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欲一试吾目光”】
　　据《恽毓鼎澄斋日记》，1912年8月24日，北京晴天。这一天，孙中山抵达北京。这块土地，他已经阔别了18年之久。18年前，不足30岁的他还对朝廷抱有幻想，北上天津，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改革献策，却如泥牛入海，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延见。失望之余，他与陆皓东游历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转而深入武汉，以窥长江之形势。那一年底，他在美国檀香山与同志成立兴中会，正式转向革命。现在他已是名动天下的革命领袖，而且革命果实已经成熟，唯一遗憾的是，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依照与袁世凯的约定，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为继任者。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前往临时参议院，正式解职，解职令云：“赖国人之力，南北一家，共和确定，本总统藉此卸责，得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此后他的足迹遍及上海、武汉、福州、广州、香港、澳门，及其家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等地，一面游山玩水，一面宣传主义。这段行程，被《孙中山年谱》视为“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孙中山一生沐雨栉风，摩顶放踵，以利国民，这样的闲暇，实在难得。
　　“最优游清闲之岁月”，时长约3个月。早在4月，袁世凯便邀孙中山北上会晤，共商国是，孙中山曾以“急回故乡”为由婉拒。5月27日，他回到家乡，盘桓三天，去往广州。到广州之后，给黄兴发电报，相约一同北上。6月初，他向《申报》表示，即将北上。不料6月9日，黄兴右手食指为电扇所伤，随后脚气病发，只能等痊愈后，再行北上。这一拖，直至8月初。8月2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告以“拟缓数日，即同北上”。恰在他们束装待发之际，北京突然爆发了一起血案：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被袁世凯、黎元洪联手杀害。革命党人担忧二位领袖安全，纷纷劝阻，孙中山毅然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最后决定，黄兴留在上海，他则如期北行。另有一说，袁世凯派来劝驾的官员一再请求孙中山劝黄兴同行，孙中山笑道：“有何大事，某一人不能了之，逼克强与偕？且我亦主张克强不往。”
　　孙中山北上原因或目的，据《申报》（1912年6月4日）报道：“一、调停党派；二、拟来北方提倡民生主义；三、因满蒙一带对于共和恐不能确实承认，拟遍游一次，以侦察北方之真情；四、因外债累起波折，拟竭力提倡国民捐，将粤东设箱街市之办法，行之直、豫、鲁、晋一带，以期收效神速；五、华侨要求代议权，中山极为赞成，特来代为说明理由，以求参议院之同意；六、因南洋华侨对于国民捐极为热心，特来与总理商定鼓励办法。”其中后三点是小节，前三点为大端。这前三点中，第一点应是袁世凯希望孙中山和黄兴北上的目的，第二点则是孙中山自己北上的目的。
　　孙中山解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曾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还有比政治更紧要的事待着手。在他看来，满清退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大主义已经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落地生根，这将是他和同志今后所当致力之事。他把推行民生主义称之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对。所谓社会革命，关键词包括实业、地权等。他告诉《民立报》记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基于此，他提出要在10年之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理想和豪言。这正构成了其北京之行最直接的目的。
　　孙中山北上，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面晤，看看袁世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合作，有没有执政能力。他虽然嘴上说袁世凯可靠，心底终归有些不信任，那句“必欲一试吾目光”，听起来斩钉截铁，实质上充满试探之意。其实对袁世凯而言，亦是如此。所以这两位政治巨擘见面之后，一大看点，即点评对方的德行与能力。相应言论，若编一部新世说，直可纳入“品藻”门下。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的火车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国务院代理总理赵秉钧受袁世凯之托前来迎接。袁世凯不仅让出自己的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乘坐，还把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改作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此处宽敞轩朗，富丽堂皇，不但适合居住，而且便于警卫。袁则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以示谦恭。在孙中山从正阳门入城到石大人胡同的路上，万人空巷，极尽壮观。
　　针对孙中山所享受的总统待遇，记者黄远生借“某君”之口予以批评：“某君慨然谓昔华盛顿乘一八马所驾之车，而美人已以君主（King）相拟，华盛顿即避不复御。今总统之自待及待人如此，外间谣诼所由来也。”这一论调，未免过苛。孙中山本人并无帝王思想。3个月前，他乘船到福州，其时江面船上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之纸旗，他认为卸任总统即是平民，“万岁”乃是帝王之称，对此相当不满，待改作“欢迎孙中山先生”，方才离舟登岸。此次在京，因警备森严，他告诉袁世凯所派来的招待员傅良佐等：“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足见孙中山的观念与作风。
　　当晚8点，袁世凯设宴，欢迎孙中山。他执盏致辞，虚心请教：“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答：“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白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
　　二人虽是初见，却如平生欢，用古语来讲，大抵便是倾盖如故。宴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对人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在互不知情的前提之下，这样赞美对方，正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恽毓鼎日记曾提到孙中山进京：“孙逸仙昨日午后到京，举国欢迎，刻无暇晷。”不过此前还有一笔：“昨日驻通州毅军叛变三营，大肆焚掠，州城内外精华一夕而尽。都下人心汹惧，各城戒严。呜呼民国，真无安枕之日矣。”
　　【言必称铁路的“铁路迷”】
　　孙中山抵京之后，日程安排相当繁忙。8月25日，国民党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出席并发表《解决民生问题》的演说。会上，他被推为理事长。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孙中山虽赞成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对于党务却兴趣不大，出力不多，一切交宋教仁负责。有人认为，孙中山北上目的之一，即参与国民党成立事宜，这是一种错位的认知。试看孙中山进京之前致宋教仁之信：“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迫，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质言之，政治革命乃是歧路，社会革命才为正途。彼时之孙中山，言必称铁路，简直可称“铁路迷”，与宋教仁这个“议会迷”相映成趣。
　　26日，袁世凯回拜。27日，赴袁世凯宴，宴会之上，发生了极不和谐的一幕，据出席此次宴会的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张国淦回忆：
　　中山来京后第三天，袁世凯在迎宾馆设筵为盛大欢迎，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几形餐案，孙及其随员北面南向坐，袁及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北向坐，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东西两排，孙、袁在正中对坐。入座后说了一些普通客套话，吃过一个汤，第二个菜方送上来，便听到西南角上开始吵嚷，声音嘈杂，说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随着又骂同盟会，认为是“暴徒乱闹”，随着东南角也开始响应，并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这时两排的军官已经都站了起来，在这吵嚷的同时，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响声，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呼喝乱骂。中山态度还是从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书宋霭龄也不理会。仍照旧上菜，只是上得很慢。
　　我当时想袁或段（陆军总长）该说一说，你们不能胡闹，但他们始终没有作声。闹了有半小时左右，似乎动作很有步骤，从当时的情形看，显然是预先布置好的。起头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闹时等中山或他的随员起身答辩，便借机由北洋军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等始终没加理会，若无所闻。筵宴终了，孙、袁回到副厅休息，厅内便又大乱起来。北洋军人离开座位肆意乱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渐散去。
　　唐在礼的回忆则不同于张国淦。当时他担任袁世凯的侍从武官，孙中山抵京，他受袁指派，留在石大人胡同，供孙差遣。其回忆文章同样提及北洋军官在欢迎宴上闹事，不过不是8月27日这一场，而要等到黄兴进京之后：
　　黄兴后孙半个月到了北京，陈其美也陪黄同来。总统府举行了欢迎孙黄的公宴，袁世凯亲自到场主持……晚宴摆在居仁堂大殿。开宴之始，袁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无非是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一套客气话。继而孙、黄依次讲话，话亦简短，态度毫无拘束，内容未涉及政治。之后，有些人亦发表了欢迎辞。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本来打算讲些话出出风头，向民党人表示一下他在袁世凯面前很有地位。不想他讲话从恭维孙很自然地转而恭维袁，继而牵涉到政治，批评了民党几句，刺激了当时的上宾孙、黄。傅自以为说几句这类的话，顺便煞煞民党的威风。傅是留日学生，本来不擅辞令，以致把当场的气氛搞得不伦不类。傅这番话并没使袁感到高兴，袁当场就阻拦了他一下，说：“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中山气量宽，看去面无愠色。后来，袁埋怨傅那天的话说得很不得体，说：“那些是我们背地里的话，你未经我事先许可，怎好随便讲呢？”
　　袁世凯老于权谋，宴会闹事，只可能允许发生一次，所以张国淦与唐在礼，必有一人误记或撒谎。我倾向于认为，唐在礼的回忆更接近真相，张国淦的回忆则不大可信。须知，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意在笼络、利用与合作，保持友好，乃是第一义。以袁氏性情之沉稳与缜密，断然不会“预先布置”，主动刺激、挑衅孙中山，令其难堪或愤怒，那样则有违初衷，得不偿失。如傅良佐这般自作主张，揣摩上意，属于偶然事件，超出袁世凯的控制，以致赔上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是一个循序渐进、步步深入、日日深化的过程。28日晚上的宴席，气氛更加融洽。袁世凯致辞，对孙中山推崇备至：“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孙中山答：“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足以保全我国五大族领土，外人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但练兵既多，需费甚巨，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溶富源。”席间，袁世凯举杯高呼“中山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这应是“双雄会”的高潮。
　　【“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
　　8月24日进京，9月17日离京，连头带尾，孙中山在北京共待了25天。此间，他与袁世凯会晤13次，平均两天一次。二人谈话，从下午4点开始，至晚上10点或12点结束，还有三四次竟谈到次日2点之后，足见投契。每次谈话，都是密谈，屏退侍从，除二位主角，仅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在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人，同时与孙中山同乡，故而能奔走于二人之间。关于谈话内容，唯有梁士诒是知情者，不过此后20年他一直保持沉默。1932年，他欲将平生经历编成政书，曾告诉秘书：“孙袁会晤，可勒成一部专书，容吾暇时述之。”可惜只说了两件事，便撒手西归。孙袁谈话，遂成天上曲，人间不复闻。
　　这两件事，记载于《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这部年谱，系梁士诒门人和僚属所编，为尊者讳的地方甚多。不过孙中山与袁世凯密谈这一节，与梁士诒的利益和名声关系不大，其记述大抵可信。 　　孙中山与袁世凯所谈，皆国家大政，中外情形。论事最为畅洽。有一晚，孙中山说，请袁世凯练成陆军一百万，他则自任经营铁路，延长20万里。袁世凯笑道：“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
　　有一天谈至深夜，梁士诒送孙中山回石大人胡同，被孙留住叙话（孙中山真是话痨）。孙中山问梁士诒：“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士诒问：“何也？”孙中山道：“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但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士诒答：“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孙中山大笑。
　　稍后，孙中山问道：“曩夕府中谈及改革全国经济，闻君伟论，极佩荩筹，我以为硬币与纸币均为价格代表，易重以轻，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动之似尚非难事，而君谓必先取信于民，方法如何？愿闻明教！”梁士诒答：“币制为物价代表，饥不可食，夫人知之，惟中国数千年来币制之由重而轻，由粗而细，皆以硬币为本位；若一旦尽易以纸，终恐形格势禁，未易奉行，故必先筹其所以取信于民之方法。夫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发行四十万万纸币，似不为多，今者卑无高论，先从政府组织一健全之中央银行，试行统一币制方策，为发行纸币五千万，先将现金一千五百万镕化，制成银山，置于中华门外之丹墀，以示人民日：此国家准备库也。所发行之纸币日多，所积之银山愈大，信用既著，习惯自然，假以时日，以一纸风行全国，又何难哉？愚见所谓必先取信于民者以此。”孙中山点头称是。
　　——谈币制改革这一节，有为梁士诒脸上贴金之嫌。不过梁士诒所言，堪称正理，不妨抄录于此。
　　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加密，最头疼的是记者。他们无法涉足现场，采访不到当事人，只好捕风捉影，妄加推测。就连黄远生这样的一代名记，都拿出“间接得之于秘密侦探”的噱头，“将袁、孙二人谈话之内容及其关系调查无遗”，“自信足以为最确实之报告”。可是纵观其文，不无错漏。然黄远生有一段记述，不知源自何处，却正印证了孙中山的感慨“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孙君谓自己此后当从事于社会事业，且从事于此，当较袁君更为适当，语意中实表明其不愿为第二次总统之意。袁君言下提出抗议，谓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从前在北洋即立意专派实业学生，至于政法学生，实在因为不得已而后派者，以自表其慎重实业之证。孙君又力驳之，谓我做此等事，必较君更能取信社会云云。盖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可为吾中国实业前途庆矣。”
　　姑且就“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这句话引申开来。如果不嫌诛心的话，则可断言，袁世凯最顾忌孙中山的一点，即怕孙与他竞争大总统（彼时袁还是临时大总统）。以孙中山的政治智慧，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所以他不仅对《亚细亚日报》等媒体明白表示，自己将不参加总统竞选，并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声明：“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还向袁世凯坦言“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这等于当面喂一颗定心丸。
　　孙中山这么说，不只因为其心思不在政治革命，而在社会革命，更是因为，其眼光不在当下，而在未来。9月3日，他告诉《民立报》：“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10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0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这是一种非常长远的考量。需要注意，袁世凯生于1859年，孙中山生于1866年，相距7岁，再过10年，孙中山依然处于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换一个说法，他熬得起。
　　【“两派协议之交让条件耳”】
　　孙中山北上，念兹在兹的是铁路。那一年，当他谈起铁路，仿佛着魔一般。9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满足了他的愿望。其内容包括（一）借款：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政治意味；（二）权限：未动工之路概归孙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尚需与交通部详细商定；（三）公司：择地修建，尚未觅妥；（四）经费：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五）用人：公司内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权，政府概不干预。
　　在孙中山的敦促之下，9月11日，黄兴抵京。袁世凯与孙、黄会晤之后，并电询黎元洪同意，遂以四人之名，发布“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材；（四）门口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对此大纲，上海《时报》评日：“袁孙黎黄之八大政纲，质言之，两派协议之交让条件耳。”交让者，妥协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评价孙中山所获得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
　　9月17日，孙中山离开北京，一路南下，10月3日抵达上海。6日，国民党在张园举办欢迎会，三千余人参加，孙中山发表演说，谈赴京观感：“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人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其中一些话，一个月前，孙中山在北京之时，接受上海《时报》特派记者黄远生访谈曾经说过。黄远生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中山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黄远生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中山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是难得的。”黄远生问：“他有野心没有？”孙中山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甚么利益呢？”
　　对照访谈与演讲，可知孙中山的眼光之犀利、高远。如其指出，欲治民国，必须新旧兼通，新思想与旧手段皆不可或缺，这可谓不刊之论，可惜一些执政者常常漠视旧的一面，正如一些执政者常常拒绝新的一面；再如，他预测袁世凯背叛共和所可能面临的危局，四年之后，不幸而言中。然而，需要注意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判断，出现了一点致命的失误：他居然认为袁世凯“思想亦很新”！须知袁世凯最大的欠缺，即缺乏新思想：“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保罗·芮恩施语）“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语）—个人具备共和知识，未必能将转型中国引向共和之路；—个人不具共和知识，则必定不能将转型中国引向共和之路。
　　相形之下，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论知人之明，袁世凯可比孙中山高明多了。有人说，当时孙中山已经察觉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故意引而不发，依然尝试引导其步入正道，这显然高估了孙中山，他并未看透袁世凯。
　　孙中山与袁世凯显然不是一种人，甚至处于相反两极：论起源，一在北而一在南；论立场，一在朝而一在野；论头脑，一守旧而一维新；论性情，一稳重而一激扬；论风格，一实际而一理想……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能合作呢？我则以为，性格等因素，只是小节，有时同性（格）反而排斥，异性（格）则可互补。就1912年夏天的会晤而论，他们已经表现了合作的足够诚意，并实现了最起码的合作。只不过，其合作的本质是妥协，合作之中不乏猜疑与防范（如孙中山在北京，屡次建言迁都）。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流于形式，只是暂时掩蔽了分歧，而不能化解那些根本分歧。所谓根本分歧，包括我们所谈到的新旧之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争等。这正关系孙中山的两大失误：他认为袁世凯兼具新思想和旧手段，能够领导中国的民主转型，故而十年之内，他不必再问政治；他以为民权主义已经成功，迫在眉睫的是民生主义建设，故而摒弃政治革命，投身社会革命。正是这两点判断，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会晤与合作。问题在于，时隔不久，他便发现自己的判断出错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宣告政治革命必须重来（“二次革命”）的那一刻，他与袁世凯不再是相谈甚欢的朋友，而是势不两立的敌人。那25天的聚会，从此掩埋于历史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