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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保卫部门说起刘从文案件，外界一般不知怎么回事。若说城南庄中共中央指挥机构被炸案，或说城南庄案知道的范围就可能广一些。
近年来，关于1948年5月18曰，党中央、毛主席当时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一事，已较多地披露于各种媒体。尽管事隔60多年，据我听到的反映，除许多老战士外，今天许多读者和观众仍对此案震惊不已。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首脑机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遭轰炸的本身，就以极端的严重性和重大性载入了史册。而对于我当时所在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那就是顶天的案件了。
那时保卫部下辖三个科，分别为审查科(一科)、侦察科(二科)和预审科(三科)。我任三科科长。我是自始至终参与审理刘从文案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既担任主要审判人，也是执行刘从文一干案犯死刑的现场最高指挥员。
如今此案虽已解密多年，但将这个重大案件的始末作一负责任的忆述，将鲜为人知的实况细节告知关心该案件的人们，仍是我的责任。
为求得对历史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张鼎文的支持下和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协助下，我调阅了现存于北京军区档案馆的关于审判刘从文的档案卷宗，并参阅了《聂荣臻传》，再与回忆相
刘从文案成功告破
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党中央、毛主席1948年3月23日从陕北出发，于1948年4月1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西柏坡一带，形成了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新中心。毛泽东与华北军区驻在阜平城南庄。
我们保卫部驻在城南庄东面平山县烟堡。党中央、毛主席的行动不仅绝对保密，而且属于最高机密。应该说，我们严密控制着这一带的广大区域，当地群众基础也很好，平山西柏坡和阜平城南庄的警卫工作更是非常严密。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敌人就知道得那么清楚，并且迅速采取了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毫无疑问，肯定是有特务和内奸提供了驻地目标的方位、坐标等确切情报。
国民党轰炸城南庄引起了我们的极大震惊和愤怒。
为了查清此事，党政机关和军委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工作。我们调查工作的重心则放在华北军区自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于2月初进入北平，这时的保卫工作千头万绪，隐蔽战线的斗争更是空前激烈。无论怎样忙，我们对城南庄被炸案的侦破却一直没有放松。内部有特务和内好，并随时危及首脑机关安全这一判断，始终让我们日夜不安。10月，我们终于从保定发现线索，并全力以赴，短期内取得突破，然后扩大战果，先后抓获敌特分子7名，其主犯是：刘从文、孟建德、刘进昌、刘建昌、刘从志、刘文星、王荣等。至此，压在我们心头大山一样沉重的城南庄被炸案告破。
从敌特档案中发现重大线索
最初的线索出自敌方档案。保定解放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理浩如烟海的敌人档案，特别是敌特档案。在保定敌特档案的清理中，意外地发现有关城南庄被炸案的一封电报。
公安部将电报抄件立刻转到华北军区保卫部。
当时保卫部驻在东皇城根3号，三科兼预审科驻在北京市功德林第二监狱。保卫部兼军法处，但军法处高于保卫部，处长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兼任。
保卫部叶运高部长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人员有各科科长。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开国大典之后的一个晚上，会议室门口设了岗哨，屋里点了电灯。在传达各级指示和电报情况后，大家首先议了议电报内容的真伪，均认为真件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敌特机要密件乃是整体缴获，单独一两件作假没多大意义。这也等于确认了电报原文上人员姓名的真实性。
会议确定，就从查名字入手，争取发现嫌疑人。
叶部长指定，查名字由侦察科(二科)负责。工作分两大块，具体分工：欧阳天负责部队人员的审查，徐同岗负责机关人员的审查。会议确定的排查方针为：通过各级党委和保卫干部，采取秘密方式，先从花名册中查，发现同名同姓者立即上报。排查上报后的甄别与调查，由保卫部实施。
经过几天排查，一条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股股长何同禄查到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叫刘从文，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刘从文一直随华北军区司令部行动。就是说，刘从文与城南庄重叠了。小灶司务长有条件接触首长。就是说，刘从文的活动范围与毛主席住处重叠了。
密查司务长刘从文的档案，仅有一张“军人登记表”。内容为：刘从文，河北阜平县王快乡人，贫农出生，1939年参军。在平时表现中，工作积极，为人老实，不爱多讲话。缺点是不爱学习，思想落后。为慎重起见，保卫部工作人员立即派人去阜平刘从文的家乡调查。经查，王快乡确有此人，参加八路军多年，已结婚，还有孩子。调查并没有到此止步。军区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依靠村里的党员骨干在王快乡进一步秘密摸底，发现刘从文几次回王快乡，与一个叫孟建德的往来密切。孟在华北军区大丰烟厂工作。刘回来后二人就在一起吃吃喝喝。群众反映刘、孟的关系极不正常。叶部长掌握此情况后，经研究决定将刘从文、孟建德定为重大嫌疑人。
叶部长向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汇报后，认为延误不得，当即决定秘密逮捕刘从文。
1949年11月6日下午5时逮捕刘从文，当即押送军法处。
审讯刘从文
刘从文案件审讯的全过程，我是主责任人。刘志中、何建章二位为陪审员，张振江为记录员。我接受任务后，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很大。
那边去抓刘从文，这边我就召集刘志中、何建章二人研究审讯问题。凭多年审讯工作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对新收押犯人应尽快突击审讯。
当二科干事刘若绪、王捷在1949年11月6日下午5时采用秘密方式逮捕刘从文，押送到军法处时，已是傍晚8时。他们通过管理股办理收押手续时，还交了一包大烟土。
我们对刘从文先后进行了两次审讯，基本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第三次审讯时，刘从文终于交代了：“我知道你们是要问飞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毛主席住的，我只给孟建德(华北军区大丰烟厂副厂长)说过。我跟他说。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不一样，每天都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因为他晚上要吃饭，白天不吃饭，也不出门，在他住的小土山边儿，挖了个防空洞，距住处有近百十米远。
“孟建德经常去蒋管区，去保定地区购买制烟材料，也常来司令部看他妹妹孟英，就这样来来往往，吃吃喝喝，无话不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我问进去了。”
刘从文说：“国民党飞机轰炸城南庄时，那天我正在小伙房，给首长开早饭。突然飞机在头上转，吓得我们趴在地上、桌子底下，差点儿掉了脑袋，可吓死了。我恨死了孟建德，就是他干的，可我也不敢说。我现在交代了，请从宽处理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这次对刘从文的审问，时间比较长，开早饭时才让刘回监室，让他把说的事全部写出来。根据刘从文写的书面材料，我们掌握 的名单，又多了刘进昌、刘小典、栗茂生。无论他在材料中怎样推卸责任，最要害的东西终于吐出来了——他供认了飞机轰炸与孟建德的关系以及与他自己的关系。
孟建德归案
军区办的大丰烟厂在阜平县，孟建德任副厂长。于是二科就派了一名干事先到河北保定军分区保卫部找宋文庄部长，由他派得力干部，一块儿去阜平县请县公安局配合。1949年12月初，阜平县公安局采取传唤的方式，将孟建德逮捕。
办案人员在孟建德的办公室里搜获手枪两支，追问枪支，孟说出了刘进昌(从部队带枪逃跑，投敌分子)、刘文星和王荣等人。接着由县公安局逮捕刘进昌，在其家中搜出一部电台。对刘进昌的审讯，也由县公安局负责。
孟建德因系军区办的烟厂的干部，属军区管辖，故押回北京，当晚连人带枪交军法处审理。孟建德刚押到，我们就接到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于光文写来的一封信。于光文证明孟建德没有政治问题，是好同志，在烟厂工作是有贡献的，等等。
我们审讯孟建德，还是采用对刘从文的基本办法，从手枪入手，连续突击审问。经过约一周的突击审讯，极为狡猾的孟建德终于开始交代了一些问题。
初步整理的口供有：筹办烟厂是他妹夫于光文支持的，为他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军区驻阜平一带后，孟建德找到他妹夫于光文想当兵，同时谈到一个情况，就是日寇投降后，王快乡有些人在保定卷烟厂干事，现在回到家乡，有时也用手工做些纸烟出售。
这件事打动了于光文的心，他提出由孟建德在王快张罗一些工人，也办个烟厂。当时只有三五个工人，后发展到十多人，任命孟建德为副厂长负责供销工作。原料缺乏，孟建德就去蒋管区收购，遇到的第一个老乡就是刘进昌。孟建德提出收买烟草、纸张和手工卷烟机。刘进昌满口答应，真乃如鱼得水，互相利用起来。一个为了购物，一个为了收集情报，两厢愿意，两全其美，一拍即合。孟建德就在保定刘进昌为了掩护身份而开的饭店住下。饭店不大，可以提供烧饼、拉面和几样炒菜，还有几张床可以住宿。对孟建德来说，太合适不过了。出入城门有熟人，吃住有放心的地方，为购物也创造了条件。来往几次，认识人也多了，有刘进昌、刘从志等。
刘从志后来当了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站长，叫孟建德搜集情报，孟满口答应，从而讲到他常去妹夫家送烟(大丰烟厂特制的“双剑”牌烟，一般不向外出售，仅供首长用)，在小灶吃饭认识了刘从文。刘从志欣喜若狂，刘从文是他的堂弟，更是他窃取重要情报的好对象、好条件。
从这时起，盂建德常到城南庄妹夫家送烟，常在刘从文处吃饭，边吃边谈，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彼此无话不说，从而得到了许多情况。首长哪天开会，大致讨论什么事，部队有什么行动，尤其是毛主席到城南庄，更是特大新闻。孟建德把这一切都说给了刘从志。
从刘从文口中，孟建德得到的最重要情报，就是毛主席到了城南庄，以及毛主席的具体住址和生活习惯。
刘从文供认：这些情况，我都给孟建德说过。那几天他可以说三天两头来，看了他妹妹孟英，就到小灶吃饭。我二人边吃边闲谈，凡是我知道的都跟他讲了。
刘从志在保定的饭店联络点听了孟建德的报告，非常满意。酒菜款待物质奖励是不用说了。刘从志托付孟建德让刘从文多提供些情况，特别让转告堂弟刘从文，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孟建德还告诉刘从文，刘从志已把他们报上去了，他们已是刘从志的人了，一块儿共事。
刘从志交代特务组织活动
刘从志，王快乡人，曾在保定警备队当过警察。日伪投降后，又在保安队干了几天。国民党军到后，调他到保密局保定站工作。原站长曾亚夫1948年1月调北平后，站长由刘建昌接替。时间不长，就由刘从志任站长。
抓获刘从志是费了劲的。二科协同北京市公安局在两处守候，最后还是在北京西城大觉胡同17号抓住的。他们在刘从志住处搜出了一套国民党军军装，军装上佩有上尉军衔的标志，还有军统的“保定站长”的胸章标志等。
刘从志一开始受审，表现很沉稳、老练，说自己和平解放后自动退役，想在商界找点事干。在人证、物证俱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刘从志承认是保密局保定站长。
我们根据已掌握的孟建德的供词一再追问。刘从志承认利用乡里关系，拉拢和发展人员，为他提供情报。
刘从志十分狡猾，言语中像个老练的秘密侦探。但他胆小，不敢出城，也怕得罪人，说得罪人会挨黑枪的。
在当保定站长及北平解放后，刘从志主要干了以下事情：
一、刘从志任保定站长期间管辖六个小组，如：满城小组、完县小组、清源小组、阜平小组等。而阜平小组由刘进昌任组长，孟建德任副组长，刘从文为组员。此外还有刘文星、王荣等，有名有姓的共31人。
保定站驻保定民族街10号。他们还在旁边开了个饭馆，作为工作掩护场所。该站的上级机关是保密局北平站，要求有情报及时汇报。站里有一部电台，活动经费也少.一个人一个月5万元薪水，物价贵，生活困难。当时只从城门上查搜来往人员，在店铺查搜可疑人员，敲诈些外快。也就在这时，刘从志结识了孟建德。这是刘从志在站长任内发展的唯一提供过重大价值情报的成员。孟建德又发展了刘从文，因而构成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对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最危险的一次阴谋加害，也使刘从志、刘从文这些本不值一提的小喽哕级别的罪犯留下臭名。
刘从志、孟建德之间，开始接触时各有动机。孟急于采购烟草生产原料。刘急于搜集解放军情报，就利用老乡关系，热情接待，混得很熟。孟是有一定活动能力的人。他利用妹夫的关系又认识了刘从文，而刘从文又是刘从志的堂弟。孟建德和刘从文提供的消息绝对确实可靠。这是刘从志工作中最成功的一个关系。
二、在保定站工作期间，获得中共首脑机关从陕北进驻河北省阜平地区，特别是毛泽东的住处。这件事得到上级的赏识，局长毛人凤多次说：“刘从文这关系很重要，工作成绩出色，可提为中尉机要员。”
三、北平和平解放后，保密局保定人员绝大多数转移到北平，刘从志是其中的一员。到北平后，刘暂住大觉胡同17号，有时也到朋友家住几天；也找到了刘从文。在他家住过，给过他7两大烟土和一些白布，以示继续保持关系。刘从志向刘从文了解华北军区领导及机关人员工作情况，常出门到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并探听中共中央所在地，俟机进行破坏。因当时公安局查得很严，人民群众的警惕性也很高，刘从志与其上级的联系较少。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案情分析和重要决定。并担任主审。三科与二科密切联系，按照保卫工作条例“审讯工作是侦察工作的结束，同时又是侦察工作的开始”的原则，二科、三科经常开碰头会，介绍敌情，分析案情。审讯中的重要口供，我们都报告叶运高部长及侦察科，有时也整理成简报，上报保卫部并呈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南生，从而得到首长的及时指示。 我接手全案
以阜平王快乡为基本发展网的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7个成员先后被逮捕入狱。
这些嫌疑犯最初由军队、地方分别关押和审问。后因案情关系复杂，分头审理协调繁琐、沟通费事、进展迟缓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这样的大案，一直在中央的密切关注下进行。据此公安部批示：全案应并案审理，由地方管辖的案件部分，须交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审查；弄清全案后，再由军队、地方分别处理。上级同时指示，由中央公安部移交给军法处对近千名案犯的审理和管教工作。
当时，我们正准备结束刘从文案。
叶运高部长批示；由张鼎中科长负责审讯，弄清全案。
叶部长当面交代也很简单。他说：“你给我搞好。”
我即刻接手全案。
当公安部和河北省公安机关押送刘建昌、刘进昌、刘文星、王荣4个嫌疑犯到军法处后，我们先是审阅案卷与口供材料，对重要犯人刘建昌、刘进昌进行分别审讯。
刘建昌是老牌特务、保密局保定站站长(后是刘从志)。这家伙为人狡猾，也是王快人。他善于以乡亲关系发展谍报网，从事特务活动。刘从志、刘进昌、孟建德等都是他发展的，他是保定地区一个特务头子，保密局骨干分子。
孟建德、刘进昌承认是他们介绍刘从文参加活动和正式任命的。
刘从文说：1948年快过年了，请假回王快时见过刘进昌，知道是当兵的，混得不错，当了连长，因家中有困难而回家了。刘进昌说正做小买卖，常在保定办货。他和孟建德关系很好，也一同去保定办事。刘进昌曾说过要到军区司令部来看望我，但他没有来过。而孟建德经常来，来的次数也多。
刘文星，27岁。在阜平县公安局初审时，他已承认参加了特务活动，主要任务是化装成商人去保定送情报。在军法处审讯中，刘文星承认见过刘从文，见刘从文那次是和孟建德一起。那次主要谈的情报内容就是毛泽东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说毛这个人很怪，晚上不睡觉，在屋内办公，饿了去小灶打饭吃，大白天他睡觉，所以人们很少看见他。这个情况刘文星去保定时向刘建昌、刘从志汇报过，也送了刘进昌写的情况。他一再肯定这份有价值的情报，是他亲自送去的。不几天，城南庄被飞机轰炸，与刘进昌送的情报有关。刘文星的责任是送情报，每次送情报都是说：“去保定办货，做买卖。”
王荣是河北省满城县东佃庄人，是个买卖人。因为要去保定办货，就认识了刘进昌、孟建德。时间长了，也就熟悉了，知道他们在保定有靠山，而且混得很好，故王荣也就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具体干了什么事也说不清。
审问刘进昌及其口供整理
在审问刘进昌时，已了解他曾在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当兵，一开始表现还不错，当了班长、排长，之后提为连长。他在一次行军中掉队受到批评，还在一次战斗中(即攻打张家口战斗中)表现得贪生怕死，受到团部记过处分。从此，他不安心在部队工作，在家属随队问题上，未被批准，而对领导不满。当解放战争开始时，部队进军绥远，在行军途中他带一支手枪逃跑回老家。
刚回家时，他还想再回部队，由于老婆拉后腿，故一拖再拖。他既怕回部队受处分，不敢回去，又怕部队来人抓他，真要抓回去，肯定受大处分(带枪逃跑性质更严重)。也就在这时，见本村孟建德是烟厂副厂长，常去保定购买东西，还说刘从志、刘建昌在保定混得很好。他即约好孟建德一起去保定购物，顺便见见老乡，商量怎么办。
到了保定后，刘建昌先见的刘进昌。刘建昌初步了解刘进昌在部队干过，已回家中闲待，即告其要保密，如让蒋军知道也会惹他的，搞不好性命攸关。刘建昌让刘进昌在保定暂住一些时间，生活由他安排。
在几天密谈中，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刘建昌决定让刘进昌就留在保定找个合适工作。有时还可与孟建德一起回王快家中看看，如条件好时，还可以把家属也接到保定来，从而刘进昌就死心塌地跟了刘建昌，实际上是投敌叛变了，而且充当了特务。这一次的谈话刘进昌满口答应，保证作出贡献。
刘进昌从那时起，就在保定城门或大街上经常盘查行人，但对阜平老乡，格外关照，以便探听消息，一事一报地送给刘从志。
不久，阜平小组让刘进昌当组长，孟建德任副组长。通过孟建德与其妹妹孟英的关系，他知道刘从文这个人是刘从志的堂弟，关系可靠，更便于开展工作。而孟建德曾一五一十地把刘从文告诉他的毛主席已到阜平，就在他的小灶吃饭等情况告诉了刘进昌。刘进昌曾与孟一起到王快烟厂，捎话给刘从文来烟厂见面，除谈军区和毛、聂情况外，还着重讲了今后如何联系开展工作。
刘进昌、孟建德二人以老乡亲戚关系发展了刘从文、刘文星、王荣后，主要活动有三个：
一是提供中央机关、毛主席到阜平后的重要情报。国民党轰炸城南庄、南凹、龙泉关、法华等村，中央首长险遭不测。二是1948年6月保定战役时，探知我三兵团由杨成武带领，在易县指挥，从其随员中窃取了地图、首长姓名、文件及《前线报》等急送保定保密局。三是1948年8月，我军进军绥远作战，部队开往察南时，国民党又轰炸我参战军队，死伤40余人。
国民党在阜平烟堡一带，轰炸我军工设施，均与刘进昌等提供的情报有关。进城后，刘进昌又潜伏起来，探听我军区机关驻地，领导干部行动及汽车牌号、颜色等，继续作恶，直至被抓获归案。
对刘从文一干罪犯的处理情况
1950年5月初，叶运高部长按照军区政治部下发的《关于案犯侦查、逮捕、判决权限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对刘从文等7名罪犯的判决意见：判处刘进昌、孟建德、刘从文死刑，由我军法处立即执行枪决。刘建昌、刘从志、刘文星、王荣属地方管辖，遵照公安部的批示，处理这些犯人时，交地方政府判决执行。
对在刘从文案件中有关犯错误人员，建议由党纪委开会，给予一定纪律处分：
一、于光文、孟英丧失政治警惕性，接受孟建德从保定购回的物品有钢笔一支、暖壶一个、袜子一打等。孟建德被捕后，于还写信证明孟无政治问题。
二、熊忠英警卫参谋有失职行为，给刘从文调换手枪一支。
三、何同禄系直政部保卫股股长，对机关人员从未进行审查，属于失职。
聂(荣臻)、薄(一波)、朱(良才)、张(南生)、张(致祥)都有签名和同意的批示。
聂荣臻在他们名字上端画了一个圈，又签了“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8日。
薄一波政委签了“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11日。
朱良才、张南生、张致祥三位主任及副主任均签“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10日。
林铁(河北省委书记)也在此文件上签了名字和“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10日。
聂司令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就此案有一个重要讲话。大意是：在全国最激烈的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驻地被国民党轰炸一事，激起全国全军的愤慨，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那是件惊天的大事。而现已查明，在我军区机关隐藏着内奸分子，而且就在我们身边，也是一件惊天大事。任何事物都有个现象与本质的发展过程。轰炸是现象，而敌特活动是本质。现在把这个案子破了，就是很大的胜利。中央公安部，军区保卫部、军法处为此案付出的辛劳是值得赞扬的。
朱良才插话：“昨天军区纪委开会，决定给予于光文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孟英开除党籍处分。”
薄一波政委讲话很严肃。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聂老总的讲话，讲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就是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方面。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也一再讲提高警惕，做好防奸保卫工作，但还是有漏洞，还是有人丧失政治立场当了敌人保护伞。于光文、孟英就是最大的保护伞。他们包庇亲朋好友，已发现孟建德有电台、手枪，被同案人供出是特务，他们还在当保护伞，令人吃惊。我们已正式批准与部队有关的3名军事间谍刘从文、刘进昌、孟建德死刑。对与地方有关的军统特务分子已提出处理意见，交河北省政府法办。
保卫部、军法处根据军区首长批示和具体指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明确以下几点：对内奸分子刘从文、刘进昌、孟建德3名罪犯，于9月28日执行死刑。
9月28日晚上，我们接到河北省政府电话。他们亦在当天将军统分子刘建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对刘从志、刘文星、王荣判处徒刑。
我将具体的执行情况，向叶运高部长和军法处处长张南生均作了口头汇报，随后又送去书面报告。还有一项任务，即照军区首长的指示和政治部的安排，对军区机关和直属队排以上干部进行提高政治警惕性教育，我的任务是在干部大会上介绍案情。我完全照领导意图办了。
我事后了解，这一重大案件在部队中公开后，震动很大，引起广大指战员高度警惕，对机关保卫工作也有很大的加强。军区保卫部增设四科(即机关保卫科)，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工作，坏事变成了好事。
至此，在中央公安部指导下的这次军地配合的顶级大案，历时两年四个月，历经我党我军由战略决战到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跨越，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前终于画上了句号。
近年来，关于1948年5月18曰，党中央、毛主席当时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一事，已较多地披露于各种媒体。尽管事隔60多年，据我听到的反映，除许多老战士外，今天许多读者和观众仍对此案震惊不已。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首脑机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遭轰炸的本身，就以极端的严重性和重大性载入了史册。而对于我当时所在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那就是顶天的案件了。
那时保卫部下辖三个科，分别为审查科(一科)、侦察科(二科)和预审科(三科)。我任三科科长。我是自始至终参与审理刘从文案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既担任主要审判人，也是执行刘从文一干案犯死刑的现场最高指挥员。
如今此案虽已解密多年，但将这个重大案件的始末作一负责任的忆述，将鲜为人知的实况细节告知关心该案件的人们，仍是我的责任。
为求得对历史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张鼎文的支持下和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协助下，我调阅了现存于北京军区档案馆的关于审判刘从文的档案卷宗，并参阅了《聂荣臻传》，再与回忆相
刘从文案成功告破
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党中央、毛主席1948年3月23日从陕北出发，于1948年4月13日到达河北省平山西柏坡一带，形成了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新中心。毛泽东与华北军区驻在阜平城南庄。
我们保卫部驻在城南庄东面平山县烟堡。党中央、毛主席的行动不仅绝对保密，而且属于最高机密。应该说，我们严密控制着这一带的广大区域，当地群众基础也很好，平山西柏坡和阜平城南庄的警卫工作更是非常严密。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敌人就知道得那么清楚，并且迅速采取了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毫无疑问，肯定是有特务和内奸提供了驻地目标的方位、坐标等确切情报。
国民党轰炸城南庄引起了我们的极大震惊和愤怒。
为了查清此事，党政机关和军委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工作。我们调查工作的重心则放在华北军区自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于2月初进入北平，这时的保卫工作千头万绪，隐蔽战线的斗争更是空前激烈。无论怎样忙，我们对城南庄被炸案的侦破却一直没有放松。内部有特务和内好，并随时危及首脑机关安全这一判断，始终让我们日夜不安。10月，我们终于从保定发现线索，并全力以赴，短期内取得突破，然后扩大战果，先后抓获敌特分子7名，其主犯是：刘从文、孟建德、刘进昌、刘建昌、刘从志、刘文星、王荣等。至此，压在我们心头大山一样沉重的城南庄被炸案告破。
从敌特档案中发现重大线索
最初的线索出自敌方档案。保定解放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理浩如烟海的敌人档案，特别是敌特档案。在保定敌特档案的清理中，意外地发现有关城南庄被炸案的一封电报。
公安部将电报抄件立刻转到华北军区保卫部。
当时保卫部驻在东皇城根3号，三科兼预审科驻在北京市功德林第二监狱。保卫部兼军法处，但军法处高于保卫部，处长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兼任。
保卫部叶运高部长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人员有各科科长。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开国大典之后的一个晚上，会议室门口设了岗哨，屋里点了电灯。在传达各级指示和电报情况后，大家首先议了议电报内容的真伪，均认为真件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敌特机要密件乃是整体缴获，单独一两件作假没多大意义。这也等于确认了电报原文上人员姓名的真实性。
会议确定，就从查名字入手，争取发现嫌疑人。
叶部长指定，查名字由侦察科(二科)负责。工作分两大块，具体分工：欧阳天负责部队人员的审查，徐同岗负责机关人员的审查。会议确定的排查方针为：通过各级党委和保卫干部，采取秘密方式，先从花名册中查，发现同名同姓者立即上报。排查上报后的甄别与调查，由保卫部实施。
经过几天排查，一条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股股长何同禄查到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叫刘从文，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刘从文一直随华北军区司令部行动。就是说，刘从文与城南庄重叠了。小灶司务长有条件接触首长。就是说，刘从文的活动范围与毛主席住处重叠了。
密查司务长刘从文的档案，仅有一张“军人登记表”。内容为：刘从文，河北阜平县王快乡人，贫农出生，1939年参军。在平时表现中，工作积极，为人老实，不爱多讲话。缺点是不爱学习，思想落后。为慎重起见，保卫部工作人员立即派人去阜平刘从文的家乡调查。经查，王快乡确有此人，参加八路军多年，已结婚，还有孩子。调查并没有到此止步。军区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依靠村里的党员骨干在王快乡进一步秘密摸底，发现刘从文几次回王快乡，与一个叫孟建德的往来密切。孟在华北军区大丰烟厂工作。刘回来后二人就在一起吃吃喝喝。群众反映刘、孟的关系极不正常。叶部长掌握此情况后，经研究决定将刘从文、孟建德定为重大嫌疑人。
叶部长向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汇报后，认为延误不得，当即决定秘密逮捕刘从文。
1949年11月6日下午5时逮捕刘从文，当即押送军法处。
审讯刘从文
刘从文案件审讯的全过程，我是主责任人。刘志中、何建章二位为陪审员，张振江为记录员。我接受任务后，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很大。
那边去抓刘从文，这边我就召集刘志中、何建章二人研究审讯问题。凭多年审讯工作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对新收押犯人应尽快突击审讯。
当二科干事刘若绪、王捷在1949年11月6日下午5时采用秘密方式逮捕刘从文，押送到军法处时，已是傍晚8时。他们通过管理股办理收押手续时，还交了一包大烟土。
我们对刘从文先后进行了两次审讯，基本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第三次审讯时，刘从文终于交代了：“我知道你们是要问飞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毛主席住的，我只给孟建德(华北军区大丰烟厂副厂长)说过。我跟他说。毛主席和其他首长不一样，每天都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因为他晚上要吃饭，白天不吃饭，也不出门，在他住的小土山边儿，挖了个防空洞，距住处有近百十米远。
“孟建德经常去蒋管区，去保定地区购买制烟材料，也常来司令部看他妹妹孟英，就这样来来往往，吃吃喝喝，无话不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我问进去了。”
刘从文说：“国民党飞机轰炸城南庄时，那天我正在小伙房，给首长开早饭。突然飞机在头上转，吓得我们趴在地上、桌子底下，差点儿掉了脑袋，可吓死了。我恨死了孟建德，就是他干的，可我也不敢说。我现在交代了，请从宽处理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这次对刘从文的审问，时间比较长，开早饭时才让刘回监室，让他把说的事全部写出来。根据刘从文写的书面材料，我们掌握 的名单，又多了刘进昌、刘小典、栗茂生。无论他在材料中怎样推卸责任，最要害的东西终于吐出来了——他供认了飞机轰炸与孟建德的关系以及与他自己的关系。
孟建德归案
军区办的大丰烟厂在阜平县，孟建德任副厂长。于是二科就派了一名干事先到河北保定军分区保卫部找宋文庄部长，由他派得力干部，一块儿去阜平县请县公安局配合。1949年12月初，阜平县公安局采取传唤的方式，将孟建德逮捕。
办案人员在孟建德的办公室里搜获手枪两支，追问枪支，孟说出了刘进昌(从部队带枪逃跑，投敌分子)、刘文星和王荣等人。接着由县公安局逮捕刘进昌，在其家中搜出一部电台。对刘进昌的审讯，也由县公安局负责。
孟建德因系军区办的烟厂的干部，属军区管辖，故押回北京，当晚连人带枪交军法处审理。孟建德刚押到，我们就接到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于光文写来的一封信。于光文证明孟建德没有政治问题，是好同志，在烟厂工作是有贡献的，等等。
我们审讯孟建德，还是采用对刘从文的基本办法，从手枪入手，连续突击审问。经过约一周的突击审讯，极为狡猾的孟建德终于开始交代了一些问题。
初步整理的口供有：筹办烟厂是他妹夫于光文支持的，为他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军区驻阜平一带后，孟建德找到他妹夫于光文想当兵，同时谈到一个情况，就是日寇投降后，王快乡有些人在保定卷烟厂干事，现在回到家乡，有时也用手工做些纸烟出售。
这件事打动了于光文的心，他提出由孟建德在王快张罗一些工人，也办个烟厂。当时只有三五个工人，后发展到十多人，任命孟建德为副厂长负责供销工作。原料缺乏，孟建德就去蒋管区收购，遇到的第一个老乡就是刘进昌。孟建德提出收买烟草、纸张和手工卷烟机。刘进昌满口答应，真乃如鱼得水，互相利用起来。一个为了购物，一个为了收集情报，两厢愿意，两全其美，一拍即合。孟建德就在保定刘进昌为了掩护身份而开的饭店住下。饭店不大，可以提供烧饼、拉面和几样炒菜，还有几张床可以住宿。对孟建德来说，太合适不过了。出入城门有熟人，吃住有放心的地方，为购物也创造了条件。来往几次，认识人也多了，有刘进昌、刘从志等。
刘从志后来当了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站长，叫孟建德搜集情报，孟满口答应，从而讲到他常去妹夫家送烟(大丰烟厂特制的“双剑”牌烟，一般不向外出售，仅供首长用)，在小灶吃饭认识了刘从文。刘从志欣喜若狂，刘从文是他的堂弟，更是他窃取重要情报的好对象、好条件。
从这时起，盂建德常到城南庄妹夫家送烟，常在刘从文处吃饭，边吃边谈，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彼此无话不说，从而得到了许多情况。首长哪天开会，大致讨论什么事，部队有什么行动，尤其是毛主席到城南庄，更是特大新闻。孟建德把这一切都说给了刘从志。
从刘从文口中，孟建德得到的最重要情报，就是毛主席到了城南庄，以及毛主席的具体住址和生活习惯。
刘从文供认：这些情况，我都给孟建德说过。那几天他可以说三天两头来，看了他妹妹孟英，就到小灶吃饭。我二人边吃边闲谈，凡是我知道的都跟他讲了。
刘从志在保定的饭店联络点听了孟建德的报告，非常满意。酒菜款待物质奖励是不用说了。刘从志托付孟建德让刘从文多提供些情况，特别让转告堂弟刘从文，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孟建德还告诉刘从文，刘从志已把他们报上去了，他们已是刘从志的人了，一块儿共事。
刘从志交代特务组织活动
刘从志，王快乡人，曾在保定警备队当过警察。日伪投降后，又在保安队干了几天。国民党军到后，调他到保密局保定站工作。原站长曾亚夫1948年1月调北平后，站长由刘建昌接替。时间不长，就由刘从志任站长。
抓获刘从志是费了劲的。二科协同北京市公安局在两处守候，最后还是在北京西城大觉胡同17号抓住的。他们在刘从志住处搜出了一套国民党军军装，军装上佩有上尉军衔的标志，还有军统的“保定站长”的胸章标志等。
刘从志一开始受审，表现很沉稳、老练，说自己和平解放后自动退役，想在商界找点事干。在人证、物证俱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刘从志承认是保密局保定站长。
我们根据已掌握的孟建德的供词一再追问。刘从志承认利用乡里关系，拉拢和发展人员，为他提供情报。
刘从志十分狡猾，言语中像个老练的秘密侦探。但他胆小，不敢出城，也怕得罪人，说得罪人会挨黑枪的。
在当保定站长及北平解放后，刘从志主要干了以下事情：
一、刘从志任保定站长期间管辖六个小组，如：满城小组、完县小组、清源小组、阜平小组等。而阜平小组由刘进昌任组长，孟建德任副组长，刘从文为组员。此外还有刘文星、王荣等，有名有姓的共31人。
保定站驻保定民族街10号。他们还在旁边开了个饭馆，作为工作掩护场所。该站的上级机关是保密局北平站，要求有情报及时汇报。站里有一部电台，活动经费也少.一个人一个月5万元薪水，物价贵，生活困难。当时只从城门上查搜来往人员，在店铺查搜可疑人员，敲诈些外快。也就在这时，刘从志结识了孟建德。这是刘从志在站长任内发展的唯一提供过重大价值情报的成员。孟建德又发展了刘从文，因而构成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对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最危险的一次阴谋加害，也使刘从志、刘从文这些本不值一提的小喽哕级别的罪犯留下臭名。
刘从志、孟建德之间，开始接触时各有动机。孟急于采购烟草生产原料。刘急于搜集解放军情报，就利用老乡关系，热情接待，混得很熟。孟是有一定活动能力的人。他利用妹夫的关系又认识了刘从文，而刘从文又是刘从志的堂弟。孟建德和刘从文提供的消息绝对确实可靠。这是刘从志工作中最成功的一个关系。
二、在保定站工作期间，获得中共首脑机关从陕北进驻河北省阜平地区，特别是毛泽东的住处。这件事得到上级的赏识，局长毛人凤多次说：“刘从文这关系很重要，工作成绩出色，可提为中尉机要员。”
三、北平和平解放后，保密局保定人员绝大多数转移到北平，刘从志是其中的一员。到北平后，刘暂住大觉胡同17号，有时也到朋友家住几天；也找到了刘从文。在他家住过，给过他7两大烟土和一些白布，以示继续保持关系。刘从志向刘从文了解华北军区领导及机关人员工作情况，常出门到什么地方、开什么会，并探听中共中央所在地，俟机进行破坏。因当时公安局查得很严，人民群众的警惕性也很高，刘从志与其上级的联系较少。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案情分析和重要决定。并担任主审。三科与二科密切联系，按照保卫工作条例“审讯工作是侦察工作的结束，同时又是侦察工作的开始”的原则，二科、三科经常开碰头会，介绍敌情，分析案情。审讯中的重要口供，我们都报告叶运高部长及侦察科，有时也整理成简报，上报保卫部并呈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南生，从而得到首长的及时指示。 我接手全案
以阜平王快乡为基本发展网的国民党保密局保定站7个成员先后被逮捕入狱。
这些嫌疑犯最初由军队、地方分别关押和审问。后因案情关系复杂，分头审理协调繁琐、沟通费事、进展迟缓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这样的大案，一直在中央的密切关注下进行。据此公安部批示：全案应并案审理，由地方管辖的案件部分，须交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审查；弄清全案后，再由军队、地方分别处理。上级同时指示，由中央公安部移交给军法处对近千名案犯的审理和管教工作。
当时，我们正准备结束刘从文案。
叶运高部长批示；由张鼎中科长负责审讯，弄清全案。
叶部长当面交代也很简单。他说：“你给我搞好。”
我即刻接手全案。
当公安部和河北省公安机关押送刘建昌、刘进昌、刘文星、王荣4个嫌疑犯到军法处后，我们先是审阅案卷与口供材料，对重要犯人刘建昌、刘进昌进行分别审讯。
刘建昌是老牌特务、保密局保定站站长(后是刘从志)。这家伙为人狡猾，也是王快人。他善于以乡亲关系发展谍报网，从事特务活动。刘从志、刘进昌、孟建德等都是他发展的，他是保定地区一个特务头子，保密局骨干分子。
孟建德、刘进昌承认是他们介绍刘从文参加活动和正式任命的。
刘从文说：1948年快过年了，请假回王快时见过刘进昌，知道是当兵的，混得不错，当了连长，因家中有困难而回家了。刘进昌说正做小买卖，常在保定办货。他和孟建德关系很好，也一同去保定办事。刘进昌曾说过要到军区司令部来看望我，但他没有来过。而孟建德经常来，来的次数也多。
刘文星，27岁。在阜平县公安局初审时，他已承认参加了特务活动，主要任务是化装成商人去保定送情报。在军法处审讯中，刘文星承认见过刘从文，见刘从文那次是和孟建德一起。那次主要谈的情报内容就是毛泽东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说毛这个人很怪，晚上不睡觉，在屋内办公，饿了去小灶打饭吃，大白天他睡觉，所以人们很少看见他。这个情况刘文星去保定时向刘建昌、刘从志汇报过，也送了刘进昌写的情况。他一再肯定这份有价值的情报，是他亲自送去的。不几天，城南庄被飞机轰炸，与刘进昌送的情报有关。刘文星的责任是送情报，每次送情报都是说：“去保定办货，做买卖。”
王荣是河北省满城县东佃庄人，是个买卖人。因为要去保定办货，就认识了刘进昌、孟建德。时间长了，也就熟悉了，知道他们在保定有靠山，而且混得很好，故王荣也就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具体干了什么事也说不清。
审问刘进昌及其口供整理
在审问刘进昌时，已了解他曾在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当兵，一开始表现还不错，当了班长、排长，之后提为连长。他在一次行军中掉队受到批评，还在一次战斗中(即攻打张家口战斗中)表现得贪生怕死，受到团部记过处分。从此，他不安心在部队工作，在家属随队问题上，未被批准，而对领导不满。当解放战争开始时，部队进军绥远，在行军途中他带一支手枪逃跑回老家。
刚回家时，他还想再回部队，由于老婆拉后腿，故一拖再拖。他既怕回部队受处分，不敢回去，又怕部队来人抓他，真要抓回去，肯定受大处分(带枪逃跑性质更严重)。也就在这时，见本村孟建德是烟厂副厂长，常去保定购买东西，还说刘从志、刘建昌在保定混得很好。他即约好孟建德一起去保定购物，顺便见见老乡，商量怎么办。
到了保定后，刘建昌先见的刘进昌。刘建昌初步了解刘进昌在部队干过，已回家中闲待，即告其要保密，如让蒋军知道也会惹他的，搞不好性命攸关。刘建昌让刘进昌在保定暂住一些时间，生活由他安排。
在几天密谈中，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刘建昌决定让刘进昌就留在保定找个合适工作。有时还可与孟建德一起回王快家中看看，如条件好时，还可以把家属也接到保定来，从而刘进昌就死心塌地跟了刘建昌，实际上是投敌叛变了，而且充当了特务。这一次的谈话刘进昌满口答应，保证作出贡献。
刘进昌从那时起，就在保定城门或大街上经常盘查行人，但对阜平老乡，格外关照，以便探听消息，一事一报地送给刘从志。
不久，阜平小组让刘进昌当组长，孟建德任副组长。通过孟建德与其妹妹孟英的关系，他知道刘从文这个人是刘从志的堂弟，关系可靠，更便于开展工作。而孟建德曾一五一十地把刘从文告诉他的毛主席已到阜平，就在他的小灶吃饭等情况告诉了刘进昌。刘进昌曾与孟一起到王快烟厂，捎话给刘从文来烟厂见面，除谈军区和毛、聂情况外，还着重讲了今后如何联系开展工作。
刘进昌、孟建德二人以老乡亲戚关系发展了刘从文、刘文星、王荣后，主要活动有三个：
一是提供中央机关、毛主席到阜平后的重要情报。国民党轰炸城南庄、南凹、龙泉关、法华等村，中央首长险遭不测。二是1948年6月保定战役时，探知我三兵团由杨成武带领，在易县指挥，从其随员中窃取了地图、首长姓名、文件及《前线报》等急送保定保密局。三是1948年8月，我军进军绥远作战，部队开往察南时，国民党又轰炸我参战军队，死伤40余人。
国民党在阜平烟堡一带，轰炸我军工设施，均与刘进昌等提供的情报有关。进城后，刘进昌又潜伏起来，探听我军区机关驻地，领导干部行动及汽车牌号、颜色等，继续作恶，直至被抓获归案。
对刘从文一干罪犯的处理情况
1950年5月初，叶运高部长按照军区政治部下发的《关于案犯侦查、逮捕、判决权限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对刘从文等7名罪犯的判决意见：判处刘进昌、孟建德、刘从文死刑，由我军法处立即执行枪决。刘建昌、刘从志、刘文星、王荣属地方管辖，遵照公安部的批示，处理这些犯人时，交地方政府判决执行。
对在刘从文案件中有关犯错误人员，建议由党纪委开会，给予一定纪律处分：
一、于光文、孟英丧失政治警惕性，接受孟建德从保定购回的物品有钢笔一支、暖壶一个、袜子一打等。孟建德被捕后，于还写信证明孟无政治问题。
二、熊忠英警卫参谋有失职行为，给刘从文调换手枪一支。
三、何同禄系直政部保卫股股长，对机关人员从未进行审查，属于失职。
聂(荣臻)、薄(一波)、朱(良才)、张(南生)、张(致祥)都有签名和同意的批示。
聂荣臻在他们名字上端画了一个圈，又签了“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8日。
薄一波政委签了“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11日。
朱良才、张南生、张致祥三位主任及副主任均签“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10日。
林铁(河北省委书记)也在此文件上签了名字和“同意”二字，日期是9月10日。
聂司令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就此案有一个重要讲话。大意是：在全国最激烈的解放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驻地被国民党轰炸一事，激起全国全军的愤慨，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那是件惊天的大事。而现已查明，在我军区机关隐藏着内奸分子，而且就在我们身边，也是一件惊天大事。任何事物都有个现象与本质的发展过程。轰炸是现象，而敌特活动是本质。现在把这个案子破了，就是很大的胜利。中央公安部，军区保卫部、军法处为此案付出的辛劳是值得赞扬的。
朱良才插话：“昨天军区纪委开会，决定给予于光文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孟英开除党籍处分。”
薄一波政委讲话很严肃。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聂老总的讲话，讲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就是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方面。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也一再讲提高警惕，做好防奸保卫工作，但还是有漏洞，还是有人丧失政治立场当了敌人保护伞。于光文、孟英就是最大的保护伞。他们包庇亲朋好友，已发现孟建德有电台、手枪，被同案人供出是特务，他们还在当保护伞，令人吃惊。我们已正式批准与部队有关的3名军事间谍刘从文、刘进昌、孟建德死刑。对与地方有关的军统特务分子已提出处理意见，交河北省政府法办。
保卫部、军法处根据军区首长批示和具体指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明确以下几点：对内奸分子刘从文、刘进昌、孟建德3名罪犯，于9月28日执行死刑。
9月28日晚上，我们接到河北省政府电话。他们亦在当天将军统分子刘建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对刘从志、刘文星、王荣判处徒刑。
我将具体的执行情况，向叶运高部长和军法处处长张南生均作了口头汇报，随后又送去书面报告。还有一项任务，即照军区首长的指示和政治部的安排，对军区机关和直属队排以上干部进行提高政治警惕性教育，我的任务是在干部大会上介绍案情。我完全照领导意图办了。
我事后了解，这一重大案件在部队中公开后，震动很大，引起广大指战员高度警惕，对机关保卫工作也有很大的加强。军区保卫部增设四科(即机关保卫科)，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工作，坏事变成了好事。
至此，在中央公安部指导下的这次军地配合的顶级大案，历时两年四个月，历经我党我军由战略决战到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跨越，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前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