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我们得厘清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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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孙大午已经在过着堪称闲云野鹤的生活,但他仍保持着对社会的洞见。6年前,他在《商务周刊》特刊《100个中国梦》中希望“今后的路更踏实”,人们能“祥和的生活在一起”。其时,孙大午尚挂名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和大午学校校长,如今仅担任大午集团监事长的他已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考古兴趣上。他选择考古来厘清诸多模糊的概念,刨根问底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能生活在定义清晰的社会里
  
  我出生在太行余脉东麓一个叫郎五庄的村子里,创办的大午集团公司占地3000余亩,位于村西一公里处。因为貌似一个独立社区,近年来也被媒体称之为“大午城”,归保定市徐水县管辖。我们县西北,有座釜山,因为它形似一口倒扣的铁锅,老百姓也叫它锅顶山。我从小就听着釜山的故事长大,但是直到2004年的时候,我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对釜山起了浓厚的兴趣。 2004年11月18日,我应邀去南开大学演讲,在南开大学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看到几件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被奉为镇馆之宝,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徐水县是公认的考古大县,据我所知就有距今一万年前的南庄头人聚落遗址,更不知有多少历史更为悠久的文物散落在民间、深藏在这片土地里。 回来后我就去了徐水县文保所,那些带陶支架的陶釜、红顶钵、三足陶鬲等仰韶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连同各时代的文物遗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古文化演进序列。令我惊讶的是,《徐水县文物志》甚至提到轩辕黄帝与诸部落合符釜山。我找来更多资料求证,亦多有此说。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符,又称符节、符信,多以竹木、骨、金属等为原料,做成后分两半各执其一,合符以供印证。合符制度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用于军政、祭祀等重大活动。上古时期,黄帝兼并炎帝,涿鹿击败蚩尤,而后与诸部族汇集于釜山召开诸部族大融合大联盟的会议。黄帝预先在釜山半山腰的平台上画出龙形,然后命各部落将所执象征归之于此。之后天上能飞、地上能跑、水里能游的各部族图腾、符节尽皆融于“龙”,这就是画龙合符。自此,华夏民族的融合与统一的基础奠定,华夏人民开始崇敬龙图腾。 当然,这种合符的形式与方法因年代久远,难以定论。但这里的釜山,是我见过的那座徐水县内260米高的小山吗?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上,但活的不明白。这几年,我奔赴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广泛查阅各种古籍、资料,不辞辛劳。外人大概很难理解我在河北易县蚕姑陀找到刻有“黄帝元妃西陵口口口口,口口口但为老者之衣帛”字样的残碑时的欣喜,这是在寻根呢,你交朋友敢交没跟没底的人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应该是根底清晰。 考察的结果是,目前文史资料中所传的五处釜山,或有名无实,或名实皆无,或名不副实,而我们徐水釜山则山有其名、地有其形、史有所载、民有所诵,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确凿的合符圣地。通过釜山合符,黄帝作为战胜者,没有把自己的图腾确立为唯一的符号,而是给了其他部族充分的政治尊严,让各个部族画龙合符,统一在龙图腾之下,止戈息武。我觉得这种政治智慧、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这是原始的共和思想。 6年时间里,我大部分精力都在研究釜山合符文化。因为我不用担心企业的状况,这6年基本没出过什么大事,我没有后顾之忧。大午集团的营业额每两年翻一番,现在大概有4个多亿,很稳当。我能够抽身而退,得益于2004年11月开始推行的“私营企业君主立宪制”。 私企立宪的主要特点是三权分立、民主决策、虚君共和。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分别归属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三会均由选举产生。理事会由单位一把手和子公司办公室主任组成,理事长就是总经理;董事会调动财产的权力不能超过集团上一年的赢利总额加折旧,董事长无权解聘总经理;监事会监督、组织选举、弹劾,由家族世代继承,家族成员每月可以拿到工人平均工资1—3倍的补贴作为产权拥有者的象征性收益权,在医疗、教育等由集团负责的情况下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我的期冀是企业作为社会资产整体传承下去,减少失误、长期发展为主。儿子有能力,就去竞争实权,如果儿子平庸,那么他的生活也有保障。 当初这样设计制度,是因为这样的愿景:怎么让企业永续发展,同时还能保障家族的利益。在我看来,君主立宪制解决了持续发展的问题,君主为世袭元首,但受到制度设计的限制,君必须是虚君,若为实君,等于是依赖个人道德的约束,这是靠不住的。所以我私企立宪中的监督权为实,所有权是虚,执行权不受干涉,合理限制了人权和财权。 但我并不看好私企立宪的推广意义,我承认这是孤例,因为实行私企立宪的产权概念要清晰,投资人不等于企业法人,投资人是自然人,企业不归属于投资人。 根据新《公司法》,企业是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最近大午集团和新希望集团一起投资2亿元建立了种猪厂,刘永好占51%,我占49%,这企业属于谁?不属于我们,它属于新成立的公司法人,投资人只是要依据其出资额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法人财产权的内容要广阔得多,包括客户、供应商、员工等等,远大于投资人的概念范围。法人是集合概念。我一直说的私营企业不姓私就是这个道理,它从属于社会治理的层面。 但在我们国家,法人财产权与投资人的概念混淆得十分严重。比如最近的慈善门,有人说要把企业捐出去,这是非常可笑的话。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你能把客户捐出去吗?刨除各种集合资源,你的注册资本金有多少可以供你捐呢?比尔•盖茨、巴菲特捐的是分红、股票,他是没权挪用企业资金的。 把个人财产等同于法人财产,跟我们当前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得不够成熟有关系。市场经济是法人经济,不是自然人经济,但我们的第一代创业者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企业是他,他也是企业,创业者身兼的太多角色搞混淆了。 不了解概念定义说错话,或许更多的是对企业家自身不利,这种混乱的语境也会伤害更多抗风险能力差的平民百姓。语境混乱对谁有利?对当权者有利。谁来判断模糊状态的是与非?政治权威。你看现在好多都在打击非法“××”,你没经过权威的同意那就是非法,他说你合法就是合法。15年前我跟土地局打官司时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我要在承包地里建养鸡场,一个小官员说,你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垒个鸡圈没经过我的批准都是非法。非法与否他说了算。 这种语境之下,权威横行无忌,言行既露骨又混乱。比如最近的“我爸是李刚”,这句陈述的问题在于,“李刚”在这里指代的不是作为自然人的李刚,是作为公安局副局长的李刚,是社会角色的李刚。社会需要的是社会、自然角色各自独立基础上的重合,但不少人好像已经没有作为自然人的一面了。酒醉驾驶撞了人,你能说我代表公安局撞死了人?但“我爸是李刚”的潜台词就是公安局撞了人,这就是他的语境,发生车祸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自然人,他下意识的把自己直接忽视了。 社会角色肆无忌惮地侵入人的自然角色,其背后是权力没有制约。我们的领导下了班,老百姓的车还是得让路。古代的衙役边敲锣边喊:闪开让道、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县官出行。我们现在不咣咣咣敲锣了,有警车开道。尽管下了班,却仍然是社会角色当先。 所以我们要想知道社会乱在哪儿了,得一步步理清楚。追求温饱、小康之外,我们还期待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它与一个清晰的话语体系是共生的关系。现代社会需要清晰的概念而非混乱的话语。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古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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