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奥运会之后我们国家的竞技体育面临着极大地发展机遇。但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也使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体育后备人才的缺失、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等等问题都关于对“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的正确认识与把握。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讲，“三从一大”的发展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1964年1月3日体育界提出学习解放军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另一个则是1964年11月21 日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邀请当时的世界冠军日本女排访问中国，并观看其训练，发现日本女队实行的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是他们获得胜利的法宝。因此要求中国女排根据其方法归纳、总结形成最早的“三从一大”雏形。不可否认的一点，“三从一大”让中国女排在80年代取得的五连冠。然而，这时的人们在运动训练实践中对“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有些项目的训练工作存在表面化、形式化的问题，训练蜻蜓点水、难度降低、要求下降、练战分离；有些项目片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忽视艰苦训练、严格要求的基础作用，训练次数和负荷偏少偏小；有些项目把“三从一大”同科学训练、技术创新割裂、对立起来，片面理解“三从一大”就是苦练，就是增加训练次数、延长训练时间，运动员长期处于被动训练状态，训练效益很低。尤其是对“大运动量训练”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对于“三从一大”训练原则中提到的“运动量”，按照潘迎旭2003年博士论文提供的现代运动训练学理论，应理解为“运动负荷”，也就是运动员在承受一定的外部刺激时，机体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所承受的总刺激。运动训练中片面地靠延长训练时间来追求人的总负荷的做法，既违背了负荷控制理论中负荷强度与负荷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又不符合现代运动训练由突出负荷量转变为突出負荷强度的发展趋势，不仅影响训练的效率，也浪费了运动员宝贵的休息和学习等其他活动时间，更违背了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三从”原则。将“大运动量训练”等同于增加训练时间，由此导致每天安排6-7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训练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哲学当中我们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但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新事物的发展都要历经一个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在曲折的道路上我们即要充满信心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克服困难接受挫折的考验。因此，面对60年代提出的“三从一大”原则未必不再适合当今体育训练，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认识、科技在不断地发展。根据田麦久老先生所提出的项群理论，不同项群我们应当在训练中的偏向有所不同，并应结合现在科学的训练原则和方法，新老事物相结合。例如，在体能主导类项目当中“从严”这一条可以适当放大，在训练过程中严格要求运动员以及完成训练的内容和时间；对于技能主导类的项目可以在“从难”这一项有所偏重，并注重创新，但无论哪种项群我们都不能脱离实践，从实践出发做好“从难”“从严”“大运动量”。在做大运动量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结合当今的负荷和恢复原则，调解运动员的运动量，将伤损降到最低。
　　2001年雅克·罗格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就在《奥林匹克评论》发表的卷首语中写到，“我们要为运动员们结束运动生涯时顺利走向社会创造条件”，“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或许对体育来讲需要新的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的机遇，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面对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安置的困境，面对很多家长不愿意让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从事竞技训练的现实，我们的确需要反思，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需要有勇气看到如果我们不能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改进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效率，向质量要时间、要效益，把困境和挑战转化为动力和机遇，给运动员和教练员更多的训练之余时间，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所幸的是，我国不少项目的青少年训练中已有人在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我国一些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02年还是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高健，给教练员培训班讲课时就指出：“从效益成本理论分析，就是用相对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效益、最好成绩，要辩证看待训练时间减少问题，训练时间减少的同时其他活动的时间增多，例如电脑、游戏、看书、电视、聊天、购物的时间增多，知识增长多，摄取的知识丰富，处理矛盾的能力强，抗干扰的能力就强，积极性休息的时间多，对心理恢复、体力恢复有益，效益更高，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享受到训练及比赛带来的愉悦和高峰体验，这是竞技运动员的最高境界。”可喜的是，一些省级优秀运动队也开始紧紧围绕提高训练质量和训练效益开展训练工作。
　　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从一大”训练原则，我们应当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并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与新事物相结合，取长补短，各取所精，从而继续发展为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