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南开大学金融学系成立于1919年，是南开大学建校后最早成立的学科之一。在前校长腾维藻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钱荣垄教授以及王继祖、陈国庆教授的带领下，学科建设发展迅速，1979年开办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硕士点，1984年开办全国最早的国际金融博士点，1984年起开始与国外合作培养研究生，多次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开大学金融学系成立于1919年，是南开大学建校后最早成立的学科之一。在前校长腾维藻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钱荣垄教授以及王继祖、陈国庆教授的带领下，学科建设发展迅速，1979年开办全国第一个国际金融硕士点，1984年开办全国最早的国际金融博士点，1984年起开始与国外合作培养研究生，多次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其他文献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与会学者围绕陈平原先生历30年之功写就的“学术史三书”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刊深感学术史研究之于当代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下思想状况的重要价值,约请相关与会专家就目前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未来走向等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下这组文章既保留了学者们发言的现场感,也呈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述学文体,希望借此次讨论引起学界关于学术史研究之重要价值、时代意义的深思。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货币一体化对于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关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时，我们更需要从抵御风险，实现共同发展的角度采探讨东亚货币一体化。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内有影响力的大国，应对此问题有深入思考。本文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建立了基于微观基础的国际风险分担机制模型，并运用动态优化的方法严格证明了货币一体化所形成的国际风险分担机制使成员方达到消费保险的目的，这为进一步推动东亚货币一体化
近年来，东亚外向型经济体呈现出汇率波动联动性加强并导致“实际的”汇率制度变动一致的趋势。本文从东亚日益加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各经济体的汇率变化受其重要贸易伙伴经济与政策因素影响．如日美汇率结构波动甚至包括邻国（地区）的汇率与货币政策。这说明经济结构相似、经济周期趋同的东亚各经济体需要一致的汇率制度。本文认为，在目前东亚区域汇率合作机制时机尚未成熟时．各经济体同时采取宽带浮动的一篮子盯住较为现实。而在当前金融动荡的形势下．各国汇率政策协调极为重要。
本文通过引入学习机制，在不确定性视角下剖析了利率平滑的作用原理。认为具有学习机制的利率平滑有助于公众和央行以较低成本获取充分信息从而形成合理预期；同时，对美联储利率平滑操作实践的分析表明，利率平滑并非绝对最优，也具有一定的政策风险。因此，我国央行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利率平滑，且须注重学习才能提高政策操作效果。
我国2005年7月21日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显著放大，各经济主体运用人民币远期产品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增加。本文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ECM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运用交易比价活跃的5个期限的人民币远期产品对境外人民币NDF隐含掉期点数和境内人民币市场掉期点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在各个期限的远期产品上．境外NDF隐含掉期点数和境内人民币掉期点数之间存在长期正向的协整关系，其中NDF处于主导地位。
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探讨次贷危机引发和扩散中的利率风险问题。主要结论是：从长期利率角度看，对房市的“松”货币政策从2001年降息一直持续到2005年6月；过低的长期利率会过度挤压金融机构放贷的长期收益，进而增大金融体系的利率风险。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高利率、强美元导致的大量外资流入与混合调息抵押初始低利率相结合，共同推动了高风险次贷的发放；在高息和房价下跌条件下，大量混合调息抵押集中进入初次利率重置期，导致次贷违约状况的急速恶化。次贷危机扩散中，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快速下降，但高风险的金融环境导致低利率对增加金
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推动了跨越国界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和生产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繁荣，也推动了人类文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价值、资本、人口等前所未有的流动、分工、交流和融合，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文明或文化价值冲突、分配不公等问题。随着伊斯兰世界“反西方化”、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诸多论者认为，世界正处于“逆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曾经的“地球村”观念在一些典型国家，正在被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政治思潮和政治举措所替代
从2008年金融海啸开始，全球经济就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正在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反扑，反主流政治精英的浪潮在许多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掀起一场场政治风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响应国内政治压力与解决社会矛盾，不断采取片面保护措施来削弱自由贸易体系，甚至逐步拆解现有的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架构。
如众所见，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出场及具有深厚左翼传统的法国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右转”压力，西方国家／文明历史性地开启了全球收缩的变局；同时，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与伊斯兰世界“去西方化”的文明扩张，又使得非西方世界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西方与非西方在世界结构中地位的此消彼长，已使此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结构开始呈现出“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历史性变局，使诸多论者相信：当下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后西方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一种“新全球化”，特别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