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人民大会堂香港厅
　　采访：本刊记者申宏磊周瑾雷向晴于淼
　　3月14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受了《对外大传播》记者的采访，同时采访的还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以往见到姜恩柱主任，他都是在发言人席位上严肃地面对各媒体的记者，这次面对面，他则始终面带笑容，职业的内敛中透着轻松和亲和力。本刊2006年第3期以姜恩柱为封面，发表了一篇《外交家的风采——人大发言人姜恩柱》的报道。文章写道，新闻发布会上，整个会场的节奏完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谈到军费问题时，他用一连串的数据说明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谈到香港，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姜恩柱把“香港问题”比喻成“一本深奥的书”，此言一出，广为传媒引用。更有媒体评价他“担任现职，可谓发挥所长，胜任愉快了”。
　　当我们和姜恩柱面对面坐下来时，在长达一小时的访谈中，更能让人体会到这“胜任愉快”源于他积累的深厚，更是他胸怀的坦荡……
　　
　　议会外交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社会基础
　　
　　对“议会外交”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当今，议会外交是各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配合政府外交，补充政府外交，往往还起到政府外交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近年来，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十分活跃，据姜恩柱介绍，去年一年，全国人大共接待了56个国家的90个代表团，由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率团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接受过本刊专访的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在担任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于1999年与美国众议院创立了两国间的议会交流机制。姜恩柱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以来，致力于推进议会外交。据他介绍，2007年中国全国人大将与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7国议会正式启动定期交流机制，届时与中国开展议会定期交流的国家（组织）将增至16个。这种定期交流机制不会因议会的换届、议员的变动而中断。《对外大传播》：全国人大与有关国家的议会外交近年来呈现出许多新的亮点，有必要向外宣工作者介绍一下议会外交和政府外交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们曾经做过一组对日外宣专题，当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中国驻日使馆的文化参赞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赶快出这组文章，当外交的这条腿拉不动的时候，外宣那条腿一定要迈出去。
　　姜恩柱：从国家整体的外交而言，政府外交是主要渠道，议会之间的外交对政府的总体外交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中国全国人大和外国议会同为立法机构，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同各国议会之间的交流，为整个国家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外国的议员都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所以，通过议会交往可增进全国人大和外国议会的相互了解，加强和巩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社会基础。
　　第二个特点就是全国人大集中了一大批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民意，知识渊博且在各个领域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在同外国议会进行交流时，我们谈问题谈得比较深、比较透，有的时候跟对方谈得也比较尖锐。作为人大代表，我们是代表民众讲话的，所以有些话，有的人大代表讲得很坦率，谈了以后效果很好。对于外国议员尤其是对那些带有误解甚至偏见的外国议员，在谈的时候我们会很坦率地向他们指出。当然，话要讲得有根有据，充分说理，要有事实和数据。我们同有关外国议会举行定期交流时，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我们一般至少谈一轮，要几个小时，有时候要谈两三轮，需要一两天时间。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政府往来很困难的时候，全国人大与对方议会的交往能发挥特有的作用。如前一段时间在中日政府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正式互访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同日本议会之间还保持着往来。2003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访问了日本；2004年，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来访；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長路甬祥也率团访日。在这些互访中，双方就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日本众议院外事委员会负责人来华跟我谈时，我也很坦率地跟他谈及历史问题等，摆出很多数据跟他讲。
　　
　　新闻发言人要正确地表达国家立场和观点
　　
　　《对外大传播》：你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英国大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等职，现在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多次担当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你认为现在的工作角色和以往的角色相比有何特别之处？给你带来怎样新的挑战？ 姜恩柱：我过去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以及在香港工作。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主要是贯彻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研究国际形势，就双边关系提出对策建议。在香港主要是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到人大来工作之后，外事委员会的一项工作就是立法，审议议案，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外交往，我本人还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到五次会议期间担任新闻发言人。我的工作与过去相比，相同之处是都涉外，不同之处在于，要做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和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如果仅仅是研究国际形势、跟踪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就远远不够了。因为现在我在全国人大工作的面要比以前宽得多，不仅涉及国际形势以及对外关系，还要求我必须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法制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财政金融、地区的发展、环保等各方面情况都有所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这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使我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 《对外大传播》：你对自己的新闻发布会满意吗？
　　


　　姜恩柱：既满意，也不满意。满意的是从总体来说，我回答问题是全面准确的。不满意的是，事后回想起来还有可以改进、可以回答得更好的地方。回答记者问题的水平以及技巧的发挥，要做到完全满意，十全十美，这是很难的。就个人来说，还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
　　（他的话使人想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情形，面对记者“你做总统期间最愉快的事是什么”的提问时，他摇了摇头，眼睛忧郁地回答道，做总统以来，每天想的都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我和我的同事们要经常考虑的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新闻发言人的职业为发言人提供了展示能力和风采的舞台，但当大幕落下的时候，总难免让人有遗憾之处。）《对外大传播》：那么，你认为现在的新闻发言人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姜恩柱：当新闻发言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准确地表达我们国家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国家各部门各地区从整体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各部门各地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这是正常的。在某些问题上就反映出来这种差别。作为发言人，要对外介绍的是整个国家的立场、观点和原则，而不是反映某个部门或地区的立场。
　　第二要全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而这些问题和困难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这两方面都要把握住，这个度要把握好。当然，回答问题要全面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长篇大论，讲很长时间，而应尽量简明扼要。
　　第三，就是要用外国人懂的话来讲。要知道，即使我们中国人觉得很普通的一听就懂的话，外国人也不一定搞得懂，所以要用外国人理解的语言来讲。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很少用套话，因为讲套话外国人听了效果不一定好。我想我们做对外传播的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的有关情况，最好多用事实，少用空泛的说教，尽量减少技术术语，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这让记者联想到本次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个日本传媒的记者提到了军费问题，姜恩柱就向他介绍，中国从1978年开始连续十年间，军费每年平均实际下降5.8%，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的军费有所增加，这个增长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国防建设非常薄弱的基础上一个弥补性增长。纵向比较之后，他又和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横比，看中国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用军费的绝对数、占GDP的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数据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一些大国之中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对新闻发言人来说， 不存在刁与不刁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作为新闻发言人，你这几年在“两会”期间面对着大量的国内外记者，其中外国媒体可能会提出多一些刁钻的问题，那么，你是如何应对的？
　　姜恩柱：记者提问要提一些有深度的问题，要捕捉在敏感问题上的最新信息，这是很正常的。对此，我是完全理解的。有的时候，记者提的问题，看起来是有一点刁，但是对新闻发言人来说，不存在刁与不刁的问题，凡是记者提出的问题，新闻发言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回答。（记者注意到，对“刁钻”一词的看法，反映出他对问题的一视同仁和胸怀的坦荡。）
　　《对外大传播》：有没有遇到意料之外的问题，需要你随机应变？
　　姜恩柱：有过这样的情况。这时，就靠你平时对知识的积累以及对我们国家有关情况和方针政策的掌握了。比如在去年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法国记者提出了在中国有人质疑改革，改革是否需要反思的问题。我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从自己对改革的理解，讲了改革的成就和意义，这样本来看上去有些难度的问题就成为很容易回答的了。
　　 采访结束步出香港厅，我们心情愉快。与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面对面交谈后，感觉“国事家事天下事”尽在他的心中。了解得多，体会得深，阐述才如此准确。胸襟广阔，才能纵横捭阖。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你一定知道他的工作。”这是前不久人们对奥斯卡新闻发言人的赞美。当我们问姜恩柱对外宣媒体记者有何建议时，他重申了新闻发言人应具备的那几点素质。可见，两者的确有共通之处，因为都是站在国际传播的前沿。
　　我们衷心祝愿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经过不断思考和历练，也能“发挥所长，胜任愉快”。
　　
　　（稿件反馈请至 [email protected] ,欢迎读者与主持人交流。）
　　责编：少鸽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