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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恩丽卡：中国之行是我们的蜜月之旅
中国对于我是个神话。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共产党员的家庭，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女儿，在中学学的也是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1972年时，去中国是我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学生们的梦想。1972年1月我认识米开朗基罗，5月他便邀请我去中国，是命运安排我去中国的。
到中国的时候是5月，天气和意大利的气候一样，干燥但并不热。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停机坪上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跳着传统的舞蹈，有飘带、红旗……我们以为是迎接我们的，其实不是，是某个国家的领导来了。之后我们被关在一家宾馆里，关了4天，被禁止外出，主要工作是讨论行程。
那次旅行开始时，我并不适应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工作。他总是什么都想拍，一天想拍80个镜头。以往他的拍摄是非常缓慢的，一天只拍三两个镜头，而那时他工作起来就象一个年轻的导演。我们这个小摄制组，总共4个人。他、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录音助理，还有我。米开朗基罗在卢奇亚诺的耳旁喊叫，让他拍这个拍那个。但几乎所有的都是在偷拍，就像今天电视台运用的手法。我们总是严阵以待。
这次中国之行，我妈妈说：是我和他的蜜月旅行。从中国回来以后，我们住在了一起。以前我只是个年轻的女学生，漂亮、花枝招展的：而他是个大导演，我不想和他住在一起。但从中国回来之后，我们在一起了。
我知道，现在中国都是摩天大楼了。今天我有点不敢回中国去，我害怕找不到我在1972年时看到的。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北京的红墙，墙内的院子，是我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居住地。院子里有水房，人们洗洗涮涮，各个家庭一起过着集体生活，街坊们经常串门。中国的老民居真是非常理想的生存环境。我害怕回北京，怕再也拍不到这样的房子了。
《中国》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安东尼奥尼说，我们先理解，然后再拍。
有一天我从电影院回来，家里人告诉我，安东尼奥尼打电话给我妻子。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电影界就像个上帝，我完全没想到能和安东尼奥尼一起工作。
我们乘飞机到了香港待了两天，之后改乘火车从香港到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地方，我想是边境。边境上有座木桥。火车上中国人正在做着短途的旅行，带着鸡笼、鸡、大包小包的行李，人们都很单纯。这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很喜欢。我们到了桥这边，看到桥那边有英国人。另边则是中国的士兵，一排排地站立着。这座桥一头是西方的世界，一头是中国的军队。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想开始拍摄，安东尼奥尼却说：“ 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先理解，然后再拍”。
他选择了我拍这部影片，就是知道我会奉献什么。工作中他让我就像匹马，拽起缰绳时马知道停下来，松开缰绳时马知道奔跑。他总是让缰绳松着，我比较自由地奔跑着。依我看，安东尼奥尼想要去中国一些特别的地方，并不想展现一个官方的中国形象。也许这个形象中国政党的领导不是很喜欢，但这是真正的中国。河南林县农民：看出他俩在谈恋爱
老头个子挺高，瘦瘦的，尖下巴骨。很慈祥，爱笑，稍歪着嘴。摄影师好像长得比较白，和安东尼奥尼比起来显得比较胖。印象最深就是那个女的，戴着个西方的小草帽，红嘴唇，还穿着那个凉鞋，露着脚趾头，是夏天嘛。
他们就在这街上到处随便转、随便拍。当时我们这儿还没有初中，只有小学校，教室都很简陋，老百姓也不富裕，都还是土坯房子。现在都变化了，欢迎安东尼奥尼先生再来林县看看，看看大菜园。我们很想念安东尼奥尼先生。
后来听说那个女的好像跟他结婚了，反正当时我们就看出他们在谈恋爱。
这些意大利客人住在林县招待所二楼。当时客人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也根据意大利的生活特点，做了些西餐，早起煎好鸡蛋，熬好咖啡，准备了面包和牛奶，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在这儿参观得愉快满意。
但他们很喜欢中餐。咱们中餐的样子和味道，比他那儿要丰富得多，西餐比较简单。我们这儿西餐用具、餐具都准备了。但是他一吃中餐，一吃我们炒的莱，就觉得味道很不错，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本来他想，招待所在小县城里面，怕吃不好，还自己带了方便面。结果走的时候，那些方便面有的被带走了，有的被留下来给了老乡。
安东尼奥尼一生的好友卡罗迪卡罗：他为了《中国》，和人打起来了
我和米开朗基罗有联系开始于1961年，第一次见面是为了《奇遇》的一场戏。两年后，他去伦敦拍摄完《放大》，回来后对我说：“明天我去看我拍的素材，你愿和我一起去吗，我们一起选。”这样我们到了机房，一起选素材。这便是友谊的开始，一起工作的开始。
米开朗基罗是从纪录片工作者开始的。他早期的影片《波河上的人》、《清洁工》，都是从人物的内心出发来拍摄，这是纪录片工作者的一大特点，他也因这些纪录片而闻名于世。他决定接受拍摄《中国》，是因为他喜欢多年之后又重新开始拍纪录片。
30多年前，当米开朗基罗从中国回来时，他很高兴。之后他叫我来看素材，如何剪辑。我去过很多次机房，和他一起看素材。我知道当时谈论中国是件很时髦的事情，当时意大利人很有兴趣去中国，看中国、写中国。但米开朗基罗没有处理好，意大利爱中国的那些人不赞同米开朗基罗所描述、所展示的中国。米开朗基罗为此感到很痛苦，因为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爱。
70年代，威尼斯双年展时，米开朗基罗受邀预演《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官员到场愤慨地说：“中国不欢迎在威尼斯电影展上预演《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只好租用了威尼斯的另外的一个电影厅来放《中国》。放映现场外有很多我们所说的中国意大利人，毛泽东思想者，来自意中社团，他们的立场是跟从中国政府的。放映结束后，当我们从影院出来时，他们开始责难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不只是一个易冲动的人，还很暴躁。状况开始混乱。米开朗基罗和那些倾向中国的意大利人打起来了，因为他们说他拍了一部丑陋的电影。
影片完成30年后的2002年，我来到北京，来到电影学院出席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我很高兴。30年前，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拍摄的《中国》。完成后，当他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他感到非常痛苦。现在，终于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使他感到了彻底的安心。
中国对于我是个神话。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共产党员的家庭，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女儿，在中学学的也是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1972年时，去中国是我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学生们的梦想。1972年1月我认识米开朗基罗，5月他便邀请我去中国，是命运安排我去中国的。
到中国的时候是5月，天气和意大利的气候一样，干燥但并不热。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停机坪上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跳着传统的舞蹈，有飘带、红旗……我们以为是迎接我们的，其实不是，是某个国家的领导来了。之后我们被关在一家宾馆里，关了4天，被禁止外出，主要工作是讨论行程。
那次旅行开始时，我并不适应和米开朗基罗在一起工作。他总是什么都想拍，一天想拍80个镜头。以往他的拍摄是非常缓慢的，一天只拍三两个镜头，而那时他工作起来就象一个年轻的导演。我们这个小摄制组，总共4个人。他、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录音助理，还有我。米开朗基罗在卢奇亚诺的耳旁喊叫，让他拍这个拍那个。但几乎所有的都是在偷拍，就像今天电视台运用的手法。我们总是严阵以待。
这次中国之行，我妈妈说：是我和他的蜜月旅行。从中国回来以后，我们住在了一起。以前我只是个年轻的女学生，漂亮、花枝招展的：而他是个大导演，我不想和他住在一起。但从中国回来之后，我们在一起了。
我知道，现在中国都是摩天大楼了。今天我有点不敢回中国去，我害怕找不到我在1972年时看到的。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北京的红墙，墙内的院子，是我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居住地。院子里有水房，人们洗洗涮涮，各个家庭一起过着集体生活，街坊们经常串门。中国的老民居真是非常理想的生存环境。我害怕回北京，怕再也拍不到这样的房子了。
《中国》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安东尼奥尼说，我们先理解，然后再拍。
有一天我从电影院回来，家里人告诉我，安东尼奥尼打电话给我妻子。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电影界就像个上帝，我完全没想到能和安东尼奥尼一起工作。
我们乘飞机到了香港待了两天，之后改乘火车从香港到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地方，我想是边境。边境上有座木桥。火车上中国人正在做着短途的旅行，带着鸡笼、鸡、大包小包的行李，人们都很单纯。这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很喜欢。我们到了桥这边，看到桥那边有英国人。另边则是中国的士兵，一排排地站立着。这座桥一头是西方的世界，一头是中国的军队。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想开始拍摄，安东尼奥尼却说：“ 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先理解，然后再拍”。
他选择了我拍这部影片，就是知道我会奉献什么。工作中他让我就像匹马，拽起缰绳时马知道停下来，松开缰绳时马知道奔跑。他总是让缰绳松着，我比较自由地奔跑着。依我看，安东尼奥尼想要去中国一些特别的地方，并不想展现一个官方的中国形象。也许这个形象中国政党的领导不是很喜欢，但这是真正的中国。河南林县农民：看出他俩在谈恋爱
老头个子挺高，瘦瘦的，尖下巴骨。很慈祥，爱笑，稍歪着嘴。摄影师好像长得比较白，和安东尼奥尼比起来显得比较胖。印象最深就是那个女的，戴着个西方的小草帽，红嘴唇，还穿着那个凉鞋，露着脚趾头，是夏天嘛。
他们就在这街上到处随便转、随便拍。当时我们这儿还没有初中，只有小学校，教室都很简陋，老百姓也不富裕，都还是土坯房子。现在都变化了，欢迎安东尼奥尼先生再来林县看看，看看大菜园。我们很想念安东尼奥尼先生。
后来听说那个女的好像跟他结婚了，反正当时我们就看出他们在谈恋爱。
这些意大利客人住在林县招待所二楼。当时客人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也根据意大利的生活特点，做了些西餐，早起煎好鸡蛋，熬好咖啡，准备了面包和牛奶，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在这儿参观得愉快满意。
但他们很喜欢中餐。咱们中餐的样子和味道，比他那儿要丰富得多，西餐比较简单。我们这儿西餐用具、餐具都准备了。但是他一吃中餐，一吃我们炒的莱，就觉得味道很不错，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本来他想，招待所在小县城里面，怕吃不好，还自己带了方便面。结果走的时候，那些方便面有的被带走了，有的被留下来给了老乡。
安东尼奥尼一生的好友卡罗迪卡罗：他为了《中国》，和人打起来了
我和米开朗基罗有联系开始于1961年，第一次见面是为了《奇遇》的一场戏。两年后，他去伦敦拍摄完《放大》，回来后对我说：“明天我去看我拍的素材，你愿和我一起去吗，我们一起选。”这样我们到了机房，一起选素材。这便是友谊的开始，一起工作的开始。
米开朗基罗是从纪录片工作者开始的。他早期的影片《波河上的人》、《清洁工》，都是从人物的内心出发来拍摄，这是纪录片工作者的一大特点，他也因这些纪录片而闻名于世。他决定接受拍摄《中国》，是因为他喜欢多年之后又重新开始拍纪录片。
30多年前，当米开朗基罗从中国回来时，他很高兴。之后他叫我来看素材，如何剪辑。我去过很多次机房，和他一起看素材。我知道当时谈论中国是件很时髦的事情，当时意大利人很有兴趣去中国，看中国、写中国。但米开朗基罗没有处理好，意大利爱中国的那些人不赞同米开朗基罗所描述、所展示的中国。米开朗基罗为此感到很痛苦，因为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爱。
70年代，威尼斯双年展时，米开朗基罗受邀预演《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官员到场愤慨地说：“中国不欢迎在威尼斯电影展上预演《中国》。”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只好租用了威尼斯的另外的一个电影厅来放《中国》。放映现场外有很多我们所说的中国意大利人，毛泽东思想者，来自意中社团，他们的立场是跟从中国政府的。放映结束后，当我们从影院出来时，他们开始责难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不只是一个易冲动的人，还很暴躁。状况开始混乱。米开朗基罗和那些倾向中国的意大利人打起来了，因为他们说他拍了一部丑陋的电影。
影片完成30年后的2002年，我来到北京，来到电影学院出席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我很高兴。30年前，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拍摄的《中国》。完成后，当他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他感到非常痛苦。现在，终于能在北京放映，给了他巨大的满足，使他感到了彻底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