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移魂女郎》一书出版，这本书与大概30年前的《钟形罩》一样，讲的是青春期女孩患上精神疾病的故事，但区别在于，作者苏珊娜·凯森在开头就附上了她在麦克林医院的病例记录第一页的复印件，上面完完整整地写着她的姓名、出生日期、父母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对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这类作品的作者毫无遮掩，袒露实情。有的时候，真相越令人不安、震惊或恐惧，效果反而越好。
　　《骗子俱乐部》的作者玛丽·卡尔是沃尔夫在雪城大学的学生，她的《骗子俱乐部》文风通俗而华丽。《安琪拉的灰烬》讲述了弗兰克·麦考特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卡尔和麦考特的回忆录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分别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出版商纷纷掏出支票，给这些写自己苦恼往事的年轻作者支付大笔的（通常是过高的）酬劳。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到当今，很多此类回忆录都围绕着某种特殊的疾病或困境展开。在这类作品中，商业上最成功的是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这本书采用散文形式，虽然偶尔有过度夸张的陈词滥调，但大多是简单直接的句子，讲述了佩尔泽被他酗酒的母亲虐待的故事。他的母亲变本加厉地打他、用火燒他、不给他吃饭、羞辱他、辱骂他，有一次，还刺伤了他的肚子。书中一直讲到佩尔泽 12 岁时，一位关心他的老师向有关机构报告了他的处境，后来，他被送到了寄养家庭。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1993 年由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1995 年被健康通信出版社选中。佩尔泽参加了蒙太尔·威廉斯的脱口秀节目，还一直在巡回演讲。在此推动下，1997 年，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平装本畅销榜，令人震惊地在榜单上停留了 333 周，也就是大约六年半的时间。
　　佩尔泽后来在《迷失的男孩》和《一个名叫戴夫的男人》中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前者讲的是他在寄养家庭里的生活，在《纽约时报》榜单上待了 228 周 ;后者讲的是他成年后的生活，到 2000 年为止在榜单上“仅”待了 82 周。尽管佩尔泽的书在美国很流行，但它们在英国反响更大，不仅销量更加辉煌，在文学上也更具影响，和《安琪拉的灰烬》、布莱克·莫里森的《你上次见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和劳娜·塞奇的《家恨》一起，开创了悲惨回忆录的先河。

比惨大赛开始了

　　到 2000 年前后，这些极度悲伤的故事已经成了出版物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书名如出一辙，都有色彩黯淡的封面，并配有一张忧郁孩童的照片。这类作品主要在超市里销售，购买者大多是女性。在 2006 年，这一类型的作品发展到了顶峰，总计售出 190 万册，在平装本畅销榜前 100 名中占据了 11 个席位。
　　极度悲惨的回忆录就像马麦酱和豌豆泥一样，是特别符合英国人喜好的东西，这有些令人担忧。有位专栏作家认为：“这种现象表明，我们整个国家似乎都被恋童癖吸引，对它着迷。现在有了这些书，我们就沉溺于这片泥潭之中。这太令人作呕了。”比起英国的回忆录，美国的回忆里更温和、题材更广，像样的书也更多，不过两种回忆录受欢迎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多不知名人士的黑暗而私密的回忆录？这是长期以来的趋势造成的。20世纪 60 年代末，兰登书屋的联合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说，20 世纪 20 年代自己刚刚从事出版的时候，“虚构类图书是非虚构类图书销量的4倍，后来完全反过来了，非虚构类图书是虚构类图书销量的4倍”。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纪实的渴望。
　　显然，在人们渴望论证观点、分析个案的时代，小说已经过气了。亚伯拉罕·林肯在评价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说哈丽特·比彻·斯托是“引发了大战的小妇人”，但这种评价只存在于那个时代。后来，能产生社会影响、或者说能在全国性的辩论中引人注意的小说，就只有 20 世纪头10年里弗兰克·诺里斯和厄普顿·辛克莱的揭发名人丑闻的作品了。如今，一部说教性的作品要想被认真看待，或者仅仅是被注意到，其内容的真实性是前提。
　　另一方面，在整个 20 世纪，回忆录一直与对“客观”“真理”的怀疑或否定并存。20 世纪 80 年代，在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学术作品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本不常用的代词——我。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就是“我想说的是”，而在20年前，这种语言习惯并不存在。这一趋势发展到极致之后，其结果就是，很多学者的兴趣从学术研究转向了回忆录写作。
　　回忆录之于小说，就像摄影之于绘画，更容易取得好的效果。只有大师才能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引人入胜的虚拟世界，但只要有中等水平的自制力、洞察力、智力和编辑技巧，再加上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生，任何人都能写出一部像样的回忆录。因此，在诸多回忆录作品中，虽然也有一小部分具有相当好的文学价值（比如《这个男孩的一生》和《骗子俱乐部》），但更多的是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涉及社会、民族、医疗、心理、地域和个人处境等话题。 　　早在 1956 年，评论家 V.S. 普里切特就注意到了“自传的惊人发展”，并将其部分归因于“心理学的影响”。从那时起，人们越发认识到，在公众场合躺在沙发上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但无伤大雅，还是件好事。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潮流汇聚到了一起，每个人都非常体恤别人的感受。比尔·克林顿感到痛苦，于是，奥普拉·温弗瑞皺着眉，关切地点了点头。奥普拉和她很多电视与电台脱口秀的同行一样，在营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当时的出版行情来看，推广工作是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上脱口秀节目是推广工作的关键，而拥有一个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是上脱口秀节目的关键。

暴露自己和他人的隐私

　　回忆录成了一种流行的类别，这也让出版商更容易发掘有潜力的作者。引人入胜的个人故事等同于可能有利可图的回忆录。记者和音乐家詹姆斯·麦克布莱德一直以为父母都是非裔美国
　　人，他成年后才发现，母亲其实是犹太白人，以黑人的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以前，这个故事可能会成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小说。但在 1996 年，它被出版成了回忆录《水的颜色》。这本书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并在榜单上停留了 109 周。稍早之前，另一个混血男子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编辑，一家出版社和他
　　签约，让他写自己的回忆录。于是，1995 年，《我父亲的梦想》面世，不过，直到 2004 年，这本书的作者——巴拉克·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几周后，它才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不可避免的是，回忆录的潮流也碰到了批评和干扰——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人们对此就常有争论。不过还从未有人像评论家威廉·加斯那样对回忆录怒气冲天。1994 年，加斯在《哈泼氏》上刊登了一篇长文，这样形容名人自传作者：“他们把电影里的妓女和粗鲁的聒噪者的八卦展示给我们看，供我们取乐，但像鬼魂一样躲在幕后。写这些东西的人没有存在价值。”加斯最看不上的还是自传这一类型本身：“有任何一种进取的雄心会不受自负、复仇心理或自证清白的愿望所影响吗？我们是在罪人的头顶加上光环？还是继续放任已经过度膨胀的自我？……写自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把你变成一个怪物了……为什么还能那么激动地说大家反正都会知道的事，像什么我生来……我生来……我生来……或者‘我把屎拉在裤子里了，我被人背叛了，我是个尖子生’？”
　　后来，对自恋的控诉又增加了一条——“极不得体”。迈克尔·瑞恩的《隐秘生活》讲述了这位著名诗人因童年所遭受的虐待而对性上瘾的故事。牺牲自己的隐私或尊严是一码事，而回忆录难免会涉及这世上的其他人，这就又是另一码事了。最近的回忆录作家时常受到指责，说他们背叛了家人和所谓的朋友。
　　现代的经典例子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对他去世多年的朋友的“残忍描述”。这本书完成于 1960 年，在海明威自杀前。海明威首先描述了他和菲茨杰拉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菲茨杰拉德那女性化的容貌让他印象深刻，在不少章节里，海明威都似乎要破坏掉这个竞争对手的声誉。最后的经典片段也令人毫不意外，海明威写道，菲茨杰拉德向他倾诉（当然，没有其他人在场），说自己对阴茎的尺寸没有信心。
　　一个人可以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比如自己的书）更成功，而让别人（不论是在世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做出“光荣的牺牲”吗？ 海明威这样的回忆录作家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