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不可逆转地掀起一股股“春潮”。人们思绪澎湃，热血沸腾，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下海”热中。许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职员，甚至领导干部，纷纷扔掉“铁饭碗”，捧起“泥饭碗”，以创业者的骄傲姿态加入到改革开放的新一波洪流中。
　　此时远在西北银川的张贤亮，已过知天命之年，且官居全国政协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可谓功成名就。但在这股“春潮”的催动下，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93年，他赤手空拳，带着一群当地农民，靠着“出卖荒凉”，硬是在沧桑、粗犷和偏僻的大西北，建起一座人文气息浓郁的人工景观，即已名垂海内外的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而他的头顶又多了一顶桂冠：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董事长。
　　今天的西部影视城已经是国家级4A景区，有形资产达一亿元以上。影视城里某条细窄小巷，上百部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作品，如《牧马人》、《红高粱》、《双旗镇刀客》，《大话西游》等等都在这里拍摄过，游客漫步在影视城里，仿佛走进了电影的魔幻世界。
　　即便现在看来，当年张贤亮的举动都带有很大的风险性。因为办影视城文联是没有钱的，只能靠大家的集资和银行贷款。当时张贤亮的小说作品被20多种外文翻译过，他把能找到的资金再加上写小说赚取的外汇，一共78万现金，义无反顾地投入影视城的建设中，开辟了当年“文人下海”的经典模式。
　　在那批“下海”的人群中，有功成名就的，但也有被“淹死”的。是什么促使张贤亮孤注一掷，赌徒般地冒险呢?他又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的呢?
　　“我觉得我‘下海’是顺理成章的事。90年代，我们这一批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了，很多也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些风云一时的旗手，开始进入衰退期了。90年代我的火山爆发期已经过了，处于休眠状态。”其实，从张贤亮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以来，他就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他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专业作家制度还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
　　恰好，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兴起创办第三产业的风潮。“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文联都蠢蠢欲动想搞第三产业，宁夏文联当然也要和别的单位一样。”
　　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解决温饱的大西北搞第三产业，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一片道劲的废墟形象立刻在张贤亮的脑海里闪现，西北影视基地的灵感，从22年的右派经历中浮现出来。
　　上世纪60代初，第一次劳改被释放，他去镇北堡赶集。当时的镇北堡是一片荒野，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甚至连树也没有，只有两座明清时代的兵营古堡。但这两个从废墟拔地而起，耸立在荒漠中的堡子，立刻就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撼。“我觉得这个古堡的废墟很像我自己。就算古堡全部倒塌，它还坚韧不拔地挺立在这一块地方，好像它有很顽强的生命力一样，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这土堆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尤其是在银幕上。”从此后，镇北堡让张贤亮念念不忘。
　　说起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营思路的来源，张贤亮提起了《资本论》。在他劳改的22年间，《资本论》始终伴随左右，是他看得最多的一本书。而且，越看《资本论》，他越发现五六十年代的政策背离马克思主义，更加坚定的认为自己没有错，错误的政策总有一天要纠正过来，这坚定了他活下去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非常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是有预见性的。”读了马克思的书，张贤亮大胆“下海”，在几个阶段的关键时刻，他都能先行一步。
　　说起自己的名气大，张贤亮却感到很惭愧。他认为自己只算个中小企业家。“难得的是我的零起点，甚至是负起点，把两座古堡、古代的废墟，变成影视界的品牌，全靠头脑中产生。”
　　他觉得，“别的东西可以仿造，最根本的创意是独家的，抄不走的。硬件可以靠钱堆起来，软件全靠眼光和智慧。通过创业和管理，我学到MBA课程里学不到的东西。”
　　但反过来说，无论张贤亮取得的什么成就，都似乎与宁夏这片热土有关。从1955年算起，而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张贤亮已在宁夏生活了54年，他的血脉可谓早已融入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沙。他就像《灵与肉》里的牧马人许灵均一样，一腔热血、痴守纯朴而又逼真的理想。改革开放给了他机遇，政策放开为他创造了条件，而这片热土又赐予了他灵感，难怪他的“转身”竟是如此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