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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仅仅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这是白岩松在耶鲁大学做演讲时说的最后一段话。
“梦想是一个挺奢侈的词汇”
“梦想是一个挺奢侈的词汇。当你具有了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去谈论它。生活很艰难的时候，没有人去谈论梦想。今天回头看，吃饱饭穿暖衣也算某一阶段的梦想，但我不会用梦想这个词，所以在那个时刻的确没有梦想。”白岩松说。
1978年，只有10岁的他依然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那个只有20万人口的西欧城市距离首都北京有2000公里，要想看到北京的报纸，最快也是三天之后，新闻早就不“新”了，在那个时刻，他的生活中俨然没有新闻的存在。因为爷爷和父亲的相继离世，母亲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我相信，当时大部分的中国家庭跟我的家庭一样，关心的都是吃饱穿暖，冬天温度能够上升一点，房子大一点这些眼前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不会去想那么远。”白岩松说，“对于未来，只是希望自己工作的时候，能够不接父母的班，不重复他们走过的人生。因为在那个时期，年轻人的命运像是被注定了一样。如果父母早点退休，你要么去接班，要么去参军，要么上山下乡当知青，此外就没有别的路选择了。”
很庆幸，白岩松的人生没有“复制”别人，而是有了自己的精彩，在1980年代，他抓住了高考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闯进”了诺大的北京城。
1993年，中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个早间新闻栏目《东方时空》，那是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做编辑的第4年，在崔永元的推荐下，他在这个新栏目里兼职做策划。几个月后，制片人见他反应迅速、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就让他做主持人。
而这个节目就像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也正是这个节目，让白岩松“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拿到了主持界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澳门回归、第27届奥运会，神舟飞船发射报道……他永远冲在最前线，哪有白岩松，哪就有新闻。
“我要成为中国的白岩松。从大学毕业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我做新闻，一直没有变过。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在你眼前发生，梦想必须很好地藏在你心里，而去解决眼前的一个个具体问题，生活的、现实的、管理的、专业的、人生的，随着年岁增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一定会使你慢慢明白，理想、梦想最关键的是变现，要把它变成现实当中一步一步去靠近它的过程。”白岩松说，“众所周知做记者在中国很不挣钱，在全世界都是不挣钱的。那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那点小小的成就感。别人经常给我各种角色，主播、主持人等等，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传媒人，永远是这个定位。什么叫一线？有多少个记者不带任何灵魂，天天在新闻一线，你认为他在一线吗？即使不经常来到矿难现场，但如果你的心在一线的话，你依然在矿难现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记者，我始终在一线，始终在新闻现场。我多少次直播提醒新闻现场的记者，该注意的是新闻，是事实真相。”
“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梦’”
2008年，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注定要遭受很多挫折才能显现出来一样，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中国人期待了很久的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美好。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这就像当年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
北京奥运会期间，白岩松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生日那天，他感慨万千。
“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24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40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40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的确，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着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在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仅有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所以说，理想不是用来说的，梦想也不是用来谈的，而是有一帮人能够忍受着委屈甚至误读，能够坚持着以长跑的姿态去做的事情，甚至非常地不诗意，一点都不浪漫，残酷至极，甚至有无数人掉队，最后几代人去把它实现的东西。
“在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里你提到了美国梦，那你怎么看待中国梦？”
“我觉得中国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处在两个不同的中国梦的转折期：上一个中国梦跟个体无关，要让个体做出巨大牺牲，实现一个国家富强的梦想。到2010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了，‘大梦想’的中国梦实现了。现在该进入到一个转变期，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中国梦’。我不认为上一个大梦有问题。一些人说压制了很多的个体。在国家那么惨的时候，只能先以国家的富强和站起来为目标。但是现在，你不能动不动就拿国家的大梦，让每一个人做出牺牲，而要国家开始服务于个体梦想的实现。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梦，刚刚拉开大幕，挺好玩的。”
责任编辑 李菡丹
“梦想是一个挺奢侈的词汇”
“梦想是一个挺奢侈的词汇。当你具有了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去谈论它。生活很艰难的时候，没有人去谈论梦想。今天回头看，吃饱饭穿暖衣也算某一阶段的梦想，但我不会用梦想这个词，所以在那个时刻的确没有梦想。”白岩松说。
1978年，只有10岁的他依然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那个只有20万人口的西欧城市距离首都北京有2000公里，要想看到北京的报纸，最快也是三天之后，新闻早就不“新”了，在那个时刻，他的生活中俨然没有新闻的存在。因为爷爷和父亲的相继离世，母亲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我相信，当时大部分的中国家庭跟我的家庭一样，关心的都是吃饱穿暖，冬天温度能够上升一点，房子大一点这些眼前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不会去想那么远。”白岩松说，“对于未来，只是希望自己工作的时候，能够不接父母的班，不重复他们走过的人生。因为在那个时期，年轻人的命运像是被注定了一样。如果父母早点退休，你要么去接班，要么去参军，要么上山下乡当知青，此外就没有别的路选择了。”
很庆幸，白岩松的人生没有“复制”别人，而是有了自己的精彩，在1980年代，他抓住了高考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闯进”了诺大的北京城。
1993年，中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个早间新闻栏目《东方时空》，那是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做编辑的第4年，在崔永元的推荐下，他在这个新栏目里兼职做策划。几个月后，制片人见他反应迅速、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就让他做主持人。
而这个节目就像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也正是这个节目，让白岩松“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仅仅两年时间，他就拿到了主持界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澳门回归、第27届奥运会，神舟飞船发射报道……他永远冲在最前线，哪有白岩松，哪就有新闻。
“我要成为中国的白岩松。从大学毕业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我做新闻，一直没有变过。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在你眼前发生，梦想必须很好地藏在你心里，而去解决眼前的一个个具体问题，生活的、现实的、管理的、专业的、人生的，随着年岁增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一定会使你慢慢明白，理想、梦想最关键的是变现，要把它变成现实当中一步一步去靠近它的过程。”白岩松说，“众所周知做记者在中国很不挣钱，在全世界都是不挣钱的。那支撑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那点小小的成就感。别人经常给我各种角色，主播、主持人等等，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传媒人，永远是这个定位。什么叫一线？有多少个记者不带任何灵魂，天天在新闻一线，你认为他在一线吗？即使不经常来到矿难现场，但如果你的心在一线的话，你依然在矿难现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记者，我始终在一线，始终在新闻现场。我多少次直播提醒新闻现场的记者，该注意的是新闻，是事实真相。”
“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梦’”
2008年，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注定要遭受很多挫折才能显现出来一样，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中国人期待了很久的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美好。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这就像当年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
北京奥运会期间，白岩松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生日那天，他感慨万千。
“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24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40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40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的确，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着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在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仅有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所以说，理想不是用来说的，梦想也不是用来谈的，而是有一帮人能够忍受着委屈甚至误读，能够坚持着以长跑的姿态去做的事情，甚至非常地不诗意，一点都不浪漫，残酷至极，甚至有无数人掉队，最后几代人去把它实现的东西。
“在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里你提到了美国梦，那你怎么看待中国梦？”
“我觉得中国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处在两个不同的中国梦的转折期：上一个中国梦跟个体无关，要让个体做出巨大牺牲，实现一个国家富强的梦想。到2010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了，‘大梦想’的中国梦实现了。现在该进入到一个转变期，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中国梦’。我不认为上一个大梦有问题。一些人说压制了很多的个体。在国家那么惨的时候，只能先以国家的富强和站起来为目标。但是现在，你不能动不动就拿国家的大梦，让每一个人做出牺牲，而要国家开始服务于个体梦想的实现。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梦，刚刚拉开大幕，挺好玩的。”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