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搭上大学生创业这趟车，张兴保不仅能招到人才，困扰他多年的贷款问题也能一块解决
山西农民张兴保正在北京翠微路的一家宾馆俯身写字，他只有小学文化，握起笔来显得有些笨拙，写得歪歪扭扭，还有几个错别字。他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头顶微微有些脱发，脚上的皮凉鞋皱皱巴巴，沾着泥土。说起话来一口山西方言，沟通起来颇为困难。5年前，他在山西的家乡承包了2万亩土地，养鸡养驴，种玉米种树，目前一年收入达到四五十万元。他来北京的目的一是为了跑贷款，二是为了找人才。
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进京了。第一次是在今年3月份，得知北京市高校毕业生个人创业首次可贷8万元，于是决定进京，准备招聘20个大学生到自己农场工作。他联系到北京一家媒体，爆出了“山西驴倌进京招大学生”的新闻。但显然大学生并不买账，没有一个大学生和他联系。
第二次则是在5月份，由他所在的繁峙县畜牧局局长牵头，一行人去农业大学和一位博士生导师及一名外国专家吃了一顿饭，博导只搞科研，帮不上他的忙，也没什么结果。
“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头，都有一个实践，啥都在实践之中，如果没有第一次，就没有下一次，没有那个刘记者的报道，咱们就不认识。”张兴保承认，他第一次来，就是为了扩大影响，现在正在写的“农民进京招聘记”则是准备给上次报道他的刘记者看的，他希望再次掀起一轮宣传“风暴”。
张兴保从背包里拿出一堆证件，红红绿绿堆了半床，有林权证、土地承包合同、畜牧养殖营业执照、纳税单等等，“上次那个刘记者没有见到这些手续，我估计是不是人家不太相信呢，这次把我的家底都拿来了。”
2004年，在广州做小买卖的山西省繁峙县杏园乡泽萌泉村村民张兴保回到家乡，东拼西凑30万元开始创业，他承包了18000亩山地，2000亩耕地，山地平均一亩地一年5〜10元钱，耕地每亩则要45元。
“咱们本来就是农民，还是在老家干点事比较踏实，再说在老家偏远地方发展也比大城市发展容易，空间大。在大城市，农民脑袋跟不上时代。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差不多我也是个大户。”张兴保说。
从那时起，资金、人才就困扰着这个“第一大户”，一直到现在。用张兴保的话说，“可是费老劲了”。
最初开始他是种植玉米，养鸡。2006年，张兴保和繁峙县副县长、畜牧局局长、乡政府乡长去山东阿胶集团考察参观，了解到驴在全国非常紧缺，于是决定养驴。“现在农耕机械化，老百姓不养驴了。”经过几年发展，目前，他的杜永鑫农场养驴达到90多头，养鸡达到一千多只，全部是在山上野生放养的。农场的鸡蛋零售10元钱一斤，每天的收入达到三四百元。
人才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创业的农民。2006年，仅仅是一个“可行性报告”，就让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张兴保犯了大难。
“大致就是写农场怎么发展，现在具备什么条件，准备发展到什么规模，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张兴保要申请国家的一些项目，要去找投资，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可行性报告，“花一万块钱都找不到人写”，最后，他从太原市找了一个人把报告写完了。
他没有财务人员，每月找乡政府的会计帮他下账，一次付给对方200块钱。“要是招聘上大学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们那个地方小，大学生毕业出来都有工作。最小的一个大学生也是村官。”张兴保埋怨说，现在的大学生村官，一个月领着1300块钱，什么都不干。其实完全可以在他的农场兼职，但人家还不愿意。
目前，他的杜永鑫农场有18个雇佣工，负责放牧的副总经理、负责机械化作业的副总经理以及一位总经理，都是他的同学，具体负责耕地播种的则来自他的亲戚和同村村民。张兴保觉得手下人才素质不够高，公司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章程。
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张兴保遇到了他们县毕业的一个研究生，正坐火车准备到广州的一个企业工作。这让他很感慨，“农村的人才都被抽走了。我们那里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以后都不回去。中国在进步，农村现在都停步了。”
今年，区发展计划委在他承包的山地里面打了一口井，还拉了电，林业局帮助他封山育林，间接帮助他做了一些基础性建设。
但是对于需要的资金，当地政府也无能为力。
2007年，张兴保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贷到了第一笔贷款，5万元，第二年还款，贷到了17万元，一年后还款，又贷到了20万元。加上从邮政储蓄所贷的10万元，他现在总共贷款30万元。后面的10万元从贷款之日起每月要还款一万多，月月还，他觉得贷款压力太大了。
“其实农业和其他企业不一样。它的风险很低，比如你花5000块钱买了一头驴，它只会增值，不会赔本。
一年要下一头小驴，这5000元还在这里放着呢，这就增值了。”张兴保说，“对农民，国家支持的太少了，农民贷款很费劲，一般搞工业的贷款好一些，在农业银行根本贷不到款，想也不要想。”
在小县城里，非法的高利贷颇为风行，张兴保并不想冒这个险，“高利贷利息太高了，贷10万元的话一年最少也要还2万元。”
为了能够贷到款，张兴保曾经想过这样一个办法。这个模式是这样的，无论谁能够保证帮助张兴保贷到20万元，张兴保可以让他派人到自己的农场，什么都不干，就是监督这20万元的去向，张兴保负责每月给他发一千多元的工资。“你就在这里看着这20万元，防止我把钱做了其他的。” 但是仍然没有人贷给他。
张兴保告诉记者，其实现在邮政储蓄所有这么一个政策，任何人都可以从那里贷到5万元，他也曾经想过以手下员工的名义贷款为公司所用，但是农民接受不了这样的方式，没能成功。他觉得大学生相对来讲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大学生拿到这5万块钱，在我这里和我合作也好，别的形式也好，咱们有这个场地，他们拿5万块钱，能投资进去，就有收入。而且这样的话也能保证大学生有事干，现在不是说那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嘛。”
张兴保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人要每亩出钱3000元，买下他所承包的200亩土地，被他拒绝了。“我是自己想搞点企业，就是要自己发展，不是开发出来就卖。”
这次来北京之前，他在网上找了几个小额贷款公司，上午的时候他去了一家，按照网上的地址，找了半天没找到，他担心这种公司是骗子公司，他打算再去看看另外一家，除此之外，他打算去招商银行试一试。
“我想直接见最高领导，下面的人我不想见，办得了办不了，领导见不见，咱们去碰碰。”虽然知道很难，希望很渺茫，但还想去试一试。
“我必须要碰，如果不碰，你就不知道和人家咋打交道，必须要碰一碰，如果不到银行你就不知道贷款是怎么个贷法，不接触银行你就不知道银行是什么规矩。”张兴保的“农民进城招聘记”已经写完了，总共大约三四百字：
“三进京城，只为救（求）的（得）几名人才。
我是山西繁峙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在三中全会的号召下，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招引下，成立了一个规模农场……可是缺发（乏）管理人才，企业的（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规范很差……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三上京城，在这龙虎之地向京城的有识之士和在京的大学生救助，来我场发展开发……
谢谢北京的人民和有志向的大学生，希望的（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山西农民张兴保正在北京翠微路的一家宾馆俯身写字，他只有小学文化，握起笔来显得有些笨拙，写得歪歪扭扭，还有几个错别字。他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头顶微微有些脱发，脚上的皮凉鞋皱皱巴巴，沾着泥土。说起话来一口山西方言，沟通起来颇为困难。5年前，他在山西的家乡承包了2万亩土地，养鸡养驴，种玉米种树，目前一年收入达到四五十万元。他来北京的目的一是为了跑贷款，二是为了找人才。
这已经是他今年第三次进京了。第一次是在今年3月份，得知北京市高校毕业生个人创业首次可贷8万元，于是决定进京，准备招聘20个大学生到自己农场工作。他联系到北京一家媒体，爆出了“山西驴倌进京招大学生”的新闻。但显然大学生并不买账，没有一个大学生和他联系。
第二次则是在5月份，由他所在的繁峙县畜牧局局长牵头，一行人去农业大学和一位博士生导师及一名外国专家吃了一顿饭，博导只搞科研，帮不上他的忙，也没什么结果。
“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头，都有一个实践，啥都在实践之中，如果没有第一次，就没有下一次，没有那个刘记者的报道，咱们就不认识。”张兴保承认，他第一次来，就是为了扩大影响，现在正在写的“农民进京招聘记”则是准备给上次报道他的刘记者看的，他希望再次掀起一轮宣传“风暴”。
张兴保从背包里拿出一堆证件，红红绿绿堆了半床，有林权证、土地承包合同、畜牧养殖营业执照、纳税单等等，“上次那个刘记者没有见到这些手续，我估计是不是人家不太相信呢，这次把我的家底都拿来了。”
2004年，在广州做小买卖的山西省繁峙县杏园乡泽萌泉村村民张兴保回到家乡，东拼西凑30万元开始创业，他承包了18000亩山地，2000亩耕地，山地平均一亩地一年5〜10元钱，耕地每亩则要45元。
“咱们本来就是农民，还是在老家干点事比较踏实，再说在老家偏远地方发展也比大城市发展容易，空间大。在大城市，农民脑袋跟不上时代。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差不多我也是个大户。”张兴保说。
从那时起，资金、人才就困扰着这个“第一大户”，一直到现在。用张兴保的话说，“可是费老劲了”。
最初开始他是种植玉米，养鸡。2006年，张兴保和繁峙县副县长、畜牧局局长、乡政府乡长去山东阿胶集团考察参观，了解到驴在全国非常紧缺，于是决定养驴。“现在农耕机械化，老百姓不养驴了。”经过几年发展，目前，他的杜永鑫农场养驴达到90多头，养鸡达到一千多只，全部是在山上野生放养的。农场的鸡蛋零售10元钱一斤，每天的收入达到三四百元。
人才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创业的农民。2006年，仅仅是一个“可行性报告”，就让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张兴保犯了大难。
“大致就是写农场怎么发展，现在具备什么条件，准备发展到什么规模，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张兴保要申请国家的一些项目，要去找投资，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可行性报告，“花一万块钱都找不到人写”，最后，他从太原市找了一个人把报告写完了。
他没有财务人员，每月找乡政府的会计帮他下账，一次付给对方200块钱。“要是招聘上大学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们那个地方小，大学生毕业出来都有工作。最小的一个大学生也是村官。”张兴保埋怨说，现在的大学生村官，一个月领着1300块钱，什么都不干。其实完全可以在他的农场兼职，但人家还不愿意。
目前，他的杜永鑫农场有18个雇佣工，负责放牧的副总经理、负责机械化作业的副总经理以及一位总经理，都是他的同学，具体负责耕地播种的则来自他的亲戚和同村村民。张兴保觉得手下人才素质不够高，公司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章程。
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张兴保遇到了他们县毕业的一个研究生，正坐火车准备到广州的一个企业工作。这让他很感慨，“农村的人才都被抽走了。我们那里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以后都不回去。中国在进步，农村现在都停步了。”
今年，区发展计划委在他承包的山地里面打了一口井，还拉了电，林业局帮助他封山育林，间接帮助他做了一些基础性建设。
但是对于需要的资金，当地政府也无能为力。
2007年，张兴保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贷到了第一笔贷款，5万元，第二年还款，贷到了17万元，一年后还款，又贷到了20万元。加上从邮政储蓄所贷的10万元，他现在总共贷款30万元。后面的10万元从贷款之日起每月要还款一万多，月月还，他觉得贷款压力太大了。
“其实农业和其他企业不一样。它的风险很低，比如你花5000块钱买了一头驴，它只会增值，不会赔本。
一年要下一头小驴，这5000元还在这里放着呢，这就增值了。”张兴保说，“对农民，国家支持的太少了，农民贷款很费劲，一般搞工业的贷款好一些，在农业银行根本贷不到款，想也不要想。”
在小县城里，非法的高利贷颇为风行，张兴保并不想冒这个险，“高利贷利息太高了，贷10万元的话一年最少也要还2万元。”
为了能够贷到款，张兴保曾经想过这样一个办法。这个模式是这样的，无论谁能够保证帮助张兴保贷到20万元，张兴保可以让他派人到自己的农场，什么都不干，就是监督这20万元的去向，张兴保负责每月给他发一千多元的工资。“你就在这里看着这20万元，防止我把钱做了其他的。” 但是仍然没有人贷给他。
张兴保告诉记者，其实现在邮政储蓄所有这么一个政策，任何人都可以从那里贷到5万元，他也曾经想过以手下员工的名义贷款为公司所用，但是农民接受不了这样的方式，没能成功。他觉得大学生相对来讲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大学生拿到这5万块钱，在我这里和我合作也好，别的形式也好，咱们有这个场地，他们拿5万块钱，能投资进去，就有收入。而且这样的话也能保证大学生有事干，现在不是说那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嘛。”
张兴保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人要每亩出钱3000元，买下他所承包的200亩土地，被他拒绝了。“我是自己想搞点企业，就是要自己发展，不是开发出来就卖。”
这次来北京之前，他在网上找了几个小额贷款公司，上午的时候他去了一家，按照网上的地址，找了半天没找到，他担心这种公司是骗子公司，他打算再去看看另外一家，除此之外，他打算去招商银行试一试。
“我想直接见最高领导，下面的人我不想见，办得了办不了，领导见不见，咱们去碰碰。”虽然知道很难，希望很渺茫，但还想去试一试。
“我必须要碰，如果不碰，你就不知道和人家咋打交道，必须要碰一碰，如果不到银行你就不知道贷款是怎么个贷法，不接触银行你就不知道银行是什么规矩。”张兴保的“农民进城招聘记”已经写完了，总共大约三四百字：
“三进京城，只为救（求）的（得）几名人才。
我是山西繁峙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在三中全会的号召下，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招引下，成立了一个规模农场……可是缺发（乏）管理人才，企业的（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规范很差……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三上京城，在这龙虎之地向京城的有识之士和在京的大学生救助，来我场发展开发……
谢谢北京的人民和有志向的大学生，希望的（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