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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中的书报审查制度一直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自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形成了辉格派、修正派、后修正派三个主要派别，本文试从各派的学术观点、主要分歧及总体研究特征等几个方面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作一简单梳理。
关键词 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
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产生于都铎王朝君权极为强大的时期，历经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完善、英国大革命时期的转折，1695年《许可证法》的废除，标志着出版前检查制度的废止和整个欧洲书报审查制度的衰落。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兴衰，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的结果，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认识，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争论正酣，而国内学者却鲜有关注，本文拟就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形成的三个主要派别辉格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的学术观点、主要分歧及研究特征作一简单回顾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对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的探究可以说由来已久。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刚刚爆发之时，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中就从审查存在的根源、制度本身的矛盾性和不切实际性对审查制度进行了抨击。
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高歌猛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对启蒙运动以来自由、理性的推崇，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赞扬英国历史的进步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辉格派史学在英国确立了主导地位，书报审查被贴上了专制主义的标签，成为真正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剔除的政治污点。
19世纪，英国学者对近代早期印刷情况的资料汇编及书商公会档案的整理，为书报审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1825年，亨利·科顿(Henry Cotton)出版《印刷地名索引》，是对近代早期欧洲各地印刷情况的原始资料汇编，对英国的印刷稍有提及。另一位图书馆界的学者威廉·亨利·奥尔纳特(William Henry Allnutt)1879至1901年间一共出版了5本有关十六七世纪英格兰与威尔士各省印刷商与印刷情况的汇编。与此同时，对书商公会遗留下来的档案的整理工作也逐渐展开，先是1842年在乔治·伍德福尔(George Woodfall)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希望在不破坏公会利益和荣誉的情况下编辑出版公会的登记簿，但这项计划没有取得多大进展。1870年F.J.弗尼瓦尔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开始整理公会档案，1873年爱德华·阿伯(Edward Arber)接管他的工作，并陆续出版了5卷1554～1640年间公会的登记簿。
20世纪，在阿伯的基础上公会档案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布利斯科·艾尔(Bfiscoe Eyre)编辑完成了1640～1708年间公会的登记簿，1576～1640年公会的法庭记录也分别被W.W.格雷、博斯韦尔·威廉(E.BoswellWilliam)和A.杰克逊编辑完成，D.F.麦肯齐统计了1605～1800年间公会的学徒状况，分3册编辑出版。1990年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编辑的1554～1984年公会档案成为最后的集大成者。
20世纪上半叶，在文献编纂的基础上，从政治、政府与印刷的关系角度对审查制度进行考察的著作才真正出现。1928年威克沃出版的《1819～1832年的出版自由斗争》(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1819～1832)，1936年汉森的《政府与印刷》(Government and the Press,1695～1763)，1938年克莱德的《自卡克斯顿至克伦威尔的出版自由斗争》(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from Cax-ton to Cromwell)和1949年阿斯皮诺尔出版的《政治与印刷》(Politics and the Press,1780～1850)，这几部开拓性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体现了18、19世纪以来明显的政治斗争意识。1952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赛伯特(Fredrick s.Siebert)发表《1476～1776年英国出版自由：政府控制的兴衰》，被后世学者公认为英国图书审查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该书以时间为序分为五部分，分别是都铎时代、早期斯图亚特时代、清教革命时期、后期斯图亚特时代和18世纪的印刷控制。1、书中提出三种控制理论或者模式：都铎－斯图亚特理论；布莱克斯通－曼斯菲尔德理论和卡姆登－厄斯金－杰斐逊理论，三种控制模式的力量来源分别是绝对主义王权、议会和普通法、自然法。这三种模式依次递进，奠定了15～18世纪英国政府的印刷控制由集权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基本发展趋势。2、导致审查制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三：第一，政体的变化是主要原因；第二，伦敦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对财富的追逐；第三，自由理论的发展。3、政府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的需要是审查制度存在的根源。绝对的出版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是控制的形式不同而已。弗雷德里克·赛伯特关于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影响深远，此后一段时间西方学者仍将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视作绝对主义王权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维护集权统治的工具，其“目的是遏制危险思想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同时，由于秉持由专制到自由的渐进式历史发展观，赛伯特的观点被后世学者归人“辉格派”史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近代早期特别是17世纪初英国审查制度的研究进入反思阶段，参与其中的学者由于对传统观点的全面否定，被后世学者称作“修正派”(Revisionists)，代表人物有安娜布尔·帕特森(AnnabelPatterson)、理查德·达顿(Richard Dutton)、希拉·兰伯特11(Sheila Lambert)、凯文·夏普(Kevin Sharp)、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等。安娜布尔·帕特森在其经典著作《审查及其解释》中开创性地用一系列疑问代替长期以来辉格派关于图书审查的“定论”，她发现即使在赛伯特所说的审查最严厉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仍然存在许多“著名的令人迷惑的无审查事件”(famous puzzling incidents ofnoncensorship)，比如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如何解释政府的审查意图与这些明显的“漏网之鱼”的存在?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种研究路径，以理查德·达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对莎士比亚时代戏剧审查的具体考察指出，与实施审查相比，王室任命的负责戏剧审查的宫廷典礼官(Masterofthe Revels)对审查带给他们的薪酬更感兴趣，而且，在审查过程中每个审查官 对公共戏剧的审查标准也经常与政府的意图不一致，宫廷典礼官与其说是“政府的戏剧审查员”，不如说是王室与剧作家、表演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者。达顿的研究打破了将政府的审查机构看作一个没有裂痕的统一体的观点，用史实证明在图书审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将图书审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条研究路径则由希拉·兰伯特开创，她在《1604～1637年印刷者与政府》及《理查德·蒙塔古、阿米尼乌主义与图书审查》两篇文章中提出，在过去的研究中政府对印刷的控制意图被夸大了，她强调是书商公会自1557年来在印刷业中一直发挥自觉的贸易规范作用，政府法律条令的制定是对公会自我调控力的认可。在这一点上，辉格派认为政府企图通过公会控制印刷的意图在先，公会依令行事在后的观点，有点因果倒置。修正派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由政府的法令法规构成的理论上严厉无比的审查体系被审查过程中大量存在的阳奉阴违、人心私欲、令行不止等现象所代替。由此，有的学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政府审查意图的存在，而更多的学者则是企图通过史实证明存在于审查制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并进而寻找原因。虽然修正派的观点可能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但新史料和新视角的运用无疑为审查制度的研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理查德·卡斯特(RichardCust)、托马斯·康格斯威尔(Thomas CogsweH)、安东尼·汤普森(Anthony B.Thompson)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仍极力主张政府在书报审查中的主导作用和对思想言论的压制，但他们更倾向于这种情况发生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特定历史时期，而不是适用于整个近代早期的英国。因为对修正派的修正，他们被称作“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s)或“反修正派”(anti-revisionists)。康格斯威尔在《神佑的革命》一书中，将1621～1623年称作“邪恶时代”(the evil time)，这一时期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国内对国家宗教与外交政策的讨论一度刺激英国最早的报纸科兰特的诞生，康格斯威尔认为，出于对敌对言论的恐惧，詹姆斯一世接连不断地颁发王室公告，禁止臣民通过各种方式谈论国家事务，使任何与这一政策相违背的政治印刷品都无法出版，而手抄新闻的增加恰恰证明詹姆斯一世对印刷品控制的有效性。汤普森在《印刷许可》一文中，通过对查理一世1627年任命的政治审查官、枢密院拉丁文秘书韦克林(G.R.Weckherlin)十几年审查官生涯的考察，证明查理一世在长期议会召开前对印刷媒介的控制，旨在压制公众对国内宗教和国外战争的讨论，以凯文·夏普、约翰·莫里尔和希拉·兰伯特为代表的修正派认为查理一世时期的审查是宽容的、是对图书贸易的规范而非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的观点是错误的。
后修正派并未成为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研究的“终结者”，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辛迪·苏珊·克莱格(cyn-dia Susan Clegg)将修正派的观点继续推向深入。1997年，克莱格发表专著《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印刷审查》，该书被认为是对16世纪图书审查史的修正主义解读。克莱格在对政府法令文件解读的同时，强调涉及内容广泛的被禁图书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图书审查的历史。她得出的结论是，近代早期英国并不存在一个广泛适用的、目的性的图书审查制度，图书审查的存在只是政府对威胁到其统治的个别事件的反应，每个统治者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个别的危险著作时做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2001年，克莱格又完成《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的印刷审查》一书，与前书中明显的修正派倾向相比，虽然她仍对辉格派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批评，但她同时也否定了修正派代表希拉·兰伯特所说的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没有系统的新闻审查的观点，1619年官方审查官弗朗西斯·科廷顿(Francis Cottington，1619～1625年在职)的任命及在职期间新闻出版的变化即是证明，而大量未经许可、登记出版的书的存在也否定了后修正派康格斯威尔“邪恶时代”的说法。克莱格认为，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书报审查是各种政治势力用来达到不同目的的工具，王室、议会、教会、书商公会在审查中从未达成一致，就是始终奉行审查政策的国王，其审查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事实证明，新世纪的到来并非意味着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研究的结束，也没有哪一派或哪个学者的观点成为最终的解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地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综观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先是辉格派独领风骚，后有修正派与后修正派的论战交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近代早期的书报审查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这场论战。整个论战过程不仅产生了赛伯特、兰伯特、帕特森、克莱格等大家和许多名垂青史的著作，同时反映了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加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认识在各派的论争中趋于客观。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各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1、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是否是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传统史学观点将图书审查视作蒙昧社会的专制行为，“是真正自由的政府必须远离的政治污点”。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对理性与自由张扬的必然结果。修正派倾向于否定政府审查意图的存在，认为书报审查是政府面在特殊的危急时刻做出的反应，这种观点无疑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世纪之交，像克莱格这样的学者更倾向于在两种极端中寻求一种客观中立。2、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运行机制。对第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对书报审查具体运作机制的不同解释，传统观点强调绝对王权在审查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强调审查中王权与人民、审查者与被审查者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而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更强调书报审查是王室、教会、书商公会、议会等不同权力和利益实体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各派的研究都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并不断发掘运用新史料。
不管是辉格派，还是修正派、后修正派，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没有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历史档案、文献的辛苦整理，赛伯特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而对具有片面说服性的材料——印刷的政府文件的依赖，也是导致他夸大绝对主义王权下书报审查效果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修正派对传统观点的否定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与他们对手抄资料和文本的重视不无关系。重视文本(iext)还是文献(docu－ment)历来是文学研究者与史学家之区别，这一点对二者来说似乎是不可逾越的。美国英语文学教授辛迪·苏珊·克莱格在她的两部代表作中很好的实现了文本与文献的完美结合。她认为图书审查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审查 的对象即印刷文本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构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史，若只依据那些控制性材料，即法令、法律、星法院法令、公会命令等等，不可避免地会歪曲对审查制度的理解，因而通过对被禁的著作的研究来分析哪些意识形态、言论、建议导致了图书审查，二者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审查史。虽然后修正派在学术观点上对修正派进行了反驳，但在研究方法、史料运用上更多地继承了修正派。
最后，多学科的介入使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 从社会发展和学术演进的角度来说，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研究视角的转换与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18世纪中期以后辉格派在史学界长期独享霸主地位，是“光荣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逐步确立的需要也是必然结果。蓬勃向上的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理性的张扬必然是以集权、专制、暴虐的封建王权为对立面的，这种阶级自我意识反映到学术中就是对绝对主义王权下审查制度的“邪恶化”，出版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也成为学术界缔造的不朽神话。
进入20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权的稳固，物质资料生产的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发展和内部矛盾代替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机制问题的探讨，催生了新的社会学科和研究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史学研究也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了传统史学——新史学——新文化史的转变。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研究，主要受到以下学科和理论的影响：
(1)传播学与媒介控制理论。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传播学是现代信息社会媒介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异化的产物，其产生本身就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诞生后更以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势迅速发展。媒介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而印刷作为最早的大众媒介，其与社会、受众之间关系首当其冲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课题。英国书报审查研究的奠基者弗雷德里克·赛伯特，是美国的新闻学者，被国内学者称作传播学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真正的精神之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闻名于世的“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介控制理论正是在《1476～1776年英国出版自由：政府控制的兴衰》一书中孕育的。全书不仅以三种依次递进的控制模式来支撑，更贯穿着作者以媒介控制视角对近代早期英国印刷控制产生的根源、影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以受众的反应作为一种评判审查制度严厉程度的标准的做法，更为后世学者普遍接受。
(2)文学与文本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修正派对辉格派的颠覆，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说的史料运用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将审查制度作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中一种变迁的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拓宽了长期以来辉格派将审查制度看作专制统治的高压工具，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视角。通过理查德·达顿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作品的考察，“宫廷典礼官”这一角色在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及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以突出。
(3)文化社会学与新文化史。20世纪70年代，文化由社会学的边缘领地悄然以独立的姿态进人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对文化的定义也发生了转向，“从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社会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大大拓宽了过去30年来史学研究的领域，一批视角新颖独特、内容包罗万象、写作风格引人入胜的文化史著作诞生，这种史学的新潮流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书籍作为物化的存在，它的历史自年鉴派开山鼻祖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法国著名的印刷史学者亨利·马丁(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一书诞生以来，今天已成为欧美新文化史研究中一块重要领地。英国的书籍史研究因对文献和版本研究的重视，被法国学者称作“实体版本学”。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一部著作的不同版本和同一版本的不同校本进行比较研究；2、通过对档案材料的研究，弄清走私和非法出版物传播的情况；3、对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研究，英国的书籍史研究对近代早期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研究贡献颇多。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演进、时代的变迁，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研究也在辉格派、修正派、后修正派派持久的论战中经历了嬗变。在研究视角上，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单一地从政治压制、阶级斗争层面，而是将近代早期英国的书报审查置于文化、社会的广阔空间中进：行考察；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传播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学者的加入使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的研究特征；在史料运用上，他们走出了对官方的法律法令、文件的依赖，发现了文本的价值；随着研究视野的开放、多学科的影响、新史料的运用，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认识也趋于客观。虽然西方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上尚存在分歧，但对国内学者来说，以书报审查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考察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媒介自身发展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领域的深刻变迁之间的关系，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
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产生于都铎王朝君权极为强大的时期，历经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完善、英国大革命时期的转折，1695年《许可证法》的废除，标志着出版前检查制度的废止和整个欧洲书报审查制度的衰落。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兴衰，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的结果，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认识，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争论正酣，而国内学者却鲜有关注，本文拟就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形成的三个主要派别辉格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的学术观点、主要分歧及研究特征作一简单回顾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对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的探究可以说由来已久。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刚刚爆发之时，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中就从审查存在的根源、制度本身的矛盾性和不切实际性对审查制度进行了抨击。
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的高歌猛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对启蒙运动以来自由、理性的推崇，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赞扬英国历史的进步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辉格派史学在英国确立了主导地位，书报审查被贴上了专制主义的标签，成为真正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剔除的政治污点。
19世纪，英国学者对近代早期印刷情况的资料汇编及书商公会档案的整理，为书报审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1825年，亨利·科顿(Henry Cotton)出版《印刷地名索引》，是对近代早期欧洲各地印刷情况的原始资料汇编，对英国的印刷稍有提及。另一位图书馆界的学者威廉·亨利·奥尔纳特(William Henry Allnutt)1879至1901年间一共出版了5本有关十六七世纪英格兰与威尔士各省印刷商与印刷情况的汇编。与此同时，对书商公会遗留下来的档案的整理工作也逐渐展开，先是1842年在乔治·伍德福尔(George Woodfall)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希望在不破坏公会利益和荣誉的情况下编辑出版公会的登记簿，但这项计划没有取得多大进展。1870年F.J.弗尼瓦尔作为一个职业编辑开始整理公会档案，1873年爱德华·阿伯(Edward Arber)接管他的工作，并陆续出版了5卷1554～1640年间公会的登记簿。
20世纪，在阿伯的基础上公会档案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布利斯科·艾尔(Bfiscoe Eyre)编辑完成了1640～1708年间公会的登记簿，1576～1640年公会的法庭记录也分别被W.W.格雷、博斯韦尔·威廉(E.BoswellWilliam)和A.杰克逊编辑完成，D.F.麦肯齐统计了1605～1800年间公会的学徒状况，分3册编辑出版。1990年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编辑的1554～1984年公会档案成为最后的集大成者。
20世纪上半叶，在文献编纂的基础上，从政治、政府与印刷的关系角度对审查制度进行考察的著作才真正出现。1928年威克沃出版的《1819～1832年的出版自由斗争》(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1819～1832)，1936年汉森的《政府与印刷》(Government and the Press,1695～1763)，1938年克莱德的《自卡克斯顿至克伦威尔的出版自由斗争》(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from Cax-ton to Cromwell)和1949年阿斯皮诺尔出版的《政治与印刷》(Politics and the Press,1780～1850)，这几部开拓性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体现了18、19世纪以来明显的政治斗争意识。1952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赛伯特(Fredrick s.Siebert)发表《1476～1776年英国出版自由：政府控制的兴衰》，被后世学者公认为英国图书审查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该书以时间为序分为五部分，分别是都铎时代、早期斯图亚特时代、清教革命时期、后期斯图亚特时代和18世纪的印刷控制。1、书中提出三种控制理论或者模式：都铎－斯图亚特理论；布莱克斯通－曼斯菲尔德理论和卡姆登－厄斯金－杰斐逊理论，三种控制模式的力量来源分别是绝对主义王权、议会和普通法、自然法。这三种模式依次递进，奠定了15～18世纪英国政府的印刷控制由集权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的基本发展趋势。2、导致审查制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三：第一，政体的变化是主要原因；第二，伦敦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对财富的追逐；第三，自由理论的发展。3、政府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的需要是审查制度存在的根源。绝对的出版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是控制的形式不同而已。弗雷德里克·赛伯特关于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影响深远，此后一段时间西方学者仍将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视作绝对主义王权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维护集权统治的工具，其“目的是遏制危险思想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同时，由于秉持由专制到自由的渐进式历史发展观，赛伯特的观点被后世学者归人“辉格派”史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近代早期特别是17世纪初英国审查制度的研究进入反思阶段，参与其中的学者由于对传统观点的全面否定，被后世学者称作“修正派”(Revisionists)，代表人物有安娜布尔·帕特森(AnnabelPatterson)、理查德·达顿(Richard Dutton)、希拉·兰伯特11(Sheila Lambert)、凯文·夏普(Kevin Sharp)、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等。安娜布尔·帕特森在其经典著作《审查及其解释》中开创性地用一系列疑问代替长期以来辉格派关于图书审查的“定论”，她发现即使在赛伯特所说的审查最严厉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仍然存在许多“著名的令人迷惑的无审查事件”(famous puzzling incidents ofnoncensorship)，比如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如何解释政府的审查意图与这些明显的“漏网之鱼”的存在?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过程中逐渐形成两种研究路径，以理查德·达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对莎士比亚时代戏剧审查的具体考察指出，与实施审查相比，王室任命的负责戏剧审查的宫廷典礼官(Masterofthe Revels)对审查带给他们的薪酬更感兴趣，而且，在审查过程中每个审查官 对公共戏剧的审查标准也经常与政府的意图不一致，宫廷典礼官与其说是“政府的戏剧审查员”，不如说是王室与剧作家、表演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者。达顿的研究打破了将政府的审查机构看作一个没有裂痕的统一体的观点，用史实证明在图书审查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将图书审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条研究路径则由希拉·兰伯特开创，她在《1604～1637年印刷者与政府》及《理查德·蒙塔古、阿米尼乌主义与图书审查》两篇文章中提出，在过去的研究中政府对印刷的控制意图被夸大了，她强调是书商公会自1557年来在印刷业中一直发挥自觉的贸易规范作用，政府法律条令的制定是对公会自我调控力的认可。在这一点上，辉格派认为政府企图通过公会控制印刷的意图在先，公会依令行事在后的观点，有点因果倒置。修正派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由政府的法令法规构成的理论上严厉无比的审查体系被审查过程中大量存在的阳奉阴违、人心私欲、令行不止等现象所代替。由此，有的学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政府审查意图的存在，而更多的学者则是企图通过史实证明存在于审查制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并进而寻找原因。虽然修正派的观点可能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但新史料和新视角的运用无疑为审查制度的研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理查德·卡斯特(RichardCust)、托马斯·康格斯威尔(Thomas CogsweH)、安东尼·汤普森(Anthony B.Thompson)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仍极力主张政府在书报审查中的主导作用和对思想言论的压制，但他们更倾向于这种情况发生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特定历史时期，而不是适用于整个近代早期的英国。因为对修正派的修正，他们被称作“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s)或“反修正派”(anti-revisionists)。康格斯威尔在《神佑的革命》一书中，将1621～1623年称作“邪恶时代”(the evil time)，这一时期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国内对国家宗教与外交政策的讨论一度刺激英国最早的报纸科兰特的诞生，康格斯威尔认为，出于对敌对言论的恐惧，詹姆斯一世接连不断地颁发王室公告，禁止臣民通过各种方式谈论国家事务，使任何与这一政策相违背的政治印刷品都无法出版，而手抄新闻的增加恰恰证明詹姆斯一世对印刷品控制的有效性。汤普森在《印刷许可》一文中，通过对查理一世1627年任命的政治审查官、枢密院拉丁文秘书韦克林(G.R.Weckherlin)十几年审查官生涯的考察，证明查理一世在长期议会召开前对印刷媒介的控制，旨在压制公众对国内宗教和国外战争的讨论，以凯文·夏普、约翰·莫里尔和希拉·兰伯特为代表的修正派认为查理一世时期的审查是宽容的、是对图书贸易的规范而非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的观点是错误的。
后修正派并未成为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研究的“终结者”，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辛迪·苏珊·克莱格(cyn-dia Susan Clegg)将修正派的观点继续推向深入。1997年，克莱格发表专著《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印刷审查》，该书被认为是对16世纪图书审查史的修正主义解读。克莱格在对政府法令文件解读的同时，强调涉及内容广泛的被禁图书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图书审查的历史。她得出的结论是，近代早期英国并不存在一个广泛适用的、目的性的图书审查制度，图书审查的存在只是政府对威胁到其统治的个别事件的反应，每个统治者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个别的危险著作时做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2001年，克莱格又完成《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的印刷审查》一书，与前书中明显的修正派倾向相比，虽然她仍对辉格派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提出批评，但她同时也否定了修正派代表希拉·兰伯特所说的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没有系统的新闻审查的观点，1619年官方审查官弗朗西斯·科廷顿(Francis Cottington，1619～1625年在职)的任命及在职期间新闻出版的变化即是证明，而大量未经许可、登记出版的书的存在也否定了后修正派康格斯威尔“邪恶时代”的说法。克莱格认为，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书报审查是各种政治势力用来达到不同目的的工具，王室、议会、教会、书商公会在审查中从未达成一致，就是始终奉行审查政策的国王，其审查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事实证明，新世纪的到来并非意味着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研究的结束，也没有哪一派或哪个学者的观点成为最终的解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地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综观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先是辉格派独领风骚，后有修正派与后修正派的论战交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近代早期的书报审查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这场论战。整个论战过程不仅产生了赛伯特、兰伯特、帕特森、克莱格等大家和许多名垂青史的著作，同时反映了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加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认识在各派的论争中趋于客观。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各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1、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是否是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传统史学观点将图书审查视作蒙昧社会的专制行为，“是真正自由的政府必须远离的政治污点”。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这是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对理性与自由张扬的必然结果。修正派倾向于否定政府审查意图的存在，认为书报审查是政府面在特殊的危急时刻做出的反应，这种观点无疑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世纪之交，像克莱格这样的学者更倾向于在两种极端中寻求一种客观中立。2、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运行机制。对第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对书报审查具体运作机制的不同解释，传统观点强调绝对王权在审查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强调审查中王权与人民、审查者与被审查者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而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更强调书报审查是王室、教会、书商公会、议会等不同权力和利益实体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各派的研究都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并不断发掘运用新史料。
不管是辉格派，还是修正派、后修正派，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没有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历史档案、文献的辛苦整理，赛伯特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而对具有片面说服性的材料——印刷的政府文件的依赖，也是导致他夸大绝对主义王权下书报审查效果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修正派对传统观点的否定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与他们对手抄资料和文本的重视不无关系。重视文本(iext)还是文献(docu－ment)历来是文学研究者与史学家之区别，这一点对二者来说似乎是不可逾越的。美国英语文学教授辛迪·苏珊·克莱格在她的两部代表作中很好的实现了文本与文献的完美结合。她认为图书审查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审查 的对象即印刷文本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构近代早期英国审查制度史，若只依据那些控制性材料，即法令、法律、星法院法令、公会命令等等，不可避免地会歪曲对审查制度的理解，因而通过对被禁的著作的研究来分析哪些意识形态、言论、建议导致了图书审查，二者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审查史。虽然后修正派在学术观点上对修正派进行了反驳，但在研究方法、史料运用上更多地继承了修正派。
最后，多学科的介入使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 从社会发展和学术演进的角度来说，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研究视角的转换与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18世纪中期以后辉格派在史学界长期独享霸主地位，是“光荣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逐步确立的需要也是必然结果。蓬勃向上的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理性的张扬必然是以集权、专制、暴虐的封建王权为对立面的，这种阶级自我意识反映到学术中就是对绝对主义王权下审查制度的“邪恶化”，出版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也成为学术界缔造的不朽神话。
进入20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权的稳固，物质资料生产的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发展和内部矛盾代替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机制问题的探讨，催生了新的社会学科和研究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史学研究也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了传统史学——新史学——新文化史的转变。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研究，主要受到以下学科和理论的影响：
(1)传播学与媒介控制理论。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传播学是现代信息社会媒介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异化的产物，其产生本身就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诞生后更以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势迅速发展。媒介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而印刷作为最早的大众媒介，其与社会、受众之间关系首当其冲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课题。英国书报审查研究的奠基者弗雷德里克·赛伯特，是美国的新闻学者，被国内学者称作传播学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真正的精神之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闻名于世的“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介控制理论正是在《1476～1776年英国出版自由：政府控制的兴衰》一书中孕育的。全书不仅以三种依次递进的控制模式来支撑，更贯穿着作者以媒介控制视角对近代早期英国印刷控制产生的根源、影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以受众的反应作为一种评判审查制度严厉程度的标准的做法，更为后世学者普遍接受。
(2)文学与文本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修正派对辉格派的颠覆，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说的史料运用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将审查制度作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中一种变迁的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拓宽了长期以来辉格派将审查制度看作专制统治的高压工具，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视角。通过理查德·达顿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作品的考察，“宫廷典礼官”这一角色在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及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以突出。
(3)文化社会学与新文化史。20世纪70年代，文化由社会学的边缘领地悄然以独立的姿态进人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对文化的定义也发生了转向，“从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社会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大大拓宽了过去30年来史学研究的领域，一批视角新颖独特、内容包罗万象、写作风格引人入胜的文化史著作诞生，这种史学的新潮流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书籍作为物化的存在，它的历史自年鉴派开山鼻祖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法国著名的印刷史学者亨利·马丁(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一书诞生以来，今天已成为欧美新文化史研究中一块重要领地。英国的书籍史研究因对文献和版本研究的重视，被法国学者称作“实体版本学”。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一部著作的不同版本和同一版本的不同校本进行比较研究；2、通过对档案材料的研究，弄清走私和非法出版物传播的情况；3、对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研究，英国的书籍史研究对近代早期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研究贡献颇多。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演进、时代的变迁，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制度的研究也在辉格派、修正派、后修正派派持久的论战中经历了嬗变。在研究视角上，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单一地从政治压制、阶级斗争层面，而是将近代早期英国的书报审查置于文化、社会的广阔空间中进：行考察；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传播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学者的加入使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的研究特征；在史料运用上，他们走出了对官方的法律法令、文件的依赖，发现了文本的价值；随着研究视野的开放、多学科的影响、新史料的运用，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的认识也趋于客观。虽然西方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上尚存在分歧，但对国内学者来说，以书报审查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考察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媒介自身发展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领域的深刻变迁之间的关系，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