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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傍晚，槐树别院
接到单向街书店的邀请，是在大师去世几天之后。2007年8月10日暮色之中，沿着圆明园东门旁的一条郁郁葱葱的林荫小道的石子路，一路摸索，终于在一片大树隐蔽下、世外桃源般幽静的院子里，觅到了单向街书店朴素而雅致的门扉。
刘海平导演受邀来到这次放映会，正是与大家分享他拍摄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波折往事
安东尼奥尼1972年受邀来到华，拍摄纪录片《中国》。这也许是他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一件事了，但正因为这次拍摄，安东尼奥尼留下了一生的中国情结。
关于这部纪录片的波折有很多。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由当时意大利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官员。紧跟接着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就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中国方面当时觉得这也是对外宣传的好机会，就同意了。
安东尼奥尼一直对中国很是向往，虽然知道此行拍的肯定是一个政治电影，但抱着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的期望，1972年5月13日，他和自己的摄制组一行共4人，来到了中国，拍摄了大概一个多月。
因为此次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被批准进入“文革”时期的中国摄制纪录片，又由著名的安东尼奥尼执导，因此电影《中国》在西方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关注和反响，在中国本土也掀起了滔天巨浪。国际舆论界立即分为两派有人褒扬，有人指责：美国广播公司立即花费25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
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文化组则认为，片子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并在1973年10月底，由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紧跟着各类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战火也蔓延到了意大利。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威尼斯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意大利外交部长、意大利驻北京的大使、意中友协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察、消防队员意大利抗议放映这部影片的中国迷们将威尼斯双年展的办公处围得水泄不通。中方有关人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也尽一切可能阻止这部影片放映。期间威尼斯双年展的官员们一直以维护信息和艺术表达权利的名义进行抵抗，最终《中国》得以被移到另所影院进行放映。
在各界舆论的指责下，安东尼奥尼也面临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当他得知《中国》被禁，中国国内的观众不能看到这部影片时，感到非常痛苦。
就这样，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政府和外交部才对这个问题进行肃清，这场风波才画上了句号。但是影片直没有机会与中国大众见面，直到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时，《中国》才在其拍成32年之后，首次在中国放映。
触碰安东尼奥尼
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刘海平，正是深受安东尼奥尼影响的代人之一。问及当初为什么会去拍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片子时，海平说，一是兴趣、二是机缘。安东尼奥尼是对海平影响最大的导演，海平一直很崇敬他。而海平的太太候宇靖女士是学意大利语的，并在意大利生活过，夫妻两个都很喜欢意大利。于是，2004年，他们就尝试联系安东尼奥尼的太太恩丽卡，想拍摄采访安东尼奥尼。“当时，我们很担心她会不同意，还专门找了个意大利朋友打电话去他家，说明我们的意思。没想到恩丽卡马上就同意了。”海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满是欣慰，毕竟是大师，能够如此接近地去拍摄他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但是，安东尼奥尼在很久以前就因为中风失去了说话能力。那么在采访中，怎样和大师沟通呢7恩丽卡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作为与安东尼奥尼相伴30多年的爱妻，恩丽卡能透过安东尼奥尼含混的只字片语和简单的动作，去揣摩他的意思，因此成为了安公和外界沟通的“翻译”。同时，海平也能通过一些手势、动作来与他沟通。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海平和妻子设计了一些细节，来使安东尼奥尼兴奋起来，勾起他对中国的回忆。每次去探望他，夫妻两个都会给他带去来自中国的礼物。如有一次给他带了一件唐装，安东尼奥尼穿上后非常激动。还有一次，海平找到了一些安东尼奥尼当年在中国的彩色照片，安东尼奥尼自己都从没见过。当他看到这些照片时，手都发起抖来，深深陷入当年的回忆之中。安公的太太恩丽卡在旁边看着这些照片，也说，那时自己真是非常年轻，只有二十岁，像花儿一样。通过海平的这些礼物，安公夫妇经常回忆起过去的美好往事，在无形中，不能说话的安公，也与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很多精神上的交流，并对他们产生了感情。海平说，渐渐地没有子女的安东尼奥尼夫妇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亲切。
追忆当年事
谈到《中国》这部片子的意义，海平说，除了安公的艺术处理手法给我们的借鉴外，片子本身也非常有历史价值。那个年代，中国人从来未曾以这样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国家。安公让我们看到了当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一面。这些是我们现在回头找我们自己的影像资料时找不到的。安公在拍摄《中国》时表现出的关注最普通的平民大众的视角，和他拍摄纪录片的方法影响了中国很大批纪录片工作者。
安公在意大利拍电影，在拍摄现场往往指挥一百多个人同时工作， 天只拍一两个镜头i而来到中国拍纪录片，一天要拍几十个镜头。他的摄制组只有四个人，安公、两个摄影师，以及导演助理恩丽卡。
摄制组带了两部电影摄影机， 个很重的脚架， 大堆胶片和灯具。海平他们后来采访了当年前去接安公的中国方面派出的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回忆说光那些东西就装了一卡车。拍摄时间非常紧张，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一直在他肩上，随时都准备开拍。
当时的电影胶片特别庞大和笨重，并且一个只能拍四分半钟，转眼就用完了。换胶片也是极复杂的事情，胶卷拿出来后，还将里面的片渣吹干净，以免损伤新的胶片。所有这些程序都使拍摄远比我们今天要困难许多。
中国政府派出的陪同人员随时跟在安东尼奥尼左右，主要是限制他，不让他拍摄政府不允许拍摄的地方，而整个拍摄路线，都是中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但是安东尼奥尼是个非常真性情的人，经常看到那个地方好就要求拍摄，往往不按照正常的程序走，所以经常跟中国陪同人员起冲突。安公不仅自己争取些拍摄机会，还时常瞒着陪同人员偷拍，所以最后安公能用于 剪辑的影像资料才会这么丰富。
《中国已远》的诞生
海平夫妇从2004年开始去到意大利拍摄安东尼奥尼，一直到2006年，共去了5次。每次去意大利，除了拍摄安公以外，刘海平夫妇都会在意大利逗留很长段时间，在那里感受其浓郁的人文文化。“我们在那些古老的城市里慢慢地生活，融入其中，也渐渐地理解了这样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安东尼奥尼，他来到中国为什么会以这样的视角来拍摄这个国家。当我们以反向的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时，自己的收获也很大。”
海平感慨到，意大利的文化非常深厚，最重要的是，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都比中国好。一是财产私有化的制度非常有利于文化本身的传承和保护；二是文物古迹保护得非常好，历史资料也整理得非常好。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能产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乃至当代的安东尼奥尼等艺术大师， 点都不奇怪。
采访安公之外，海平夫妇回访了安公当年在中国拍摄过的地方，并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如当年林县的农民等，还采访了安公当年来中国时意大利驻中国的驻华大使、安公的毕生好友等。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海平夫妇专门购入了一部SONY HDR-FX 1E，并升级了自己的电脑来完成剪辑。剪辑花费了海平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成片的长度是99分钟。2006年海平最后一次去意大利时，还把这部片子带给了安公的太太恩丽卡，恩丽卡看了当晚就梦到了中国，第二天还打电话告诉海平，他们非常开心。可惜的是，2006年海平去的时候，安公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没有见他，而如今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当问到如今安公去世，海平是不是有打算把这个最后的告别也记录下来补充进纪录片的时候，海平说自己很希望能这样。但是由于去意大利的费用非常可观，这次就没有能去意大利参加安公的葬礼。
为了这部片子，刘海平夫妇已经投入了很多。“每次去意大利拍摄，都是一大笔花费。不仅是交通的费用，我们每次去在意大利居住段时间也是笔很大的开销，现在我已经学会简单的意大利语了。”
在拍摄期间，刘海平夫妇所有的投入都来自自己的积蓄，海平也接拍些别的片子，通过些别的收入来支持这部片子的拍摄。
片子完成后，也曾经试图在电视台播出过。央视的《见证》栏目曾经要播出，海平也做了几个片子给他们。但出于些考虑，央视到现在还没有播，并要求修改。修改片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海平为此很是无奈。
《中国已远》入选了半岛电视台2007年4月在东哈举办的第3届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纪录片竞赛单元。目前，海平夫妇也在计划把片子拿到其他电影节上去参赛。
海平说，当初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没想过能挣钱，也知道会是一件投入很大的事。如今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片子，对自己也点都不重要。这个片子有它自己独特的意义，而拍摄这部片子带给自己的收获已经很让自己满足了。“通过拍这个片子，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学会了怎样去拍摄。通过拍摄，我们触摸了大师之手。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能有幸与大师有这样的交流，确实令我们收益终身。从另 个层面上来讲是安东尼奥尼在教我们怎样拍摄东西，因为在拍摄过程中我们真诚地去感受他去翻阅他的书和看他拍的片子，与他最好的朋友交流，在这些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是无形的。我们对纪录片有了新的认识，对这个社会本身也有了新的认识。感谢大师给了我们这么多精神营养。”
遗憾
最后问及海平，对于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时，海平感叹，我们资金还是不够。“拍摄时，资金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的钱能多一些，现在展现在大家眼前的大师就会更丰富。”另外，海平还提到，当初大师来中国拍摄时，共用去了胶卷3万多尺，而用于纪录片《中国》的剪辑的胶卷只有一万多尺。也就是说，还有一万到两万尺记录着我们中国当年社会生活的宝贵胶卷，如今静静地躺在意大利的某个角落。
对于这些宝贵资料的流失，海平很是痛心疾首：“我觉得这些资料就像文物或古董样宝贵。当初圆明园的宝物流失到国外，人们不惜切花重金将它们买回。对于这些资料，我也有一样的感情。如果我自己有钱，我定会去将这些宝贵的资料买回来，让这些纪录我们中国非常年代的影像资料回到家乡。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现在我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要努力地呼吁这件事，希望有能力的人，能够站出来做这一件事。”
告别的夏天
采访结束时已经很晚，影片的放映也就要结束。这次单向街书店放映的安东尼奥尼的作品，除了《中国》，还有《放大》，这也是安东尼奥尼创作黄金时期的三部曲作品之 。庭院里观看的人们非常安静，星光透过大树茂密的枝叶，闪闪烁烁，四下蝉声一片。这如梦如幻的氛围仿佛使人回到了那个年代。在这个夏天，我们告别了几位大师，安东尼奥尼，伯格曼、杨德昌。这些大师，一生都在观察、思索，对人类的社会做着艰难而深刻的反省。蕴含着他们思想的作品意义深远，在漫长的时间中依然闪烁着光芒。如今大师离去，希望这种宝贵的反思的精神，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接到单向街书店的邀请，是在大师去世几天之后。2007年8月10日暮色之中，沿着圆明园东门旁的一条郁郁葱葱的林荫小道的石子路，一路摸索，终于在一片大树隐蔽下、世外桃源般幽静的院子里，觅到了单向街书店朴素而雅致的门扉。
刘海平导演受邀来到这次放映会，正是与大家分享他拍摄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波折往事
安东尼奥尼1972年受邀来到华，拍摄纪录片《中国》。这也许是他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一件事了，但正因为这次拍摄，安东尼奥尼留下了一生的中国情结。
关于这部纪录片的波折有很多。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由当时意大利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官员。紧跟接着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就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中国方面当时觉得这也是对外宣传的好机会，就同意了。
安东尼奥尼一直对中国很是向往，虽然知道此行拍的肯定是一个政治电影，但抱着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的期望，1972年5月13日，他和自己的摄制组一行共4人，来到了中国，拍摄了大概一个多月。
因为此次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被批准进入“文革”时期的中国摄制纪录片，又由著名的安东尼奥尼执导，因此电影《中国》在西方放映后，引起了很大关注和反响，在中国本土也掀起了滔天巨浪。国际舆论界立即分为两派有人褒扬，有人指责：美国广播公司立即花费25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
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文化组则认为，片子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并在1973年10月底，由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紧跟着各类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战火也蔓延到了意大利。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威尼斯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意大利外交部长、意大利驻北京的大使、意中友协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察、消防队员意大利抗议放映这部影片的中国迷们将威尼斯双年展的办公处围得水泄不通。中方有关人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也尽一切可能阻止这部影片放映。期间威尼斯双年展的官员们一直以维护信息和艺术表达权利的名义进行抵抗，最终《中国》得以被移到另所影院进行放映。
在各界舆论的指责下，安东尼奥尼也面临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当他得知《中国》被禁，中国国内的观众不能看到这部影片时，感到非常痛苦。
就这样，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政府和外交部才对这个问题进行肃清，这场风波才画上了句号。但是影片直没有机会与中国大众见面，直到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时，《中国》才在其拍成32年之后，首次在中国放映。
触碰安东尼奥尼
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刘海平，正是深受安东尼奥尼影响的代人之一。问及当初为什么会去拍关于安东尼奥尼的片子时，海平说，一是兴趣、二是机缘。安东尼奥尼是对海平影响最大的导演，海平一直很崇敬他。而海平的太太候宇靖女士是学意大利语的，并在意大利生活过，夫妻两个都很喜欢意大利。于是，2004年，他们就尝试联系安东尼奥尼的太太恩丽卡，想拍摄采访安东尼奥尼。“当时，我们很担心她会不同意，还专门找了个意大利朋友打电话去他家，说明我们的意思。没想到恩丽卡马上就同意了。”海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满是欣慰，毕竟是大师，能够如此接近地去拍摄他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但是，安东尼奥尼在很久以前就因为中风失去了说话能力。那么在采访中，怎样和大师沟通呢7恩丽卡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作为与安东尼奥尼相伴30多年的爱妻，恩丽卡能透过安东尼奥尼含混的只字片语和简单的动作，去揣摩他的意思，因此成为了安公和外界沟通的“翻译”。同时，海平也能通过一些手势、动作来与他沟通。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海平和妻子设计了一些细节，来使安东尼奥尼兴奋起来，勾起他对中国的回忆。每次去探望他，夫妻两个都会给他带去来自中国的礼物。如有一次给他带了一件唐装，安东尼奥尼穿上后非常激动。还有一次，海平找到了一些安东尼奥尼当年在中国的彩色照片，安东尼奥尼自己都从没见过。当他看到这些照片时，手都发起抖来，深深陷入当年的回忆之中。安公的太太恩丽卡在旁边看着这些照片，也说，那时自己真是非常年轻，只有二十岁，像花儿一样。通过海平的这些礼物，安公夫妇经常回忆起过去的美好往事，在无形中，不能说话的安公，也与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很多精神上的交流，并对他们产生了感情。海平说，渐渐地没有子女的安东尼奥尼夫妇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亲切。
追忆当年事
谈到《中国》这部片子的意义，海平说，除了安公的艺术处理手法给我们的借鉴外，片子本身也非常有历史价值。那个年代，中国人从来未曾以这样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国家。安公让我们看到了当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一面。这些是我们现在回头找我们自己的影像资料时找不到的。安公在拍摄《中国》时表现出的关注最普通的平民大众的视角，和他拍摄纪录片的方法影响了中国很大批纪录片工作者。
安公在意大利拍电影，在拍摄现场往往指挥一百多个人同时工作， 天只拍一两个镜头i而来到中国拍纪录片，一天要拍几十个镜头。他的摄制组只有四个人，安公、两个摄影师，以及导演助理恩丽卡。
摄制组带了两部电影摄影机， 个很重的脚架， 大堆胶片和灯具。海平他们后来采访了当年前去接安公的中国方面派出的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回忆说光那些东西就装了一卡车。拍摄时间非常紧张，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一直在他肩上，随时都准备开拍。
当时的电影胶片特别庞大和笨重，并且一个只能拍四分半钟，转眼就用完了。换胶片也是极复杂的事情，胶卷拿出来后，还将里面的片渣吹干净，以免损伤新的胶片。所有这些程序都使拍摄远比我们今天要困难许多。
中国政府派出的陪同人员随时跟在安东尼奥尼左右，主要是限制他，不让他拍摄政府不允许拍摄的地方，而整个拍摄路线，都是中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但是安东尼奥尼是个非常真性情的人，经常看到那个地方好就要求拍摄，往往不按照正常的程序走，所以经常跟中国陪同人员起冲突。安公不仅自己争取些拍摄机会，还时常瞒着陪同人员偷拍，所以最后安公能用于 剪辑的影像资料才会这么丰富。
《中国已远》的诞生
海平夫妇从2004年开始去到意大利拍摄安东尼奥尼，一直到2006年，共去了5次。每次去意大利，除了拍摄安公以外，刘海平夫妇都会在意大利逗留很长段时间，在那里感受其浓郁的人文文化。“我们在那些古老的城市里慢慢地生活，融入其中，也渐渐地理解了这样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安东尼奥尼，他来到中国为什么会以这样的视角来拍摄这个国家。当我们以反向的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时，自己的收获也很大。”
海平感慨到，意大利的文化非常深厚，最重要的是，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都比中国好。一是财产私有化的制度非常有利于文化本身的传承和保护；二是文物古迹保护得非常好，历史资料也整理得非常好。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能产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乃至当代的安东尼奥尼等艺术大师， 点都不奇怪。
采访安公之外，海平夫妇回访了安公当年在中国拍摄过的地方，并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如当年林县的农民等，还采访了安公当年来中国时意大利驻中国的驻华大使、安公的毕生好友等。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海平夫妇专门购入了一部SONY HDR-FX 1E，并升级了自己的电脑来完成剪辑。剪辑花费了海平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成片的长度是99分钟。2006年海平最后一次去意大利时，还把这部片子带给了安公的太太恩丽卡，恩丽卡看了当晚就梦到了中国，第二天还打电话告诉海平，他们非常开心。可惜的是，2006年海平去的时候，安公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没有见他，而如今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当问到如今安公去世，海平是不是有打算把这个最后的告别也记录下来补充进纪录片的时候，海平说自己很希望能这样。但是由于去意大利的费用非常可观，这次就没有能去意大利参加安公的葬礼。
为了这部片子，刘海平夫妇已经投入了很多。“每次去意大利拍摄，都是一大笔花费。不仅是交通的费用，我们每次去在意大利居住段时间也是笔很大的开销，现在我已经学会简单的意大利语了。”
在拍摄期间，刘海平夫妇所有的投入都来自自己的积蓄，海平也接拍些别的片子，通过些别的收入来支持这部片子的拍摄。
片子完成后，也曾经试图在电视台播出过。央视的《见证》栏目曾经要播出，海平也做了几个片子给他们。但出于些考虑，央视到现在还没有播，并要求修改。修改片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海平为此很是无奈。
《中国已远》入选了半岛电视台2007年4月在东哈举办的第3届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纪录片竞赛单元。目前，海平夫妇也在计划把片子拿到其他电影节上去参赛。
海平说，当初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没想过能挣钱，也知道会是一件投入很大的事。如今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片子，对自己也点都不重要。这个片子有它自己独特的意义，而拍摄这部片子带给自己的收获已经很让自己满足了。“通过拍这个片子，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学会了怎样去拍摄。通过拍摄，我们触摸了大师之手。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能有幸与大师有这样的交流，确实令我们收益终身。从另 个层面上来讲是安东尼奥尼在教我们怎样拍摄东西，因为在拍摄过程中我们真诚地去感受他去翻阅他的书和看他拍的片子，与他最好的朋友交流，在这些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是无形的。我们对纪录片有了新的认识，对这个社会本身也有了新的认识。感谢大师给了我们这么多精神营养。”
遗憾
最后问及海平，对于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时，海平感叹，我们资金还是不够。“拍摄时，资金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的钱能多一些，现在展现在大家眼前的大师就会更丰富。”另外，海平还提到，当初大师来中国拍摄时，共用去了胶卷3万多尺，而用于纪录片《中国》的剪辑的胶卷只有一万多尺。也就是说，还有一万到两万尺记录着我们中国当年社会生活的宝贵胶卷，如今静静地躺在意大利的某个角落。
对于这些宝贵资料的流失，海平很是痛心疾首：“我觉得这些资料就像文物或古董样宝贵。当初圆明园的宝物流失到国外，人们不惜切花重金将它们买回。对于这些资料，我也有一样的感情。如果我自己有钱，我定会去将这些宝贵的资料买回来，让这些纪录我们中国非常年代的影像资料回到家乡。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现在我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要努力地呼吁这件事，希望有能力的人，能够站出来做这一件事。”
告别的夏天
采访结束时已经很晚，影片的放映也就要结束。这次单向街书店放映的安东尼奥尼的作品，除了《中国》，还有《放大》，这也是安东尼奥尼创作黄金时期的三部曲作品之 。庭院里观看的人们非常安静，星光透过大树茂密的枝叶，闪闪烁烁，四下蝉声一片。这如梦如幻的氛围仿佛使人回到了那个年代。在这个夏天，我们告别了几位大师，安东尼奥尼，伯格曼、杨德昌。这些大师，一生都在观察、思索，对人类的社会做着艰难而深刻的反省。蕴含着他们思想的作品意义深远，在漫长的时间中依然闪烁着光芒。如今大师离去，希望这种宝贵的反思的精神，能够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