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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成品油短缺现象给我们敲起了警钟，中国必须制定强有力的、系统的能源战略。短期看，稳定成品油的供应是当务之急，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中期看，需求侧管理必须推出，即成品油价格以及一切与原油相关产品的价格必须上调，以引导中国进入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的轨道。长期看，中国的能源发展依赖于在煤炭的开采和综合利用技术上取得像杂交水稻那样的世界性突破，而这无疑依赖于政府的投入以及有力的经济政策支持。
广东一带的消费者虽然还没有在油价上涨方面，但至少是在油品短缺方面已初次浅尝了西方国家和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痛苦。正当中国经济刚刚呈现蓬勃起飞的势态时，原油价格不断攀升，沿海一带石油短缺显现。这一切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考验大国发展智慧的课题：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能源发展策略?
15年后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将升至67％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到底中国经济的兴起会否对世界原油市场造成革命性、震撼性的影响?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史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寻。
日本是个明显的例子，因为，日本也是本国石油资源不足的经济体。日本经济从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呈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奇迹，相应地，日本的能源消费迅速增长。1955年日本原油消费占世界石油产量约1．2％左右；到了197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8％；1985年和1995年分别为7．5％和8．2％；到2004年，回落至6．4％。与此同时，世界原油价格在1950以及1960年代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低水平，到了1973年，价格突然飙升了4．5倍，1979年再次上升5倍。1980和1990年代，油价基本稳定，维持在3倍于1950和1960年代的水平。当然，1973和1979年的石油价格飙升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无关，是中东政治危机的产物。更为深入的研究还需要进行，但是，至少我们还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假说，即日本以及同时起飞的一批经济体，使得世界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从1950年代起二十年内上升了2—3倍。
再看看当前和未来世界石油市场的大势。首先，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API)的预测，在原油价格30美元左右一桶的水平上，世界经济对原油的需求将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过去20年世界原油的平均年产量增长仅仅为1．7％，而且历年波动很大。过去20年，世界探明的石油储量与产量一直在可供开采35—42年之间徘徊，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原油产量会在30美元一桶的价位上以2％的速度上升，可以比较谨慎地预言，在可见的未来，世界原油价格不会回复到1990年代的水平．即，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长期维持在40—50美元的可能性极大。
回到中国的情况，根据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凹翻两番，能源消耗翻一番。假如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那么对原油的消费也会翻一番。2004年中国占世界原油消费的比重是8．2％，即便世界产量以2％的速度上升，15年后，中国的石油消费占世界的比重将至少上升到15％，相当于今天北美占世界原油消费比重的一半。最令人担忧的是，我国本土的石油产量由于各种约束，15年后能够维持目前占世界总产量4—5％的水平就不错了，也就是说，15年以后，我国石油的对外依赖(从国外油田运输入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40％上升到67％，远远超出美国今天50％左右的水平。显然易见，能源战略是考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未来能否持续增长的难题。
大国能源战略的三步棋
有了以上的基本认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石油发展战略。
首先，从短期来看，稳定第一，稳定成品油的供应是当务之急。成品油的供应一旦出现波动或者短缺，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原因很简单，短期内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可替代的技术，比如，大排量的发动机不可能几天就换成高效率的小引擎，所以，油价上升等价于加税，而加税的后果就是经济增长受损。所以，短期内必须克服各种机制上和利益集团的约束，保证成品油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讲，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来克服目前成品油和原油价格倒挂所带来的利益驱动的阻力。
从中期来看，需求侧管理必须推出，即，成品油价格以及一切与原油相关产品的价格必须上调，甚至作较大幅度的调整。比如，成品燃油的价格水平(含税)可能调高一倍，达到欧洲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它对原油的供给一定是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包括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产出，如果它们走出去的战略最终成功的话)，而进口(包括海外生产)原油对中国经济而言，其成本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反映在原油的价格上，还反映在为了保证原油的畅通供给，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付出的各种成本。比如说，要和主要石油产出国以及石油运输线附近的国家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切成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在原油的影子价格上面。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肯定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代价。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原油的影子价格一定不比欧洲低，而欧洲目前的成品油价格基本上是中国的两倍。
只有逐步提高成品油的价格，才能够引导消费者以及生产者逐步用更加合理的技术替代那些对石油严重依赖的旧技术，使得中国真正进入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轨道。事实上，这些概念光凭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的宣传是难以实现的，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来推动。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经济，必须寻找一条因地制宜、符合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能源策略。讲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必须要寻找石油的替代品，要减少能源结构中对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煤炭资源拥有国，煤炭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前景十分广阔，而这些技术不可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对它们而言，石油长期以来是主要的能源来源，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保障石油供应的机制，包括石油储备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军事行动。对一般小国家来说，煤炭储量远远低于中国，不值得研究如何利用。在煤炭问题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就好比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依靠这一技术突破，使得中国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中国的能源发展，也依赖于在煤炭的开采和综合利用上取得像杂交水稻那样的世界性突破。这样的技术突破，毫无疑问必须依赖于政府的投入；这样的技术突破之后的推广，也依赖于政府的规制、管制，以及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支持。
事实上，据权威人士透露，煤炭综合利用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进一步的突破也有可能。即使把现有的技术大规模地用好，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已经巨大无比。具体说宋，目前领先的技术概念是煤炭气化多联产(coalsyngas／polygeneration．CSP)，即，把煤炭在煤矿转化为一种既可以燃烧也可以作为化工基本原料的气体，其转化率高达95％。这一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的利用率，起到从各方面替代石油的作用，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采煤中产生的瓦斯，化危险品为宝物，还可以大大降低煤炭直接燃烧产生的粉尘以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废气，彻底改变煤炭产业黑与脏的形象。
确切地讲，煤炭综合利用的突破不是技术问题，本质是经济体制问题，核心是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和管理体制的保障，比如，必须坚决关闭小煤矿，逐步提高成品油价，适当提高煤炭价格(比如适当加税)，同时逐步提高电价(这都是需求管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反映中国能源的影子价格)，大力补贴采用新技术的煤矿，建立若干样板煤矿以便推广新技术。
总而言之，大国经济尤其是大国赶超经济与小国经济的不同在于，一个大国赶超经济如果没有自己在核心经济问题上的技术突破，它的赶超必然要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广东一带的消费者虽然还没有在油价上涨方面，但至少是在油品短缺方面已初次浅尝了西方国家和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痛苦。正当中国经济刚刚呈现蓬勃起飞的势态时，原油价格不断攀升，沿海一带石油短缺显现。这一切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考验大国发展智慧的课题：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能源发展策略?
15年后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将升至67％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到底中国经济的兴起会否对世界原油市场造成革命性、震撼性的影响?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史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寻。
日本是个明显的例子，因为，日本也是本国石油资源不足的经济体。日本经济从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呈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奇迹，相应地，日本的能源消费迅速增长。1955年日本原油消费占世界石油产量约1．2％左右；到了197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8％；1985年和1995年分别为7．5％和8．2％；到2004年，回落至6．4％。与此同时，世界原油价格在1950以及1960年代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低水平，到了1973年，价格突然飙升了4．5倍，1979年再次上升5倍。1980和1990年代，油价基本稳定，维持在3倍于1950和1960年代的水平。当然，1973和1979年的石油价格飙升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无关，是中东政治危机的产物。更为深入的研究还需要进行，但是，至少我们还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假说，即日本以及同时起飞的一批经济体，使得世界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从1950年代起二十年内上升了2—3倍。
再看看当前和未来世界石油市场的大势。首先，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API)的预测，在原油价格30美元左右一桶的水平上，世界经济对原油的需求将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过去20年世界原油的平均年产量增长仅仅为1．7％，而且历年波动很大。过去20年，世界探明的石油储量与产量一直在可供开采35—42年之间徘徊，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原油产量会在30美元一桶的价位上以2％的速度上升，可以比较谨慎地预言，在可见的未来，世界原油价格不会回复到1990年代的水平．即，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长期维持在40—50美元的可能性极大。
回到中国的情况，根据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凹翻两番，能源消耗翻一番。假如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那么对原油的消费也会翻一番。2004年中国占世界原油消费的比重是8．2％，即便世界产量以2％的速度上升，15年后，中国的石油消费占世界的比重将至少上升到15％，相当于今天北美占世界原油消费比重的一半。最令人担忧的是，我国本土的石油产量由于各种约束，15年后能够维持目前占世界总产量4—5％的水平就不错了，也就是说，15年以后，我国石油的对外依赖(从国外油田运输入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40％上升到67％，远远超出美国今天50％左右的水平。显然易见，能源战略是考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未来能否持续增长的难题。
大国能源战略的三步棋
有了以上的基本认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石油发展战略。
首先，从短期来看，稳定第一，稳定成品油的供应是当务之急。成品油的供应一旦出现波动或者短缺，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原因很简单，短期内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可替代的技术，比如，大排量的发动机不可能几天就换成高效率的小引擎，所以，油价上升等价于加税，而加税的后果就是经济增长受损。所以，短期内必须克服各种机制上和利益集团的约束，保证成品油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讲，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来克服目前成品油和原油价格倒挂所带来的利益驱动的阻力。
从中期来看，需求侧管理必须推出，即，成品油价格以及一切与原油相关产品的价格必须上调，甚至作较大幅度的调整。比如，成品燃油的价格水平(含税)可能调高一倍，达到欧洲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它对原油的供给一定是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包括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产出，如果它们走出去的战略最终成功的话)，而进口(包括海外生产)原油对中国经济而言，其成本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反映在原油的价格上，还反映在为了保证原油的畅通供给，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付出的各种成本。比如说，要和主要石油产出国以及石油运输线附近的国家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切成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在原油的影子价格上面。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肯定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代价。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原油的影子价格一定不比欧洲低，而欧洲目前的成品油价格基本上是中国的两倍。
只有逐步提高成品油的价格，才能够引导消费者以及生产者逐步用更加合理的技术替代那些对石油严重依赖的旧技术，使得中国真正进入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轨道。事实上，这些概念光凭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的宣传是难以实现的，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来推动。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经济，必须寻找一条因地制宜、符合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能源策略。讲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必须要寻找石油的替代品，要减少能源结构中对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煤炭资源拥有国，煤炭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前景十分广阔，而这些技术不可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对它们而言，石油长期以来是主要的能源来源，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保障石油供应的机制，包括石油储备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军事行动。对一般小国家来说，煤炭储量远远低于中国，不值得研究如何利用。在煤炭问题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就好比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依靠这一技术突破，使得中国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中国的能源发展，也依赖于在煤炭的开采和综合利用上取得像杂交水稻那样的世界性突破。这样的技术突破，毫无疑问必须依赖于政府的投入；这样的技术突破之后的推广，也依赖于政府的规制、管制，以及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支持。
事实上，据权威人士透露，煤炭综合利用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进一步的突破也有可能。即使把现有的技术大规模地用好，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已经巨大无比。具体说宋，目前领先的技术概念是煤炭气化多联产(coalsyngas／polygeneration．CSP)，即，把煤炭在煤矿转化为一种既可以燃烧也可以作为化工基本原料的气体，其转化率高达95％。这一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的利用率，起到从各方面替代石油的作用，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采煤中产生的瓦斯，化危险品为宝物，还可以大大降低煤炭直接燃烧产生的粉尘以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废气，彻底改变煤炭产业黑与脏的形象。
确切地讲，煤炭综合利用的突破不是技术问题，本质是经济体制问题，核心是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和管理体制的保障，比如，必须坚决关闭小煤矿，逐步提高成品油价，适当提高煤炭价格(比如适当加税)，同时逐步提高电价(这都是需求管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反映中国能源的影子价格)，大力补贴采用新技术的煤矿，建立若干样板煤矿以便推广新技术。
总而言之，大国经济尤其是大国赶超经济与小国经济的不同在于，一个大国赶超经济如果没有自己在核心经济问题上的技术突破，它的赶超必然要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