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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隋末炀帝开科取士，儒学回归政治主流。魏征幼时受家世儒业的影响，青年逢隋末乱世，被迫入道。虽如此，魏征的思想仍是“耻君不及尧舜”儒家思想。本文从魏征幼时生活经历入手，浅析其儒学思想的形成的过程及特点，并阐述了魏征儒学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代；魏征；儒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6-00-02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晋州市）人，唐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他刚直不阿，屡犯龙鳞，不仅使自己获得“千秋金鉴”、“一代名相”的誉称，而且助唐太宗李世民树立了“纳谏如流”、“勤俭治国”的英明帝王形象。魏征青年时做过道士，但他并没有“无为”、“退隐”，而是以“耻君不及尧舜”为己任，践行儒学政治理论。本文结合魏征青少年时成长历程，论证魏征的思想应是儒学思想，并简要总结其思想的特点。
一、儒学回归的时代背景对魏征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魏征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此时北周丞相杨坚已控制了国家了的兵政大权，并于第二年称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在进行全国政治、经济统一的同时，也比较重视文化的发展。开皇年间（581——600年）隋文帝非常冲重儒学之士，“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 “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并且“厚赏诸儒”，出现了“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的儒学复苏局面。隋文帝还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政府机构，并在都城和地方广泛设立学校。许多儒学之士陆续进入高层统治集团，如牛弘、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等大儒都先后任宰相之职，这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宽松的条件。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儒学发展稍稍受到抑制。但随后的隋炀帝又大兴儒学，“始建进士科”提拔人才，进一步完善了科举选官制度。其考试的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主。由于隋文帝和炀帝的提倡，大儒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注疏和在思想上得到初步的统一。牛弘在开皇三年（583年），奉敕修《五礼》，开皇九年（589年），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并撰有《音律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隋朝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儒学理论家——王通。虽然魏征监修的《隋书》没有为王通立传，但《旧唐书·王质传》记载王质的五代世祖王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新唐书·王质传》也说“通为隋大儒”。王通传世著作有《元经》十卷、《中说》十卷，据说是分别仿《春秋》、《论语》而作。这两本书反映了王通“儒、道、释三教归一”、“遗身至公”、“正君庇民”、“王道治国”等思想。思想家朱日耀认为：“尽管王通吸取了魏晋以来儒学革新的一些政治主张，也采纳了佛学和道学的某些观点，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始终是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王道治国论。……王通的政治思想，对唐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理学的形成，都起了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因此，隋朝大儒王通的出现，使儒学经历了批判和兼容的升华，标志着隋唐之际，儒学进入了复兴的时代。魏征青少年时期恰好生活在隋王朝国力日益富强、儒家文化上升时期，其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家学家风使魏征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学思想
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曾随北魏孝文帝南征，在进攻淮南诸城时遇到阻碍。魏钊自请“间入城内，见其豪右，宣达圣心，示以诚信”，实行“攻心”战术。这一招果然奏效，淮南义阳城守将“开门出降”，“自此而南，望尘款附。”孝文帝称赞他说：“卿之一言，逾于十万之师。扬我信义，播于四表，实卿一人之力。”《北史》载魏钊虽“兼资文武”，但“雅性俊辩，博涉群书。”魏钊临危不辱使命，体现了他“忠君、“信义”的儒士品质。魏征的祖父魏彦在东魏做过“骠骑长史”、“光州刺史。”从官职的名称上看，魏彦似乎是习武出身。其实不然，魏征父亲魏长贤在一封家书中声称“仆之先人，世传儒业。”史书亦载魏彦“博学善属文”，曾“求为著作郎，思树不朽之业”，准备对《晋书》进行修订，“勒成一家之典。”他成为清河王拓跋复的谘议，“恐罹其祸，固辞以疾。”魏长贤，任平阳王高淹法曹参军，接着转迁为著作郎，在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562——564年）因“上书讥刺时政，大忤权幸”，被贬为“上党屯留令。”魏长贤曾任著作郎，必通儒家经典。另外，与魏征同族的魏收、魏季景、魏淡都是以修史而闻名，也证明魏氏家族确实是“世传儒业”。
我们再来看看魏征的活动：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乙丑，魏征随李建成镇压刘黑闼起义军时，曾献计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太子李建成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 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贞观元年（627年）九月辛未，岭南酋长冯盎“久未入朝”似有反状，唐太宗准备“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征进谏说：“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并建议“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结果冯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李世民赞扬说：“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 [魏征的怀柔政策与其曾祖魏钊的攻心政策何其相似。历史事件具有巧合性，但历史文化思想却具有传承性。魏征在贞观三年任秘书监， “引诸儒校集秘书”，使得“国家图籍，粲然完整。”魏征在这一年还受诏撰修《隋书》，“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魏征对《隋书》的贡献最大，“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征所作。”《隋书》中的《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可以说儒学家风，对魏征儒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父亲魏长贤的儒学思想对魏征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少孤贫”，似乎魏征很少受其父的影响。但《南史·魏长贤传》明确记录魏长贤“卒年七十四。”魏征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如果按常理推断，魏长贤60岁仍有生育能力的话，74岁卒时魏征的年龄也有十多岁了（北周577年征辟魏长贤时，长贤“固以疾辞”，说明他身体不是很好）。因此，魏征幼时应曾受教于乃父。有着隋初比较宽松的儒学环境，加上“世传儒业”的传承思想，魏长贤用儒家经典对魏征进行教育，必然对魏征产生深刻的影响。魏征的祖父魏彦、父亲魏长贤都曾修过史书，魏征家里收藏有不少史籍。正规的儒学教育为魏征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功底，丰富的家藏史书为魏征学习历史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史·魏长贤传》收录有魏长贤的一封家书，家书中反映了魏长贤“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信念。他本来准备“孝则竭力所生，忠则致身所事，”但由于“王室板荡，彝伦攸斁”，于是“干进务入”、“居下讪上”，谁知获得的结果却是“欲益反损”。魏长贤不愿“默默苟容，”只好退出仕途，只求在民间“去一恶，树一善，不违先旨”、“求仁得仁”。然而当北周武帝灭齐（577年）后，“搜扬才俊，辟书屡降”时， 魏长贤“固以疾辞”，“终不出仕。”显然有一种“忠节”观始终在左右着他。李延寿撰《南北史》应在贞观时期，因为他是在“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的基础上著成此书的。这时候，魏征政治地位急剧上升，李延寿为魏长贤立传，恐怕与此有关。李延寿在《南史》中对魏长贤生平记述不多，却收录了他一篇长长的家书。而家书一般不易公诸于世。因此，该家书很可能是魏征主动献出给李延寿的。由此可见，父亲的事迹和儒家的“忠孝”思想均对魏征产生过重大影响。 三、交游天下，魏征最终形成自己的儒学思想
史书对魏征青少年时代的活动记载较少，《新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在其父死后，“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旧唐书·魏征传》也说他“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魏征到底为何出家做道士呢？他出家的時间具体在哪一年？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两《唐书》似乎认为魏征是因为不会经营家业，为生活所迫，而出家做道士。但《新唐书》为什么加一个“诡”字呢？按隋制，“男子以二十一成丁。”但隋炀帝时期，徭役无期。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八年（612年）春，炀帝在涿郡集中大军“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大业九年（613年）春正月丁丑，炀帝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 ”。这些征发徭役的地区都与河北有关，在连妇女都被征发服徭役的情况下，已经是丁男的魏征（大业四年，魏征29岁），怎么能够逃避隋朝的力役和兵役呢？隋王朝的僧人道士是不用服役的，所以笔者认为逃避徭役是魏征出家做道士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新唐书》说：“隋乱，（征）诡为道士。”如果魏征真是为逃避隋炀帝征发徭役而出家为道士的话，其出家的时间当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以前。
很多学者认为，魏征当了道士，他的思想肯定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其实不然。魏征虽然出家做了道士，其内心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他“好读书，多所通涉”、“落拓有大志。”魏征曾在他所住的道观里写过一篇赋，表达其坚持“磊落节目，不改本性”的清高，同时又显示出“莫能自申达”的郁闷。他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匪王孙之见知，志耿介其何极？”并立志不失去“君子”的本质。魏征出家后，一方面继续学习知识，另一方面结交天下儒学之士。据《中说》记载：薛收是王通的八俊彦之一。薛收游馆陶时，魏征跟随他去会见过绛郡龙门的王通。魏征在王通那里住了一个月，和王通探讨了学术上的一些问题。虽然薛收极力称赞魏征，王通对魏征的评价也很高，但王、魏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魏征在王通那里结交了很多儒士文人，可他并不愿像王通那样隐逸不仕。所以又回到了馆陶。此时魏征虽然是道士，但他的儒学思想已经形成。我们不可否认，道学在辩论思维和社会理想等方面对魏征影响很大，但从整体上说，魏征的儒学思想更有系统性。魏征以道士身份交游天下，却喜与薛收、王通等儒学之士交往，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学倾向性。
四、结语
魏征青年生活在需要儒学、呼唤儒学的时代。魏征虽然做过道士，并且在谏唐太宗的奏疏里屡屡提到“大道无为”，但他更主要是用“仁政”、“君舟民水”等儒学观点来劝谏唐太宗，反映了他“干进求务”、“正主庇民”的儒士精神。魏征实际上是一个“致君尧舜上”的真儒士。
参考文献：
[1]申建国主编：《论魏征》之《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州市》，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2]（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75《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3]（唐）杜佑：《通典》卷14《选举二》，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3《王质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64《王质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6]朱日耀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7]（唐）李延寿撰：《北史》卷56《魏长贤传》，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第1版。
[8]（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0，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9]（清）董诰、徐松等编《全唐文》卷139《魏征·道观内柏树赋》，中华书局影印1983 版。
作者简介：梁瑞，男，1972年生，江西瑞昌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贵州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唐代官制与贵州教育史。
关键词：唐代；魏征；儒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6-00-02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晋州市）人，唐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他刚直不阿，屡犯龙鳞，不仅使自己获得“千秋金鉴”、“一代名相”的誉称，而且助唐太宗李世民树立了“纳谏如流”、“勤俭治国”的英明帝王形象。魏征青年时做过道士，但他并没有“无为”、“退隐”，而是以“耻君不及尧舜”为己任，践行儒学政治理论。本文结合魏征青少年时成长历程，论证魏征的思想应是儒学思想，并简要总结其思想的特点。
一、儒学回归的时代背景对魏征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魏征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此时北周丞相杨坚已控制了国家了的兵政大权，并于第二年称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在进行全国政治、经济统一的同时，也比较重视文化的发展。开皇年间（581——600年）隋文帝非常冲重儒学之士，“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 “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并且“厚赏诸儒”，出现了“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的儒学复苏局面。隋文帝还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政府机构，并在都城和地方广泛设立学校。许多儒学之士陆续进入高层统治集团，如牛弘、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等大儒都先后任宰相之职，这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宽松的条件。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儒学发展稍稍受到抑制。但随后的隋炀帝又大兴儒学，“始建进士科”提拔人才，进一步完善了科举选官制度。其考试的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主。由于隋文帝和炀帝的提倡，大儒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注疏和在思想上得到初步的统一。牛弘在开皇三年（583年），奉敕修《五礼》，开皇九年（589年），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并撰有《音律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隋朝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儒学理论家——王通。虽然魏征监修的《隋书》没有为王通立传，但《旧唐书·王质传》记载王质的五代世祖王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新唐书·王质传》也说“通为隋大儒”。王通传世著作有《元经》十卷、《中说》十卷，据说是分别仿《春秋》、《论语》而作。这两本书反映了王通“儒、道、释三教归一”、“遗身至公”、“正君庇民”、“王道治国”等思想。思想家朱日耀认为：“尽管王通吸取了魏晋以来儒学革新的一些政治主张，也采纳了佛学和道学的某些观点，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始终是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王道治国论。……王通的政治思想，对唐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理学的形成，都起了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因此，隋朝大儒王通的出现，使儒学经历了批判和兼容的升华，标志着隋唐之际，儒学进入了复兴的时代。魏征青少年时期恰好生活在隋王朝国力日益富强、儒家文化上升时期，其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家学家风使魏征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学思想
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曾随北魏孝文帝南征，在进攻淮南诸城时遇到阻碍。魏钊自请“间入城内，见其豪右，宣达圣心，示以诚信”，实行“攻心”战术。这一招果然奏效，淮南义阳城守将“开门出降”，“自此而南，望尘款附。”孝文帝称赞他说：“卿之一言，逾于十万之师。扬我信义，播于四表，实卿一人之力。”《北史》载魏钊虽“兼资文武”，但“雅性俊辩，博涉群书。”魏钊临危不辱使命，体现了他“忠君、“信义”的儒士品质。魏征的祖父魏彦在东魏做过“骠骑长史”、“光州刺史。”从官职的名称上看，魏彦似乎是习武出身。其实不然，魏征父亲魏长贤在一封家书中声称“仆之先人，世传儒业。”史书亦载魏彦“博学善属文”，曾“求为著作郎，思树不朽之业”，准备对《晋书》进行修订，“勒成一家之典。”他成为清河王拓跋复的谘议，“恐罹其祸，固辞以疾。”魏长贤，任平阳王高淹法曹参军，接着转迁为著作郎，在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562——564年）因“上书讥刺时政，大忤权幸”，被贬为“上党屯留令。”魏长贤曾任著作郎，必通儒家经典。另外，与魏征同族的魏收、魏季景、魏淡都是以修史而闻名，也证明魏氏家族确实是“世传儒业”。
我们再来看看魏征的活动：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乙丑，魏征随李建成镇压刘黑闼起义军时，曾献计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太子李建成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 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贞观元年（627年）九月辛未，岭南酋长冯盎“久未入朝”似有反状，唐太宗准备“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征进谏说：“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并建议“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结果冯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李世民赞扬说：“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 [魏征的怀柔政策与其曾祖魏钊的攻心政策何其相似。历史事件具有巧合性，但历史文化思想却具有传承性。魏征在贞观三年任秘书监， “引诸儒校集秘书”，使得“国家图籍，粲然完整。”魏征在这一年还受诏撰修《隋书》，“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魏征对《隋书》的贡献最大，“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征所作。”《隋书》中的《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可以说儒学家风，对魏征儒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父亲魏长贤的儒学思想对魏征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少孤贫”，似乎魏征很少受其父的影响。但《南史·魏长贤传》明确记录魏长贤“卒年七十四。”魏征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如果按常理推断，魏长贤60岁仍有生育能力的话，74岁卒时魏征的年龄也有十多岁了（北周577年征辟魏长贤时，长贤“固以疾辞”，说明他身体不是很好）。因此，魏征幼时应曾受教于乃父。有着隋初比较宽松的儒学环境，加上“世传儒业”的传承思想，魏长贤用儒家经典对魏征进行教育，必然对魏征产生深刻的影响。魏征的祖父魏彦、父亲魏长贤都曾修过史书，魏征家里收藏有不少史籍。正规的儒学教育为魏征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功底，丰富的家藏史书为魏征学习历史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史·魏长贤传》收录有魏长贤的一封家书，家书中反映了魏长贤“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信念。他本来准备“孝则竭力所生，忠则致身所事，”但由于“王室板荡，彝伦攸斁”，于是“干进务入”、“居下讪上”，谁知获得的结果却是“欲益反损”。魏长贤不愿“默默苟容，”只好退出仕途，只求在民间“去一恶，树一善，不违先旨”、“求仁得仁”。然而当北周武帝灭齐（577年）后，“搜扬才俊，辟书屡降”时， 魏长贤“固以疾辞”，“终不出仕。”显然有一种“忠节”观始终在左右着他。李延寿撰《南北史》应在贞观时期，因为他是在“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的基础上著成此书的。这时候，魏征政治地位急剧上升，李延寿为魏长贤立传，恐怕与此有关。李延寿在《南史》中对魏长贤生平记述不多，却收录了他一篇长长的家书。而家书一般不易公诸于世。因此，该家书很可能是魏征主动献出给李延寿的。由此可见，父亲的事迹和儒家的“忠孝”思想均对魏征产生过重大影响。 三、交游天下，魏征最终形成自己的儒学思想
史书对魏征青少年时代的活动记载较少，《新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在其父死后，“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旧唐书·魏征传》也说他“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魏征到底为何出家做道士呢？他出家的時间具体在哪一年？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两《唐书》似乎认为魏征是因为不会经营家业，为生活所迫，而出家做道士。但《新唐书》为什么加一个“诡”字呢？按隋制，“男子以二十一成丁。”但隋炀帝时期，徭役无期。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八年（612年）春，炀帝在涿郡集中大军“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大业九年（613年）春正月丁丑，炀帝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 ”。这些征发徭役的地区都与河北有关，在连妇女都被征发服徭役的情况下，已经是丁男的魏征（大业四年，魏征29岁），怎么能够逃避隋朝的力役和兵役呢？隋王朝的僧人道士是不用服役的，所以笔者认为逃避徭役是魏征出家做道士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新唐书》说：“隋乱，（征）诡为道士。”如果魏征真是为逃避隋炀帝征发徭役而出家为道士的话，其出家的时间当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以前。
很多学者认为，魏征当了道士，他的思想肯定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其实不然。魏征虽然出家做了道士，其内心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他“好读书，多所通涉”、“落拓有大志。”魏征曾在他所住的道观里写过一篇赋，表达其坚持“磊落节目，不改本性”的清高，同时又显示出“莫能自申达”的郁闷。他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匪王孙之见知，志耿介其何极？”并立志不失去“君子”的本质。魏征出家后，一方面继续学习知识，另一方面结交天下儒学之士。据《中说》记载：薛收是王通的八俊彦之一。薛收游馆陶时，魏征跟随他去会见过绛郡龙门的王通。魏征在王通那里住了一个月，和王通探讨了学术上的一些问题。虽然薛收极力称赞魏征，王通对魏征的评价也很高，但王、魏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魏征在王通那里结交了很多儒士文人，可他并不愿像王通那样隐逸不仕。所以又回到了馆陶。此时魏征虽然是道士，但他的儒学思想已经形成。我们不可否认，道学在辩论思维和社会理想等方面对魏征影响很大，但从整体上说，魏征的儒学思想更有系统性。魏征以道士身份交游天下，却喜与薛收、王通等儒学之士交往，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学倾向性。
四、结语
魏征青年生活在需要儒学、呼唤儒学的时代。魏征虽然做过道士，并且在谏唐太宗的奏疏里屡屡提到“大道无为”，但他更主要是用“仁政”、“君舟民水”等儒学观点来劝谏唐太宗，反映了他“干进求务”、“正主庇民”的儒士精神。魏征实际上是一个“致君尧舜上”的真儒士。
参考文献：
[1]申建国主编：《论魏征》之《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州市》，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2]（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卷75《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3]（唐）杜佑：《通典》卷14《选举二》，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
[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3《王质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64《王质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6]朱日耀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7]（唐）李延寿撰：《北史》卷56《魏长贤传》，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第1版。
[8]（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90，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9]（清）董诰、徐松等编《全唐文》卷139《魏征·道观内柏树赋》，中华书局影印1983 版。
作者简介：梁瑞，男，1972年生，江西瑞昌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贵州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唐代官制与贵州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