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属于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性寒、味苦，有泻火解毒、攻积导滞、行瘀通经之功效。由于本品药力较大，尤其生用药力更大，一向被喻为“峻利猛烈，长驱直捣，斩关守门”的药品，故又有“将军”的称号。此药使用得当，又往往能发挥“将军”的神威，把患者从危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袁枚是清朝著名诗人。有一年，他患了痢疾，医生用人参、黄芪等补药为其治疗。不料病情恶化，袁枚腹痛不止，大便极少，排出的几乎是脓血，脉搏很快，命已垂危。当医生束手无策，家人已开始暗中料理后事时，袁枚的一位深明医道的老朋友张止原闻讯前来为其诊治。
　　 张止原认为袁枚患的是实证，主张停止补药，改用制大黄（生大黄经蒸制而成，药力稍小，主要用于清湿热、祛瘀血）。医生们听了大惊，纷纷说这种“虎狼之药”绝对用不得，否则将大破元气，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袁枚考虑以后说：“我的病是服了补药以后才明显加重的，可见不是虚证。张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详细观察以后才提出用大黄，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既然有此胆识，我如何不敢用？”于是，袁枚大胆地服下了张止原的方药。仅服了3剂，病就霍然而愈。为此，袁枚赋诗一首：“药可通神信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岂有鸩人羊叔子，欣逢圣手谢夷吾。全家感谢回生力，料理花间酒百壶。”
　　 无独有偶，清代名医徐大椿也用大黄治过一位74岁的患者。患者因外感挟食滞，曾经请过好几位医生治疗，均采用补中益气法，以期中气旺盛后食滞消除。不料患者的病反而日见沉重，连续一个多月不吃少睡，呼吸粗而急促，甚至一闻到饮食气味就恶心、呕吐，只能靠喝人参汤维持生命。徐大椿为其诊断后说：“这个病非用生大黄消导不可。”果然，患者才服了一次，当晚就呼吸平稳，一直安睡到天明。第二天继续服药，排出了少量极臭的宿便。第三天清晨，睡了一天一夜后患者竟然能够起床扫地了。之后，患者食欲逐渐增加，精神也慢慢恢复了。有人向徐大椿请教个中原因，他说：“伤于饮食的人厌恶饮食，只有把滞留在腹中的食物消掉，食欲才能恢复，疾病才能治愈。所以，我用大黄来直捣病源。”
　　 大黄的妙用还有很多。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十一月，蒙古成吉思汗攻占灵武县，各兵将争着抢掠财物，只有大臣耶律楚材取了许多大黄。不久，军中发生瘟疫，药物奇缺，耶律楚材取出大黄治疗，终于控制了疫情，救活了几万人的生命。当时，军中盛传耶律楚材能未卜先知，连成吉思汗也视他为神仙。其实，《黃帝内经》中早就有“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和“劳倦伤脾”的说法。士兵战斗频繁，自然疲劳;多食酒肉，又伤了肠胃，疫情正是由病邪与人体的这种情况引起的。现在用大黄泻去实邪，釜底抽薪，立见成效。
　　 大黄内服可疗疾祛痛，外用亦是一味良药。如研末可治黄水疮、湿疹等皮肤病;与陈石灰同炒至桃红色，研细后撒于伤口，可止创伤出血。配地榆研末油调后外敷，治疗烫火伤颇效。唐朝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有以大黄为主药的“九物大黄薄贴”，专门外用治疗痈疽发背。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甲志》也载：“捣生大黄，调以美醋，敷疮上，非唯愈痛，亦且灭瘢。”说明用大黄治疗疮疖疔毒，既能止痛消肿又不留瘢痕。