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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刻板印象威胁即污名个体在消极刻板印象领域中表现下降的一种现象。基于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的不足，分别从激活积极刻板印象特性和启动积极刻板印象身份这两方面引发刻板印象促进，从转变内隐信念、提高积极印象管理动机和强化相对剥夺这三方面引发刻板印象阻抗，以新的视角系统地探讨了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措施。最后，在相关文献梳理和阐述的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从提高研究信度，增加被试多样性，控制实验操作，厘清研究概念和结合神经技术等方面对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领域继续拓展。
关键词 刻板印象威胁;刻板印象促进;刻板印象阻抗;干预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10.006
1 前言
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即令污名个体在消极刻板印象领域中表现下降的一种现象（Steele & Aronson， 1995）。该现象会给个体带来众多消极影响，因而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从短期看，刻板印象威胁会导致个体的行为表现受损，如大量研究表明女性在性别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下，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的表现会显著低于男性（Flore & Wicherts， 2015; Shapiro & Williams， 2012）。而从长期来看， 刻板印象威胁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Aronson， Burgess， Phelan， & Juarez， 2013; von Hippel， Sekaquaptewa， & McFarlane， 2015），且有研究发现，更有甚者，即使脱离了当前的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也有可能遭受该威胁的延迟效应，导致其攻击性增强、饮食不良、风险决策和注意控制困难等，即刻板印象威胁外溢效应（stereotype threat spillover）（Inzlicht & Kang， 2010）。
因此，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至关重要。以往的干预措施甚多，如研究发现个体对某一领域或群体越认同，越易遭受刻板印象威胁，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对该领域或群体的认同，来降低威胁效应（Kang & Chasteen， 2009; Keller， 2007）。而“奥巴马效应”，即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对黑人的种族刻板印象降低，
揭示了为个体提供积极内群体榜样也能降低威胁效应（Marx， Ko， & Friedman， 2009）。此外，为情景困境提供外归因（Johns， Inzlicht， & Schmader， 2008）和正念训练（Weger， Hooper， Meier， & Hopthrow， 2012）等也都具有干预作用。有研究对这些干预措施进行了归纳，提出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将威胁情境重构为无威胁情境;然后为受威胁个体提供应对威胁的措施;最后创设身份安全的环境，即通过改变环境来降低刻板印象威胁（Spencer， Logel， & Davies， 2016）。
尽管这些措施对刻板印象威胁起到了一定的干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1）某些干预措施仅是针对某一刻板印象领域而言。如Barber和Mather（2013）基于调节匹配理论（regulatory fit theory）的干预方式仅适用于老年人工作记忆不良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威胁涉及范围甚广，从学业成绩，如女性的数学成绩（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到生活技能，如老年人的驾驶技能（Lambert et al.， 2016）;从决策能力，如女性的金融决策能力（Carr & Steele， 2010），到认知能力， 如老年人的工作记忆（Barber， 2017; Eich， Kou， Castel， & Knowlton， 2014）等。因此，这类干预措施作用的领域有限。（2）某些干预措施需要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才能得以实现。如有研究指出由于刻板印象威胁深受社会大众传媒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阻止相关媒体传播消极刻板印象内容来消除其不良影响（Inzlicht， Tullett， Legault， & Kang， 2011）。而现实生活中，抵制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对消极刻板印象内容的传播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介入。因此，这类干预措施的个人操作性不强。（3）由于刻板印象威脅源于消极刻板印象，因此现有大部分干预措施都旨在通过消除或弱化消极刻板印象来降低其对个体产生的威胁效应。Spencer等人（2016）总结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的第一步便是重构威胁情景，使个体感受不到消极刻板印象。但消极刻板印象不一定会引发刻板印象威胁（张宝山，袁菲，徐靓鸽， 2014），其在一定条件下也能促使个体的表现上升，即刻板印象阻抗（stereotype reactance）。而刻板印象不仅有消极方面，还存在积极方面，激活个体的积极刻板印象能提高个体的表现，即刻板印象促进（stereotype boost）（王祯，杨丽娴， 2018）。此外，这类研究还忽略了刻板印象是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心理现象，因此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即刻板印象威胁）在短期内很难被完全消除。
综上，一方面，以往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措施存在种种弊端，因而在实际运用时就更应审慎，而探索新颖且适用范围较广的干预措施也就刻不容缓。另一方面，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范围甚广，且在短期内不易被完全消除，因而可以尝试在个体还未受刻板印象威胁影响时，利用积极刻板印象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进而提高个体的表现，即可以看作为一种源头式干预;而当个体深陷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并开始遭受其消极影响时，则可尝试反其道而行，利用这种消极刻板印象来引发刻板印象阻抗，进而提高个体的表现，即可以看作为一种过程式干预。基于此，本文拟从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的新视角出发，分别对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这两种能提高个体表现的心理现象进行综述，以期将以往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为相关领域工作者干预刻板印象威胁提供新思路。 2 刻板印象促进
Levy（1996）发现激活与老年人相联的不同效价的刻板印象特性会使其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不同。如激活与其相联的消极刻板印象特性（如衰老、遗忘）会使其记忆表现下降;反之，激活与其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如警觉、学识），会使其记忆表现上升。基于此，Shih，Pittinsky和Ambady（1999）认为可以通过启动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刻板印象身份来提高或降低个体的表现。研究者以亚裔美国女性为被试，将她们分成三组，分别启动其亚洲种族身份、女性性别身份以及无身份启动，然后让其完成数学测试。由于人们普遍存有“亚洲人数学好”的种族刻板印象和“女性数学差”的性别刻板印象，结果显示启动亚洲身份的被试在数学测试上的得分最高，无身份启动的被试得分位于中间，而启动女性身份的被试得分最低。这种通过激活个体积极刻板印象，使其在该激活情境中表现上升的现象即刻板印象促进（Shih et al.， 1999）。Shih等人在后续研究中也指出了积极刻板印象启动对个体表现的促进作用（Shih， Pittinsky， & Ho， 2012; Shih， Wout， & Hambarchyan， 2015）。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众多社会身份（Kang & Bodenhausen， 2015; Nicolas， de la Fuente， & Fiske， 2017; Pittinsky， Shih， & Trahan， 2006），而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的刻板印象相联（Shih et al.， 1999）。这就意味着对于任一刻板印象领域，在个体身上都可能找到与之相联的积极与消极刻板印象身份。如对于数学测试，虽然女性在该领域会遭受严重的消极刻板印象，但也能在其身上找到与该领域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如可能具有的亚洲人身份等。通过激活这种身份能提高女性的数学成绩。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个体身处何种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只要能找到相应的积极刻板印象身份引发刻板印象促进，就能提高其表现。此外，即使涉及各种不同领域，个体本身也总会持有不同效价的刻板印象特性，如女性具有温柔、贤惠等积极刻板印象特性，但也存在脆弱、依赖等消极刻板印象特性。因此，刻板印象促进旨在直接利用积极刻板印象提高个体的表现，具有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不具备的适用范围较广的特点。该效应的诱发方式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2.1 激活积极刻板印象特性
如前所述，老年人虽饱受老化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但Levy（1996）却通过激活与该老年人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提高了其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除了在心理层面存在这种刻板印象促进效应外，有研究发现生理层面也具有该效应。研究者以同样的方式，分别激活与老年人相联的消极刻板印象特性（如依赖、 疾病）和积极刻板印象特性（如精明、有洞察力），探讨了老年人的生理表现。结果发现受积极刻板印象影响的老年人的心血管压力降低了（Levy， Hausdorff， Hencke， & Wei， 2000）。因此，根据不同领域的刻板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激活与之相关的、个体所具有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進而提高其表现。
2.2 启动积极刻板印象身份
以往研究除了曾通过激活亚裔美国女性的种族身份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提高其在数学任务上的表现外（Gibson， Losee， & Vitiello， 2014; Shih et al.， 1999， 2012），还曾以黑白混血儿为被试来探讨刻板印象促进效应。该研究分别启动了被试的白人种族身份、黑人种族身份和无身份启动，然后让其完成被描述为具有诊断智力作用的测试。由于人们普遍存有“白人智商高”和“黑人智商低”的种族刻板印象，结果显示启动白人种族身份的被试在测试上的成绩显著高于无身份启动和启动黑人种族身份的被试（Gaither， Remedios， Schultz， & Sommers， 2015）。因此，根据不同领域的刻板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启动与之相关的、个体所具有的积极刻板印象身份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进而提高其表现。
虽然激活与刻板印象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或身份能引发刻板印象促进，但也有研究表明，该促进效应的出现需要在无群众压力（observer pressure）的前提下。而当个体在存有群众压力的情境下作业，这种积极刻板印象反而会导致其表现下降， 即压力窒息效应（choking under pressure）。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群众压力使个体对本应自动化完成的任务投入过多的注意资源，进而限制了对任务中一些不可测因素的注意资源的投放，最终影响任务表现（Krendl， Gainsburg， & Ambady， 2012）。因此，为成功引发刻板印象促进，在启动积极刻板印象时，须严格控制好群众压力这一变量。值得注意的是，Krendl等人（2012）在研究中对群众压力的操作是通过向被试呈现有关他人的视频，但他人的具体数量究竟达到多少才会构成群众压力仍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3 刻板印象阻抗
Brehm（1966）提出的心理阻抗理论（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认为，当个体感到其自由受威胁时，会比没有受威胁时更主张自身自由。基于此，Kray，Thompson和Galinsky（2001）假设当个体受刻板印象威胁影响后，会认为自己的表现受限（即自由受限），进而表现出与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相反的行为倾向，即表现上升。为此，研究者选取了MBA的学生，通过模拟价格谈判来考察其谈判能力。结果发现，当向女性呈现女性谈判能力差的性别刻板印象时，女性并没有表现出与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相一致的行为。相反，女性在谈判中的成绩竟显著提高，甚至高于男性。这种表现出和刻板印象相反的行为倾向即刻板印象阻抗。 而刻板印象阻抗本身具有抵制消极特性、挑战文化假设、提高学业努力及加强成功动机的特点（Kray et al.， 2001; Martin， Harrison， Stone， & Lawrence， 2010），所涉及的领域颇多。如事业方面，除了上述提及的女性的谈判能力外（Kray， Locke， & Haselhuhn， 2010; Kray et al.， 2001），还包含女性的领导能力（Hoyt & Blascovich， 2007）和创业意愿（Javadian & Zoogah， 2014a）等。学业方面，包括文科生在理科课程和理科生在文科课程上的学习能力（Hausmann， 2014）， 以及体育生在文化课程上的学习能力（Martin et al.， 2010）等。 认知方面， 涉及老年人的记忆能力 （Weiss， 2016）等。由此可以看出，刻板印象阻抗具有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不具备的适用范围较广的特点。该效应的诱发方式主要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3.1 转变内隐信念
Kray等人（2010）發现，刻板印象阻抗受内隐信念（implicit belief）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消除某一刻板印象领域的消极内隐信念来引发刻板印象阻抗。如Weiss（2016）发现持有较强老化实体信念的老年人在老化刻板印象被激活后，在记忆任务上表现较差;而没有EBA的老年人在该消极刻板印象被激活后，在记忆任务上出现了刻板印象阻抗效应。另一方面，若内隐信念的消除存在困难，可以将某一刻板印象领域具有固定不变性这一内隐信念转化为该领域具有可塑性这一内隐信念，从而提高刻板印象阻抗出现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个体的表现。如对于黑人所遭受的“黑人智商低”种族刻板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强调智力增长观来引发其刻板印象阻抗，进而提高其表现（Aronson， Fried， & Good， 2002）。
3.2 提高积极印象管理动机
通常，在谈判中更加宣称自我价值的人被认为更擅长谈判，因而女性被刻板地认为不擅长谈判， 女性更倾向在谈判中宣称对方价值。 而Curhan和Overbeck（2008）在探究刻板印象阻抗的心理机制过程中发现，当高地位的女性被试具有强烈的积极印象管理动机时，在模拟就业谈判中会更宣称自我价值，即产生刻板印象阻抗效应。也就是说，通过提高个体的积极印象管理动机能引发个体的刻板印象阻抗，进而提高其表现。但我国研究者对外来务工女性应对刻板印象威胁的策略进行探究时却发现，高、低印象管理组对刻板印象威胁线索的敏感性无显著差异（管健，柴民权， 2013），表明印象管理动机并不能使受威胁个体应对消极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因此，究竟是印象管理动机作用的领域有限，还是国内外文化存有差异？亟须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3.3 强化相对剥夺
Javadian和Zoogah（2014a）在探讨刻板印象阻抗和相对剥夺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中指出，消极刻板印象会导致个体产生相对剥夺，进而提高自我表现。因为相对剥夺不仅是对不利情形的感知，也是对该情形的不满，而正因这种不满情绪，才使得个体感到相对剥夺后出现自我提高的反应。换句话说，相对剥夺体验能带来自我提高，即刻板印象阻抗效应。因此，如果个体已经受到消极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产生了相对剥夺，为防止刻板印象威胁的进一步影响，此时研究者应尽可能强化这种剥夺，由此才可能产生不满情绪以促使个体自我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化相对剥夺能引发刻板印象阻抗，但也有大量研究表明相对剥夺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如抑郁、愤怒和恐惧等）和身体健康（如高血压、药物滥用和自杀等），甚至会引发诸如政治暴动、群体攻击和抗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熊猛，叶一舵， 2016; Smith， Ryan， Jaurique， & Duffau， 2020）。这就意味着通过相对剥夺来引发刻板印象阻抗存在前提条件。为此，Javadian和Zoogah（2014b）进一步在研究中提到，当个体遭到消极刻板印象后，只有产生的相对剥夺能令其对这种消极刻板印象情境产生较高的不满情绪时，才会引发刻板印象阻抗。而当相对剥夺不足以令其对当前情境产生不满情绪，或只是产生较低的不满情绪时，个体便会受到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即刻板印象威胁。
4 问题及展望
刻板印象威胁无论是对个体的心理层面还是生理层面都具有严重影响，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有效干预。鉴于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的不足，本文从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的新视角出发，对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这两种干预措施进行了论述。从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的概念、激活方式和影响来看，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一样，
都能对刻板印象威胁起到干预作用，适用范围广阔，且
引发方式简洁。另一方面，尤其需要谨慎的是不能因二者都是从消极刻板印象的角度出发，便将二者等同：刻板印象促进是刻板印象的积极效应，与刻板印象的消极效应相对;而刻板印象阻抗是在刻板印象消极效应中发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可以看作是对刻板印象威胁不一致反应的探讨。
虽然这两种方法对刻板印象威胁干预具有优越性，但也需要注意与这两种方法有关的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研究者继续予以探讨。
第一，刻板印象促进的研究信度还存有争议。虽然Shih等人（1999， 2012， 2015）对刻板印象促进予以了大量探讨，并发现该效应确实存在。但Gibson等人（2014）以及Moon和Roeder（2014）同样以亚裔美国女性为被试，对其进行重复性验证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前者虽验证了刻板印象促进效应的存在，但后者却发现种族身份启动组、性别身份启动组和控制组在数学成绩上并无显著差异，即无刻板印象促进效应。究其原因，Shih和Pittinsky（2014）认为是Moon和Roeder在实验中改变了主试和实验地点导致的。因此，未来研究者可以针对这一点将主试和实验场所作为自变量，再次对刻板印象促进的相关研究进行验证，以提高刻板印象促进的研究信度，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 第二，刻板印象促进的探究群体过窄。以往研究都是以亚裔美国女性为样本（Gibson et al.， 2014; Moon et al.， 2014; Shih et al.， 1999， 2012， 2015），这可能导致该研究的生态效度匮乏。而根据Kang和Bodenhausen（2015）的多重身份理论，刻板印象促进效应理应在更多其他群体中体现。因此，未来研究应结合其他群体展开相应研究。以理科女性为例，由于人们普遍存有“理科生数学好”的专业刻板印象和“女性数学差”的性别刻板印象，因此对数学性别刻板印象而言，该群体便存有双重效价身份：理科专业身份和女性性别身份。根据以往研究结果，理科生身份启动组的数学成绩应显著高于控制组和女性身份启动组的数学成绩。但具体结果是否如此，需要未来研究以理科女性为实验样本展开探讨。
第三，刻板印象阻抗的产生条件还存有争议。如前所述，虽然转变内隐信念、提高积极印象管理动机和强化相对剥夺能引发刻板印象阻抗。但也有研究表明该阻抗效应的出现还需要一个大前提条件，即仅在刻板印象被外显提及，而非内隐提及时，才能引发受威胁个体的阻抗反应（Kray et al.， 2001， 201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内隐呈现刻板印象威胁线索，也能诱发刻板印象阻抗。如虽然受语言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男性本应该在语言任务中表现下降，但Hirnstein，Freund和Hausmann（2012）在探索个体的语言流畅表现时发现，相比于控制组，男性在刻板印象威胁组中的表现却上升了，即刻板印象阻抗效应。该研究在实验操作中并没有直接外显提及女性在言语能力上优于男性，而只是告知被试在该任务中存有性别差异。该结论在刻板印象涉及的其他领域中也得到了证实（Harrison，
Stone， Shapiro， Yee， Royd， & Rullan， 2009; Pavawalla， Salazar， Cimino， Belanger， & Vanderploeg， 2013）。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类实验操作可能只是外显程度较低，但是否能因此否认刻板印象阻抗需外显提及威胁线索这一条件，需要未来研究者严格操作刻板印象阻抗的提及方式，对比内隐操作和外显操作差异。
第四，刻板印象阻抗与反刻板印象易混淆。反刻板印象（counter-stereotype）是一种行为或特质表现出与刻板印象相反的现象（Heilman， Wallen， Fuchs， & Tamkins， 2004）。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反刻板印象也能对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起到干预作用（Finnegan， Okahill， & Garnham， 2015; Leicht，
Gocowska， Breen， Lemus， & Moura， 2017; Prati， Crisp， & Rubini， 2015）。如宋淑娟和刘华山（2014）在探究反刻板印象信息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中发现，榜样减弱组（即反刻板印象组）的数学成绩和工作记忆都显著高于控制组。换句话说，反刻板印象和刻板印象阻抗一样，也能提高个体的表现。由此，对这两者的区分便尤为重要。正如Javadian和Zoogah（2014b）提到反刻板印象更多是指刻板印象群体表现出与其特质和身份不同的行为，这种心理现象虽能提高个体的表现，但会带来长久损耗;而刻板印象阻抗更多是指受威胁者为证明他人对其群体特征的感知不准确而作出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与其能力不符，相反，是其真实能力的体现。因此，未来研究在使用刻板印象阻抗提高个体表现时，需要注意与反刻板印象进行区分，以免相互混淆。
第五，刻板印象阻抗与刻板印象促进的心理机制不明。当前有关刻板印象阻抗的多数研究只是单纯论述这种心理现象的存在与否（Kray et al.， 2001， 2010; Weiss， 2016），鲜有研究探讨其心理机制。唯有Javadian和Zoogah（2014b）在理论研究中提出，可将相对剥夺看作是个体对刻板印象的积极反应或消极反应的心理机制。具体而言，当个体处在消极刻板印象情境中，伴随着相对剥夺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较高时，更易否认这种消极刻板印象，进而表现提高，即刻板印象阻抗效应;相反，当个体的这种由相对剥夺引发的不满情绪较低时，更易认同该消极刻板印象，进而表现下降，即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然而，相对剥夺是否真是刻板印象阻抗的心理机制还需更多实证研究予以证实。对于刻板印象促进的心理机制，有研究认为是观念运动加工（ideomotor process）的作用，即个体的某种行为倾向源于该行为表征的激活（Dijksterhuis & Bargh， 2001; Wheeler & Petty， 2001）。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表现提高是因为刻板印象促进激活了与该行为有关的积极概念（王祯，杨丽娴， 2018）。比如在Shih等人（1999）的研究中，亚裔美国女性的数学成绩提高便是因为其种族身份得到了激活。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可将焦虑和神经加工效率视为刻板印象促进的心理机制（Shih et al.， 2012）。但如前所述，该结论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有足够的实证研究予以支持。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利用脑成像等技术从神经机制的层面加深对刻板印象阻抗与刻板印象促进心理机制的探讨，以更好地理解其作为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的可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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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type Boost and Stereotype Reactance：
New Perspective of Interventions on Stereotype Threat
WANG Zhe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Stereotype threat refers to a situation predicament that stigmatized individuals underperform in negative stereotyped field. Based on some drawbacks of previous interventions on stereotype threat， in this paper， the interventions on stereotype threat a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cluding stereotype boost which is triggered by activating the positive stereotyped characteristics and priming the positive stereotyped identity， and stereotype reactance which is triggered by changing implicit beliefs， improving motivation of posit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c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stereotype boost and stereotype reactance in enhancing reliability of research， increasing diversities of participants， controlling manipulation of experiment， clarifying concepts of research and combining technologies of Neurolog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Key words： stereotype threat; stereotype boost; stereotype reactance; intervention
关键词 刻板印象威胁;刻板印象促进;刻板印象阻抗;干预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10.006
1 前言
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即令污名个体在消极刻板印象领域中表现下降的一种现象（Steele & Aronson， 1995）。该现象会给个体带来众多消极影响，因而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从短期看，刻板印象威胁会导致个体的行为表现受损，如大量研究表明女性在性别刻板印象威胁的影响下，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的表现会显著低于男性（Flore & Wicherts， 2015; Shapiro & Williams， 2012）。而从长期来看， 刻板印象威胁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Aronson， Burgess， Phelan， & Juarez， 2013; von Hippel， Sekaquaptewa， & McFarlane， 2015），且有研究发现，更有甚者，即使脱离了当前的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也有可能遭受该威胁的延迟效应，导致其攻击性增强、饮食不良、风险决策和注意控制困难等，即刻板印象威胁外溢效应（stereotype threat spillover）（Inzlicht & Kang， 2010）。
因此，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至关重要。以往的干预措施甚多，如研究发现个体对某一领域或群体越认同，越易遭受刻板印象威胁，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对该领域或群体的认同，来降低威胁效应（Kang & Chasteen， 2009; Keller， 2007）。而“奥巴马效应”，即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对黑人的种族刻板印象降低，
揭示了为个体提供积极内群体榜样也能降低威胁效应（Marx， Ko， & Friedman， 2009）。此外，为情景困境提供外归因（Johns， Inzlicht， & Schmader， 2008）和正念训练（Weger， Hooper， Meier， & Hopthrow， 2012）等也都具有干预作用。有研究对这些干预措施进行了归纳，提出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将威胁情境重构为无威胁情境;然后为受威胁个体提供应对威胁的措施;最后创设身份安全的环境，即通过改变环境来降低刻板印象威胁（Spencer， Logel， & Davies， 2016）。
尽管这些措施对刻板印象威胁起到了一定的干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1）某些干预措施仅是针对某一刻板印象领域而言。如Barber和Mather（2013）基于调节匹配理论（regulatory fit theory）的干预方式仅适用于老年人工作记忆不良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威胁涉及范围甚广，从学业成绩，如女性的数学成绩（Spencer， Steele， & Quinn， 1999），到生活技能，如老年人的驾驶技能（Lambert et al.， 2016）;从决策能力，如女性的金融决策能力（Carr & Steele， 2010），到认知能力， 如老年人的工作记忆（Barber， 2017; Eich， Kou， Castel， & Knowlton， 2014）等。因此，这类干预措施作用的领域有限。（2）某些干预措施需要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才能得以实现。如有研究指出由于刻板印象威胁深受社会大众传媒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阻止相关媒体传播消极刻板印象内容来消除其不良影响（Inzlicht， Tullett， Legault， & Kang， 2011）。而现实生活中，抵制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对消极刻板印象内容的传播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介入。因此，这类干预措施的个人操作性不强。（3）由于刻板印象威脅源于消极刻板印象，因此现有大部分干预措施都旨在通过消除或弱化消极刻板印象来降低其对个体产生的威胁效应。Spencer等人（2016）总结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的第一步便是重构威胁情景，使个体感受不到消极刻板印象。但消极刻板印象不一定会引发刻板印象威胁（张宝山，袁菲，徐靓鸽， 2014），其在一定条件下也能促使个体的表现上升，即刻板印象阻抗（stereotype reactance）。而刻板印象不仅有消极方面，还存在积极方面，激活个体的积极刻板印象能提高个体的表现，即刻板印象促进（stereotype boost）（王祯，杨丽娴， 2018）。此外，这类研究还忽略了刻板印象是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心理现象，因此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即刻板印象威胁）在短期内很难被完全消除。
综上，一方面，以往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措施存在种种弊端，因而在实际运用时就更应审慎，而探索新颖且适用范围较广的干预措施也就刻不容缓。另一方面，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范围甚广，且在短期内不易被完全消除，因而可以尝试在个体还未受刻板印象威胁影响时，利用积极刻板印象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进而提高个体的表现，即可以看作为一种源头式干预;而当个体深陷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并开始遭受其消极影响时，则可尝试反其道而行，利用这种消极刻板印象来引发刻板印象阻抗，进而提高个体的表现，即可以看作为一种过程式干预。基于此，本文拟从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的新视角出发，分别对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这两种能提高个体表现的心理现象进行综述，以期将以往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为相关领域工作者干预刻板印象威胁提供新思路。 2 刻板印象促进
Levy（1996）发现激活与老年人相联的不同效价的刻板印象特性会使其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不同。如激活与其相联的消极刻板印象特性（如衰老、遗忘）会使其记忆表现下降;反之，激活与其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如警觉、学识），会使其记忆表现上升。基于此，Shih，Pittinsky和Ambady（1999）认为可以通过启动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刻板印象身份来提高或降低个体的表现。研究者以亚裔美国女性为被试，将她们分成三组，分别启动其亚洲种族身份、女性性别身份以及无身份启动，然后让其完成数学测试。由于人们普遍存有“亚洲人数学好”的种族刻板印象和“女性数学差”的性别刻板印象，结果显示启动亚洲身份的被试在数学测试上的得分最高，无身份启动的被试得分位于中间，而启动女性身份的被试得分最低。这种通过激活个体积极刻板印象，使其在该激活情境中表现上升的现象即刻板印象促进（Shih et al.， 1999）。Shih等人在后续研究中也指出了积极刻板印象启动对个体表现的促进作用（Shih， Pittinsky， & Ho， 2012; Shih， Wout， & Hambarchyan， 2015）。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众多社会身份（Kang & Bodenhausen， 2015; Nicolas， de la Fuente， & Fiske， 2017; Pittinsky， Shih， & Trahan， 2006），而不同的身份与不同的刻板印象相联（Shih et al.， 1999）。这就意味着对于任一刻板印象领域，在个体身上都可能找到与之相联的积极与消极刻板印象身份。如对于数学测试，虽然女性在该领域会遭受严重的消极刻板印象，但也能在其身上找到与该领域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如可能具有的亚洲人身份等。通过激活这种身份能提高女性的数学成绩。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个体身处何种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只要能找到相应的积极刻板印象身份引发刻板印象促进，就能提高其表现。此外，即使涉及各种不同领域，个体本身也总会持有不同效价的刻板印象特性，如女性具有温柔、贤惠等积极刻板印象特性，但也存在脆弱、依赖等消极刻板印象特性。因此，刻板印象促进旨在直接利用积极刻板印象提高个体的表现，具有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不具备的适用范围较广的特点。该效应的诱发方式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2.1 激活积极刻板印象特性
如前所述，老年人虽饱受老化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但Levy（1996）却通过激活与该老年人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提高了其在记忆任务上的表现。除了在心理层面存在这种刻板印象促进效应外，有研究发现生理层面也具有该效应。研究者以同样的方式，分别激活与老年人相联的消极刻板印象特性（如依赖、 疾病）和积极刻板印象特性（如精明、有洞察力），探讨了老年人的生理表现。结果发现受积极刻板印象影响的老年人的心血管压力降低了（Levy， Hausdorff， Hencke， & Wei， 2000）。因此，根据不同领域的刻板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激活与之相关的、个体所具有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進而提高其表现。
2.2 启动积极刻板印象身份
以往研究除了曾通过激活亚裔美国女性的种族身份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提高其在数学任务上的表现外（Gibson， Losee， & Vitiello， 2014; Shih et al.， 1999， 2012），还曾以黑白混血儿为被试来探讨刻板印象促进效应。该研究分别启动了被试的白人种族身份、黑人种族身份和无身份启动，然后让其完成被描述为具有诊断智力作用的测试。由于人们普遍存有“白人智商高”和“黑人智商低”的种族刻板印象，结果显示启动白人种族身份的被试在测试上的成绩显著高于无身份启动和启动黑人种族身份的被试（Gaither， Remedios， Schultz， & Sommers， 2015）。因此，根据不同领域的刻板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启动与之相关的、个体所具有的积极刻板印象身份来引发刻板印象促进，进而提高其表现。
虽然激活与刻板印象相联的积极刻板印象特性或身份能引发刻板印象促进，但也有研究表明，该促进效应的出现需要在无群众压力（observer pressure）的前提下。而当个体在存有群众压力的情境下作业，这种积极刻板印象反而会导致其表现下降， 即压力窒息效应（choking under pressure）。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群众压力使个体对本应自动化完成的任务投入过多的注意资源，进而限制了对任务中一些不可测因素的注意资源的投放，最终影响任务表现（Krendl， Gainsburg， & Ambady， 2012）。因此，为成功引发刻板印象促进，在启动积极刻板印象时，须严格控制好群众压力这一变量。值得注意的是，Krendl等人（2012）在研究中对群众压力的操作是通过向被试呈现有关他人的视频，但他人的具体数量究竟达到多少才会构成群众压力仍需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3 刻板印象阻抗
Brehm（1966）提出的心理阻抗理论（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认为，当个体感到其自由受威胁时，会比没有受威胁时更主张自身自由。基于此，Kray，Thompson和Galinsky（2001）假设当个体受刻板印象威胁影响后，会认为自己的表现受限（即自由受限），进而表现出与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相反的行为倾向，即表现上升。为此，研究者选取了MBA的学生，通过模拟价格谈判来考察其谈判能力。结果发现，当向女性呈现女性谈判能力差的性别刻板印象时，女性并没有表现出与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相一致的行为。相反，女性在谈判中的成绩竟显著提高，甚至高于男性。这种表现出和刻板印象相反的行为倾向即刻板印象阻抗。 而刻板印象阻抗本身具有抵制消极特性、挑战文化假设、提高学业努力及加强成功动机的特点（Kray et al.， 2001; Martin， Harrison， Stone， & Lawrence， 2010），所涉及的领域颇多。如事业方面，除了上述提及的女性的谈判能力外（Kray， Locke， & Haselhuhn， 2010; Kray et al.， 2001），还包含女性的领导能力（Hoyt & Blascovich， 2007）和创业意愿（Javadian & Zoogah， 2014a）等。学业方面，包括文科生在理科课程和理科生在文科课程上的学习能力（Hausmann， 2014）， 以及体育生在文化课程上的学习能力（Martin et al.， 2010）等。 认知方面， 涉及老年人的记忆能力 （Weiss， 2016）等。由此可以看出，刻板印象阻抗具有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不具备的适用范围较广的特点。该效应的诱发方式主要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3.1 转变内隐信念
Kray等人（2010）發现，刻板印象阻抗受内隐信念（implicit belief）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消除某一刻板印象领域的消极内隐信念来引发刻板印象阻抗。如Weiss（2016）发现持有较强老化实体信念的老年人在老化刻板印象被激活后，在记忆任务上表现较差;而没有EBA的老年人在该消极刻板印象被激活后，在记忆任务上出现了刻板印象阻抗效应。另一方面，若内隐信念的消除存在困难，可以将某一刻板印象领域具有固定不变性这一内隐信念转化为该领域具有可塑性这一内隐信念，从而提高刻板印象阻抗出现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个体的表现。如对于黑人所遭受的“黑人智商低”种族刻板印象，研究者可以通过强调智力增长观来引发其刻板印象阻抗，进而提高其表现（Aronson， Fried， & Good， 2002）。
3.2 提高积极印象管理动机
通常，在谈判中更加宣称自我价值的人被认为更擅长谈判，因而女性被刻板地认为不擅长谈判， 女性更倾向在谈判中宣称对方价值。 而Curhan和Overbeck（2008）在探究刻板印象阻抗的心理机制过程中发现，当高地位的女性被试具有强烈的积极印象管理动机时，在模拟就业谈判中会更宣称自我价值，即产生刻板印象阻抗效应。也就是说，通过提高个体的积极印象管理动机能引发个体的刻板印象阻抗，进而提高其表现。但我国研究者对外来务工女性应对刻板印象威胁的策略进行探究时却发现，高、低印象管理组对刻板印象威胁线索的敏感性无显著差异（管健，柴民权， 2013），表明印象管理动机并不能使受威胁个体应对消极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因此，究竟是印象管理动机作用的领域有限，还是国内外文化存有差异？亟须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3.3 强化相对剥夺
Javadian和Zoogah（2014a）在探讨刻板印象阻抗和相对剥夺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中指出，消极刻板印象会导致个体产生相对剥夺，进而提高自我表现。因为相对剥夺不仅是对不利情形的感知，也是对该情形的不满，而正因这种不满情绪，才使得个体感到相对剥夺后出现自我提高的反应。换句话说，相对剥夺体验能带来自我提高，即刻板印象阻抗效应。因此，如果个体已经受到消极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产生了相对剥夺，为防止刻板印象威胁的进一步影响，此时研究者应尽可能强化这种剥夺，由此才可能产生不满情绪以促使个体自我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化相对剥夺能引发刻板印象阻抗，但也有大量研究表明相对剥夺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如抑郁、愤怒和恐惧等）和身体健康（如高血压、药物滥用和自杀等），甚至会引发诸如政治暴动、群体攻击和抗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熊猛，叶一舵， 2016; Smith， Ryan， Jaurique， & Duffau， 2020）。这就意味着通过相对剥夺来引发刻板印象阻抗存在前提条件。为此，Javadian和Zoogah（2014b）进一步在研究中提到，当个体遭到消极刻板印象后，只有产生的相对剥夺能令其对这种消极刻板印象情境产生较高的不满情绪时，才会引发刻板印象阻抗。而当相对剥夺不足以令其对当前情境产生不满情绪，或只是产生较低的不满情绪时，个体便会受到消极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即刻板印象威胁。
4 问题及展望
刻板印象威胁无论是对个体的心理层面还是生理层面都具有严重影响，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有效干预。鉴于以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的不足，本文从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的新视角出发，对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这两种干预措施进行了论述。从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的概念、激活方式和影响来看，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刻板印象促进与刻板印象阻抗一样，
都能对刻板印象威胁起到干预作用，适用范围广阔，且
引发方式简洁。另一方面，尤其需要谨慎的是不能因二者都是从消极刻板印象的角度出发，便将二者等同：刻板印象促进是刻板印象的积极效应，与刻板印象的消极效应相对;而刻板印象阻抗是在刻板印象消极效应中发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可以看作是对刻板印象威胁不一致反应的探讨。
虽然这两种方法对刻板印象威胁干预具有优越性，但也需要注意与这两种方法有关的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未来研究者继续予以探讨。
第一，刻板印象促进的研究信度还存有争议。虽然Shih等人（1999， 2012， 2015）对刻板印象促进予以了大量探讨，并发现该效应确实存在。但Gibson等人（2014）以及Moon和Roeder（2014）同样以亚裔美国女性为被试，对其进行重复性验证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前者虽验证了刻板印象促进效应的存在，但后者却发现种族身份启动组、性别身份启动组和控制组在数学成绩上并无显著差异，即无刻板印象促进效应。究其原因，Shih和Pittinsky（2014）认为是Moon和Roeder在实验中改变了主试和实验地点导致的。因此，未来研究者可以针对这一点将主试和实验场所作为自变量，再次对刻板印象促进的相关研究进行验证，以提高刻板印象促进的研究信度，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 第二，刻板印象促进的探究群体过窄。以往研究都是以亚裔美国女性为样本（Gibson et al.， 2014; Moon et al.， 2014; Shih et al.， 1999， 2012， 2015），这可能导致该研究的生态效度匮乏。而根据Kang和Bodenhausen（2015）的多重身份理论，刻板印象促进效应理应在更多其他群体中体现。因此，未来研究应结合其他群体展开相应研究。以理科女性为例，由于人们普遍存有“理科生数学好”的专业刻板印象和“女性数学差”的性别刻板印象，因此对数学性别刻板印象而言，该群体便存有双重效价身份：理科专业身份和女性性别身份。根据以往研究结果，理科生身份启动组的数学成绩应显著高于控制组和女性身份启动组的数学成绩。但具体结果是否如此，需要未来研究以理科女性为实验样本展开探讨。
第三，刻板印象阻抗的产生条件还存有争议。如前所述，虽然转变内隐信念、提高积极印象管理动机和强化相对剥夺能引发刻板印象阻抗。但也有研究表明该阻抗效应的出现还需要一个大前提条件，即仅在刻板印象被外显提及，而非内隐提及时，才能引发受威胁个体的阻抗反应（Kray et al.， 2001， 201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内隐呈现刻板印象威胁线索，也能诱发刻板印象阻抗。如虽然受语言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男性本应该在语言任务中表现下降，但Hirnstein，Freund和Hausmann（2012）在探索个体的语言流畅表现时发现，相比于控制组，男性在刻板印象威胁组中的表现却上升了，即刻板印象阻抗效应。该研究在实验操作中并没有直接外显提及女性在言语能力上优于男性，而只是告知被试在该任务中存有性别差异。该结论在刻板印象涉及的其他领域中也得到了证实（Harrison，
Stone， Shapiro， Yee， Royd， & Rullan， 2009; Pavawalla， Salazar， Cimino， Belanger， & Vanderploeg， 2013）。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类实验操作可能只是外显程度较低，但是否能因此否认刻板印象阻抗需外显提及威胁线索这一条件，需要未来研究者严格操作刻板印象阻抗的提及方式，对比内隐操作和外显操作差异。
第四，刻板印象阻抗与反刻板印象易混淆。反刻板印象（counter-stereotype）是一种行为或特质表现出与刻板印象相反的现象（Heilman， Wallen， Fuchs， & Tamkins， 2004）。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反刻板印象也能对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起到干预作用（Finnegan， Okahill， & Garnham， 2015; Leicht，
Gocowska， Breen， Lemus， & Moura， 2017; Prati， Crisp， & Rubini， 2015）。如宋淑娟和刘华山（2014）在探究反刻板印象信息对刻板印象威胁的干预中发现，榜样减弱组（即反刻板印象组）的数学成绩和工作记忆都显著高于控制组。换句话说，反刻板印象和刻板印象阻抗一样，也能提高个体的表现。由此，对这两者的区分便尤为重要。正如Javadian和Zoogah（2014b）提到反刻板印象更多是指刻板印象群体表现出与其特质和身份不同的行为，这种心理现象虽能提高个体的表现，但会带来长久损耗;而刻板印象阻抗更多是指受威胁者为证明他人对其群体特征的感知不准确而作出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与其能力不符，相反，是其真实能力的体现。因此，未来研究在使用刻板印象阻抗提高个体表现时，需要注意与反刻板印象进行区分，以免相互混淆。
第五，刻板印象阻抗与刻板印象促进的心理机制不明。当前有关刻板印象阻抗的多数研究只是单纯论述这种心理现象的存在与否（Kray et al.， 2001， 2010; Weiss， 2016），鲜有研究探讨其心理机制。唯有Javadian和Zoogah（2014b）在理论研究中提出，可将相对剥夺看作是个体对刻板印象的积极反应或消极反应的心理机制。具体而言，当个体处在消极刻板印象情境中，伴随着相对剥夺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较高时，更易否认这种消极刻板印象，进而表现提高，即刻板印象阻抗效应;相反，当个体的这种由相对剥夺引发的不满情绪较低时，更易认同该消极刻板印象，进而表现下降，即刻板印象威胁效应。然而，相对剥夺是否真是刻板印象阻抗的心理机制还需更多实证研究予以证实。对于刻板印象促进的心理机制，有研究认为是观念运动加工（ideomotor process）的作用，即个体的某种行为倾向源于该行为表征的激活（Dijksterhuis & Bargh， 2001; Wheeler & Petty， 2001）。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表现提高是因为刻板印象促进激活了与该行为有关的积极概念（王祯，杨丽娴， 2018）。比如在Shih等人（1999）的研究中，亚裔美国女性的数学成绩提高便是因为其种族身份得到了激活。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可将焦虑和神经加工效率视为刻板印象促进的心理机制（Shih et al.， 2012）。但如前所述，该结论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未有足够的实证研究予以支持。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利用脑成像等技术从神经机制的层面加深对刻板印象阻抗与刻板印象促进心理机制的探讨，以更好地理解其作为刻板印象威胁干预措施的可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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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type Boost and Stereotype Reactance：
New Perspective of Interventions on Stereotype Threat
WANG Zhe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Stereotype threat refers to a situation predicament that stigmatized individuals underperform in negative stereotyped field. Based on some drawbacks of previous interventions on stereotype threat， in this paper， the interventions on stereotype threat ar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including stereotype boost which is triggered by activating the positive stereotyped characteristics and priming the positive stereotyped identity， and stereotype reactance which is triggered by changing implicit beliefs， improving motivation of posit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c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stereotype boost and stereotype reactance in enhancing reliability of research， increasing diversities of participants， controlling manipulation of experiment， clarifying concepts of research and combining technologies of Neurolog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Key words： stereotype threat; stereotype boost; stereotype reactance;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