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给你们一个格林斯潘式的答案”
　　
　　“如果你们觉得看透了我，你们一定误解了我讲的话”，格林斯潘一次在接受美国国会听证时说。当时格老刚刚接掌美联储，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并制定基准利率；其目标是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他拥有的手段包括联邦储备基金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对银行业的监管权。
　　国会议员希望听到格林斯潘的想法和对策，想知道什么是他决策最重要的依据。不过格老并不配合。他的发言充满了冠冕堂皇的套话、模棱两可的措辞和深奥难懂的经济学术语。他讲的是“格林斯潘语”，那些议员老爷们根本听不懂。这正是格林斯潘想要达到的效果。他也一直提倡央行行长应该使用“格林斯潘式”的语言。的确，那时，财政部的官员想回避某个问题时，会说“我会给你们一个格林斯潘式的答案”。
　　为什么央行行长应当语焉不详？一个经典的解释是，政客或者选民通常都是短视的——他们只关注今后一两年的情况，却不懂得这会改变人们的长期预期。选民和政客总是倾向于略低一点的利率和略高一点的总需求，并认为这样可以扩大就业、提高工资、增加利润，使他们从中获益。但他们都不了解这些“略差一点”的信号在长期会带来难以避免的滞胀。
　　如果企业家、工会和金融家都相信联储将提供比经济实际需求略多一点的流动性，那么他们期望的流动性水平就会超过经济运行的需要。这就迫使联储为防止通胀而采取紧缩政策，从而造成生产能力闲置，企业损失利润，失业率上升。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但如果联储的决策受到政客或选民的干扰，这一天就不远了。
　　美联储前主席威廉马丁认为，央行行长的职责就是“在宴会开始之前就把酒撤掉”（意即在经济过热之前加息）。选民和政客却不希望这样，他们也不会容忍——假如他们清楚联储的计划。
　　如果联储用选民和政客都能明白的语言来宣布货币政策，他们就会被否决，甚至被迫采用可能引起恶性通胀的扩张性政策，这在长期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所以，最好用“格林斯潘语”来讨论这些问题。这样政客和选民所得到的信息不过是，联储的决策是反复研究的结果，只要接受政策的结果就行了。这种模糊的语言，是确保中央银行能够完成稳定物价使命的重要保障。
　　这种低透明度的法则现在似乎不适用了。今天的选民和政客似乎都更担心通货膨胀，甚至愿意接受短期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以满足稳定物价的长期目标。这种情况下，关于政策的争论可能是有益的，也不必再限于会讲“格林斯潘语”的少数人。因此，世界主要工业国的央行都在着手增加透明度，努力使央行的目标、想法、程序和政策更广泛、更清楚地为公众所知。他们所依据的是经济学家的一张旧处方：信息总是越多越好，每个人会对他们需要的信息做出判断，并且有能力提前作出评估。
　　不过，近期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世界各国的央行正对增加透明度产生怀疑。央行提供的信息越多，表达的语言越清晰，市场的反应似乎就越剧烈，也越盲目，即使央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闻。更多的信息带来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大的困惑。联储不断发表声明，新任主席伯南克则到国会去作证，帮助议员减少对这些声明的困惑，而这些声明的本意是想把话说得更清楚些。每次联储官员开口解释，就给市场提供了另一个误读的机会，有人就会据此做出买卖证券、调整工资或产品价格等联储无意影响的决策。
　　我们经济学家很难理解，为什么市场上有那么多人依据联储3月下旬的声明确信不久之后会降息？而这份声明里仅仅是说“减息由不大可能变成一种可能”。为什么最后伯南克不得不花时间对他没有说过的言论作出澄清？为什么当联储在努力保持政策高度的连贯性，使政策调整越来越平滑的同时，有线电视总是热衷于报道联储的政策正在转向？
　　我们期望，联储把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讲得越清晰越连贯，市场就会感知得越好。我们期望，现在的担心和困难仅仅是一种痛苦的过渡。市场上太多的人还不适应一个“可以被理解”的联储，当他们以为联储的政策发生了转向时，事实上转变的只是联储的沟通方式。
　　据我所知，联储正在全面评估他们的沟通策略。他们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教授出身的伯南克，希望像教导学生一样，增加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的做法，看来是行不通的。也许还要一两年，才能让美联储相信，他们应该使用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措辞，更少的公开讲话，并重拾“格林斯潘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