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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雅芝:马德的“收钱袋子”
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着该案的审结,记者再次将目光对准与马德共同索贿受贿的马德之妻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田已于2004年11月,被哈尔滨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记者曾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田雅芝｡田说,她和马德收来的钱是不得已收下的｡因为怕有人到家里来送钱,他们晚上都不敢开灯,因为只要看见她家里有亮,就有人敲门或打电话｡对于收受的钱财,她还狡辩说:“这些钱我一直都想退回去｡”
她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可敬的“贤内助”,事实果真这样吗?
在马德家,清理赃物就用了7天
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亨吉吉是负责“田雅芝案件”的主管副检察长｡说起当初到马德家搜查时的情景,他至今还感慨不已｡马德家的装修平常,但打开一排排衣柜,光是没穿过的高档皮鞋就有几百双,两三千块钱的鞋在那里都不算高档｡田雅芝的裘皮大衣就有8件,金银首饰､高档相机､手表､电脑､古董字画……应有尽有｡沙发下､床单下到处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好几只｡办案组十几个人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钱在不断转移,绝非“放着没动”
田雅芝说,那些钱我一直想退回去,钱我们一分都没动｡而检察官对案件调查早已证明他们在不断地转移和支配这些钱｡
田雅芝曾说,绥棱原县委书记李刚给过他一个30万元的存折,一直到案发这个存折都没动｡但是据侦查李刚案的哈尔滨市道外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介绍,当时李刚是县长,因为绥化干部私下的风言风语已经传了很久,说马德这个人爱钱｡为了当上县委书记,李刚和妻子商议说,我是个后备干部,咱们也要给马德送钱才行｡于是,李刚的妻子从银行取出30万，以“马方”的名字存下并送给田雅芝｡半年后,李刚如愿被提为县委书记｡而这笔钱后来也被田雅芝转存到自己名下｡之后,她又将这笔钱汇到北京,并在“风声”紧时用假身份证转移了这笔钱｡
马德和田雅芝从来不在绥化当地存钱,因为当地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夫妻俩商量把钱存到北京｡1999年开始,田雅芝就让儿子在北京的银行开户,之后不定期汇款,或是由马德赴京开会提个保险箱带现金过去｡2002年4月马德案发,在其儿子的账户里共发现人民币､美元､港币共计2000余万元｡就在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还给她儿子以“宋伟”的名字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并另开了一个户头,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到宋伟的名下｡因为银行有规定,每一笔转存最高限额为9万元,所以后来当检察官打开账户时,9万元一笔的存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是被动收钱,还是疯狂敛财?
案发前,田雅芝已是黑龙江省林业法院副院长,但她并不懂法｡一个曾给马家行贿的老板说,田雅芝这个人物欲特强,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不论礼品贵贱,她都是一番推辞客套后全部“笑纳”｡
随着马德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加大,田雅芝的虚荣心和贪欲也一天天膨胀起来,其敛财的惯用做法就是哭穷｡她常常这样暗示别人,“我们家老马没别的爱好,就是好打个麻将”或者“老马最近要出国了也没有外汇”,等等｡
1998年,田雅芝对哈尔滨金事达集团董事长肖海鹏说,我儿子要结婚,在北京想买房,钱不够,你帮忙筹集点钱｡肖于是凑了60万元,按田雅芝写的地址和银行账号将钱汇了出去｡
田雅芝曾对马德手下的一名干部说:“老马要出国,你给换2万美金｡”这名干部将2万美金交给田雅芝时,田雅芝只字未提给钱的事｡
海伦市委一位副书记,几次找到马德想提为正职,马一直未置可否｡2000年,这位副书记将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了30万元存折交给马德说,我就这个能力了｡马德当时就把存折扔了出去｡当年年底,这位副书记准备了50万元现金,放在一个大盒子里去医院看住院的马德｡马德回家就将这个装钱的鞋盒子交给了田雅芝说:“给你,这是钱｡”3个月后,这个副书记如愿以偿被提拨为另一个县的县长｡
办案检察官说,马德和田雅芝敛财可以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马德接礼受贿有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岳父母去世;二是儿子到北京上学;三是有病住院;四是調整干部;五是逢年过节｡无论是对个体户还是领导干部,马德和田雅芝的索贿受贿情节都是很典型和直接的｡
王学英:毕玉玺的“搂钱耙子”
2005年7月22日上午,继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接受死缓判决之后,其妻王学英紧步后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接受审判｡
应该说,在毕玉玺人生“亮红灯”过程中,其妻王学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谓“毕玉玺在前面发迹,王学英在后面发财”｡
从1991年到1999年,毕玉玺一直干的是副职,因此心中多有不满｡王学英的想法也在变化,特别是看到北京那么多小包工头动不动就挥金如土时,心里也开始有想法了｡随着毕玉玺职位的不断攀升,家里的烟酒茶叶也多了｡职位变化,家也常搬,但那一次,王学英第一次尝到了搬家的“甜头”｡
因为毕玉玺的手里握有工程审批大权,一个叫蓝义的承包商经常往毕玉玺家跑｡这么多烟酒茶叶已经有了年头,扔也不是,送人也不是,王学英想到了蓝义｡
蓝义拉完这些“陈货”放下一个手提包便告辞了｡王学英打开包,发现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一共10万!那点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王学英知道蓝义的良苦用心,她不声不响地收下了｡
当晚,王学英吹起了“枕边风”,“老毕,你干一辈子了,也该想想退路了,你这么拼命地干,靠你那点工资,你能干什么?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再干几年也该下来了｡下来后,蓝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咱们那点烟酒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说话还算数吗,你手里的工程又不是你自己的,让给谁干不是一样呢!蓝义不是外人,他和你也比较熟,再说了,又挺会来事,我就劝你趁着还能干,心眼就活泛点吧!你如果觉得不妥,我明天就让蓝义过来拿钱｡”
毕玉玺当然明白王学英的话,这个蓝义是挺会来事,他爱赌,但只要和蓝义一起玩,逢赌必赢｡这次他出手这么阔绰,毕玉玺动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就这样送给蓝义当了顺水人情｡
一年后,毕玉玺又搬家｡王学英的电话又打给了蓝义,一车烟酒茶,换来了20万元!不久,没有任何资质的蓝义又顺利地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王学英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好买卖,她的胃口也渐渐地大起来,后来王学英做买卖的方式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她好几次令人咋舌地公开表示,儿子在外国留学费用十分高昂,话里话外都暗示那些“蓝义们”要知趣,那些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2003年7月,王学英伙同毕玉玺为张桂军(另案处理)任法定代表人的宋庄建筑公司承揽工程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收受张桂军给予的贿赂款美元23?郾13万元,折合人民币191?郾28万元｡
当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大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过后,我们再还给人家｡”
这种“小儿科”的解释听起来多么可笑!王学英没有一次主动给人家退过钱,相反主动伸手要的次数却是有增无减!最终,这位“贪内助”也把自己“要”进了监狱｡
“贪内助”的六种敛财方式
记者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该院对2003年以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一些身居要职或虽不居要职但很有影响力的贪官,滥用手中的权力,与其亲属相互勾结,大行敛财之道,其亲属们也极尽可能地充当“贪内助”的角色,为贪官走向犯罪推波助澜｡当前,贪官与其亲属勾结敛财现象大致有六种类型:
坐收渔利型｡此类贪官的妻子或子女,对于送上门来的礼品､礼物､现金等,不管多少,不问性质如何,一般本着有送就收的贪婪原则,来者不拒｡至于送礼者当时提出要办的事,受礼者从不考虑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也不计法律后果｡
鼓动敛财型｡有些贪官的家属及子女,认为亲人在位一天,就要有所得,以免日后走下领导岗位,落得想收没人送,想拿也没有机会｡而这些领导干部觉得家属子女的劝说言之有理,慢慢地偏离了为官者的轨道,走向犯罪的泥潭｡
故意放风型｡每遇到单位的工程建设以及家中婚丧嫁娶之类事时,一些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一般不会说什么,但其亲属们却往往会“不留神”地将一些“情况”透露给平时极想与他们靠近的人｡
主动敛取型｡一些党员干部虽然官职不大,级别不高,但手中的权力大,社会影响广,于是,他们的亲属便以此作为自己捞钱的资本和四处活动的旗号｡
设障刁难型｡亲属替贪官说话,能办的事说不能办,合法的说不合法,故意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的人设置障碍,逼其送钱送物｡送钱的人心里明白,不能办的事,一送就能办了,不合法的事,一送也就“合法”了｡
巧取豪夺型｡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子女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如临沂市某局副某(正处级)受贿案,该局下属的某站正在筹建国贸大厦,当时兼任该站总经理的李某在儿子的建议下,找到某建筑公司的葛某,称其在市区有块地皮,想建房上项目,不久,一座造价19万元的楼房建成了,李某只付给人工费5?郾3万元,而其子强要对方写了一张15万元建房款的收据｡
近年来进入“贪内助”的部分名单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妻王骁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之妻程辛联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
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之妻傅培培
浙江省台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孙炎彪之妻凌亚娣
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之妻王瑞珠
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之前妻贾桂娥
辽宁省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之妻章亚飞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之妻侯水娥
浙江省萧山市原市长莫妙荣之妻朱金宝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之妻周继美
安徽省界首市原副市长张万超之妻张果芬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之妻赵幼娟
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张德元之妻邹建萍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符荣英
江苏省菏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之妻钟书娟
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之妻徐峰丽
山东省菏泽地区行署原副专员卢效玉之妻王翠云
山东省滨州市原市长杨永新之妻孟丽娟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韩福才之妻马玉龙
广东省阳春市原市委书记严文耀之妻刘经梅
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黄伟如之妻李萍
田雅芝､王学英的人生悲剧不是个别现象,她们为“贪内助”现象提供了生动新鲜的例证｡这使我们感到,在一个个官员腐败案件中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在那些贪官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贪内助”,这些官夫人对丈夫的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贪官戚火贵刑前表示:“我如果有一个好老婆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事情都受到她的影响,我讲她不听｡”原山东省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的贪污腐败,与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其妻钟福卿贪婪无度,形成犯罪“一家贪”有很大关系｡案发后,矫智仁说:“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钟福卿的一半｡”反面教材告诉我们:管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这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一环｡
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我们呼吁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争做廉内助,构筑廉洁､平安的家庭氛围｡近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著名婚姻问题专家､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新欣｡
《廉政周刊》:站在社會学角度,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当前贪官背后的“贪内助”现象｡
陈:从社会学角度讲,之所以频频发生官员贪污､妻子帮忙的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中存在种种弱点,贪婪就是其中之一｡贪官和“贪内助”层出不穷,就是人的贪婪之心在作祟｡因为在中国,当权者多为男性,所以就出现了贪官和“贪内助”之别｡
许多“贪内助”认为“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白贪谁不贪”,甚至和一些贪官攀比,催促丈夫加速贪污｡公平地说,并不仅仅是“贪内助”唆使丈夫做贪官,害了丈夫,贪官本人同样有这样的内在需求,不过是“贪内助”的推波助澜,使其更加猖狂和无忌而已｡所以人们如果把贪污只归结于没有一个好老婆上,就显得简单了｡
《廉政周刊》:“贪内助”现象的存在对党风廉政建设有何影响?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
陈:既然贪婪是人性之一,那就必须认识它､改变它､防范它､制约它｡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对于一部分有机会贪污的官员则应该首先进行人生观和对金钱态度的考察,例如董建华宁愿自己不挣钱也愿意为香港人民服务,当然这样的官员很少｡官员也是人,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倒贴,但是他们既然选择了做公务员,就一定要满足于国家的薪俸和待遇,不能有额外的欲望｡
其次,要对官员进行严格､反复的考察和教育｡要不断强化官员自律心,让他们明白不贪污不受贿不过是做公务员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对人才的爱护,让其自觉做到清廉｡
再次,国家要建立缜密严格高效的监察制约机制｡第一,实施贪污受贿行为很快被发现,就使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大大受挫,从外部约束了贪婪之心的萌发｡如果“内助”头脑清醒,也参加到提醒监督的队伍中来,就会更加有效;第二,无论谁做了腐败之事,都会受到惩罚,全家背恶名,“享受一时,痛苦一世”让其不敢做,做了不划算｡让妻子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不再催促和逼迫丈夫获取不义之财,同样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廉政周刊》:作为婚姻问题的专家,您认为如何让家庭成为廉洁､平安的港湾?
陈:让家庭成为廉洁､平安的港湾,需要夫妻在对待财富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时时警醒“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绝不眼红伸手,为了一家的长久平安,夫妇相互提醒,绝不允许有第一次｡要明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一定不要抱侥幸心理｡当一个个贪官锒铛入狱,家庭破碎时,清官夫妇难道不会为自己家庭圆满､生活淡泊､一生清白而感到廉有所值吗?
做人越做清醒,同样有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从繁华到简约,“知足常乐”的升华过程｡这和人生观的提高改变有关｡只要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则,不是内助吹吹枕边风就可以随便动摇的｡如果人们都能够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知足心,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追求丰富和博大,那么一定不会让滋生贪婪之心恶性膨胀,成为害国害民的龌龊小人｡当然,该案也提醒各级官员:管好自己的同时,一定要管好身边的人,特别是枕边人!
(刘梅)
2005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着该案的审结,记者再次将目光对准与马德共同索贿受贿的马德之妻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田已于2004年11月,被哈尔滨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记者曾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见到了正在服刑的田雅芝｡田说,她和马德收来的钱是不得已收下的｡因为怕有人到家里来送钱,他们晚上都不敢开灯,因为只要看见她家里有亮,就有人敲门或打电话｡对于收受的钱财,她还狡辩说:“这些钱我一直都想退回去｡”
她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可敬的“贤内助”,事实果真这样吗?
在马德家,清理赃物就用了7天
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亨吉吉是负责“田雅芝案件”的主管副检察长｡说起当初到马德家搜查时的情景,他至今还感慨不已｡马德家的装修平常,但打开一排排衣柜,光是没穿过的高档皮鞋就有几百双,两三千块钱的鞋在那里都不算高档｡田雅芝的裘皮大衣就有8件,金银首饰､高档相机､手表､电脑､古董字画……应有尽有｡沙发下､床单下到处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好几只｡办案组十几个人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钱在不断转移,绝非“放着没动”
田雅芝说,那些钱我一直想退回去,钱我们一分都没动｡而检察官对案件调查早已证明他们在不断地转移和支配这些钱｡
田雅芝曾说,绥棱原县委书记李刚给过他一个30万元的存折,一直到案发这个存折都没动｡但是据侦查李刚案的哈尔滨市道外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介绍,当时李刚是县长,因为绥化干部私下的风言风语已经传了很久,说马德这个人爱钱｡为了当上县委书记,李刚和妻子商议说,我是个后备干部,咱们也要给马德送钱才行｡于是,李刚的妻子从银行取出30万，以“马方”的名字存下并送给田雅芝｡半年后,李刚如愿被提为县委书记｡而这笔钱后来也被田雅芝转存到自己名下｡之后,她又将这笔钱汇到北京,并在“风声”紧时用假身份证转移了这笔钱｡
马德和田雅芝从来不在绥化当地存钱,因为当地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夫妻俩商量把钱存到北京｡1999年开始,田雅芝就让儿子在北京的银行开户,之后不定期汇款,或是由马德赴京开会提个保险箱带现金过去｡2002年4月马德案发,在其儿子的账户里共发现人民币､美元､港币共计2000余万元｡就在马德案发前不久,田雅芝还给她儿子以“宋伟”的名字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并另开了一个户头,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到宋伟的名下｡因为银行有规定,每一笔转存最高限额为9万元,所以后来当检察官打开账户时,9万元一笔的存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是被动收钱,还是疯狂敛财?
案发前,田雅芝已是黑龙江省林业法院副院长,但她并不懂法｡一个曾给马家行贿的老板说,田雅芝这个人物欲特强,小到一件衣服,大到上万美元,不论礼品贵贱,她都是一番推辞客套后全部“笑纳”｡
随着马德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加大,田雅芝的虚荣心和贪欲也一天天膨胀起来,其敛财的惯用做法就是哭穷｡她常常这样暗示别人,“我们家老马没别的爱好,就是好打个麻将”或者“老马最近要出国了也没有外汇”,等等｡
1998年,田雅芝对哈尔滨金事达集团董事长肖海鹏说,我儿子要结婚,在北京想买房,钱不够,你帮忙筹集点钱｡肖于是凑了60万元,按田雅芝写的地址和银行账号将钱汇了出去｡
田雅芝曾对马德手下的一名干部说:“老马要出国,你给换2万美金｡”这名干部将2万美金交给田雅芝时,田雅芝只字未提给钱的事｡
海伦市委一位副书记,几次找到马德想提为正职,马一直未置可否｡2000年,这位副书记将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了30万元存折交给马德说,我就这个能力了｡马德当时就把存折扔了出去｡当年年底,这位副书记准备了50万元现金,放在一个大盒子里去医院看住院的马德｡马德回家就将这个装钱的鞋盒子交给了田雅芝说:“给你,这是钱｡”3个月后,这个副书记如愿以偿被提拨为另一个县的县长｡
办案检察官说,马德和田雅芝敛财可以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马德接礼受贿有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岳父母去世;二是儿子到北京上学;三是有病住院;四是調整干部;五是逢年过节｡无论是对个体户还是领导干部,马德和田雅芝的索贿受贿情节都是很典型和直接的｡
王学英:毕玉玺的“搂钱耙子”
2005年7月22日上午,继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接受死缓判决之后,其妻王学英紧步后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接受审判｡
应该说,在毕玉玺人生“亮红灯”过程中,其妻王学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谓“毕玉玺在前面发迹,王学英在后面发财”｡
从1991年到1999年,毕玉玺一直干的是副职,因此心中多有不满｡王学英的想法也在变化,特别是看到北京那么多小包工头动不动就挥金如土时,心里也开始有想法了｡随着毕玉玺职位的不断攀升,家里的烟酒茶叶也多了｡职位变化,家也常搬,但那一次,王学英第一次尝到了搬家的“甜头”｡
因为毕玉玺的手里握有工程审批大权,一个叫蓝义的承包商经常往毕玉玺家跑｡这么多烟酒茶叶已经有了年头,扔也不是,送人也不是,王学英想到了蓝义｡
蓝义拉完这些“陈货”放下一个手提包便告辞了｡王学英打开包,发现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一共10万!那点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王学英知道蓝义的良苦用心,她不声不响地收下了｡
当晚,王学英吹起了“枕边风”,“老毕,你干一辈子了,也该想想退路了,你这么拼命地干,靠你那点工资,你能干什么?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再干几年也该下来了｡下来后,蓝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咱们那点烟酒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说话还算数吗,你手里的工程又不是你自己的,让给谁干不是一样呢!蓝义不是外人,他和你也比较熟,再说了,又挺会来事,我就劝你趁着还能干,心眼就活泛点吧!你如果觉得不妥,我明天就让蓝义过来拿钱｡”
毕玉玺当然明白王学英的话,这个蓝义是挺会来事,他爱赌,但只要和蓝义一起玩,逢赌必赢｡这次他出手这么阔绰,毕玉玺动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就这样送给蓝义当了顺水人情｡
一年后,毕玉玺又搬家｡王学英的电话又打给了蓝义,一车烟酒茶,换来了20万元!不久,没有任何资质的蓝义又顺利地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王学英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好买卖,她的胃口也渐渐地大起来,后来王学英做买卖的方式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她好几次令人咋舌地公开表示,儿子在外国留学费用十分高昂,话里话外都暗示那些“蓝义们”要知趣,那些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2003年7月,王学英伙同毕玉玺为张桂军(另案处理)任法定代表人的宋庄建筑公司承揽工程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收受张桂军给予的贿赂款美元23?郾13万元,折合人民币191?郾28万元｡
当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大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过后,我们再还给人家｡”
这种“小儿科”的解释听起来多么可笑!王学英没有一次主动给人家退过钱,相反主动伸手要的次数却是有增无减!最终,这位“贪内助”也把自己“要”进了监狱｡
“贪内助”的六种敛财方式
记者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该院对2003年以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一些身居要职或虽不居要职但很有影响力的贪官,滥用手中的权力,与其亲属相互勾结,大行敛财之道,其亲属们也极尽可能地充当“贪内助”的角色,为贪官走向犯罪推波助澜｡当前,贪官与其亲属勾结敛财现象大致有六种类型:
坐收渔利型｡此类贪官的妻子或子女,对于送上门来的礼品､礼物､现金等,不管多少,不问性质如何,一般本着有送就收的贪婪原则,来者不拒｡至于送礼者当时提出要办的事,受礼者从不考虑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也不计法律后果｡
鼓动敛财型｡有些贪官的家属及子女,认为亲人在位一天,就要有所得,以免日后走下领导岗位,落得想收没人送,想拿也没有机会｡而这些领导干部觉得家属子女的劝说言之有理,慢慢地偏离了为官者的轨道,走向犯罪的泥潭｡
故意放风型｡每遇到单位的工程建设以及家中婚丧嫁娶之类事时,一些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一般不会说什么,但其亲属们却往往会“不留神”地将一些“情况”透露给平时极想与他们靠近的人｡
主动敛取型｡一些党员干部虽然官职不大,级别不高,但手中的权力大,社会影响广,于是,他们的亲属便以此作为自己捞钱的资本和四处活动的旗号｡
设障刁难型｡亲属替贪官说话,能办的事说不能办,合法的说不合法,故意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的人设置障碍,逼其送钱送物｡送钱的人心里明白,不能办的事,一送就能办了,不合法的事,一送也就“合法”了｡
巧取豪夺型｡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子女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如临沂市某局副某(正处级)受贿案,该局下属的某站正在筹建国贸大厦,当时兼任该站总经理的李某在儿子的建议下,找到某建筑公司的葛某,称其在市区有块地皮,想建房上项目,不久,一座造价19万元的楼房建成了,李某只付给人工费5?郾3万元,而其子强要对方写了一张15万元建房款的收据｡
近年来进入“贪内助”的部分名单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妻王骁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之妻程辛联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
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之妻傅培培
浙江省台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孙炎彪之妻凌亚娣
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之妻王瑞珠
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之前妻贾桂娥
辽宁省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之妻章亚飞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之妻侯水娥
浙江省萧山市原市长莫妙荣之妻朱金宝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之妻周继美
安徽省界首市原副市长张万超之妻张果芬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之妻赵幼娟
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张德元之妻邹建萍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符荣英
江苏省菏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之妻钟书娟
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之妻徐峰丽
山东省菏泽地区行署原副专员卢效玉之妻王翠云
山东省滨州市原市长杨永新之妻孟丽娟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韩福才之妻马玉龙
广东省阳春市原市委书记严文耀之妻刘经梅
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黄伟如之妻李萍
田雅芝､王学英的人生悲剧不是个别现象,她们为“贪内助”现象提供了生动新鲜的例证｡这使我们感到,在一个个官员腐败案件中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在那些贪官身后,往往有一个欲壑难填的“贪内助”,这些官夫人对丈夫的腐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贪官戚火贵刑前表示:“我如果有一个好老婆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事情都受到她的影响,我讲她不听｡”原山东省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的贪污腐败,与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其妻钟福卿贪婪无度,形成犯罪“一家贪”有很大关系｡案发后,矫智仁说:“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钟福卿的一半｡”反面教材告诉我们:管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这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一环｡
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我们呼吁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争做廉内助,构筑廉洁､平安的家庭氛围｡近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著名婚姻问题专家､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新欣｡
《廉政周刊》:站在社會学角度,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当前贪官背后的“贪内助”现象｡
陈:从社会学角度讲,之所以频频发生官员贪污､妻子帮忙的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中存在种种弱点,贪婪就是其中之一｡贪官和“贪内助”层出不穷,就是人的贪婪之心在作祟｡因为在中国,当权者多为男性,所以就出现了贪官和“贪内助”之别｡
许多“贪内助”认为“不贪白不贪,贪了也白贪,白贪谁不贪”,甚至和一些贪官攀比,催促丈夫加速贪污｡公平地说,并不仅仅是“贪内助”唆使丈夫做贪官,害了丈夫,贪官本人同样有这样的内在需求,不过是“贪内助”的推波助澜,使其更加猖狂和无忌而已｡所以人们如果把贪污只归结于没有一个好老婆上,就显得简单了｡
《廉政周刊》:“贪内助”现象的存在对党风廉政建设有何影响?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
陈:既然贪婪是人性之一,那就必须认识它､改变它､防范它､制约它｡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对于一部分有机会贪污的官员则应该首先进行人生观和对金钱态度的考察,例如董建华宁愿自己不挣钱也愿意为香港人民服务,当然这样的官员很少｡官员也是人,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倒贴,但是他们既然选择了做公务员,就一定要满足于国家的薪俸和待遇,不能有额外的欲望｡
其次,要对官员进行严格､反复的考察和教育｡要不断强化官员自律心,让他们明白不贪污不受贿不过是做公务员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对人才的爱护,让其自觉做到清廉｡
再次,国家要建立缜密严格高效的监察制约机制｡第一,实施贪污受贿行为很快被发现,就使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大大受挫,从外部约束了贪婪之心的萌发｡如果“内助”头脑清醒,也参加到提醒监督的队伍中来,就会更加有效;第二,无论谁做了腐败之事,都会受到惩罚,全家背恶名,“享受一时,痛苦一世”让其不敢做,做了不划算｡让妻子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不再催促和逼迫丈夫获取不义之财,同样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廉政周刊》:作为婚姻问题的专家,您认为如何让家庭成为廉洁､平安的港湾?
陈:让家庭成为廉洁､平安的港湾,需要夫妻在对待财富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时时警醒“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绝不眼红伸手,为了一家的长久平安,夫妇相互提醒,绝不允许有第一次｡要明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一定不要抱侥幸心理｡当一个个贪官锒铛入狱,家庭破碎时,清官夫妇难道不会为自己家庭圆满､生活淡泊､一生清白而感到廉有所值吗?
做人越做清醒,同样有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从繁华到简约,“知足常乐”的升华过程｡这和人生观的提高改变有关｡只要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则,不是内助吹吹枕边风就可以随便动摇的｡如果人们都能够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知足心,对自己的精神生活追求丰富和博大,那么一定不会让滋生贪婪之心恶性膨胀,成为害国害民的龌龊小人｡当然,该案也提醒各级官员:管好自己的同时,一定要管好身边的人,特别是枕边人!
(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