1978年11月钢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3000万吨。
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去日本考察一个月，发现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冶金技术水平和日本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了考察报告、见闻，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还要照日本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12月14日，李先念批准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小组商谈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同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相继圈阅。12月，计委、建委、冶金部、交通部、铁道部、煤炭部、外贸部、一机部、四机部等二委八部三十几位领导和上海市委领导进行了认真调研。12月底，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主持会议，确定新厂名为上海宝山钢铁厂。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2月1日，成立了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了《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11日，华国锋批发国务院同意了这个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4亿元，国内投资70亿元。为了落实宝鋼一事，特派林乎率团访问日本。 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华国锋抓住国民经济不放。1978年2月25日至3月5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1978年计划。3月13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应该看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科学技术要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好经验，非常重要。从我们自己现在的基础上，慢慢走，也可以，但把外国的东西拿进来，再研究发展，就来得快。“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的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可以利用银行的外汇存款，这个方针已经定了。这是正常的银行业务来往，既然人家存了款，为什么不能用呢？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个部门关于《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的汇报。《规划要点》提出了到1985年累计外汇收入1050亿美元，其中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各200亿美元（用国家贸易外汇支付150亿美元，利用银行外汇存款50亿美元）。华国锋说：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战败后，10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2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
7月11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后，华国锋进一步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基于这样的思想，1978年3月起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3月9日到4月10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基本上否定了“三评”指责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
3月28日到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
4月10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港澳考察。
5月2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
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起到侦察兵的作用。因篇幅有限，此文重点介绍到日本、港澳两个团的情况。
派林乎加、段云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的特殊考虑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担当此任？
林乎加，1916年12月生于山东长岛，小学毕业后当学徒，自学达到高中程度。1937年在山东参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工作上吃苦耐劳、雷厉风行。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1月全国夺权，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林乎加。林乎加明知回到浙江要挨斗，被关押，但他襟怀坦荡，敢于负责。他说，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要回去，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他回去后，在省里斗完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完了，在县里斗。1972年春节，林乎加被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活动，陪尼克松到浙江访问。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5年11月，《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计委成为批判的重点。5月余秋里被发现患有心脏病，11月到广州休养。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既不能不做检查，也不能检查得太多，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踞十年之久的上海。倪志福找到余秋里，希望他推薦一个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平稳接管上海，结束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十年统治。上海全市深入揭批“四人帮”，“四人帮”的余党成为过街老鼠，群众的积极性如同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上海生产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结束，开始稳步上升。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12年生，山西省蒲县人。在山西法学院政经科毕业后，1933年公费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科，1937年4月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41年起在晋绥、西南局就开始从事财贸和经济工作，担任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局长、贸易总局局长，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到北京后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贸办副主任十年。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财经、商业、外贸和物价等方面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同在晋绥工作，他与华国锋就相识、相知。华国锋1971年到国务院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参加3月3日召开的全国棉、油、糖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华国锋负责起草文件，华国锋指定“秀才”段云执笔。华国锋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周总理坚持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一切可能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维护、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就是为解放生产力，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能说我们进城十几年人民生活还那么困难，还得不到大的改善，那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先烈，对得起群众？” 华国锋让简报组的同志如实写出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人认为“粮食不上纲，心里就发慌，丢了棉油糖，心里不着忙”，结果，“重粮轻棉不问油，生产单一化”。群众对这种稻谷加稻草的状况很不满意，批评说，“只顾粮上纲，丢了一大帮”。代表们还反映有的地方出现一些瞎指挥、搞浮夸、搞平调的苗头。也有个别地方把正当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
段云起草文件时，针对“文革”以来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的做法，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指出经济作物种类很多，它们对土壤、气候、雨量、日照各有不同的要求，力争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有一个全面的大幅度的增长。
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与华国锋意见相同，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到日本、港澳考察就是要搞清他们为何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作准备，当然要派这样敢于担当、有想法的干部出去。
林乎加、段云率团考察日本，提出引进技术、外资，发展教育等建议
林乎加向计委提出到日本考察，不仅看钢铁厂，还要看化纤厂。国务院同意后，林乎加马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和段云及副团长等一起确定人员，准备资料，听介绍。确定代表团秘书长为吴曙东（外贸部副局长）。团员有：陈安羽（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柳林（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崔平（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贾振之（上海市外贸局副局长）、陈一平（计委副局长）、肖秧（北京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张退令（轻工业部副局长）、刘兴华（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第二业务部经理）、林连德（外贸部四局副处长）。随员有：李运棠（一机部副处长）、赵津华（上海市外贸局干部）、何连涛（外贸部四局干部）。其中房维中、卜明、陈一平、肖秧四人还要参加港澳考察组。
在他们做准备的同时，3月，计委和外贸部派人和广东省的同志一起对宝安（今深圳市）、珠海兴办副食品基地的问题作了研究。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内地出口是22亿美元，远远高于韩国（1.8亿美元）、新加坡（12亿美元）、中国台湾（4.5亿美元）和香港（11亿美元）。“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美元，新加坡是80亿美元，中国台湾是93亿美元，香港是95亿美元，令人心焦。
当时还没有北京到日本东京的航班，必须绕道香港。3月28日，林乎加、段云、房维中、高修、卜明等率团出发。回来时接到国内电报：为了安全考虑，团内主要成员不要同乘一架飞机，是分乘不同的航班经香港回到北京。
林乎加、段云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访日的。3月29日，他们一到日本就分别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和经济企划厅长官会见。30日，会见日本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东京、关西地区的经济团体先后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盛大酒会。特别是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稻山嘉宽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
代表团看了新日鐵及下面的三个分厂，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全程陪同。林乎加、段云他们还到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等。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60年代的10年间，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70年代，日本经济继续增长，至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林乎加、段云等研究后，认为关键有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1）国内存款。（2）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快速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许多日本人士指出，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在校学生200万人，大学入学率为40%左右。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
林乎加、段云经过反复研究、思考，认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利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辅国内资金的不足。要害的前提，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
从日本回来后，林乎加、段云等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并形成报告，向中央提出了建议。
段云率“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 段云等向中央提交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最重要的内容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1.来料加工、来样订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2.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3.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4.在港澳兴办工厂。5.建立远洋船队。6.发展旅游。
听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汇报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后，华国锋第一个发言。4月23日到5月11日国家建委、冶金部组织全国有经验的56名著名专家到宝钢实地考察调研，后经过充分论证，认为宝钢厂址可以确立。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据此向国务院汇报。5月15日，李先念果断地批示：“决心已定，可以不再变动。”就此，宝钢的厂址定在上海宝山月浦。所以，华国锋没有再谈宝钢问题，他直指要害，说：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首先，同志们思想开阔了，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有启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今后还要用。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也要有机会出去。还有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也可以出去，冶金部就带过一些企业经理出去过。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这样出去考察好。汇报提出的问题很多，这次听一听，不能马上批准。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确实落实，把它办起来。
工资制分配怎么办，要早下决心。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井上井下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要解决。
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计委、经委、建委，还有外贸部、银行，希望你们认真研究，给中央做好参谋，给中央出主意。切实可行的事情，中央支持你们，批准你们去办。出国回来，好的东西都要。往往从一个角度看，过程是很充分的，但一综合平衡，全面考虑，就要分到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先上什么，后上什么，要有个次序。利用国外资金，引进设备和技术，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但因外国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你们提出要增加一千多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这决心怎么下？电，不是“跟上来”，而是应当先行，交通也应当先行。小平同志又提了要搞电子工业。这样，就得综合平衡，就得把项目分个先后缓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认为，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也要大一些。林乎加同志提出，加强引用新技术领导小组。提个名单，报李先念同志。这个小组，要整天研究这个问题。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要避免万马奔腾。不能看了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要引进，而忽视了国内好的、先进的东西。思想方法要注意。所有的部门都要总结经验，正面的经验、反面的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
随后，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随后，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
华国锋说，“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批准了来料加工，要搞一个文件，并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大家概括为：“说干就干。马上干。”
华国锋同意林乎加的意见，加强引用新技术领导小组。并要求：“提个名单，报李先念同志。这个小组，要整天研究这个问题。”6月，国务院成立了进出口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谷牧为主任，甘子玉、周建南为副主任，江泽民为秘书长。
6月，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改革工作，将林乎加调任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10月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在三个直辖市担任过主要领导人，在两个直辖市担任过第一把手的人。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和某些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订货、装配业务，技术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
余秋里组织计委经过研究，对“来料加工、来样订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做了明确的规定、说明，概括为“三来一补”。7月，国务院发出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负责研究制定加工装配业务的具体规定，审批装配生产线的引进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项目，并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平衡，总结经验和检查督促等项工作。国务院文件下发后，沿海各省市自治区行动起来。余秋里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开展情况，总结了经验，也反映了一些困难和问题。5月17日，余秋里在会上讲话，他讲了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好处，以及对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做好，并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这些实践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推动思想进一步解放。
华国锋说：“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进一步探讨。”会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由广东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到宝安调查半个月，内容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
林乎加回上海之后，李先念向邓小平汇报宝钢的事。邓小平决定：将工程全包给日本，要有限制，包24年。我们就要他一个优质工程，到时候交给我们钥匙就行了。
会上华国锋表扬了冶金部组团出去考察的做法。大家外出的劲头更大了，仅为宝钢，从5月到7月，由冶金部牵头，一机部、四机部、上海市冶金局和有关设计院参加共100人的设计审查团到日本，审查新日铁提出的宝钢初步设计方案。
消息（华国锋的讲话内容）很快传到广东、港澳。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做事沉稳，他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報告了广东省委的意见。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后，华国锋又一次提出向国外学习。他说：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出去了很多人。看来出外参观考察，是个很好的调查研究，开开眼界。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对国外不了解不行。
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将出国考察、开放推向高潮。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赴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赴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在肃清、批判“四人帮”的同时，当年12月就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说：首先，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其次，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最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7年4月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在此前后召开了一系列的全国会议：如铁路、电力、冶金等一系列专门会议，揭批“四人帮”，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为夺回林彪、“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时间，号召“人们甩开膀子大干”。1977年4月铁路提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发展生产要引进先进的技术，现在没有“四人帮”的干扰，人们放开胆子大干，沿着引进“四十三亿”（即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的思路继续向前走。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国锋身体力行，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8月30日至9月3日来访，并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当时笔者是一名中学老师，领着学生站在长安街欢迎的队伍中，不由得想起1963年9月26日，中苏论战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虽然说理不够、数据不多，但是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因为反复广播，深入人心，言犹在耳。而现在铁托成为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元首，国家的贵宾，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这个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变化之大，对思想界、知识界的震动可想而知。中央的这些举措鼓舞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沿着引进“四十三亿”的思路和方法，1977年9月11日，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电力问题。华国锋说：5年大见成效，一定要大见成效。要挽起袖子来干。假如今年只增长10%，不要向政治局汇报。打倒“四人帮”天下大治，速度可以快。请计委准备一下，给政治局讲一下，怎样把速度搞上去。
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又一次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华国锋不仅提出在思想上“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且在政治局、国务院的会议上反复讲。如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并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
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还带头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如1977年4月2日下午，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人员。
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因为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筹建宝钢，派林乎加访问日本
宝钢的事情发端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很快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吨。1977年1月1日，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两人在电话中谈了半个小时。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3月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4月召开全国冶金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还来不及讨论引进、新建问题，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破坏罪行，讨论了整顿问题，要求迅速把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建立起来，把岗位责任制等各项制度恢复健全起来。生产开始上升，很快见到成效，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到1978年11月钢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3000万吨。
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去日本考察一个月，发现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冶金技术水平和日本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了考察报告、见闻，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还要照日本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12月14日，李先念批准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小组商谈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同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相继圈阅。12月，计委、建委、冶金部、交通部、铁道部、煤炭部、外贸部、一机部、四机部等二委八部三十几位领导和上海市委领导进行了认真调研。12月底，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主持会议，确定新厂名为上海宝山钢铁厂。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2月1日，成立了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了《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11日，华国锋批发国务院同意了这个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4亿元，国内投资70亿元。为了落实宝鋼一事，特派林乎率团访问日本。 华国锋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华国锋抓住国民经济不放。1978年2月25日至3月5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1978年计划。3月13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应该看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科学技术要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好经验，非常重要。从我们自己现在的基础上，慢慢走，也可以，但把外国的东西拿进来，再研究发展，就来得快。“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的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可以利用银行的外汇存款，这个方针已经定了。这是正常的银行业务来往，既然人家存了款，为什么不能用呢？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个部门关于《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的汇报。《规划要点》提出了到1985年累计外汇收入1050亿美元，其中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各200亿美元（用国家贸易外汇支付150亿美元，利用银行外汇存款50亿美元）。华国锋说：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战败后，10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2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
7月11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后，华国锋进一步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基于这样的思想，1978年3月起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3月9日到4月10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基本上否定了“三评”指责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
3月28日到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
4月10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港澳考察。
5月2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
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起到侦察兵的作用。因篇幅有限，此文重点介绍到日本、港澳两个团的情况。
派林乎加、段云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的特殊考虑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担当此任？
林乎加，1916年12月生于山东长岛，小学毕业后当学徒，自学达到高中程度。1937年在山东参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工作上吃苦耐劳、雷厉风行。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1月全国夺权，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林乎加。林乎加明知回到浙江要挨斗，被关押，但他襟怀坦荡，敢于负责。他说，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要回去，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他回去后，在省里斗完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完了，在县里斗。1972年春节，林乎加被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活动，陪尼克松到浙江访问。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5年11月，《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计委成为批判的重点。5月余秋里被发现患有心脏病，11月到广州休养。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既不能不做检查，也不能检查得太多，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踞十年之久的上海。倪志福找到余秋里，希望他推薦一个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平稳接管上海，结束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十年统治。上海全市深入揭批“四人帮”，“四人帮”的余党成为过街老鼠，群众的积极性如同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上海生产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结束，开始稳步上升。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12年生，山西省蒲县人。在山西法学院政经科毕业后，1933年公费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科，1937年4月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41年起在晋绥、西南局就开始从事财贸和经济工作，担任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局长、贸易总局局长，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到北京后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贸办副主任十年。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财经、商业、外贸和物价等方面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同在晋绥工作，他与华国锋就相识、相知。华国锋1971年到国务院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参加3月3日召开的全国棉、油、糖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华国锋负责起草文件，华国锋指定“秀才”段云执笔。华国锋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周总理坚持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一切可能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维护、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就是为解放生产力，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能说我们进城十几年人民生活还那么困难，还得不到大的改善，那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先烈，对得起群众？” 华国锋让简报组的同志如实写出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人认为“粮食不上纲，心里就发慌，丢了棉油糖，心里不着忙”，结果，“重粮轻棉不问油，生产单一化”。群众对这种稻谷加稻草的状况很不满意，批评说，“只顾粮上纲，丢了一大帮”。代表们还反映有的地方出现一些瞎指挥、搞浮夸、搞平调的苗头。也有个别地方把正当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
段云起草文件时，针对“文革”以来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的做法，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指出经济作物种类很多，它们对土壤、气候、雨量、日照各有不同的要求，力争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有一个全面的大幅度的增长。
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与华国锋意见相同，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到日本、港澳考察就是要搞清他们为何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作准备，当然要派这样敢于担当、有想法的干部出去。
林乎加、段云率团考察日本，提出引进技术、外资，发展教育等建议
林乎加向计委提出到日本考察，不仅看钢铁厂，还要看化纤厂。国务院同意后，林乎加马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和段云及副团长等一起确定人员，准备资料，听介绍。确定代表团秘书长为吴曙东（外贸部副局长）。团员有：陈安羽（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柳林（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崔平（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贾振之（上海市外贸局副局长）、陈一平（计委副局长）、肖秧（北京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张退令（轻工业部副局长）、刘兴华（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第二业务部经理）、林连德（外贸部四局副处长）。随员有：李运棠（一机部副处长）、赵津华（上海市外贸局干部）、何连涛（外贸部四局干部）。其中房维中、卜明、陈一平、肖秧四人还要参加港澳考察组。
在他们做准备的同时，3月，计委和外贸部派人和广东省的同志一起对宝安（今深圳市）、珠海兴办副食品基地的问题作了研究。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内地出口是22亿美元，远远高于韩国（1.8亿美元）、新加坡（12亿美元）、中国台湾（4.5亿美元）和香港（11亿美元）。“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美元，新加坡是80亿美元，中国台湾是93亿美元，香港是95亿美元，令人心焦。
当时还没有北京到日本东京的航班，必须绕道香港。3月28日，林乎加、段云、房维中、高修、卜明等率团出发。回来时接到国内电报：为了安全考虑，团内主要成员不要同乘一架飞机，是分乘不同的航班经香港回到北京。
林乎加、段云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访日的。3月29日，他们一到日本就分别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和经济企划厅长官会见。30日，会见日本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东京、关西地区的经济团体先后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盛大酒会。特别是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稻山嘉宽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
代表团看了新日鐵及下面的三个分厂，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全程陪同。林乎加、段云他们还到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等。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60年代的10年间，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70年代，日本经济继续增长，至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林乎加、段云等研究后，认为关键有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1）国内存款。（2）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快速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许多日本人士指出，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在校学生200万人，大学入学率为40%左右。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
林乎加、段云经过反复研究、思考，认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利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辅国内资金的不足。要害的前提，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
从日本回来后，林乎加、段云等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并形成报告，向中央提出了建议。
段云率“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 段云等向中央提交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最重要的内容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1.来料加工、来样订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2.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3.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4.在港澳兴办工厂。5.建立远洋船队。6.发展旅游。
听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汇报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后，华国锋第一个发言。4月23日到5月11日国家建委、冶金部组织全国有经验的56名著名专家到宝钢实地考察调研，后经过充分论证，认为宝钢厂址可以确立。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据此向国务院汇报。5月15日，李先念果断地批示：“决心已定，可以不再变动。”就此，宝钢的厂址定在上海宝山月浦。所以，华国锋没有再谈宝钢问题，他直指要害，说：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首先，同志们思想开阔了，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有启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今后还要用。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也要有机会出去。还有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也可以出去，冶金部就带过一些企业经理出去过。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这样出去考察好。汇报提出的问题很多，这次听一听，不能马上批准。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确实落实，把它办起来。
工资制分配怎么办，要早下决心。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井上井下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要解决。
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计委、经委、建委，还有外贸部、银行，希望你们认真研究，给中央做好参谋，给中央出主意。切实可行的事情，中央支持你们，批准你们去办。出国回来，好的东西都要。往往从一个角度看，过程是很充分的，但一综合平衡，全面考虑，就要分到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先上什么，后上什么，要有个次序。利用国外资金，引进设备和技术，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但因外国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你们提出要增加一千多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这决心怎么下？电，不是“跟上来”，而是应当先行，交通也应当先行。小平同志又提了要搞电子工业。这样，就得综合平衡，就得把项目分个先后缓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认为，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也要大一些。林乎加同志提出，加强引用新技术领导小组。提个名单，报李先念同志。这个小组，要整天研究这个问题。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要避免万马奔腾。不能看了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要引进，而忽视了国内好的、先进的东西。思想方法要注意。所有的部门都要总结经验，正面的经验、反面的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
随后，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随后，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
华国锋说，“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批准了来料加工，要搞一个文件，并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大家概括为：“说干就干。马上干。”
华国锋同意林乎加的意见，加强引用新技术领导小组。并要求：“提个名单，报李先念同志。这个小组，要整天研究这个问题。”6月，国务院成立了进出口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谷牧为主任，甘子玉、周建南为副主任，江泽民为秘书长。
6月，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改革工作，将林乎加调任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10月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林乎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在三个直辖市担任过主要领导人，在两个直辖市担任过第一把手的人。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和某些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订货、装配业务，技术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
余秋里组织计委经过研究，对“来料加工、来样订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做了明确的规定、说明，概括为“三来一补”。7月，国务院发出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负责研究制定加工装配业务的具体规定，审批装配生产线的引进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项目，并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平衡，总结经验和检查督促等项工作。国务院文件下发后，沿海各省市自治区行动起来。余秋里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开展情况，总结了经验，也反映了一些困难和问题。5月17日，余秋里在会上讲话，他讲了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好处，以及对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做好，并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这些实践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推动思想进一步解放。
华国锋说：“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进一步探讨。”会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由广东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到宝安调查半个月，内容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
林乎加回上海之后，李先念向邓小平汇报宝钢的事。邓小平决定：将工程全包给日本，要有限制，包24年。我们就要他一个优质工程，到时候交给我们钥匙就行了。
会上华国锋表扬了冶金部组团出去考察的做法。大家外出的劲头更大了，仅为宝钢，从5月到7月，由冶金部牵头，一机部、四机部、上海市冶金局和有关设计院参加共100人的设计审查团到日本，审查新日铁提出的宝钢初步设计方案。
消息（华国锋的讲话内容）很快传到广东、港澳。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做事沉稳，他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報告了广东省委的意见。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后，华国锋又一次提出向国外学习。他说：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出去了很多人。看来出外参观考察，是个很好的调查研究，开开眼界。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对国外不了解不行。
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将出国考察、开放推向高潮。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赴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赴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