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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0年6月到长沙的。在北京住了一年，一有闲空就逛旧书店，南来的时候，书多得带不动了。未到长沙之前，就听说长沙是中国三大书市之一，到长沙后，有同事告诉我长沙书业抗战后就衰落了，早已今非昔比，你才从北京来，“五岳归来不看山”，你一定会感到失望。积习难改，还是一有闲空就往南阳街、府正街跑，那时长沙的旧书店集中在这一带。
旧书店往昔
和北京相比，长沙的旧书业，只能算九牛一毛。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旧书店的不过七八家，更多的是些卖上海版低档书的小书店，不值一顾。不过逛旧书店的趣味本来就在于沙里淘金，耐心去找你想要的书，上海习惯叫“淘旧书”是有道理的。
“李集古”是家比较大的店子，那些大部头木版书当然引不起我的兴趣。有一回，却在最不引人注目的书架底层翻到一批石印巾箱本弹词，大多数是马如飞的，有《马如飞开篇》《三笑》《白蛇传》等，这些书在北京倒很不容易遇到，叫人喜出望外。
“谭大雅”常有新收进的书应市，在那里买到过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弹词《凤凰山·安邦志·定国志》。有趣的是，在那里居然还买到一套鲁迅先生编的《奔流月刊》，包括著名的、堪称五四以来文学期刊中编得最好的专号“托尔斯泰专号”。
“古今书店”架上陈列的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店主姓贺，湘潭花石人，叔侄两人，日久相熟了，往往从楼上拿些书下来。在这里买到过叶恭绰编印的《清代学者像传》，《故宫周刊》合订本，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闺范》和世界文库本、郑振铎编的《晚清文选》。
这一带还有些只能算是小书摊的小店，耐心留意，也能碰到一些书。曾买到徐志摩的《云游》，柯仲平的《海夜歌声》等，这就是所谓“可遇不可求” 了。
城里零零星星也还有些能买到旧书的地方，却不能说是正式的旧书店。才到长沙的头半年，工作单位在韭菜园，那时进城走小吴门，过铁路不远处有个小书摊，占半间铺面，另一半是修鞋的，卖些上海版低档书，想不到在那里居然买到一套两厚册刘半农、李家瑞合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这套书在北京好久都没有找到。
南门外社坛街，有一位据称原是中山大学教师的王先生，不知怎的流落到长沙，一家人挤在只放得下两张床的临街小房，门口摆着用门板搭的书摊，在他那里，买到日本出石城彦的《囊支那之神话与传说》和木版《唐诗画传》。
社坛街还有个小书摊，主人姓田，专从收荒货的手里购进旧杂志、旧书，在他那里，买到过《拓荒者》《太阳月刊》。那时，“土改”刚过去不久，乡里人把没收地主家的旧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成担成担地挑到水陆洲天伦造纸厂去当废纸卖，社坛街是必经之地，去水陆洲要在附近的灵官渡过河，我曾建议田君收购这些旧杂志，但他缺乏资金，想做而做不到。
碧湘街有一家小荒货店，也有些旧书，店主不识货，没有好书，不过也在他那里买到了一部木版《屈宋古音义》。
兴汉门湘春街，天主堂对面有一家租书铺，出租的多是世界文学名著，有些书可能由于格调高了，租阅的人太少，也拿来当旧书卖。在那里买到抗日战争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从书》中的森鸥外的《舞姬》、林芙美子的《枯叶杂记》，芥川龙之介的《河童》 等，可惜的是都被盖上该店的特大图章，书品差了些。意外的是居然在那里买到一本法文本《罗丹传》，想是从天主堂的法国教士那里流出来的。
合作化以后，没有私营旧书店、书摊了，旧书买卖集中到国营古旧书店，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人说，一个地方的旧书业是否发达，可以表明那个地方学术文化水平的高低。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片面，却也确实说出了相当真实的情况：凡是旧书业发达的地方，读书人一定比较多，文化气氛比较浓，文化积累比较丰富，在这方面旧书业确实是个标志。
经过八年抗战，特别是有名的“文夕大火”，和蒋介石政权崩溃前的凋败与混乱，长沙的旧书业已经衰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建国初期，旧书業商人对于当局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上将采取什么态度持怀疑观望状态，在经营上畏缩不前，把主要力量放在出清存货上，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几乎很难维持下去了。
当时，南阳街的旧书商们每天用包袱包几十本平装书坐轮渡带过河，到湖大自卑亭马路边摆地摊。由于他们对平装书缺少知识，摆出来的几乎全部是上海四马路那些野鸡书店出的并无多大价值的低劣货，当然不会有人买，往往连来住的轮渡票和中餐吃一碗粉面的钱都赚不到。
新华书店
1950年初夏我刚到长沙时，新华书店分店刚建立不久。从那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华书店成为我（以及所有爱好读书的人）的好“总后”，简直不能想象没有新华书店，我们这些人的日子会过成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旧时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兼书店的长沙分店还没有停业，都在处理存货。位于黄兴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分店有大量的好书廉价处理，我在那里买到几乎全套的罗念生译的希腊悲剧，康拉德的《台风及其他》，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等等一大批好书。私营的小书店记得有位于蔡锷中路现在长沙饭店那一带的“亚洲书店” ，主要卖上海龙门联合书店影印的外文科技书，文学书只有傅东华译的《飘》和《琥珀》。
先锋厅附近的“南方书店”，店主老吴，因为常在他那里买书，彼此很熟识，他那里卖的多是西风社出版的《萧伯纳情书》等，和贝叶山房（原“上海杂志公司”）印的施蛰存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名著《凯旋门》《萌芽》等。这样的小书店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他们不卖新出版的书。
新华书店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局面，可以说从此我们这些天天要精神食粮的人有了可靠的精神粮店。
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在岳麓山，那里有个新华书店的门市部，我几乎每天至少到那里去一次，比起乘两次渡船（先到水陆洲，再到灵官渡），再走进城买书不知要方便多少倍，而且那里新书到得快，重要的出版物像 《鲁迅三十年集》《瞿秋白文集》，新版《海上述林》 可以说是由这个小门市部优先供应给我们的，这时期我购置的新书都是从这里买到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成為一个街道工厂的供销员，就是上海所谓的“跑街”，负责联系顾客订货、买进原材料和推销产品，成天在全市各处跑，积习难返，上街总要到古旧书店转一转，虽然经济困难，但书癖难戒，有些书节衣缩食也一定要买。遇到好书而横下心不买就会后悔，懊恼好几天。书买到了，反复阅读、欣赏，忘记了生活中的苦恼，真可谓其乐无穷。
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那段日子里，忽然想研究美术史，古旧书店成为我搜集资料的宝山。单说中国美术史料，从清末民初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集》起，像神州国光社的《神州大观》《神州国光集》，商务印书馆的《名人书画集》和商务、中华、艺苑真赏社的珂罗版画册，只要有，几乎都让我买到了，甚至还买到日本印《唐宋元明清名画大观》。
当然，也有令人懊恼不已的憾事。一次，见到一部明版石天基的《传家宝》，是那个时代的家庭日用小百科全书，其中收有一卷笑话《笑得好》，一时错过了，没买，至今还在后悔。还有一次，见到一册郑振铎、高君箴夫妇合译的外国童话集 《天鹅》，没有买下，一两天后再去，已让别人买去。郑振铎逝世后，《文学遗产》杂志悼念特辑上的郑振铎遗著目录《天鹅》 后面的附注是“未见”，这本书不知让谁买去了，可能是孤本啊！
五十年代中期，有将近两年时间，由于特殊原因，我不能自己上书店买书，每星期托人到五一路新华书店去买，那时有个好条件，书店的柜台上总是放着各个出版社的新书目录，任由读者取阅，帮我买书的人每次都给我带回一些新书目录， 这样我就知道有些什么可买的书。
《高尔基选集》《吉诃德先生传》，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都是那时候买的，特别是一部新版《红楼梦》，竟让我在上面批批注注，几乎把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成为那段不寻常日子的最好的纪念品。后来一计算，两年内总共买了两百多元书！这在当时，可真是个不小的数目。
“文革”后一直到拨乱反正，知识饥渴几乎让我们所有的“书迷”都成了饿殍。我相信新华书店的同志印象可能比我还要深：80年那一阵购书热真太感动人了。读者们天没亮就到书店前排长队争购久违了的好书，那情景，正好说明“人心不死，国事大有可为”，真是一次中华民族向上精神的情不自禁的高扬！
唱片记忆
爱书的人里面，有不少也爱音乐，这种人，除了爱买书，也爱买唱片，书痴加乐迷，或者就叫唱片迷，香港叫“发烧友”。除了爱看书，也爱听唱片，这样，买书和买唱片对比来说，就是“同步”的了。
在北京时，书买多了，唱片也买多了，最后弄得简直没法带来湖南，为这不知费了多大的力，也吃了很大的亏。除了西方音乐，因为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对曲艺、地方戏唱片也尽力搜购，到湖南后，自然特别注意寻访湖南花鼓戏，湘剧印明片。当然，也留意西方音乐唱片的搜购。
五十年代初，外文书店还没有成立，长沙市新华书店有一外文部，地点在南阳街，一间小小铺面，既卖苏联版的俄、英、日文书，也卖苏联唱片。一部唱机不停地放苏联唱片，店堂里挤满读者，气氛十分热烈。那时候，苏联书籍按定价三折出售，唱片也价格极低。
当时我住在岳麓山下，每次进城，总要抱回一包唱片，买到的唱片有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天鹅湖》，比才的《卡门》 以及《三套马车》《红莓花开》等歌曲唱片，心情的愉快，是不用说的了。
但是，湖南地方戏唱片，该到哪里去寻呢？长沙不像北京，没有专卖旧唱片的小店，北京的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就有十几家。一次，偶然在蔡锷中路一家寄卖行看到货架子上有一叠尺把高的旧唱片，喜出望外，这回可真是发现新大陆了，一次就选购了好几张湘剧唱片，看来都是百代公司抗战前不久灌制的，都还相当新。
当时，蔡锷中路到解放路这一线，寄卖行有三十来家，这样，每次上街都到寄卖行里去淘旧唱片。到1955年上半年，搜购到的共有周福昆、郑福秋、王华运的《断桥》，徐福贵的《小将军打猎》（“打猎回书”），彭福仙《落花园》等十六种，算是相当多了，相信也还不完备，比如吴绍芝、贺华元这样的名演员，也应该灌了唱片，却未能搜寻到。
中国唱片厂成立后，正逢五十年代戏曲改革高潮，各省、全国不断举行戏曲会演，许多被发掘出来的好戏都灌了唱片，湘戏《琵琶上路》等和花鼓戏《刘海砍樵》《打鸟》等唱片流行全国，盛极一时。
除地方戏外，中国唱片厂还灌制了一批京剧、曲艺，民间音乐唱片，蔚成大观，那个时期真可以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时期唱片已经由百货公司经营，新华书店除外文部和后来的外文书店外，好久没有经营唱片，作为读者，感到很不方便。百货公司似乎总是缺乏那么一点文化气氛，而且，唱片也是一种出版物，应该主要是由新华书店经营。
这时，除了在寄卖行搜购，我还把范围扩大到废品店，这些俗称荒货店的铺子主要收购和出售破铜烂铁，有时也会突然出现一大堆旧唱片，但往往过于陈旧，磨损得放不出声音。仅有的一次意外巧遇，是六十年代初在坡子街一家废品店里，居然碰到包括 《英雄交响曲》《哀格蒙特·序曲》等在内的一批贝多芬作品唱片，还有夏里亚宾唱的《伏尔加船夫曲》 和《跳蚤之歌》，而且至少有六成新，这次幸运，可真终生难忘。
新华书店恢复经营唱片，记得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五一路新华书店二楼还是外文部，有个唱片专柜，发售的主要是薄膜唱片，除《祝酒歌》等流行歌曲外，更吸引我的是《小夜曲选》《著名进行曲集》《外国轻音乐》《外国电影音乐会》《世界著名小品》等系列唱片。
（摘自岳麓书社《纸墨飘香》一书）
旧书店往昔
和北京相比，长沙的旧书业，只能算九牛一毛。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旧书店的不过七八家，更多的是些卖上海版低档书的小书店，不值一顾。不过逛旧书店的趣味本来就在于沙里淘金，耐心去找你想要的书，上海习惯叫“淘旧书”是有道理的。
“李集古”是家比较大的店子，那些大部头木版书当然引不起我的兴趣。有一回，却在最不引人注目的书架底层翻到一批石印巾箱本弹词，大多数是马如飞的，有《马如飞开篇》《三笑》《白蛇传》等，这些书在北京倒很不容易遇到，叫人喜出望外。
“谭大雅”常有新收进的书应市，在那里买到过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弹词《凤凰山·安邦志·定国志》。有趣的是，在那里居然还买到一套鲁迅先生编的《奔流月刊》，包括著名的、堪称五四以来文学期刊中编得最好的专号“托尔斯泰专号”。
“古今书店”架上陈列的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店主姓贺，湘潭花石人，叔侄两人，日久相熟了，往往从楼上拿些书下来。在这里买到过叶恭绰编印的《清代学者像传》，《故宫周刊》合订本，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闺范》和世界文库本、郑振铎编的《晚清文选》。
这一带还有些只能算是小书摊的小店，耐心留意，也能碰到一些书。曾买到徐志摩的《云游》，柯仲平的《海夜歌声》等，这就是所谓“可遇不可求” 了。
城里零零星星也还有些能买到旧书的地方，却不能说是正式的旧书店。才到长沙的头半年，工作单位在韭菜园，那时进城走小吴门，过铁路不远处有个小书摊，占半间铺面，另一半是修鞋的，卖些上海版低档书，想不到在那里居然买到一套两厚册刘半农、李家瑞合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这套书在北京好久都没有找到。
南门外社坛街，有一位据称原是中山大学教师的王先生，不知怎的流落到长沙，一家人挤在只放得下两张床的临街小房，门口摆着用门板搭的书摊，在他那里，买到日本出石城彦的《囊支那之神话与传说》和木版《唐诗画传》。
社坛街还有个小书摊，主人姓田，专从收荒货的手里购进旧杂志、旧书，在他那里，买到过《拓荒者》《太阳月刊》。那时，“土改”刚过去不久，乡里人把没收地主家的旧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成担成担地挑到水陆洲天伦造纸厂去当废纸卖，社坛街是必经之地，去水陆洲要在附近的灵官渡过河，我曾建议田君收购这些旧杂志，但他缺乏资金，想做而做不到。
碧湘街有一家小荒货店，也有些旧书，店主不识货，没有好书，不过也在他那里买到了一部木版《屈宋古音义》。
兴汉门湘春街，天主堂对面有一家租书铺，出租的多是世界文学名著，有些书可能由于格调高了，租阅的人太少，也拿来当旧书卖。在那里买到抗日战争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从书》中的森鸥外的《舞姬》、林芙美子的《枯叶杂记》，芥川龙之介的《河童》 等，可惜的是都被盖上该店的特大图章，书品差了些。意外的是居然在那里买到一本法文本《罗丹传》，想是从天主堂的法国教士那里流出来的。
合作化以后，没有私营旧书店、书摊了，旧书买卖集中到国营古旧书店，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人说，一个地方的旧书业是否发达，可以表明那个地方学术文化水平的高低。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片面，却也确实说出了相当真实的情况：凡是旧书业发达的地方，读书人一定比较多，文化气氛比较浓，文化积累比较丰富，在这方面旧书业确实是个标志。
经过八年抗战，特别是有名的“文夕大火”，和蒋介石政权崩溃前的凋败与混乱，长沙的旧书业已经衰落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建国初期，旧书業商人对于当局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上将采取什么态度持怀疑观望状态，在经营上畏缩不前，把主要力量放在出清存货上，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几乎很难维持下去了。
当时，南阳街的旧书商们每天用包袱包几十本平装书坐轮渡带过河，到湖大自卑亭马路边摆地摊。由于他们对平装书缺少知识，摆出来的几乎全部是上海四马路那些野鸡书店出的并无多大价值的低劣货，当然不会有人买，往往连来住的轮渡票和中餐吃一碗粉面的钱都赚不到。
新华书店
1950年初夏我刚到长沙时，新华书店分店刚建立不久。从那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华书店成为我（以及所有爱好读书的人）的好“总后”，简直不能想象没有新华书店，我们这些人的日子会过成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旧时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兼书店的长沙分店还没有停业，都在处理存货。位于黄兴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分店有大量的好书廉价处理，我在那里买到几乎全套的罗念生译的希腊悲剧，康拉德的《台风及其他》，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等等一大批好书。私营的小书店记得有位于蔡锷中路现在长沙饭店那一带的“亚洲书店” ，主要卖上海龙门联合书店影印的外文科技书，文学书只有傅东华译的《飘》和《琥珀》。
先锋厅附近的“南方书店”，店主老吴，因为常在他那里买书，彼此很熟识，他那里卖的多是西风社出版的《萧伯纳情书》等，和贝叶山房（原“上海杂志公司”）印的施蛰存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名著《凯旋门》《萌芽》等。这样的小书店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他们不卖新出版的书。
新华书店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局面，可以说从此我们这些天天要精神食粮的人有了可靠的精神粮店。
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在岳麓山，那里有个新华书店的门市部，我几乎每天至少到那里去一次，比起乘两次渡船（先到水陆洲，再到灵官渡），再走进城买书不知要方便多少倍，而且那里新书到得快，重要的出版物像 《鲁迅三十年集》《瞿秋白文集》，新版《海上述林》 可以说是由这个小门市部优先供应给我们的，这时期我购置的新书都是从这里买到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成為一个街道工厂的供销员，就是上海所谓的“跑街”，负责联系顾客订货、买进原材料和推销产品，成天在全市各处跑，积习难返，上街总要到古旧书店转一转，虽然经济困难，但书癖难戒，有些书节衣缩食也一定要买。遇到好书而横下心不买就会后悔，懊恼好几天。书买到了，反复阅读、欣赏，忘记了生活中的苦恼，真可谓其乐无穷。
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那段日子里，忽然想研究美术史，古旧书店成为我搜集资料的宝山。单说中国美术史料，从清末民初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集》起，像神州国光社的《神州大观》《神州国光集》，商务印书馆的《名人书画集》和商务、中华、艺苑真赏社的珂罗版画册，只要有，几乎都让我买到了，甚至还买到日本印《唐宋元明清名画大观》。
当然，也有令人懊恼不已的憾事。一次，见到一部明版石天基的《传家宝》，是那个时代的家庭日用小百科全书，其中收有一卷笑话《笑得好》，一时错过了，没买，至今还在后悔。还有一次，见到一册郑振铎、高君箴夫妇合译的外国童话集 《天鹅》，没有买下，一两天后再去，已让别人买去。郑振铎逝世后，《文学遗产》杂志悼念特辑上的郑振铎遗著目录《天鹅》 后面的附注是“未见”，这本书不知让谁买去了，可能是孤本啊！
五十年代中期，有将近两年时间，由于特殊原因，我不能自己上书店买书，每星期托人到五一路新华书店去买，那时有个好条件，书店的柜台上总是放着各个出版社的新书目录，任由读者取阅，帮我买书的人每次都给我带回一些新书目录， 这样我就知道有些什么可买的书。
《高尔基选集》《吉诃德先生传》，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都是那时候买的，特别是一部新版《红楼梦》，竟让我在上面批批注注，几乎把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成为那段不寻常日子的最好的纪念品。后来一计算，两年内总共买了两百多元书！这在当时，可真是个不小的数目。
“文革”后一直到拨乱反正，知识饥渴几乎让我们所有的“书迷”都成了饿殍。我相信新华书店的同志印象可能比我还要深：80年那一阵购书热真太感动人了。读者们天没亮就到书店前排长队争购久违了的好书，那情景，正好说明“人心不死，国事大有可为”，真是一次中华民族向上精神的情不自禁的高扬！
唱片记忆
爱书的人里面，有不少也爱音乐，这种人，除了爱买书，也爱买唱片，书痴加乐迷，或者就叫唱片迷，香港叫“发烧友”。除了爱看书，也爱听唱片，这样，买书和买唱片对比来说，就是“同步”的了。
在北京时，书买多了，唱片也买多了，最后弄得简直没法带来湖南，为这不知费了多大的力，也吃了很大的亏。除了西方音乐，因为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对曲艺、地方戏唱片也尽力搜购，到湖南后，自然特别注意寻访湖南花鼓戏，湘剧印明片。当然，也留意西方音乐唱片的搜购。
五十年代初，外文书店还没有成立，长沙市新华书店有一外文部，地点在南阳街，一间小小铺面，既卖苏联版的俄、英、日文书，也卖苏联唱片。一部唱机不停地放苏联唱片，店堂里挤满读者，气氛十分热烈。那时候，苏联书籍按定价三折出售，唱片也价格极低。
当时我住在岳麓山下，每次进城，总要抱回一包唱片，买到的唱片有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天鹅湖》，比才的《卡门》 以及《三套马车》《红莓花开》等歌曲唱片，心情的愉快，是不用说的了。
但是，湖南地方戏唱片，该到哪里去寻呢？长沙不像北京，没有专卖旧唱片的小店，北京的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就有十几家。一次，偶然在蔡锷中路一家寄卖行看到货架子上有一叠尺把高的旧唱片，喜出望外，这回可真是发现新大陆了，一次就选购了好几张湘剧唱片，看来都是百代公司抗战前不久灌制的，都还相当新。
当时，蔡锷中路到解放路这一线，寄卖行有三十来家，这样，每次上街都到寄卖行里去淘旧唱片。到1955年上半年，搜购到的共有周福昆、郑福秋、王华运的《断桥》，徐福贵的《小将军打猎》（“打猎回书”），彭福仙《落花园》等十六种，算是相当多了，相信也还不完备，比如吴绍芝、贺华元这样的名演员，也应该灌了唱片，却未能搜寻到。
中国唱片厂成立后，正逢五十年代戏曲改革高潮，各省、全国不断举行戏曲会演，许多被发掘出来的好戏都灌了唱片，湘戏《琵琶上路》等和花鼓戏《刘海砍樵》《打鸟》等唱片流行全国，盛极一时。
除地方戏外，中国唱片厂还灌制了一批京剧、曲艺，民间音乐唱片，蔚成大观，那个时期真可以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时期唱片已经由百货公司经营，新华书店除外文部和后来的外文书店外，好久没有经营唱片，作为读者，感到很不方便。百货公司似乎总是缺乏那么一点文化气氛，而且，唱片也是一种出版物，应该主要是由新华书店经营。
这时，除了在寄卖行搜购，我还把范围扩大到废品店，这些俗称荒货店的铺子主要收购和出售破铜烂铁，有时也会突然出现一大堆旧唱片，但往往过于陈旧，磨损得放不出声音。仅有的一次意外巧遇，是六十年代初在坡子街一家废品店里，居然碰到包括 《英雄交响曲》《哀格蒙特·序曲》等在内的一批贝多芬作品唱片，还有夏里亚宾唱的《伏尔加船夫曲》 和《跳蚤之歌》，而且至少有六成新，这次幸运，可真终生难忘。
新华书店恢复经营唱片，记得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五一路新华书店二楼还是外文部，有个唱片专柜，发售的主要是薄膜唱片，除《祝酒歌》等流行歌曲外，更吸引我的是《小夜曲选》《著名进行曲集》《外国轻音乐》《外国电影音乐会》《世界著名小品》等系列唱片。
（摘自岳麓书社《纸墨飘香》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