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这个字，只从它的相上就能看出它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金属。相由心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具备一颗大同的心。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它可以和铅、锡、锰、镍、铅、铁、锌、金等几乎所有金属熔合，并表现出混合后不同的优越性。它是金属里的谦谦君子，并具备了一种善利万物的美德。也正因为如此，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和信赖。中国文明早期的各种生活用具和祭祀礼器都离不开它的承载。直到隋唐时期铁器瓷器开始横行，它才为而不恃，渐渐淡出。即便如此，人们在经济命脉的掌控上还是信赖这位长者，把铸造货币的重任交给它。而当货币开始用轻飘的纸作为原料时，它又开始在工业机械、交通设备、现代医学等不同领域体现自身的价值。
　　从夏代到汉代，这两个和我们的民族称呼联系最紧密的朝代之间，有一种艺术品始终在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荣耀。没错，我说的就是铜器。


　　中国古代铜器以青铜器为主，是由铜和锡两种金属合成，美其名曰：齐。“齐”，一说是指剂，意思是配方；二是指齐备，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完美性。我们当然更愿意倾向于后者。
　　当西方人用冰冷的理性之刀在石头上雕刻他们的历史和未来时，中国人却更愿意用火热的熔合之炉以铜为载体锻造着我们的当下和梦想。
　　铜，这种具备最佳亲和力的金属也代表着我们文化的特性。而不同时期铜器的艺术特点变化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文化传承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
　　夏代铜器大多只在文献里出现他们的影子，也许是时间原因，它们才会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通常我们用奇诡来概括它的艺术特点，实际上是因为它更贴近神话，我们与它之间存在着一道信仰的壁垒。
　　到了商代铜器艺术已经到了成熟期，出土的大量的酒器和兵器在昭示着那个时代的奢华和不祥，就连纹饰的线条也充满峻深和劲利。
　　然而，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来了。那些神秘的深沉的东西正在向历史深处后退，典雅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角。酒器减少而食器增多，这是神退人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春秋时期纹饰变得更加的繁复，熔铸艺术达到了顶峰，很称职地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文化鼎盛状态。
　　而列国器物的争相夺奇也象征着王室衰微。地域风格已经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在制作上也出现了更多的形式和方法，如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都已普遍流行。到了战国，素面的铜器增多，这显然和无休止的战乱有关，人们已经无法安心与艺术。实用性打败了观赏性，不过新的价值观、风格和趣味不断的更迭和体现。并且，此时铁器已经如司马昭之心，面目狰狞，露出利齿。
　　秦代铜器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一些特点，又添加了就像秦始皇本人一样的恢弘霸气。只是帝国的早早夭折也导致无法形成自己更为人知的鲜明风格。也许它更多的价值也许在于为下个时期铜器的没落做了个短短的铺垫。
　　没错，到了汉代，铜器艺术已经开始没落。不过在谢幕之前，它仍然勇敢地完成了它的精彩表演。也许是为了让观众更好的记住它，汉代铜器特别注重铭文的表现。虽然铭文的讹误现象严重，如缺笔者、漏补者、漏而不补者、错讹者、衍文者、讹混者、穿笔与连笔等等，但是一般都把自己的出身交代得特别清楚。它似乎在告诉世人，它在完成一个有尊严的谢幕，只是有点小激动，所以说话显得不太利索。






　　在此之后，它开始退居幕后，大多时化身镜子为人们正一下衣冠，或者变成货币，供人们传来传去。而曾经的辉煌已经埋葬在泥土中，陈列在博物馆里。
　　因此，当我们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去欣赏那些精美的铜器时，除了赞叹它本身散发的古雅气质，了解他背后隐藏的历史故事，并用它的厚重压制我们内心浅薄的焦虑之外，更多的是为了找寻一种向往已久的德行，以及由此才得以实现的完美大同。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精美的国宝级铜器，如多友鼎、牛尊、日己觥、兽面纹分裆鼎、四足器等等，它们各有属于自己的传奇身世，也有一个共同的盛衰秘密。走近它们，你就能感受到它们冷却背后的火热，聆听到它们的“铜”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