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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迟来的“中产危机”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产危机”开始成为人们持续讨论的话题。先是有关“房奴”、“卡奴”、“车奴”以及“孩奴”等略带戏谑与自嘲的称谓，被人们在茶余饭后热烈的讨论；后来出现的所谓“逃离北上广”，则引发了人们对生活艰辛的愤懑与忧虑；而上海年仅25岁的女白领潘洁的猝死，更是让很多人生出“兔死狐悲”式的感叹。一时间，“中产危机”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就笔者所见。不仅《新闻周刊》以及《南方周末》等报刊都纷纷以此为题做了相应的报道，而且多家出版社更推出了诸如《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刘军洛)以及《解读中国经济：揭示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危机》(张弛)等书籍对此进行探讨。
在这一轮对“中产危机”问题进行讨论的热潮中，郎咸平教授的新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无疑是颇为有趣的一本。翻开这本书的目录，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连串犀利、尖刻的提问：“涨价，你凭什么?”、“涨价了，怎么还‘油荒气短’?”、“加息啊，你怎么就追不上通胀呢?”、“通胀来了，我们还能安心退休吗?”、“房价啊，你究竟是涨还是跌?”、“好企业，你怎么去国外上市了呢?”以及“A股，你怎么就让人看不懂呢?”……相信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些问题时都很难保持平静，这些的确是都市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每天要面对的窘境。显然，这场“中产危机”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产危机”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直接源于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从那时开始，占美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灾难。房价大跌、消费不振以及失业率高居不下等社会问题，深深地震动了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那些总是自以为生活稳定、前途无忧的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危机就在身边。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个最为保守的社会阶层，竟然开始走上街头，扬言要“占领华尔街”!有趣的是，彼时的中国民众似乎是以一种超然而又略带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待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所实行的相对自主的汇率政策，的确起到了屏蔽作用，使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外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沉浸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巨大喜悦中的中国民众，此时更多的感受到“中国崛起”的自豪与激动，而非危机来临前的恐慌。
在这个意义上，2010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广泛讨论的“中产危机”，可以被看做是一场“迟来的危机”。这里所说的“迟来”，不仅表明中美两国民众在感受危机上的时间差，而且暗示了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同时还显影了
“中产阶级”在中美两国所负载的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的出版就显得非常及时，而且为我们茌对这场“迟来的危机”进行深入的解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二、作为“杂领”的中产阶级
从郎咸平为新书所起的名字——“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来看，作者显然是以一种代言者的姿态，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表示忧虑。而他所代言的对象，则是书中不断提及的“老百姓”。但一个必须说明的事实是，作者所提出的那一系列问题表明，书中所谓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是全体人民，而是指某一特殊人群——中产阶级。因为只有这一群体，才会真正面对他在书中重点分析的诸如油价飙升、房价上涨、月供太高、存款缩水、股票熊市以及买车摇号等经济、社会问题。而那些未能跻身于中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底层等，似乎还远远够不到为这些问题苦恼的门槛。
在笔者看来，这一点真切地反映出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尴尬境地。谁是中产阶级，有多少人算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总是有人倾向于以最乐观的姿态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进行预测。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认为2006年时中国有2亿人成为中产阶级；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则估算，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达到4亿；而亚洲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则宣布中国现在就已经有8.17亿人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而另一方面，这类估算却与普通民众的心理感受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以至于亚洲银行的报告刚刚发布，很多网友就自嘲又不无戏谑地感叹：“原来我们都被中产了!”
不管中国中产阶级究竟有2亿、4亿还是8.17亿，在这一连串不断升级的天文数字背后，其实并不是对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准确评估，而是人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和信心。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中国中产阶级指称着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大致相近的消费能力，不如说它是一个由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所催生出来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幻象。每个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受益或可能受益的人群，都被贴上了“中产阶级”的标签。因此，从私营企业家到个体户；从党政干部到“外企白领”；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职员；从各类工矿企业的管理者到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都被囊括在中产阶级的范围之内。甚至那些并无收入来源的大专院校学生，也被人们授予“中产阶级后备军”的名号，允许他们提前厕身中产阶级的阵营。
面对如此复杂的人员构成，长期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杂领”——来命名和描述中产阶级。“杂”这样的命名方式说明，以中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各类人群，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按照特定的社会身份或相近的收入水平进行的划分，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多共同点。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一个特定阶层呢?在笔者看来，或许只有我们在上文分析的，对“生活会更好”的希冀和憧憬，才是这些人所共同分享的。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愿意相信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才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身份——中产阶级。然而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中产阶级时，一个颇为可怕的结论也呼之欲出：那些未能被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涵盖的人群，如工人、农民等，似乎不像前者那样，在今日中国拥有一份对未来的企盼。
三、中产阶级在中国
正是在这里，中美两国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性体现了出来。在美国，约占人口80％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生活中名副其实的“大众”。因其在政治倾向上最保守、在生活态度上最中庸、在文化品位上最恶俗，成为美国社会的“稳定器”，并由此获得了非常清晰的身份定位。然而在中国，中产阶级则显得复杂暖昧得多。由于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明确将中产阶级指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赋予否定性的含义，从而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以至于人们在90年代末期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不得不使用“城市中间人群”、“中等收入者群体”这样颇为模糊的语汇来表 述这个特定阶层。直到2001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七一讲话》，充分肯定新兴阶层的社会地位后，中产阶级作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群体才可以被公开讨论。
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在美国是一个既成的社会存在，而它在中国则既是一个己然出现的事实，同时更是一个不断被呼唤、渴求的未来和理想，一个笼罩着夺目光环的幻象。例如，一份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社会学报告在展望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就颇为欣喜地宣告：“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演变。”(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这份报告所说的“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即是以美国为范本的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在这里，一个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多数的中产阶级，显然负载着让中国社会由落后走向现代的使命和希望。
不过对于普遍城市居民来说，中产阶级并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份报告所描述的高瞻远瞩的地位，它不过是身份地位、文化品位以及生活情趣等一系列本身并无太大关联的事物的杂糅与混合。于是在有些人看来，中产阶级就意味着：小户型、宝来车、户外探险、Louis Vuitton手包、哈根达斯、星巴克咖啡、伊朗电影、杜拉斯、村上春树……这一连串杂乱的事物，虽然都代表着一定的消费能力，但在中国却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阶层或社会地位。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月薪不过两三千元的白领女性愿意省吃俭用几个月以购买名牌箱包；每天要在早高峰挤公共汽车的年轻人舍得花上万元购置高档皮鞋；而最夸张的，当属一位17岁的少年，他竟为了买一部iPhone4手机，选择卖肾赚钱。或许我们不应该苛责这些都市人生活奢靡、不切实际，因为中产阶级在中国普通城市居民那里，实际扮演的功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获得那些奢靡的事物，其实正意味着获得一种令人向往的中产阶级生活，或至少让人产生已然过着类似生活的幻觉。
而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一个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力量。有研究者就乐观地分析认为，“近几年来，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对政府的住房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收入分配调节的指责，这些批评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中产阶级。”(李春玲：《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7期)因此，虽然知识分子承认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从来都是保守的，但他们仍然愿意乐观地相信，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会逐渐培育出所谓的公共空间，让人们获得理性的评论，思考有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议题的途径和可能。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个笼罩在耀眼光环中的偶像。因为无论是政府部门、普通城市居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中产阶级身上，看到的似乎并非身边的事实，或自身的真实境遇，而是一份对发展主义的执著、对“明天会更好”的坚信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四、中产危机：
“我们”的生活怎么了?
正是因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2010年以来的“中产危机”具有了非常有趣的文化意义。如果说2l世纪之初中产阶级进入人们的视线后，它意味着一份对生活的憧憬和希冀，那么今天的这场危机似乎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封闭了人们对未来的全部美好想象。或许郎咸平在新书序言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描述了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你想买的要不然不让买，要不然限购，比如汽车、房子……非买不可的往往就要缴纳非常重的税，或者负担各种成本之外的成本，比如油价和过路费……还有什么能买呢?哦，对了，就是‘坑爹’的股票，这个属于可以买但是你却不敢买……最后，最不该买卖的文凭，随着大学产业化，基本上都快成唯一可以随便买的东西了。”从这段近乎牢骚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产阶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身处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时代，所有投资的渠道却都被封死了，根本找不到使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的途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一点点缩水，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这也就难怪作者要大声疾呼：“我希望，如果你国企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也不要故意地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显然，郎咸平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过度向国家倾斜，将所有资源、权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使“老百姓”丧失了不断发展、并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
郎咸平的分析或许有偏差的地方，但正是在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中产危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果说在美国，“中产危机”意味着看似坚不可摧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裂隙，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不断下滑；那么在中国，“中产危机”似乎只是表明了人们梦想中的美好生活己然渐行渐远，看不到在将来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一点，从今天的中产阶级不断用“房奴”、“卡奴”、“车奴”以及“孩奴”等称谓指认自己就可以看出。因为当人们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奴”时，他们显然很难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并看到未来的希望。诚如郎咸平所言，在今天，“幸福遥不可及，老百姓只能慨叹一句：唉!真无奈!”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断被讨论的“中产危机”，正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都笼罩在中产阶级身上的耀眼光环已经悄然褪去。中产阶级的身份不再不言自明地保证人们获得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希冀。而一个更值得忧虑的问题是，如果那些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有希望的中产阶级，对未来都感到灰心失望的话，那么本来就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又会怎样呢?
五、光环消逝的时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19世纪的社会变化做出这样的描绘：“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在今日之中国，当人们不断讨论“中产危机”的时候，我们似乎再度回到了那个光环消逝的时刻。正如两位革命导师所揭示的，光环抹去的时候，一方面说明真相已然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旧制度的危机并预示着新希望的曙光。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在书中尖锐批判的那些经济问题，以及我们正在承受的这场“中产危机”其实并不可怕，它们反而能够及早警示我们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所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健康、理想的社会，绝不是将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房奴”、“卡奴”以至“孩奴”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让每个人，不仅是中产阶级，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对他们的未来抱有憧憬和希望的社会!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产危机”开始成为人们持续讨论的话题。先是有关“房奴”、“卡奴”、“车奴”以及“孩奴”等略带戏谑与自嘲的称谓，被人们在茶余饭后热烈的讨论；后来出现的所谓“逃离北上广”，则引发了人们对生活艰辛的愤懑与忧虑；而上海年仅25岁的女白领潘洁的猝死，更是让很多人生出“兔死狐悲”式的感叹。一时间，“中产危机”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就笔者所见。不仅《新闻周刊》以及《南方周末》等报刊都纷纷以此为题做了相应的报道，而且多家出版社更推出了诸如《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刘军洛)以及《解读中国经济：揭示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危机》(张弛)等书籍对此进行探讨。
在这一轮对“中产危机”问题进行讨论的热潮中，郎咸平教授的新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无疑是颇为有趣的一本。翻开这本书的目录，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连串犀利、尖刻的提问：“涨价，你凭什么?”、“涨价了，怎么还‘油荒气短’?”、“加息啊，你怎么就追不上通胀呢?”、“通胀来了，我们还能安心退休吗?”、“房价啊，你究竟是涨还是跌?”、“好企业，你怎么去国外上市了呢?”以及“A股，你怎么就让人看不懂呢?”……相信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些问题时都很难保持平静，这些的确是都市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每天要面对的窘境。显然，这场“中产危机”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产危机”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直接源于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从那时开始，占美国社会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灾难。房价大跌、消费不振以及失业率高居不下等社会问题，深深地震动了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那些总是自以为生活稳定、前途无忧的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危机就在身边。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个最为保守的社会阶层，竟然开始走上街头，扬言要“占领华尔街”!有趣的是，彼时的中国民众似乎是以一种超然而又略带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待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所实行的相对自主的汇率政策，的确起到了屏蔽作用，使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外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另一方面则由于，沉浸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巨大喜悦中的中国民众，此时更多的感受到“中国崛起”的自豪与激动，而非危机来临前的恐慌。
在这个意义上，2010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广泛讨论的“中产危机”，可以被看做是一场“迟来的危机”。这里所说的“迟来”，不仅表明中美两国民众在感受危机上的时间差，而且暗示了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同时还显影了
“中产阶级”在中美两国所负载的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的出版就显得非常及时，而且为我们茌对这场“迟来的危机”进行深入的解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二、作为“杂领”的中产阶级
从郎咸平为新书所起的名字——“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来看，作者显然是以一种代言者的姿态，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表示忧虑。而他所代言的对象，则是书中不断提及的“老百姓”。但一个必须说明的事实是，作者所提出的那一系列问题表明，书中所谓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是全体人民，而是指某一特殊人群——中产阶级。因为只有这一群体，才会真正面对他在书中重点分析的诸如油价飙升、房价上涨、月供太高、存款缩水、股票熊市以及买车摇号等经济、社会问题。而那些未能跻身于中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底层等，似乎还远远够不到为这些问题苦恼的门槛。
在笔者看来，这一点真切地反映出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尴尬境地。谁是中产阶级，有多少人算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总是有人倾向于以最乐观的姿态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进行预测。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认为2006年时中国有2亿人成为中产阶级；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则估算，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达到4亿；而亚洲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则宣布中国现在就已经有8.17亿人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而另一方面，这类估算却与普通民众的心理感受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以至于亚洲银行的报告刚刚发布，很多网友就自嘲又不无戏谑地感叹：“原来我们都被中产了!”
不管中国中产阶级究竟有2亿、4亿还是8.17亿，在这一连串不断升级的天文数字背后，其实并不是对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准确评估，而是人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和信心。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中国中产阶级指称着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大致相近的消费能力，不如说它是一个由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所催生出来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幻象。每个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受益或可能受益的人群，都被贴上了“中产阶级”的标签。因此，从私营企业家到个体户；从党政干部到“外企白领”；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职员；从各类工矿企业的管理者到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都被囊括在中产阶级的范围之内。甚至那些并无收入来源的大专院校学生，也被人们授予“中产阶级后备军”的名号，允许他们提前厕身中产阶级的阵营。
面对如此复杂的人员构成，长期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杂领”——来命名和描述中产阶级。“杂”这样的命名方式说明，以中产阶级的名义出现的各类人群，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按照特定的社会身份或相近的收入水平进行的划分，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多共同点。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一个特定阶层呢?在笔者看来，或许只有我们在上文分析的，对“生活会更好”的希冀和憧憬，才是这些人所共同分享的。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愿意相信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这才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身份——中产阶级。然而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中产阶级时，一个颇为可怕的结论也呼之欲出：那些未能被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涵盖的人群，如工人、农民等，似乎不像前者那样，在今日中国拥有一份对未来的企盼。
三、中产阶级在中国
正是在这里，中美两国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性体现了出来。在美国，约占人口80％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生活中名副其实的“大众”。因其在政治倾向上最保守、在生活态度上最中庸、在文化品位上最恶俗，成为美国社会的“稳定器”，并由此获得了非常清晰的身份定位。然而在中国，中产阶级则显得复杂暖昧得多。由于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明确将中产阶级指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赋予否定性的含义，从而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以至于人们在90年代末期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不得不使用“城市中间人群”、“中等收入者群体”这样颇为模糊的语汇来表 述这个特定阶层。直到2001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七一讲话》，充分肯定新兴阶层的社会地位后，中产阶级作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群体才可以被公开讨论。
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在美国是一个既成的社会存在，而它在中国则既是一个己然出现的事实，同时更是一个不断被呼唤、渴求的未来和理想，一个笼罩着夺目光环的幻象。例如，一份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社会学报告在展望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就颇为欣喜地宣告：“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演变。”(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这份报告所说的“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即是以美国为范本的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在这里，一个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多数的中产阶级，显然负载着让中国社会由落后走向现代的使命和希望。
不过对于普遍城市居民来说，中产阶级并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份报告所描述的高瞻远瞩的地位，它不过是身份地位、文化品位以及生活情趣等一系列本身并无太大关联的事物的杂糅与混合。于是在有些人看来，中产阶级就意味着：小户型、宝来车、户外探险、Louis Vuitton手包、哈根达斯、星巴克咖啡、伊朗电影、杜拉斯、村上春树……这一连串杂乱的事物，虽然都代表着一定的消费能力，但在中国却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阶层或社会地位。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月薪不过两三千元的白领女性愿意省吃俭用几个月以购买名牌箱包；每天要在早高峰挤公共汽车的年轻人舍得花上万元购置高档皮鞋；而最夸张的，当属一位17岁的少年，他竟为了买一部iPhone4手机，选择卖肾赚钱。或许我们不应该苛责这些都市人生活奢靡、不切实际，因为中产阶级在中国普通城市居民那里，实际扮演的功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获得那些奢靡的事物，其实正意味着获得一种令人向往的中产阶级生活，或至少让人产生已然过着类似生活的幻觉。
而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一个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力量。有研究者就乐观地分析认为，“近几年来，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对政府的住房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收入分配调节的指责，这些批评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中产阶级。”(李春玲：《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7期)因此，虽然知识分子承认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从来都是保守的，但他们仍然愿意乐观地相信，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会逐渐培育出所谓的公共空间，让人们获得理性的评论，思考有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议题的途径和可能。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个笼罩在耀眼光环中的偶像。因为无论是政府部门、普通城市居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中产阶级身上，看到的似乎并非身边的事实，或自身的真实境遇，而是一份对发展主义的执著、对“明天会更好”的坚信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四、中产危机：
“我们”的生活怎么了?
正是因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2010年以来的“中产危机”具有了非常有趣的文化意义。如果说2l世纪之初中产阶级进入人们的视线后，它意味着一份对生活的憧憬和希冀，那么今天的这场危机似乎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封闭了人们对未来的全部美好想象。或许郎咸平在新书序言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描述了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你想买的要不然不让买，要不然限购，比如汽车、房子……非买不可的往往就要缴纳非常重的税，或者负担各种成本之外的成本，比如油价和过路费……还有什么能买呢?哦，对了，就是‘坑爹’的股票，这个属于可以买但是你却不敢买……最后，最不该买卖的文凭，随着大学产业化，基本上都快成唯一可以随便买的东西了。”从这段近乎牢骚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产阶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身处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时代，所有投资的渠道却都被封死了，根本找不到使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的途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一点点缩水，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这也就难怪作者要大声疾呼：“我希望，如果你国企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也不要故意地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显然，郎咸平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过度向国家倾斜，将所有资源、权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使“老百姓”丧失了不断发展、并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
郎咸平的分析或许有偏差的地方，但正是在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中产危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果说在美国，“中产危机”意味着看似坚不可摧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裂隙，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不断下滑；那么在中国，“中产危机”似乎只是表明了人们梦想中的美好生活己然渐行渐远，看不到在将来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一点，从今天的中产阶级不断用“房奴”、“卡奴”、“车奴”以及“孩奴”等称谓指认自己就可以看出。因为当人们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奴”时，他们显然很难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并看到未来的希望。诚如郎咸平所言，在今天，“幸福遥不可及，老百姓只能慨叹一句：唉!真无奈!”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断被讨论的“中产危机”，正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都笼罩在中产阶级身上的耀眼光环已经悄然褪去。中产阶级的身份不再不言自明地保证人们获得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希冀。而一个更值得忧虑的问题是，如果那些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有希望的中产阶级，对未来都感到灰心失望的话，那么本来就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又会怎样呢?
五、光环消逝的时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19世纪的社会变化做出这样的描绘：“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在今日之中国，当人们不断讨论“中产危机”的时候，我们似乎再度回到了那个光环消逝的时刻。正如两位革命导师所揭示的，光环抹去的时候，一方面说明真相已然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旧制度的危机并预示着新希望的曙光。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在书中尖锐批判的那些经济问题，以及我们正在承受的这场“中产危机”其实并不可怕，它们反而能够及早警示我们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所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健康、理想的社会，绝不是将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房奴”、“卡奴”以至“孩奴”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让每个人，不仅是中产阶级，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对他们的未来抱有憧憬和希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