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历史上几乎很少委派特使，而徐雪寒则是其中为数不多者之一。在邹韬奋先生病重于沪期间，他两次受命作为华中局特使，秘密前往上海，探望病重的韬奋先生，给先生极大慰藉。徐雪寒的这段经历，也诠释了新四军领导人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特殊情感。
极富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
徐雪寒15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担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928年，因叛徒告密在宁波被捕，旋即被押解杭州陆军监狱。不到20岁的他在陆军监狱结识了薛暮桥、骆耕漠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徐雪寒利用在监狱时间系统学习了经济学、哲学等综合知识，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出版家、经济学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3年，徐雪寒经保释出狱。5年的监狱生活既增加了知识储备，又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次年，徐雪寒到上海寻找组织。经先他出狱的薛暮桥介绍，参加了著名学者阳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在研究会的有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姜君辰、石西民等人。他们编辑出版《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和《中国农村》月刊，撰写文章辩论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经济问题，针砭时弊，一时引领风潮，极具影响。1935年夏，国民党对左翼文化团体实施“文化围剿”，《中国经济情报》《中国农村》均面临停刊危险。研究会同仁未雨绸缪，决定另辟蹊径，创建出版阵地。这就是新知书店的由来。
新知书店的发起人有徐雪寒、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骆耕漠、张锡昌、石西民、孙克定、华应申等，他们大多是中共党员。经同仁讨论确定书店经营的原则是：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工具；专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充分利用合法方式，按企业原则经营管理。骆耕漠后来说：“新知书店在私人事业合法掩护下，在国民党和敌伪统治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从创办之日起，就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1935年8月，新知书店成立，公推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骆耕漠、徐雪寒、华应申等为理事会理事，钱俊瑞为理事长。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徐雪寒为经理，后任总经理，负责经营。事实上，徐雪寒成为书店创办之初的实际经营者。当时，资金是最大难题，只有靠同仁集资。发起者钱俊瑞、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姜君辰、华应申等人很少有固定职业，基本以稿费为生，几乎都是以10元、20元相凑，所凑股金有限。有的人干脆“捐献”文章抵充股本。虽然通过左翼文化团体的关系，一些进步文化人和职业界也进行了集资，但仍属杯水车薪。然而，徐雪寒的一次特别拜访，终于出现柳暗花明。
与韬奋先生的特殊交往
正在书店经费捉襟见肘之时，钱俊瑞想到了邹韬奋先生。邹先生既为时下出版界扛鼎人物，同时又具有新闻界进步、正义、独立的人格魅力。钱俊瑞坚信，无论从新知书店的经营理念还是资金帮助，拜访韬奋先生，一定会有所受益。經胡愈之、钱俊瑞介绍，徐雪寒前往拜访邹韬奋。徐雪寒对邹韬奋可谓心仪已久，但从未谋面。韬奋先生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归来，尚在身体的恢复调整阶段，但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徐雪寒。
徐雪寒介绍了新知书店创办的缘由与初衷，介绍了书店经营方向乃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书籍，以及书店是作为一个宣传阵地的定位。他称自己搞经营并无经验，希望能受教于先生以及生活书店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同时，也谈到目前书店经营尚有较大资金缺口，希望能得到先生帮助，以解燃眉。邹韬奋对徐雪寒的第一印象不错。邹韬奋认为生活书店已经运作了很多年，形成了良性发展，而新知刚起步，自然会有一些艰难，但要坚持，要有应对困难的准备，加之同仁的努力，一定会打开局面，有好的发展。在得知新知书店资金困难后，邹韬奋欣然相助，决定以生活书店名义投资1000元。徐雪寒闻之喜不自胜，连连表示感谢。
徐雪寒是带着溢满的温暖告别邹韬奋的。此行也开启了他们以后多年非常特殊的情感与交往。
正是有了邹韬奋的这笔资金，才保证了新知书店的开张。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助理工作人员李如柏刚接受一笔遗产，亦向新知书店投资500元。这笔钱相当于所有零星募集资金的总和。至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新知书店总股金2000元，韬奋独助其半，功之在首。同样，生活书店的管理模式也给新知书店以极大启发。邹韬奋为生活书店确立的经营原则是：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这种经营理念为后来者的新知书店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宣传真理，结合中国国情，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是新知书店的显著特色。这也奠定了后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联合成立三联书店的基础。
作为特使的秘密使命
1942年，徐雪寒根据党组织安排，辗转抵达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入住阜宁“文化村”，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在盐阜区，盐阜区成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其地域魅力的影响下，敌占区、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来到盐阜区参加抗战。
为了将这些文化人相对集中一起，便于从事抗战的文化活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倡议成立了“文化村”，并任命扬帆为村长，负责安排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徐雪寒来到盐阜区后，也成为了“文化村”中的一员。其时，入住“文化村”的还有贺绿汀、阿英、范长江、黄源等著名文化人。徐雪寒抵达苏北前即听说邹韬奋已先期到了苏北根据地考察。为此他很兴奋，期盼能在抗日根据地与邹韬奋相见。但不巧的是他们在苏北失之交臂。邹韬奋抵达苏北不久即因耳朵疾病折返上海治病。而徐雪寒则在1943年前往淮南盱眙黄花塘。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已从盐阜区转移至此。徐雪寒受命担任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从事情报工作，成为潘汉年助手和秘密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在此期间，徐雪寒作为华中局特使，两次秘密赴上海，探望病中的韬奋先生，转达来自中共方面的问候。
自邹韬奋从苏北根据地返回上海治病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牵动着中共领导人的心。这年秋天，中共中央通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人到上海看望邹韬奋，转达中共方面的祝福以及送上部分医疗费。由于陈毅的点将，这一任务最终交给了徐雪寒。选择徐雪寒，自然是因为他与邹韬奋彼此熟悉和有交往，另外他对上海的情况也较为熟悉。 徐雪寒是以华中局特使的身份前往上海的。当时上海形势非常险恶，进步人士不断遭到捕杀。韬奋几经转院，后在剑桥医院接受放射治疗。徐雪寒到了上海径直去找陈其襄了解情况。陈其襄是生活书店最早的骨干之一，他当时正和张锡荣等人在上海从事工商业，用赚来的钱维持生活书店，顶住了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残酷摧残。通过陈其襄得知，邹韬奋被确诊为耳癌，这让徐雪寒大吃一惊，心底隐隐作痛。
当时，陈其襄正为邹韬奋筹措医疗资金，徐雪寒便将从军部领来的一笔钱交给了他。徐雪寒说：“这区区之数，对于韬奋长期重病治疗的费用，没有多大作用，但是革命事业尚在艰难之中，全体战士正在节衣缩食同敌人浴血战斗，这一点钱只不过是表达党中央和华中局对韬奋先生的尊敬和关注而已。”（徐雪寒《临终前的韬奋先生》原载《新观察》1982年第20期）陈其襄收下钱后，便带徐雪寒前往剑桥医院看望邹韬奋。
在医院，徐雪寒见到了躺在病床上显得异常消瘦的邹韬奋。韬奋夫人沈粹缜和徐伯昕也在一旁。徐雪寒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问候，并介绍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情况。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见到徐雪寒，韬奋非常高兴，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华中局的特使，代表中共领导人专门前来看望。他甚感欣慰，连连称谢。为了让韬奋好好休息，徐雪寒随即告辞。次日，当徐雪寒再来探望时，韬奋交给他一封写给华中局的亲笔信，并请华中局转告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感谢。韬奋同时还表达了病愈后一定去根据地，转而去延安的心愿。离开病房后，徐伯昕、陈其襄两位则一再向徐雪寒表示，他们会负责给韬奋先生治病，筹措一切需要的费用，根据地经济条件太困难，不要再送钱来。数天后，徐雪寒返回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向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汇报了此行经过，并转交了韬奋的亲笔信，并且代为起草向中央汇报的电报稿。
1944年3月的一天，陳毅突然约见徐雪寒，神情凝重地说：“韬奋同志在上海病势危殆，华中局根据城工部的报告，决定再度派你去上海探望病情表示慰问，并送去一笔医疗费用。希望摒挡一切，尽速成行。”徐雪寒带着华中局交给的一笔费用，在上海的一家私人医院见到了病重的邹韬奋。出乎徐雪寒意料的是，这次见面，韬奋便迫不及待地向徐表达了要求加入中共的愿望，并要求党组织审查自己一生经历，在其死后，亦望能追认为中共党员。显然这是邹韬奋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奋斗一生的信仰归属。当时，陪同看望的还有刘长胜、陈其襄。徐雪寒感动不已，答应一定向中央报告。徐雪寒说：“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认真考虑你的请求，请你安心治疗，争取早日痊愈。”
更让徐雪寒没有想到的是，韬奋请求徐雪寒代为起草遗嘱。如此相托，是多么大的信任！徐雪寒不免惶恐，连连推辞，恐有负信任。但韬奋执意相请，徐雪寒便答应下来。后来徐雪寒斟词酌句，反复揣摩，最终写成文稿，第二天在韬奋床榻之侧念给他听。韬奋听后说了声“谢谢”，便将此稿置于床头。
次日，徐雪寒即离开上海返回淮南黄花塘复命。然这竟成他与先生的永别。7月，邹韬奋病逝，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邹韬奋先生遗嘱》。很多人都以为那是徐雪寒代写的那份文稿。但徐雪寒公开澄清，那不是他代笔的内容，应该是韬奋先生自己所写。徐雪寒以坦诚廓清了这一历史。
后来发现了1944年6月2日韬奋口述、徐伯昕手书的《遗言纪要》，说明韬奋曾对徐伯昕口述遗言，以后的先生遗嘱应该据此凝练而成。但就韬奋先生请徐雪寒代拟遗嘱之托，足以证明这种信任是何等之重。事实上，在《遗言纪要》中，韬奋先生专门提到生前好友即有周恩来、潘汉年、徐雪寒、胡愈之、徐伯昕等。
徐雪寒作为华中局特使的这段特殊经历，既体现了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对以邹韬奋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的特别情感，较好地诠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与实践。同时，也从徐雪寒与邹韬奋的这种交往中，感受到他们的共性所在，即坚定信念，矢志不渝，为国家，为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历经坎坷，初心不改。于此亦能彰显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 （责任编辑 陶炳才）
极富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
徐雪寒15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担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928年，因叛徒告密在宁波被捕，旋即被押解杭州陆军监狱。不到20岁的他在陆军监狱结识了薛暮桥、骆耕漠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徐雪寒利用在监狱时间系统学习了经济学、哲学等综合知识，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出版家、经济学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3年，徐雪寒经保释出狱。5年的监狱生活既增加了知识储备，又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次年，徐雪寒到上海寻找组织。经先他出狱的薛暮桥介绍，参加了著名学者阳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在研究会的有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姜君辰、石西民等人。他们编辑出版《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和《中国农村》月刊，撰写文章辩论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经济问题，针砭时弊，一时引领风潮，极具影响。1935年夏，国民党对左翼文化团体实施“文化围剿”，《中国经济情报》《中国农村》均面临停刊危险。研究会同仁未雨绸缪，决定另辟蹊径，创建出版阵地。这就是新知书店的由来。
新知书店的发起人有徐雪寒、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骆耕漠、张锡昌、石西民、孙克定、华应申等，他们大多是中共党员。经同仁讨论确定书店经营的原则是：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工具；专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充分利用合法方式，按企业原则经营管理。骆耕漠后来说：“新知书店在私人事业合法掩护下，在国民党和敌伪统治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从创办之日起，就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1935年8月，新知书店成立，公推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骆耕漠、徐雪寒、华应申等为理事会理事，钱俊瑞为理事长。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徐雪寒为经理，后任总经理，负责经营。事实上，徐雪寒成为书店创办之初的实际经营者。当时，资金是最大难题，只有靠同仁集资。发起者钱俊瑞、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姜君辰、华应申等人很少有固定职业，基本以稿费为生，几乎都是以10元、20元相凑，所凑股金有限。有的人干脆“捐献”文章抵充股本。虽然通过左翼文化团体的关系，一些进步文化人和职业界也进行了集资，但仍属杯水车薪。然而，徐雪寒的一次特别拜访，终于出现柳暗花明。
与韬奋先生的特殊交往
正在书店经费捉襟见肘之时，钱俊瑞想到了邹韬奋先生。邹先生既为时下出版界扛鼎人物，同时又具有新闻界进步、正义、独立的人格魅力。钱俊瑞坚信，无论从新知书店的经营理念还是资金帮助，拜访韬奋先生，一定会有所受益。經胡愈之、钱俊瑞介绍，徐雪寒前往拜访邹韬奋。徐雪寒对邹韬奋可谓心仪已久，但从未谋面。韬奋先生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归来，尚在身体的恢复调整阶段，但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徐雪寒。
徐雪寒介绍了新知书店创办的缘由与初衷，介绍了书店经营方向乃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书籍，以及书店是作为一个宣传阵地的定位。他称自己搞经营并无经验，希望能受教于先生以及生活书店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同时，也谈到目前书店经营尚有较大资金缺口，希望能得到先生帮助，以解燃眉。邹韬奋对徐雪寒的第一印象不错。邹韬奋认为生活书店已经运作了很多年，形成了良性发展，而新知刚起步，自然会有一些艰难，但要坚持，要有应对困难的准备，加之同仁的努力，一定会打开局面，有好的发展。在得知新知书店资金困难后，邹韬奋欣然相助，决定以生活书店名义投资1000元。徐雪寒闻之喜不自胜，连连表示感谢。
徐雪寒是带着溢满的温暖告别邹韬奋的。此行也开启了他们以后多年非常特殊的情感与交往。
正是有了邹韬奋的这笔资金，才保证了新知书店的开张。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助理工作人员李如柏刚接受一笔遗产，亦向新知书店投资500元。这笔钱相当于所有零星募集资金的总和。至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新知书店总股金2000元，韬奋独助其半，功之在首。同样，生活书店的管理模式也给新知书店以极大启发。邹韬奋为生活书店确立的经营原则是：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这种经营理念为后来者的新知书店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宣传真理，结合中国国情，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是新知书店的显著特色。这也奠定了后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联合成立三联书店的基础。
作为特使的秘密使命
1942年，徐雪寒根据党组织安排，辗转抵达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入住阜宁“文化村”，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在盐阜区，盐阜区成为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其地域魅力的影响下，敌占区、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来到盐阜区参加抗战。
为了将这些文化人相对集中一起，便于从事抗战的文化活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倡议成立了“文化村”，并任命扬帆为村长，负责安排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徐雪寒来到盐阜区后，也成为了“文化村”中的一员。其时，入住“文化村”的还有贺绿汀、阿英、范长江、黄源等著名文化人。徐雪寒抵达苏北前即听说邹韬奋已先期到了苏北根据地考察。为此他很兴奋，期盼能在抗日根据地与邹韬奋相见。但不巧的是他们在苏北失之交臂。邹韬奋抵达苏北不久即因耳朵疾病折返上海治病。而徐雪寒则在1943年前往淮南盱眙黄花塘。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已从盐阜区转移至此。徐雪寒受命担任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从事情报工作，成为潘汉年助手和秘密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在此期间，徐雪寒作为华中局特使，两次秘密赴上海，探望病中的韬奋先生，转达来自中共方面的问候。
自邹韬奋从苏北根据地返回上海治病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牵动着中共领导人的心。这年秋天，中共中央通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人到上海看望邹韬奋，转达中共方面的祝福以及送上部分医疗费。由于陈毅的点将，这一任务最终交给了徐雪寒。选择徐雪寒，自然是因为他与邹韬奋彼此熟悉和有交往，另外他对上海的情况也较为熟悉。 徐雪寒是以华中局特使的身份前往上海的。当时上海形势非常险恶，进步人士不断遭到捕杀。韬奋几经转院，后在剑桥医院接受放射治疗。徐雪寒到了上海径直去找陈其襄了解情况。陈其襄是生活书店最早的骨干之一，他当时正和张锡荣等人在上海从事工商业，用赚来的钱维持生活书店，顶住了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残酷摧残。通过陈其襄得知，邹韬奋被确诊为耳癌，这让徐雪寒大吃一惊，心底隐隐作痛。
当时，陈其襄正为邹韬奋筹措医疗资金，徐雪寒便将从军部领来的一笔钱交给了他。徐雪寒说：“这区区之数，对于韬奋长期重病治疗的费用，没有多大作用，但是革命事业尚在艰难之中，全体战士正在节衣缩食同敌人浴血战斗，这一点钱只不过是表达党中央和华中局对韬奋先生的尊敬和关注而已。”（徐雪寒《临终前的韬奋先生》原载《新观察》1982年第20期）陈其襄收下钱后，便带徐雪寒前往剑桥医院看望邹韬奋。
在医院，徐雪寒见到了躺在病床上显得异常消瘦的邹韬奋。韬奋夫人沈粹缜和徐伯昕也在一旁。徐雪寒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问候，并介绍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情况。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见到徐雪寒，韬奋非常高兴，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华中局的特使，代表中共领导人专门前来看望。他甚感欣慰，连连称谢。为了让韬奋好好休息，徐雪寒随即告辞。次日，当徐雪寒再来探望时，韬奋交给他一封写给华中局的亲笔信，并请华中局转告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感谢。韬奋同时还表达了病愈后一定去根据地，转而去延安的心愿。离开病房后，徐伯昕、陈其襄两位则一再向徐雪寒表示，他们会负责给韬奋先生治病，筹措一切需要的费用，根据地经济条件太困难，不要再送钱来。数天后，徐雪寒返回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向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汇报了此行经过，并转交了韬奋的亲笔信，并且代为起草向中央汇报的电报稿。
1944年3月的一天，陳毅突然约见徐雪寒，神情凝重地说：“韬奋同志在上海病势危殆，华中局根据城工部的报告，决定再度派你去上海探望病情表示慰问，并送去一笔医疗费用。希望摒挡一切，尽速成行。”徐雪寒带着华中局交给的一笔费用，在上海的一家私人医院见到了病重的邹韬奋。出乎徐雪寒意料的是，这次见面，韬奋便迫不及待地向徐表达了要求加入中共的愿望，并要求党组织审查自己一生经历，在其死后，亦望能追认为中共党员。显然这是邹韬奋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奋斗一生的信仰归属。当时，陪同看望的还有刘长胜、陈其襄。徐雪寒感动不已，答应一定向中央报告。徐雪寒说：“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认真考虑你的请求，请你安心治疗，争取早日痊愈。”
更让徐雪寒没有想到的是，韬奋请求徐雪寒代为起草遗嘱。如此相托，是多么大的信任！徐雪寒不免惶恐，连连推辞，恐有负信任。但韬奋执意相请，徐雪寒便答应下来。后来徐雪寒斟词酌句，反复揣摩，最终写成文稿，第二天在韬奋床榻之侧念给他听。韬奋听后说了声“谢谢”，便将此稿置于床头。
次日，徐雪寒即离开上海返回淮南黄花塘复命。然这竟成他与先生的永别。7月，邹韬奋病逝，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邹韬奋先生遗嘱》。很多人都以为那是徐雪寒代写的那份文稿。但徐雪寒公开澄清，那不是他代笔的内容，应该是韬奋先生自己所写。徐雪寒以坦诚廓清了这一历史。
后来发现了1944年6月2日韬奋口述、徐伯昕手书的《遗言纪要》，说明韬奋曾对徐伯昕口述遗言，以后的先生遗嘱应该据此凝练而成。但就韬奋先生请徐雪寒代拟遗嘱之托，足以证明这种信任是何等之重。事实上，在《遗言纪要》中，韬奋先生专门提到生前好友即有周恩来、潘汉年、徐雪寒、胡愈之、徐伯昕等。
徐雪寒作为华中局特使的这段特殊经历，既体现了华中局、新四军领导人对以邹韬奋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的特别情感，较好地诠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与实践。同时，也从徐雪寒与邹韬奋的这种交往中，感受到他们的共性所在，即坚定信念，矢志不渝，为国家，为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历经坎坷，初心不改。于此亦能彰显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 （责任编辑 陶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