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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反倒出了太阳。”我给伊发信息。
伊不睬我。
我翻了几下手机，做了一杯咖啡。悻悻地。
主要是因为下午我要去区里的法院。我去旁听一个案子。我决定去旁听这个案子而不是那个案子，完全是随机的。都是因为上次我在区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发现原来基本上这些民事案子都可以随意旁听呢，确实很有公开公正的面貌。当然，要出示身份证，要查体查包，要过个安检什么的，而且要跟检查员撒个谎：“跟前面一起的。”“前面”是谁，我并不认识。我只带了张身份证去，没带包。上次我的包过这个安检机时，包带卡在传送带里，扯都扯不出来，而且为此平白无故吃了好些X光辐射。更重要的是，卡包的事情微妙地影响了我出庭的心情。毕竟，那次我是被告。
所以，我总是同情被告的。是啊，如此极端的想法，又是真的想法，不能说不对就不这么想啊。就像我只带了一个身份证，却还会假想裤腰带上别着一把枪呢。
“有没有想过裤腰带上别把枪？”排队登记的时候我给伊说。
伊秒回：“这么不雅啊？”
“我在法院。”
“你在法院想带枪？”
“想想又没关系，你说真有思想罪？”这时我觉得读心术真是最糟糕的超能力了，没有读心术加持的思想罪则是更糟糕的事情了。
“哇，你好棒。”
每次伊这么说话，我都觉得伊疯了。这让这种“随机”的对话，显得更随机了。虽然“随机”，其实也是蛮好的。但我觉得伊的话都是有理的，伊都是从伊自己的立场来说我的，不光说我棒，有时候说我有个性，有时候说我被宠坏了。伊是那样一个立场，伊说什么我都能承受。只有伊自以为是地要对我“设身处地”，那我可就受不了了。我一贯很少“设身处地”，别人以“设身处地”相待，我就自我膨胀到要爆炸的。
我发了一个“再见”的微笑脸。
表情符号里的“微笑脸”、“再见微笑脸”都等于“你滚”的意思吧。
这时候我已经在法院一楼走廊里东张西望了。走廊里挂着几张西方法官的头像（这可能是我希望有），也有上级法院领导的书法作品（这肯定是真实的）。我一直不明白文职工作者那么爱写毛笔字的原因，文科生不是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么。对啊，我宁愿把这叫做“毛笔字”而不是“书法”。我这么叫，也就会想到高中时做过的一道阅读理解题。那个文章讲到的知识点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以至于此刻都想拿出来炫耀一下。文章说书法艺术，不光能呈现出来艺术品最终的面貌，还能让人观赏到创作过程的每一个痕迹，也就是所谓“时间性”与“空间性”并置的藝术。
确实太好了。
走廊两边的每扇门都开着，每扇门背后就是一个法庭。那么普通的一扇窄门，里面的天地却是公堂，悬着巨大的国徽，审判员的座位是在高高的台子上，家具的颜色是深栗色，叫人想到水的表面张力。
我在第二扇门前停下来，往里照了张相。门框和相片边框垂直，好像切割了画面，这样我想里面的景色就会有纵深感，这就叫大景深吧，大景深的画面难有焦点。我随手把照片发给了伊。
伊说：“真在法院？干吗呢？”
我说：“出来放风。”
伊说：“今天行情很无聊吗？”伊说的“行情”指的是股票行情。现在是下午两点差一刻，离收盘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说：“熊市有什么行情，跌跌不休，我加了点中国平安。”
伊发来一个“大拇指”表情。
伊这样的短线客真是太没劲了。好像伊很晓得中国平安是个什么公司以及今天加仓的意义在哪里似的。一个炒股为业的高等游民，真分不清伊这是什么情感立场。
我说：“我们的法庭像不像书法艺术？”
伊说：“啊？”
我说：“它开着庭，又没开着庭。”
伊说：“嗯？”
我说：“它开着庭是这样，没开庭是这样，开完庭也这样。毛笔字不都是写完了也像没写完，没写完也是写完了的样子？”
伊笑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忽然想到了《祭侄文稿》。颜真卿写着写着便忘记了自己是书法家。”
伊说：“但可能是最好的书法家？”
我说：“对，从头到尾的感情过程，不光在文字，也都在线条变化里展现了。”
伊说：“嗯嗯，质胜于文了，而文在其中。”
我发去一个“皱眉”的表情。伊为什么总这么聪明。
“格房子哪能噶吃香？”我听到一个女声，从这个法庭里传出来。
女声柔和慵懒，有一点鼻音，像返乡大学生误入邻里纠纷流露出来的那种样子——见过了世面能置身事外，又忍不住地要感兴趣。我仔细看去，一个长发女子单手托腮，翻着一堆资料，脸白净得近乎苍白——大概是因为在“法庭”上的缘故吧。她面前摆的牌子上写着“审判员”。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伊，是不是咱们的“法官”都叫“审判员”，我又给伊发了信息。
女审判员歪个头，还在翻那叠卷宗。我觉得她这会儿肯定没真在看，但她漫不经心的这副样子，甚至还有点天真，是不是一种嗲嗲的威慑啊？话说职场上这就是女人的优势吧？而且那真的算一个好看的女人，一个厉害的女法官——又能嗲得旁若无人，这岂不就完完全全是“她的法庭”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同性，每次见偶像董明珠怒怼中小股东时，我都觉得她根本就是嗲嗲的——只是别人都看不出来。下面两边，哪边是原告，哪边是被告？原告的对面是被告，被告的对面是原告。原告被告都伸着脖子等着她。
“我不知道。你上回还讲要报名当人民陪审员？”伊回了消息。
我笑了：“你不觉得‘人民陪审员’这五个字特别牛逼吗？”
伊说：“你是觉得‘人民’和‘陪审员’放在一起才特别牛逼吧？”
我说：“那是‘人民’牛逼还是‘陪审员’牛逼呢？”
伊说：“都很牛逼。” “我知道。”伊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一个小绿人，孤零零伸出小短手。
人生第一次坐上被告席，比坐上主席台还要新奇。当初我应该在被告席上留影的，留着照片以后威慑一下扬言要告我的人。
有时候在文学杂志上，看到一些小说，不免也会想写写小说看。我经常要想写自己打过的官司，但都不知道从何写起。想到要写，一脑子念头像潮水翻涌，像存量博弈，像……像……像忍不住要打很多比方。哪，原来自己也是习惯了用比喻说明和表达，仿佛这样就特别真切。
小时候接受文学启蒙的1990年代，先锋小说讲这些复杂的现实里的事情，就往往是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我一直感到，象征比喻撇开“保护伞”的作用不提，难道不是表示思维过程的不完整吗？也就是说大概自己都没想明白，既不能正面表述，又怕一旦正面直接地写，会落得个“直白”的口风，或许“直白”就是最“自然”呢，最自然地看见，最自然地说出，最自然地表现了自己。仿佛每个有点追求的艺术工作者都有过一个波德莱尔时期——画一朵花，造一朵空花，走过一顶撑开的伞，而伞下空无一人——这种表达状况。似乎总是要到很晚以后，人大致才能明白，写实是个很难的事情，那种“写”的“现实”，不是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那样的概括，画个人物也不是概念，哪怕“现实主义”的概念已经不是那么硬核的“概念”了，而写实的人也依然要抛弃任何“概念”，怀着必须更正常更真切的情感，把每个人写得像每个人，却又不可能是群体性的“一个人”，就是tɑ自己那么妥妥当当的“一个人”——站在“时代、群体”的幕布前面。那么，那样子的话，真的好难写。我要用我自己去听看想，没有我自己不可以，太有我自己也不可以，我要听tɑ看tɑ想tɑ，还要再从形体里，分出第三个人，去听tɑ看tɑ想tɑ、听我看我想我，仿佛存着一个跳脱的自己，存了个“觉知”，观看着一切，提示着一切，把不可能化成可能，把可能化成不可能，哪怕是表现了一个“基本上错误而究竟上不存在”的自我——由此，大概才更接近于写实之实？先这样活在世上，然后才要这样写小说——我好累。
“你能知道要这样写了，就不会觉得累了。”伊肯定会这么讲我的，“‘觉知’是很刺激的东西，‘不知’才是恐惧之源吧？”
“哎哟，那我就是懒了。好吧。”我肯定是这么接的。
但事实上，伊是这么讲的：“但当你觉知累的时候，又不累了。”
“噢，那就是过了极点了。”我说，“我跑步的极点从没来到过，辛苦劳累的极点倒是纷至沓来。”
“哈哈。”
“我会忍住的。”我说。
“忍住就好了。”我又补上一句。
“哇，你好棒。”
每次伊这么说话，我都应该觉得伊疯了，觉得伊失却了原来的形象。但那次不同，那是对于我这位独生子女的宽容和关爱。独生子女以前很少，今后也越来越少。他们忍耐力很差却也能够任劳任怨，独享好处时心安理得，独担责任时勤勤恳恳——所谓独立。独自立着，凭空的独立，不得已的独立。
哪怕我还是写不出自己的官司，起码我可以写官司的周边，一些让“官司”显得轻如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周边。官司是从死者开始的，那天我一大早就去殡仪馆了，我在路上的时候天还蒙蒙亮。我得在我爸死掉的第三天把他烧掉。
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男子，他给了我一张很大很大的表格，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殡葬服务供选，就像给了你一张火锅店的点菜单。我一边勾一边问，问完又涂涂改改。问那上面印的一些“术语”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一种想学习了解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功利心。可能是在殯仪馆工作的缘故，接待员尽管也顶着一个年轻人很时髦的发型，还抹了哑光发蜡，他的谈吐却像年长了二十岁。他解释几种纸棺材之间的不同，介绍几种化妆术之间的不同，解答几种焚化炉之间的不同，还跟我普及了一些本地的丧葬风俗。
“嗯嗯。”我说，“是的。好的。这种服务可以完全粉碎骨头？真的吗？”
“真的。”他说。
我抬头看他，他看着我手里的表格。
“为什么。”因为脑海里正掠过几百个物理学问题，我说出来的疑问便成了一个陈述。
或许是他终于在我的态度里感到了一丝不耐烦，他忽然停止了回答。
我的不耐烦，是一种什么呢。类似于恐惧？类似于不真实？不清楚究竟类似于什么，就只好纠缠在“科学问题”里？仿佛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会有无数的时刻，我像那时一样在“不真实”里怀疑“真实”。但无论如何，他表现的是真挚。哪怕不真实，真挚也接近于朴素的真相了。这点很神奇，这里的每个人都像实现了共产主义。在表格的页脚，写着殡仪馆的口号：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
我很快就勾完了。我勾的项目很少，很多都可以省略。也不组织追悼会，反正我的叔叔伯伯们没有一个愿意来，我甚至也不想打听我爸还有没有朋友。然后他带我去冷库。
在那条不锈钢色的走廊里，我眼角的余光能看到心脏跳动是如何牵连着衣领的起伏。我爸躺在不锈钢板车上脸色黑红，跟小时候天冷长了满手的冻疮一样，他嘴角和眉毛上的冰霜，跟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带血冻肉也没什么两样。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不想吃冷冻肉制品的，我只需要把冻肉合理地解冻合理地烹饪，我依然还是可以吃冷冻肉制品的。
不锈钢推车推出在不锈钢色的走廊里，不知道有多久。不知道我这样看了有多久。
接待员问：“可以确认了吗？”
那时候，我的“我”已经从“我”里跳出来了，看着我。我完全难以想像我爸那时是硬梆梆的，质地的软硬难以在视觉里传达。所以忍不住那么想，有距离感地想，恶作剧地想，也是合理的，尽管那时我三十七岁了，我跟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此我为我，又确实非我。我此刻是谁呢，我的身体是我？我的举止是我？我的感受是我？我有什么能足以被称作是“我”？
不管怎样，这样想还是那样想，这样做还是那样做，他都是乘着白鹤去了呀。
伊不睬我。
我翻了几下手机，做了一杯咖啡。悻悻地。
主要是因为下午我要去区里的法院。我去旁听一个案子。我决定去旁听这个案子而不是那个案子，完全是随机的。都是因为上次我在区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发现原来基本上这些民事案子都可以随意旁听呢，确实很有公开公正的面貌。当然，要出示身份证，要查体查包，要过个安检什么的，而且要跟检查员撒个谎：“跟前面一起的。”“前面”是谁，我并不认识。我只带了张身份证去，没带包。上次我的包过这个安检机时，包带卡在传送带里，扯都扯不出来，而且为此平白无故吃了好些X光辐射。更重要的是，卡包的事情微妙地影响了我出庭的心情。毕竟，那次我是被告。
所以，我总是同情被告的。是啊，如此极端的想法，又是真的想法，不能说不对就不这么想啊。就像我只带了一个身份证，却还会假想裤腰带上别着一把枪呢。
“有没有想过裤腰带上别把枪？”排队登记的时候我给伊说。
伊秒回：“这么不雅啊？”
“我在法院。”
“你在法院想带枪？”
“想想又没关系，你说真有思想罪？”这时我觉得读心术真是最糟糕的超能力了，没有读心术加持的思想罪则是更糟糕的事情了。
“哇，你好棒。”
每次伊这么说话，我都觉得伊疯了。这让这种“随机”的对话，显得更随机了。虽然“随机”，其实也是蛮好的。但我觉得伊的话都是有理的，伊都是从伊自己的立场来说我的，不光说我棒，有时候说我有个性，有时候说我被宠坏了。伊是那样一个立场，伊说什么我都能承受。只有伊自以为是地要对我“设身处地”，那我可就受不了了。我一贯很少“设身处地”，别人以“设身处地”相待，我就自我膨胀到要爆炸的。
我发了一个“再见”的微笑脸。
表情符号里的“微笑脸”、“再见微笑脸”都等于“你滚”的意思吧。
这时候我已经在法院一楼走廊里东张西望了。走廊里挂着几张西方法官的头像（这可能是我希望有），也有上级法院领导的书法作品（这肯定是真实的）。我一直不明白文职工作者那么爱写毛笔字的原因，文科生不是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么。对啊，我宁愿把这叫做“毛笔字”而不是“书法”。我这么叫，也就会想到高中时做过的一道阅读理解题。那个文章讲到的知识点让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以至于此刻都想拿出来炫耀一下。文章说书法艺术，不光能呈现出来艺术品最终的面貌，还能让人观赏到创作过程的每一个痕迹，也就是所谓“时间性”与“空间性”并置的藝术。
确实太好了。
走廊两边的每扇门都开着，每扇门背后就是一个法庭。那么普通的一扇窄门，里面的天地却是公堂，悬着巨大的国徽，审判员的座位是在高高的台子上，家具的颜色是深栗色，叫人想到水的表面张力。
我在第二扇门前停下来，往里照了张相。门框和相片边框垂直，好像切割了画面，这样我想里面的景色就会有纵深感，这就叫大景深吧，大景深的画面难有焦点。我随手把照片发给了伊。
伊说：“真在法院？干吗呢？”
我说：“出来放风。”
伊说：“今天行情很无聊吗？”伊说的“行情”指的是股票行情。现在是下午两点差一刻，离收盘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说：“熊市有什么行情，跌跌不休，我加了点中国平安。”
伊发来一个“大拇指”表情。
伊这样的短线客真是太没劲了。好像伊很晓得中国平安是个什么公司以及今天加仓的意义在哪里似的。一个炒股为业的高等游民，真分不清伊这是什么情感立场。
我说：“我们的法庭像不像书法艺术？”
伊说：“啊？”
我说：“它开着庭，又没开着庭。”
伊说：“嗯？”
我说：“它开着庭是这样，没开庭是这样，开完庭也这样。毛笔字不都是写完了也像没写完，没写完也是写完了的样子？”
伊笑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忽然想到了《祭侄文稿》。颜真卿写着写着便忘记了自己是书法家。”
伊说：“但可能是最好的书法家？”
我说：“对，从头到尾的感情过程，不光在文字，也都在线条变化里展现了。”
伊说：“嗯嗯，质胜于文了，而文在其中。”
我发去一个“皱眉”的表情。伊为什么总这么聪明。
“格房子哪能噶吃香？”我听到一个女声，从这个法庭里传出来。
女声柔和慵懒，有一点鼻音，像返乡大学生误入邻里纠纷流露出来的那种样子——见过了世面能置身事外，又忍不住地要感兴趣。我仔细看去，一个长发女子单手托腮，翻着一堆资料，脸白净得近乎苍白——大概是因为在“法庭”上的缘故吧。她面前摆的牌子上写着“审判员”。我觉得有必要问问伊，是不是咱们的“法官”都叫“审判员”，我又给伊发了信息。
女审判员歪个头，还在翻那叠卷宗。我觉得她这会儿肯定没真在看，但她漫不经心的这副样子，甚至还有点天真，是不是一种嗲嗲的威慑啊？话说职场上这就是女人的优势吧？而且那真的算一个好看的女人，一个厉害的女法官——又能嗲得旁若无人，这岂不就完完全全是“她的法庭”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同性，每次见偶像董明珠怒怼中小股东时，我都觉得她根本就是嗲嗲的——只是别人都看不出来。下面两边，哪边是原告，哪边是被告？原告的对面是被告，被告的对面是原告。原告被告都伸着脖子等着她。
“我不知道。你上回还讲要报名当人民陪审员？”伊回了消息。
我笑了：“你不觉得‘人民陪审员’这五个字特别牛逼吗？”
伊说：“你是觉得‘人民’和‘陪审员’放在一起才特别牛逼吧？”
我说：“那是‘人民’牛逼还是‘陪审员’牛逼呢？”
伊说：“都很牛逼。” “我知道。”伊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一个小绿人，孤零零伸出小短手。
人生第一次坐上被告席，比坐上主席台还要新奇。当初我应该在被告席上留影的，留着照片以后威慑一下扬言要告我的人。
有时候在文学杂志上，看到一些小说，不免也会想写写小说看。我经常要想写自己打过的官司，但都不知道从何写起。想到要写，一脑子念头像潮水翻涌，像存量博弈，像……像……像忍不住要打很多比方。哪，原来自己也是习惯了用比喻说明和表达，仿佛这样就特别真切。
小时候接受文学启蒙的1990年代，先锋小说讲这些复杂的现实里的事情，就往往是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塑造出来的。我一直感到，象征比喻撇开“保护伞”的作用不提，难道不是表示思维过程的不完整吗？也就是说大概自己都没想明白，既不能正面表述，又怕一旦正面直接地写，会落得个“直白”的口风，或许“直白”就是最“自然”呢，最自然地看见，最自然地说出，最自然地表现了自己。仿佛每个有点追求的艺术工作者都有过一个波德莱尔时期——画一朵花，造一朵空花，走过一顶撑开的伞，而伞下空无一人——这种表达状况。似乎总是要到很晚以后，人大致才能明白，写实是个很难的事情，那种“写”的“现实”，不是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那样的概括，画个人物也不是概念，哪怕“现实主义”的概念已经不是那么硬核的“概念”了，而写实的人也依然要抛弃任何“概念”，怀着必须更正常更真切的情感，把每个人写得像每个人，却又不可能是群体性的“一个人”，就是tɑ自己那么妥妥当当的“一个人”——站在“时代、群体”的幕布前面。那么，那样子的话，真的好难写。我要用我自己去听看想，没有我自己不可以，太有我自己也不可以，我要听tɑ看tɑ想tɑ，还要再从形体里，分出第三个人，去听tɑ看tɑ想tɑ、听我看我想我，仿佛存着一个跳脱的自己，存了个“觉知”，观看着一切，提示着一切，把不可能化成可能，把可能化成不可能，哪怕是表现了一个“基本上错误而究竟上不存在”的自我——由此，大概才更接近于写实之实？先这样活在世上，然后才要这样写小说——我好累。
“你能知道要这样写了，就不会觉得累了。”伊肯定会这么讲我的，“‘觉知’是很刺激的东西，‘不知’才是恐惧之源吧？”
“哎哟，那我就是懒了。好吧。”我肯定是这么接的。
但事实上，伊是这么讲的：“但当你觉知累的时候，又不累了。”
“噢，那就是过了极点了。”我说，“我跑步的极点从没来到过，辛苦劳累的极点倒是纷至沓来。”
“哈哈。”
“我会忍住的。”我说。
“忍住就好了。”我又补上一句。
“哇，你好棒。”
每次伊这么说话，我都应该觉得伊疯了，觉得伊失却了原来的形象。但那次不同，那是对于我这位独生子女的宽容和关爱。独生子女以前很少，今后也越来越少。他们忍耐力很差却也能够任劳任怨，独享好处时心安理得，独担责任时勤勤恳恳——所谓独立。独自立着，凭空的独立，不得已的独立。
哪怕我还是写不出自己的官司，起码我可以写官司的周边，一些让“官司”显得轻如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周边。官司是从死者开始的，那天我一大早就去殡仪馆了，我在路上的时候天还蒙蒙亮。我得在我爸死掉的第三天把他烧掉。
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男子，他给了我一张很大很大的表格，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殡葬服务供选，就像给了你一张火锅店的点菜单。我一边勾一边问，问完又涂涂改改。问那上面印的一些“术语”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一种想学习了解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的功利心。可能是在殯仪馆工作的缘故，接待员尽管也顶着一个年轻人很时髦的发型，还抹了哑光发蜡，他的谈吐却像年长了二十岁。他解释几种纸棺材之间的不同，介绍几种化妆术之间的不同，解答几种焚化炉之间的不同，还跟我普及了一些本地的丧葬风俗。
“嗯嗯。”我说，“是的。好的。这种服务可以完全粉碎骨头？真的吗？”
“真的。”他说。
我抬头看他，他看着我手里的表格。
“为什么。”因为脑海里正掠过几百个物理学问题，我说出来的疑问便成了一个陈述。
或许是他终于在我的态度里感到了一丝不耐烦，他忽然停止了回答。
我的不耐烦，是一种什么呢。类似于恐惧？类似于不真实？不清楚究竟类似于什么，就只好纠缠在“科学问题”里？仿佛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会有无数的时刻，我像那时一样在“不真实”里怀疑“真实”。但无论如何，他表现的是真挚。哪怕不真实，真挚也接近于朴素的真相了。这点很神奇，这里的每个人都像实现了共产主义。在表格的页脚，写着殡仪馆的口号：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
我很快就勾完了。我勾的项目很少，很多都可以省略。也不组织追悼会，反正我的叔叔伯伯们没有一个愿意来，我甚至也不想打听我爸还有没有朋友。然后他带我去冷库。
在那条不锈钢色的走廊里，我眼角的余光能看到心脏跳动是如何牵连着衣领的起伏。我爸躺在不锈钢板车上脸色黑红，跟小时候天冷长了满手的冻疮一样，他嘴角和眉毛上的冰霜，跟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带血冻肉也没什么两样。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不会不想吃冷冻肉制品的，我只需要把冻肉合理地解冻合理地烹饪，我依然还是可以吃冷冻肉制品的。
不锈钢推车推出在不锈钢色的走廊里，不知道有多久。不知道我这样看了有多久。
接待员问：“可以确认了吗？”
那时候，我的“我”已经从“我”里跳出来了，看着我。我完全难以想像我爸那时是硬梆梆的，质地的软硬难以在视觉里传达。所以忍不住那么想，有距离感地想，恶作剧地想，也是合理的，尽管那时我三十七岁了，我跟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此我为我，又确实非我。我此刻是谁呢，我的身体是我？我的举止是我？我的感受是我？我有什么能足以被称作是“我”？
不管怎样，这样想还是那样想，这样做还是那样做，他都是乘着白鹤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