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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刘贺并无单独传记，多散见于其他篇章，绝大多数还是“檄文”。在《中国历代纪元表》内的帝王谱系里，也无刘贺的痕迹。
作为君主，刘贺立废之间不过27日，无大功过。他的墓穴历经沧桑，又躲过多次劫难，得以完存，不得不说是小概率事件，这与他偶然登上帝位颇有相似之处。而在一个依靠秩序、经验与等级建立起绵密关系，并运作周密的帝国而言，为帝27日的他是长达40年之久的“昭宣中兴”得以链接的一块垫石。
现在，他终以自己的骸骨和2万件古物，亲自来讲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激荡岁月。
《汉书》中记载刘贺相貌仅有一次，“脸色很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胡须少，身材高大，患风湿病，行走不便。”此时，刘贺已27岁有余，一副意兴阑珊的颓象。
他的起家，需从他父亲刘髆（音bó）说起。
刘髆在汉武帝刘彻的六子中排行第五，母亲是“倾国倾城”的李夫人，舅舅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利。公元前97年，刘髆受封昌邑王，领地在今山东巨野县一带，遥望长安。此时，太子刘据已当了25年的储君，刘髆本将与西汉历朝的诸侯王一样，安分守己就可荣华一生。
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意外地殃及了帝国的权力核心，35岁的太子刘据不堪忍受诬陷愤而自尽，这场风波不仅使得数万人殒命，王储的空缺更让封国异地的皇子们坐卧不宁。64岁的刘彻还沉浸在悔痛中，对此并无察觉。
刘彻的侄儿刘屈氂时任朝廷丞相，他与李广利合谋立刘髆为太子，在诸皇子中，刘髆的后援阵容可谓最强。
风起青萍之末，刘屈氂的妻子因对汉武帝责骂丈夫不满，祈祷神灵，咒武帝早死，被宦官郭穰密告，刘李同盟随之败露，刘屈氂被腰斩， 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宗族尽诛，刘髆后援全部覆灭。又二年，刘髆死，武帝的三子燕王刘旦向武帝上书，请求宿卫长安，以备不虞，其立太子之心显露，武帝大怒，削其三县，王朝的权力交接出现了。
5岁的刘贺还没有能力解读这场风波，父亲死后，他在旁臣的指导下亦步亦趋完成了祭祀，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彼时，他不过是众多刘氏诸侯王中的一名孩童。
公元1970年末，刘髆墓在山东巨野被发掘，主椁室亦未遭到破坏，大小文物不过1056件，较于刘髆的地位，可谓简陋，而在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文化中仅如此规格，可见时局凄楚。
可以想见，其父刘髆与外家之遭遇，使得刘贺在成长过程中，每每西望长安，心事庞杂。西汉朝廷为了加强对封国的监管，有往封国派相的制度，刘贺自然也被臣子教化，加之刘髆的前车之鉴，王子想必在安分中长大。
公元前89年，武帝暮年的穷兵黩武，“巫蛊之祸”使得国力衰落，危机四伏。他及时颁《轮台诏》，作“仁圣之所悔”，以救国运。“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为此后的“昭宣中兴”定下基调，从刘贺之后的作为来看，他对此等大势未能了悉。
公元前87年，刘贺6岁，刘彻将皇位交予年仅8岁的幼子刘弗陵，钦定三侯辅佐，便驾鹤西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数年后，三侯仅剩一人，此人就是霍光，持续40年的“昭宣中兴”，前20年往往被历史学者称为霍光时代。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追随刘彻左右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资治通鉴》中评价）。霍光受遗诏辅少主，“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虽“政自己出”，但“资性端正”，沉静稳重，据说言行“不失尺寸”。
在既定国策实行了13年以后，西汉“百姓充实，四夷宾服”，一切又回到了应有的秩序之中，而此时，21岁的刘弗陵突然病逝，并没留下后代，帝位空悬。21岁无后在西汉极为罕见，何况贵为天子。
作为帝国最高等级与秩序的发端，议立新君成了首要大事。
而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巅的刘胥，从未停止过对帝位觊觎。《汉书》记载，在刘弗陵、刘贺、刘询三人执政时期，他多次请来楚地女巫诅咒圣上，最后也因此畏罪自杀。
时值壮年的刘胥生猛孔武，显然非霍光的心头之好，议立新君之事持续了月余而不决。此时，不知是霍光事前安排，还是下属心领神会，有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掉太伯而立王季，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是废黜长子而立少子也是可以的，广陵王是不可以继承宗庙社稷的。”此语一出，满朝哗然，霍光先将这份奏书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后又把此郎官提升为九江太守。最后，以承皇太后诏为由，派遣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
根据史料描述复原的刘贺画像。刘贺是汉朝第九位皇帝，即位27日后被废，史称汉废帝。插图/牛海静
为何是刘贺，《汉书》中并无解释。此次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认为，“关于刘贺的记载多处不足为信。我们看到的（记载）是他没干一件好事，刘贺做昌邑王有13年之久，如荒淫无度，早就恶名远播，显然不符合选帝的条件。父亲刘髆早逝，外家覆灭，年轻便于控制是霍光看重的。”
在此次西汉大墓发掘中，专家认为，近万枚简牍或能将刘贺政治经历的谜团解开。
大臣一行到达昌邑时，正是半夜，刘贺不等天亮，在灯下受诏。而后，立即从昌邑出发，带着200多位昌邑随臣，直奔长安，半天就跑了135里路，累死了不少马匹，对于登基急不可待的心态，自然也引起了霍光的警觉。
接诏伊始，刘贺还在守丧之期，礼制规定不可吃肉，他却私自买了鸡和猪来享用;守丧不近女色，他却在路上就采女随行，并与汉昭帝宫人淫乱，种种违背礼制的举止在几天后就成了罪行。 《汉书·武五子传》里记载，刘贺到了广明东都门后，他的郎中令龚遂进言：“按礼制，奔丧望见国都就要哭，这已是长安的东郭门。”刘贺说：“我咽喉痛，不能哭。”
将到未央宫的东门，龚遂说：“昌邑国的吊丧帐篷此门外的大路北，不到吊丧帐篷的地方，有南北方向的人行道，离这里不到几步，大王应该下车，向着宫门面西匍匐，哭至尽情哀伤为止。”刘贺这才同意。
公元前74年，刘贺成了西汉第九位皇帝。
诸侯王入承大统并获得成功在西汉早有先例。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是时，23岁的刘恒对诏书犹豫再三，行而又止，反复探求诸大臣真实意图，心态持重。他仅带6人入京，“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确保京畿安全之后，“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刘恒通过权钱成功调整了代臣与朝廷重臣之间的关系，保持了政治格局的稳定。而较于刘恒的制衡能力，刘贺颇为平庸。
且相比刘恒，刘贺的局面更为险峻。
霍光在武帝晚年时已是重臣，又历13年秉政经营，他的外孙女是上官皇太后;儿子霍禹与侄孙霍云是中郎将;侄孙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掌握胡越两地的兵权;霍光的两个女婿是长乐、未央宫的卫尉，统领皇宫警卫;霍光子孙均有资格参加朝会，担当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的官职，“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入主长安后，昌邑中尉王吉以汉昭帝与霍光13年相安无事的例子告诫刘贺，要交权于霍光，刘贺不为所动。其中一个细节在《汉书》中一句带过：刘贺“变易节上黄旄以赤”。节信是皇帝授权传令的信物，汉朝节信本来是纯赤的，汉武帝时因卫太子作乱，手中执有节信，武帝把节信上的旄改成黄色，使卫太子手中执有的节信失效。而刘贺变易节信，显然是在收归权力。
年轻气盛的刘贺，显然过高判断了“皇帝”的威严。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一系列思想成为主流，刘贺作为昌邑之主，当然学过“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但刘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是一套理论体系，自然有平衡法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可以交感相应，天子不仁不义，就会出现“天谴”，政通人和，才会出现“祥瑞”。
《汉书》记载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
刘贺即位，有一次，梦见苍蝇粪便堆积在西阶之上，有五六石之多，用大瓦覆盖。他请龚遂解梦，龚遂说：“陛下身边进谗言的小人很多，这些人像苍蝇一样可恶。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果不疏远昌邑旧臣，听信采纳他们的谗言，一定会有凶祸。若要反祸为福，应全部放逐昌邑旧臣，我愿首当其冲。”
但刘贺视旧臣为心腹，始终不离左右，与昌邑旧臣夜夜笙歌，沉湎酒色，并把印绶授予他们，又赏赐诸多内库的金银财物。面对朝臣，他亲疏失当，霍光极为不满。
霍光开始统计刘贺所为，为日后治罪累积证据。霍光认为“刘贺在位27天，频繁派遣使者以皇帝名义向朝廷各部门调发物资或要求服务，共计1127起”。这些事都被冠以“荒唐事”的名号。
也有学者对“1127”的数据表示怀疑，那意味着每天要做42件“荒唐事”，清朝学者方濬颐就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
但废帝计划仍在秘密地进行，刘贺却错失了阻止它的最后机会。
一日，刘贺外出游乐，夏侯胜挡在刘贺的车前冒死进谏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似乎在暗示刘贺，局势有变。刘贺反认这是妖言，将夏侯胜投入军狱。
此事让霍光极为震惊，不得不加紧行动，废黜刘贺。霍光上奏他年仅15岁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请下旨废刘贺，尊立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海昏侯墓出图文物：眢形玉佩。眢形佩，俗称鸡心佩，起于秦，盛行于汉代，多作椭圆形，上端出尖，中有一圆孔，近似于鸡心的形状。这枚眢形佩上面有龙凤纹饰，这种高等级的玉佩将会为墓主人的身份指向起到重要作用。图/中新
《汉书》记载，霍光废黜刘贺设了四局，谋定后动。
第一步，霍光召集群臣相议于未央宫，“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这次朝会中，他直接使用“昌邑王”称谓，实际已经不承认刘贺“帝”的身份。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这些也在霍光预料之中，此时，他的幕僚长大司农田延年离席上前，手按长剑，在一番慷慨陈词后，说道：“今天的议事，应当即刻解决。群臣中如果有拖延回答的，臣下请求用这把剑斩了他。”群臣只能叩头道：“唯大将军令。”
第二步，霍光率群臣前往长乐宫，向上官皇太后详细陈述刘贺“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到未央承明殿，诏令各个宫禁门卫不要放昌邑群臣进宫。刘贺进宫朝见太后，准备坐辇车回到温室，宫中的黄门宦官各自手持门扇，等刘贺进入后，就把宫门关上，刘贺与昌邑群臣被隔离开来，此时刘贺有些警觉，责问道：“何为？”霍光跪下说：“皇太后有诏令，不让昌邑王的群臣进来。”此时，刘贺与昌邑旧臣分开，势单力薄，成瓮中之鳖。
第三步，霍光派人将昌邑王的群臣驱逐出宫，集中在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骑士拘捕捆绑了二百多人，都交给廷尉关在诏令所规定的监狱内。刘贺此时仍不知情，问身边人说：“我的群臣有什么罪，大将军全把他们关押起来了？”
第四步，让刘贺只身接皇太后的诏书，由皇太后公布对他的废黜。上官皇太后披着珍珠短袄，盛装坐在布满兵器的帷帐中，几百名宫廷卫士都拿着武器。霍光同各位大臣一起联名奏劾刘贺，宣布刘贺罪责。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学者于全介，经过梳理论证后，认为当时的14位公卿中的9位皆唯霍光马首是瞻。
最终，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确定“当废”。
皇太后诏曰：“可。”
“刘贺就车，涕泣而去”。霍光废刘贺的理由，多在个人德行，并未涉及执政理念。
刘贺还试图在典籍中寻求不废自己的论据，他对霍光说，“听说天子只要有诤臣七人，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下诏令废黜，哪里还是天子！”于是命刘贺解玺印绶带，上交给太后。
昌邑群臣二百多人被诛杀，行刑前，他们在街道中哭泣呼喊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当断不断”似乎暗示着谋变未成之意。清朝考据学家何焯认为，“观其临死之言，则昌邑群臣亦谋未变，光微觉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昌邑群臣中，仅王吉与龚遂是幸存者，他们的功绩在于“劝谏”有功。所谓劝谏，即为告发。刘贺进京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失礼”举动，只有这些近臣了解。两人接下来仕途大好，王吉官至博士谏大夫，龚遂官至渤海太守。
刘贺的反击非常微弱，这与他父辈失势，外戚孱弱有关。他的岳父严延年仅是一员酷吏，无力对抗霍光，最终弹劾不成，反落荒而逃了几年。
刘贺的遭遇成了继任者刘询最为重要的教训。刘询是以“庶人”之身登上“九五”之尊，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还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这也是霍光选他的原因。
严格地说，霍光实为汉代外戚专权之鼻祖，这对汉朝的负面影响之大，在不久后的外戚王莽篡权中显露无遗。
刘询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谒见祖庙。霍光在马车一侧陪侍，刘询非常畏惧，小心谨慎，留下了“芒刺在背”的成语。
刘询即位后，霍光首次表示要还政于皇帝时，刘询回绝，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一系列行为消除了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也使自己免于变成“刘贺第二”。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刘询开始了对霍氏集团的清洗，时间长达4年之久。其家族因罪被处置，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户之多，政权再次回到刘氏家族手中。
霍光日后常被后人和伊尹并提，后世往往以“行伊霍之事”代指权臣摄政废立皇帝。立废刘贺是他权势全盛时期的写照，但不得不提的是，他始终坚持将武帝《轮台诏》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救西汉王朝于危地，并推向中兴。
霍光死后17年，汉宣帝刘询在麒麟阁中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以作为人臣荣耀之最，霍光排位第一。
刘贺被废后，群臣向太后进谏，“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而太后否定了群臣的建议，让他回到昌邑。
霍光死时，刘贺在昌邑宫中过了7年，并时常受到朝廷的监视。他听闻霍光死后极尽哀荣，享受了皇帝级别的葬礼，随后又看到了霍家功高震主的全面败亡，此时，想必刘贺已是心灰意冷。
公元前67年，就在霍光死后次年，汉宣帝派山阳太守张敞去昌邑试探刘贺近况。刘贺宫中依然有奴婢183人，每日大门紧闭，开着小门，一个差役负责早上送食物进去，一名督盗负责巡查。
第二年9月，张敞再次察看，刘贺已到27岁，但他的衣服、言语、举动，都显得呆傻。他有16个妻子，22个儿女，其中11个儿子，11个女儿。加之刘贺让宫中人守陵园，病了无需治疗，互相杀伤的不应处罚，就要他们快点死。
汉宣帝认为刘贺的天性就是喜好败乱伤亡，毫无仁义之心，不再忌惮刘贺，刘贺又得以度过多年宁日。
公元前63年，刘贺被封为海昏侯。《汉书》中明确说到这一侯国的所在地是“豫章”。刘贺作为最高执政集团并不十分放心的“废放之人”，终于还是被“屏于远方”，迁徙到确实“不及以政”的地方。
古时候，南方多瘴气，由北至南，多有贬谪之意。作为平衡，刘贺食邑升格为四千户，几乎是一个标准县的人口，相当富足，在刘贺墓葬中发掘的大量金玉之器，也可证明其富足程度。
在这个刚被发掘的西汉大墓内，发现有大量书写“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专家推测，或许是刘贺认为山东是“北昌邑”，把海昏侯国视为自己的“南昌邑”，这也是“南昌”最早出处所在。
而墓中礼制也保留王的规格，也有学者推测这些器物是追随刘贺南下。
中国秦汉考古学会会长信立祥认为，“文明是自高向低处流动的，刘贺或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带到南方，推动了当地在各个层面上的进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他在比较汉平帝元始二年和汉顺帝永和五年的两次户口统计中得出，在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3%，人口数增长了374%。而两汉之际，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在农耕文明时期，人口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参数。
当时，位于今天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天江西的豫章郡是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正是由于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王子今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很可能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而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或有更翔实反映这一信息的可能。”
王子今进一步分析，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是昌邑汤沐邑的两倍。“海昏”地名，到王莽时期被改称“宜生”，显然有生存环境适宜的意味。
刘贺因是“嚚顽放废之人”，受到地方官员严密监视。“扬州刺史柯”和“豫章太守廖”都举报过他言行。刘贺曾再次由于言语之失，“有司案验，请逮捕”，汉宣帝裁定“削户三千”。
公元前59年，过长江仅4年，刘贺就死去了，时年33岁。带着他的钟鼓馔玉，竹简木牍，他的生平与心事，在4万平方米的地下宫殿中再续幽梦。
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以上就是胜利者清单中记录的刘贺的一生，鲁莽又软弱。
在出土的2万件的珍贵文物中，有一只虫珀，通体红色，葡萄大小，内含一只蝇虫，两端钻有小孔，对齐贯穿，可能是刘贺的一枚挂饰，既然会放入墓中，可见是生前所爱。信立祥回忆说，在他印象中，目前尚未在汉墓中出土过此类虫珀。虫珀得以印证墓主身份的高贵。
松脂滴中蝇虫，本是稀奇，它终身受缚，经千万年成珀，得以永恒，更是小概率事件。这似乎与刘贺的命运殊途同归。
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刘贺终有机会自己来讲述这段无声的历史。
作为君主，刘贺立废之间不过27日，无大功过。他的墓穴历经沧桑，又躲过多次劫难，得以完存，不得不说是小概率事件，这与他偶然登上帝位颇有相似之处。而在一个依靠秩序、经验与等级建立起绵密关系，并运作周密的帝国而言，为帝27日的他是长达40年之久的“昭宣中兴”得以链接的一块垫石。
现在，他终以自己的骸骨和2万件古物，亲自来讲述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激荡岁月。
意外之帝
《汉书》中记载刘贺相貌仅有一次，“脸色很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胡须少，身材高大，患风湿病，行走不便。”此时，刘贺已27岁有余，一副意兴阑珊的颓象。
他的起家，需从他父亲刘髆（音bó）说起。
刘髆在汉武帝刘彻的六子中排行第五，母亲是“倾国倾城”的李夫人，舅舅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利。公元前97年，刘髆受封昌邑王，领地在今山东巨野县一带，遥望长安。此时，太子刘据已当了25年的储君，刘髆本将与西汉历朝的诸侯王一样，安分守己就可荣华一生。
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意外地殃及了帝国的权力核心，35岁的太子刘据不堪忍受诬陷愤而自尽，这场风波不仅使得数万人殒命，王储的空缺更让封国异地的皇子们坐卧不宁。64岁的刘彻还沉浸在悔痛中，对此并无察觉。
刘彻的侄儿刘屈氂时任朝廷丞相，他与李广利合谋立刘髆为太子，在诸皇子中，刘髆的后援阵容可谓最强。
风起青萍之末，刘屈氂的妻子因对汉武帝责骂丈夫不满，祈祷神灵，咒武帝早死，被宦官郭穰密告，刘李同盟随之败露，刘屈氂被腰斩， 李广利兵败后投降匈奴，宗族尽诛，刘髆后援全部覆灭。又二年，刘髆死，武帝的三子燕王刘旦向武帝上书，请求宿卫长安，以备不虞，其立太子之心显露，武帝大怒，削其三县，王朝的权力交接出现了。
5岁的刘贺还没有能力解读这场风波，父亲死后，他在旁臣的指导下亦步亦趋完成了祭祀，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彼时，他不过是众多刘氏诸侯王中的一名孩童。
公元1970年末，刘髆墓在山东巨野被发掘，主椁室亦未遭到破坏，大小文物不过1056件，较于刘髆的地位，可谓简陋，而在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文化中仅如此规格，可见时局凄楚。
可以想见，其父刘髆与外家之遭遇，使得刘贺在成长过程中，每每西望长安，心事庞杂。西汉朝廷为了加强对封国的监管，有往封国派相的制度，刘贺自然也被臣子教化，加之刘髆的前车之鉴，王子想必在安分中长大。
公元前89年，武帝暮年的穷兵黩武，“巫蛊之祸”使得国力衰落，危机四伏。他及时颁《轮台诏》，作“仁圣之所悔”，以救国运。“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为此后的“昭宣中兴”定下基调，从刘贺之后的作为来看，他对此等大势未能了悉。
公元前87年，刘贺6岁，刘彻将皇位交予年仅8岁的幼子刘弗陵，钦定三侯辅佐，便驾鹤西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数年后，三侯仅剩一人，此人就是霍光，持续40年的“昭宣中兴”，前20年往往被历史学者称为霍光时代。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追随刘彻左右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资治通鉴》中评价）。霍光受遗诏辅少主，“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虽“政自己出”，但“资性端正”，沉静稳重，据说言行“不失尺寸”。
在既定国策实行了13年以后，西汉“百姓充实，四夷宾服”，一切又回到了应有的秩序之中，而此时，21岁的刘弗陵突然病逝，并没留下后代，帝位空悬。21岁无后在西汉极为罕见，何况贵为天子。
作为帝国最高等级与秩序的发端，议立新君成了首要大事。
而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巅的刘胥，从未停止过对帝位觊觎。《汉书》记载，在刘弗陵、刘贺、刘询三人执政时期，他多次请来楚地女巫诅咒圣上，最后也因此畏罪自杀。
时值壮年的刘胥生猛孔武，显然非霍光的心头之好，议立新君之事持续了月余而不决。此时，不知是霍光事前安排，还是下属心领神会，有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掉太伯而立王季，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是废黜长子而立少子也是可以的，广陵王是不可以继承宗庙社稷的。”此语一出，满朝哗然，霍光先将这份奏书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后又把此郎官提升为九江太守。最后，以承皇太后诏为由，派遣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
27天，被记1127起荒唐事
为何是刘贺，《汉书》中并无解释。此次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认为，“关于刘贺的记载多处不足为信。我们看到的（记载）是他没干一件好事，刘贺做昌邑王有13年之久，如荒淫无度，早就恶名远播，显然不符合选帝的条件。父亲刘髆早逝，外家覆灭，年轻便于控制是霍光看重的。”
在此次西汉大墓发掘中，专家认为，近万枚简牍或能将刘贺政治经历的谜团解开。
大臣一行到达昌邑时，正是半夜，刘贺不等天亮，在灯下受诏。而后，立即从昌邑出发，带着200多位昌邑随臣，直奔长安，半天就跑了135里路，累死了不少马匹，对于登基急不可待的心态，自然也引起了霍光的警觉。
接诏伊始，刘贺还在守丧之期，礼制规定不可吃肉，他却私自买了鸡和猪来享用;守丧不近女色，他却在路上就采女随行，并与汉昭帝宫人淫乱，种种违背礼制的举止在几天后就成了罪行。 《汉书·武五子传》里记载，刘贺到了广明东都门后，他的郎中令龚遂进言：“按礼制，奔丧望见国都就要哭，这已是长安的东郭门。”刘贺说：“我咽喉痛，不能哭。”
将到未央宫的东门，龚遂说：“昌邑国的吊丧帐篷此门外的大路北，不到吊丧帐篷的地方，有南北方向的人行道，离这里不到几步，大王应该下车，向着宫门面西匍匐，哭至尽情哀伤为止。”刘贺这才同意。
公元前74年，刘贺成了西汉第九位皇帝。
诸侯王入承大统并获得成功在西汉早有先例。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是时，23岁的刘恒对诏书犹豫再三，行而又止，反复探求诸大臣真实意图，心态持重。他仅带6人入京，“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确保京畿安全之后，“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硃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刘恒通过权钱成功调整了代臣与朝廷重臣之间的关系，保持了政治格局的稳定。而较于刘恒的制衡能力，刘贺颇为平庸。
且相比刘恒，刘贺的局面更为险峻。
霍光在武帝晚年时已是重臣，又历13年秉政经营，他的外孙女是上官皇太后;儿子霍禹与侄孙霍云是中郎将;侄孙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掌握胡越两地的兵权;霍光的两个女婿是长乐、未央宫的卫尉，统领皇宫警卫;霍光子孙均有资格参加朝会，担当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的官职，“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入主长安后，昌邑中尉王吉以汉昭帝与霍光13年相安无事的例子告诫刘贺，要交权于霍光，刘贺不为所动。其中一个细节在《汉书》中一句带过：刘贺“变易节上黄旄以赤”。节信是皇帝授权传令的信物，汉朝节信本来是纯赤的，汉武帝时因卫太子作乱，手中执有节信，武帝把节信上的旄改成黄色，使卫太子手中执有的节信失效。而刘贺变易节信，显然是在收归权力。
年轻气盛的刘贺，显然过高判断了“皇帝”的威严。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一系列思想成为主流，刘贺作为昌邑之主，当然学过“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但刘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是一套理论体系，自然有平衡法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可以交感相应，天子不仁不义，就会出现“天谴”，政通人和，才会出现“祥瑞”。
《汉书》记载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
“天谴”很快就出现了。
刘贺即位，有一次，梦见苍蝇粪便堆积在西阶之上，有五六石之多，用大瓦覆盖。他请龚遂解梦，龚遂说：“陛下身边进谗言的小人很多，这些人像苍蝇一样可恶。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果不疏远昌邑旧臣，听信采纳他们的谗言，一定会有凶祸。若要反祸为福，应全部放逐昌邑旧臣，我愿首当其冲。”
但刘贺视旧臣为心腹，始终不离左右，与昌邑旧臣夜夜笙歌，沉湎酒色，并把印绶授予他们，又赏赐诸多内库的金银财物。面对朝臣，他亲疏失当，霍光极为不满。
霍光开始统计刘贺所为，为日后治罪累积证据。霍光认为“刘贺在位27天，频繁派遣使者以皇帝名义向朝廷各部门调发物资或要求服务，共计1127起”。这些事都被冠以“荒唐事”的名号。
也有学者对“1127”的数据表示怀疑，那意味着每天要做42件“荒唐事”，清朝学者方濬颐就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
但废帝计划仍在秘密地进行，刘贺却错失了阻止它的最后机会。
一日，刘贺外出游乐，夏侯胜挡在刘贺的车前冒死进谏说：“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似乎在暗示刘贺，局势有变。刘贺反认这是妖言，将夏侯胜投入军狱。
此事让霍光极为震惊，不得不加紧行动，废黜刘贺。霍光上奏他年仅15岁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请下旨废刘贺，尊立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废帝
《汉书》记载，霍光废黜刘贺设了四局，谋定后动。
第一步，霍光召集群臣相议于未央宫，“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这次朝会中，他直接使用“昌邑王”称谓，实际已经不承认刘贺“帝”的身份。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这些也在霍光预料之中，此时，他的幕僚长大司农田延年离席上前，手按长剑，在一番慷慨陈词后，说道：“今天的议事，应当即刻解决。群臣中如果有拖延回答的，臣下请求用这把剑斩了他。”群臣只能叩头道：“唯大将军令。”
第二步，霍光率群臣前往长乐宫，向上官皇太后详细陈述刘贺“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到未央承明殿，诏令各个宫禁门卫不要放昌邑群臣进宫。刘贺进宫朝见太后，准备坐辇车回到温室，宫中的黄门宦官各自手持门扇，等刘贺进入后，就把宫门关上，刘贺与昌邑群臣被隔离开来，此时刘贺有些警觉，责问道：“何为？”霍光跪下说：“皇太后有诏令，不让昌邑王的群臣进来。”此时，刘贺与昌邑旧臣分开，势单力薄，成瓮中之鳖。
第三步，霍光派人将昌邑王的群臣驱逐出宫，集中在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骑士拘捕捆绑了二百多人，都交给廷尉关在诏令所规定的监狱内。刘贺此时仍不知情，问身边人说：“我的群臣有什么罪，大将军全把他们关押起来了？”
第四步，让刘贺只身接皇太后的诏书，由皇太后公布对他的废黜。上官皇太后披着珍珠短袄，盛装坐在布满兵器的帷帐中，几百名宫廷卫士都拿着武器。霍光同各位大臣一起联名奏劾刘贺，宣布刘贺罪责。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学者于全介，经过梳理论证后，认为当时的14位公卿中的9位皆唯霍光马首是瞻。
最终，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确定“当废”。
皇太后诏曰：“可。”
“刘贺就车，涕泣而去”。霍光废刘贺的理由，多在个人德行，并未涉及执政理念。
刘贺还试图在典籍中寻求不废自己的论据，他对霍光说，“听说天子只要有诤臣七人，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下诏令废黜，哪里还是天子！”于是命刘贺解玺印绶带，上交给太后。
昌邑群臣二百多人被诛杀，行刑前，他们在街道中哭泣呼喊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当断不断”似乎暗示着谋变未成之意。清朝考据学家何焯认为，“观其临死之言，则昌邑群臣亦谋未变，光微觉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昌邑群臣中，仅王吉与龚遂是幸存者，他们的功绩在于“劝谏”有功。所谓劝谏，即为告发。刘贺进京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失礼”举动，只有这些近臣了解。两人接下来仕途大好，王吉官至博士谏大夫，龚遂官至渤海太守。
刘贺的反击非常微弱，这与他父辈失势，外戚孱弱有关。他的岳父严延年仅是一员酷吏，无力对抗霍光，最终弹劾不成，反落荒而逃了几年。
刘贺的遭遇成了继任者刘询最为重要的教训。刘询是以“庶人”之身登上“九五”之尊，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还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这也是霍光选他的原因。
严格地说，霍光实为汉代外戚专权之鼻祖，这对汉朝的负面影响之大，在不久后的外戚王莽篡权中显露无遗。
刘询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谒见祖庙。霍光在马车一侧陪侍，刘询非常畏惧，小心谨慎，留下了“芒刺在背”的成语。
刘询即位后，霍光首次表示要还政于皇帝时，刘询回绝，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一系列行为消除了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也使自己免于变成“刘贺第二”。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刘询开始了对霍氏集团的清洗，时间长达4年之久。其家族因罪被处置，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户之多，政权再次回到刘氏家族手中。
霍光日后常被后人和伊尹并提，后世往往以“行伊霍之事”代指权臣摄政废立皇帝。立废刘贺是他权势全盛时期的写照，但不得不提的是，他始终坚持将武帝《轮台诏》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救西汉王朝于危地，并推向中兴。
霍光死后17年，汉宣帝刘询在麒麟阁中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以作为人臣荣耀之最，霍光排位第一。
获封海昏侯
刘贺被废后，群臣向太后进谏，“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而太后否定了群臣的建议，让他回到昌邑。
霍光死时，刘贺在昌邑宫中过了7年，并时常受到朝廷的监视。他听闻霍光死后极尽哀荣，享受了皇帝级别的葬礼，随后又看到了霍家功高震主的全面败亡，此时，想必刘贺已是心灰意冷。
公元前67年，就在霍光死后次年，汉宣帝派山阳太守张敞去昌邑试探刘贺近况。刘贺宫中依然有奴婢183人，每日大门紧闭，开着小门，一个差役负责早上送食物进去，一名督盗负责巡查。
第二年9月，张敞再次察看，刘贺已到27岁，但他的衣服、言语、举动，都显得呆傻。他有16个妻子，22个儿女，其中11个儿子，11个女儿。加之刘贺让宫中人守陵园，病了无需治疗，互相杀伤的不应处罚，就要他们快点死。
汉宣帝认为刘贺的天性就是喜好败乱伤亡，毫无仁义之心，不再忌惮刘贺，刘贺又得以度过多年宁日。
公元前63年，刘贺被封为海昏侯。《汉书》中明确说到这一侯国的所在地是“豫章”。刘贺作为最高执政集团并不十分放心的“废放之人”，终于还是被“屏于远方”，迁徙到确实“不及以政”的地方。
古时候，南方多瘴气，由北至南，多有贬谪之意。作为平衡，刘贺食邑升格为四千户，几乎是一个标准县的人口，相当富足，在刘贺墓葬中发掘的大量金玉之器，也可证明其富足程度。
在这个刚被发掘的西汉大墓内，发现有大量书写“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字样的漆器。专家推测，或许是刘贺认为山东是“北昌邑”，把海昏侯国视为自己的“南昌邑”，这也是“南昌”最早出处所在。
而墓中礼制也保留王的规格，也有学者推测这些器物是追随刘贺南下。
中国秦汉考古学会会长信立祥认为，“文明是自高向低处流动的，刘贺或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带到南方，推动了当地在各个层面上的进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他在比较汉平帝元始二年和汉顺帝永和五年的两次户口统计中得出，在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3%，人口数增长了374%。而两汉之际，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在农耕文明时期，人口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参数。
当时，位于今天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天江西的豫章郡是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正是由于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王子今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很可能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而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或有更翔实反映这一信息的可能。”
王子今进一步分析，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是昌邑汤沐邑的两倍。“海昏”地名，到王莽时期被改称“宜生”，显然有生存环境适宜的意味。
刘贺因是“嚚顽放废之人”，受到地方官员严密监视。“扬州刺史柯”和“豫章太守廖”都举报过他言行。刘贺曾再次由于言语之失，“有司案验，请逮捕”，汉宣帝裁定“削户三千”。
公元前59年，过长江仅4年，刘贺就死去了，时年33岁。带着他的钟鼓馔玉，竹简木牍，他的生平与心事，在4万平方米的地下宫殿中再续幽梦。
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以上就是胜利者清单中记录的刘贺的一生，鲁莽又软弱。
在出土的2万件的珍贵文物中，有一只虫珀，通体红色，葡萄大小，内含一只蝇虫，两端钻有小孔，对齐贯穿，可能是刘贺的一枚挂饰，既然会放入墓中，可见是生前所爱。信立祥回忆说，在他印象中，目前尚未在汉墓中出土过此类虫珀。虫珀得以印证墓主身份的高贵。
松脂滴中蝇虫，本是稀奇，它终身受缚，经千万年成珀，得以永恒，更是小概率事件。这似乎与刘贺的命运殊途同归。
时隔两千多年之后，刘贺终有机会自己来讲述这段无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